刘湘如

二〇〇三年一月，那个令人瑟瑟发抖的寒冷冬天，一个平静的夜里，一代诗魂公刘先生，在那个经历过无数沧桑的斑斑驳驳的安徽文联大院，悄无声息地走了，留下一堆诗稿，一隅零乱的小屋。这个突然而又必然的消息，在冬日寒风的侵袭中，给安徽文坛捎来一声深深的叹喟。那一刻，我同时也听到了中国文坛沉重的叹息……

我知道这两种声音很快就会微弱下去，而不会像城市中某个大厦倾塌引起的不安，但我想说的是：我的诗人们哪，他在你们那里委实就是一座大厦呀！他的诗、他的精神、他的自我标识的风格，漫步行吟，将成为中国诗坛一份独特的记忆。

“你一方面是如此慷慨，为中国乃至世界作出那么多无私的贡献，一方面又是这样的吝啬，公然印制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半两粮票！”这是公刘的《大上海》，它徘徊几十年依然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这也是公刘自己，他的一生是那么矛盾，那么排斥自己也排斥他人，那么排斥生活环境又那么谅解社会大众，那么广涵包容而又那么固执孤独，那么让人捉摸不透！

我接触公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他刚从江西调来安徽省文联。他抱着拳头坐在合肥市作协组织的一个作家讲座上，那是在合肥北门的一间小礼堂里，他给我们做诗的报告。他义愤，他激动，他若有所思，他慷慨陈辞，他甚至站起来敲几下桌子，发出大声的质问。他所质问的正是多年后被中国每一个普通大众所关注的社会腐败问题，这就是诗人的思维，他总是有别于普通思维的进程。

记得那是个大雪弥漫的冬夜，除夕，我路过当时的江淮旅社，叩开了旅馆二楼上的一个房门，我知道这间小房就是大诗人公刘的临时寓所。在慢吞吞的节日一般的生活节奏中，公刘把他生活昏暗的一面第一次敞露在我的面前。他的生活竟是那样的糟糕啊，屋内灯光昏暗，桌椅设置简陋，到处都堆放着书稿，我甚至可以想象出他刚才伏案疾书时的情景……大年三十啊，当千家万户乐醉于融融的团聚之中，公刘由他的女儿刘粹陪伴，过着如此简陋单调的日子。我想起“孤寂出诗人”这类千古名言，诗人似乎用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向社会和生活宣告着一个真正诗人的来历！

大约是一九八六年，公刘已经搬到省文联大院居住了，秋风萧瑟的傍晚，我去找公刘先生为我的散文集《星月念》写序，他不苟言笑地对我说：“我向来是不愿意给人家写序的……但你的散文我读过不少，我相信我可以给你的《星月念》写个序……”这就是那篇先后发表和转载于多家报刊、选集，被收入他的随笔集《活的纪念碑》里的《我的散文观》。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诚实”是散文的生命，提出“人品”与“文品”相一致的问题。令我难忘的是，他在这篇序言中对我的散文给予很大鼓励：“上述标准假如得以成立，我就要说，刘湘如同志的《赢溪小札》《慧星》《苇念》《星月念》《扇话》《却鼠》以及《箫笛漫忆》《鱼山怀古》等等，都可以称作优秀之品，肺腑之言；
动真情而不夸张，寓哲理而非说教，由表及里，因小见大，笔尖上流着的是作者自身的真血，真泪，点点滴滴，必将渗入读者的良知，一如春雨之于土地……”正是先生当年的激励，使我更加注重作品的真诚和真情，从不敢怠慢自己。

就在公刘离世的那年，我应约为一次“呼唤大散文”研讨会写一篇《何谓大散文》的文章，特意引用了公刘先生《月牙泉与伪散文》里的一段话：“没有真情实感的，矫揉造作的，闭门造车的，与群众心事背道而驰的所谓散文，不正该叫作伪散文么？”公刘先生从来不去搞一些与写作无关的事，他写着他的一直是肝胆赤诚的文字，做着对于社会和他人符合真实的评价，他几十年前就倡导作品的生命是“诚实”二字，至今依然是我们创作的重要根据。

一个大诗人大作家悄无声息地走了。他在世时与艾青先生有过很深的交往，他们书来信往，那些相互传递的空间，是山河？是孤巷？是天涯沦落？是青灯照壁？我们这些人一概不知。

“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虽然生命苦短，人生有限，但诗歌与文学都将会永存……

熟悉公刘的人都知道他典型的性格：坦诚，正直。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公刘有一次来到延安，他想到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著名的整风运动的发源地，他十分感慨，想到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解剖自己。他刚刚下榻，激情荡漾，很快写下了著名的诗作《解剖》。他这样写道：“我并不胆小，但渴望平安，我更不鲁莽，但喜欢冒险；
我襟怀坦荡，事无不可对人言，又感情冲动，像爆仗一样容易点燃……不过，总算有最后一颗质子无法分割，那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永远的眷恋……”

带一种幽默和自嘲，公刘重申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眷念，不含任何杂质的纯粹眷念。

按照某种自然出身的说法，公刘应该属于“根正苗红”一类。公刘本名刘仁勇，一九二七年出生于江西南昌的一个普通书香人家。随着社会的动荡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他的家庭生活败落到城市贫民。父亲是一个知识人，喜欢看书，尤喜古典文学，经常跟儿子说些古典知识，以填补儿子幼小心灵中的空白。父亲性格倔犟，坚决不进国民党政权机关混饭吃，这深深影响着公刘后来的性格。

在父亲的启蒙下，公刘自幼喜爱上了古诗、音乐、绘画和戏剧。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十岁的公刘，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致日本小朋友的公开信，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爱国的热情及对侵略者的憎恨，把这位小学生推向初级创作阶段。他似懂非懂地看完俄国文学作品《夏伯阳》，这是他阅读的第一部外国小说，从这本书中他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另外一种生活。这期间，他又喜欢上鲁迅的作品，了解到很多以前不曾知道的事情。一次偶然的机会，公刘看到一本叫《诗创作》的杂志，因无钱购买，他就用一个小本将自己喜欢的诗抄下来，像艾青、公木等名家的名字，就这样第一次留在了他的小本和脑海中。渐渐地，他觉得写诗可以抒发情感，开始练习写诗。一九三九年，十二岁的他在报纸一角发表了第一首诗，对一个初次尝试创作的学生来说，这需要勇气和信心。一九四六年，公刘如愿以偿半工半读于中正大学法学院，并投身于学生运动。他受到了监视，从小喜欢自由的他不得不于一九四八年初流亡上海。不久，他又在同学的帮助下，赴香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宣传部工作。广州解放后，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随部队进军大西南。西南边疆的生活体验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他开始大量发表作品。一九五四年，他以自己的创作成绩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边地短歌》。一九五五年，《人民文学》连续发表了他表现边疆战士生活的三组诗：《佧佤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西盟的早晨》。这些作品，使他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成为西南边疆诗人中最早获得较高评价的诗人。他还参加了以民间传说为素材的长诗《阿诗玛》的收集、整理和创作，又以民间传说和歌谣为基础，写出了长诗《望夫石》。此后他又出版了《神圣的岗位》《黎明的城》《在北方》等。

公刘的诗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意象奇特，想象丰富。他善于捕捉生活场景中的特殊细节。生动性、想象性、幻觉性、具体性，在他的诗作中完美统一着。请看《上海夜歌(一)》：“上海关。钟楼。时针和分针/像一把巨剪，/一圈，又一圈，/铰碎了白天。/夜色从二十四层高楼上挂下来，/如同一幅垂帘，/上海立即打开她的百宝箱，/到处珠光闪闪。/灯的峡谷，灯的河床，灯的山，/六百万人民写下了壮丽的诗篇：/纵横的街道是诗行，/灯是标点。”全诗只十二行，诗人便精确地捕捉到富有新上海特征的具体形象：入夜后，上海高耸的钟楼，长长的街道，穿梭的车辆，“到处珠光闪闪”，富有立体感地概括了上海夜晚动人的景色。公刘的诗构思奇巧，富有哲理意味，由感性描绘升华为一种明晰的思想和社会意义。请看《五月一日的夜晚》：“天安门前，焰火像一千只孔雀开屏，空中是朵朵云烟，地上是人海灯山……羡慕吧，生活多么好，多么令人爱恋，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通过酣畅的笔触把生活实景升华为一种崇高的精神信仰，这正是新时代的诗歌观和审美观的完美体现。

公刘一生并不平坦。一九八〇年七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离离原上草》，他在自序中说：“我被允许可以发表作品的时间，大约不过十年多一点。”这样算起来，到他二〇〇三年一月去世，他写了三十几年的诗，如果不是历史的某种误会，他应该能写出更多更好的诗。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创作了《五月一日的夜晚》《运杨柳的骆驼》《上海夜歌(一)》《西盟的早晨》《沉思》《星》《十二月二十六日》《大上海》《哎，大森林》《读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等一大批佳作，出版了几十部享誉诗坛的优秀诗集，还有与人共同整理创作的民间长诗《阿诗玛》等。他的诗歌成就似山一样高。

生活是一面多棱镜，它组织成人生变幻莫测的命运和生活的走向。记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就读于家乡一所小学，因受家父影响天生酷爱文学的我，被诗歌迷得神魂颠倒，公刘那时突然闯进我幼小的心灵，带着天真浪漫的想象和喜悦，心弦被诗歌拨动，我至今还记得他的《西盟的早晨》：

“我推开窗子，/一朵云飞进来——/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在哨兵的枪刺上/凝结着昨夜的白霜，/军号以激昂的高音，/指挥着群山每天最初的合唱……/早安，边疆！/早安，西盟！/带枪的人都站立在岗位上/迎接美好生活中的又一个早晨……”

在理想的感召下，幼小的我在公刘诗歌的想象中做了无数的梦……

据说，《西盟的早晨》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若“一朵奇异的云”，引起诗歌界的广泛注意，得到了大诗人艾青的高度赞赏——他写了《公刘的诗》，刊于《文艺报》头条。艾青的评论无疑给青年诗人公刘增加了更大的知名度，以及他的诗歌在文坛的影响。

公元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二日。

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不，对公刘来说，这是一个令他慷慨悲歌的日子。

这一天，公刘专程来到沈阳市郊外的一个名叫“大洼”的地方。

公刘来这里是为了凭吊一位烈士的。

虽然此时距离张志新被迫害致死已经四年，这一冤案也已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获得了彻底平反。然而，四年来诗人的心一直在流泪，在滴血，在呐喊，在咆哮，一个他从不认识从未谋面的生命的消失，带给他无尽的悲愤和沉思。当此时，诗人面对着一片齐腰深的草丛，面对大片荒芜的坡坎，面对着这个述说“十年浩劫”的典型场所，分明听到了冤魂的呻吟诉述……诗人在荒草地盘桓良久，思绪万千，感慨万千，不知不觉中，诗人在胸中迸发出非凡的力透纸背大气磅礴的诗句：

哎，大森林！我爱你，绿色的海！

为何你喧嚣的波浪总是将沉默的止水覆盖？

总是不停地不停地洗刷，总是匆忙地匆忙地掩埋，

难道这就是海？

这就是我之所爱？

哺育希望的摇篮哟……

分明是富有弹性的枝条呀，

分明是饱含养分的叶脉！

一旦竟也会竟也会枯朽？

一旦竟也会竟也会腐败？

我痛苦，因为我渴望了解，

我痛苦，因为我终于明白——

海底有声音说：这儿明天……

假如，今天啄木鸟还拒绝飞来……

(《哎，大森林！》)

关于这首诗曾经有过很多研究，我不想在此评论，我只是感受到诗人用特殊的十四行句式表达了强烈的诗歌呐喊的气势。慷慨悲歌，峰峦林立，忧国忧民。

鲁迅先生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公刘一生的诗歌几乎都是和人民联系在一起，他对于人民情怀的关注，对于国民人性的关切，无时不在魂牵梦绕之中。他讴歌着人民情系着人民，而对于他自己，却一直耿介无私，认真不苟，苦苦求索，如鲁迅先生所说，“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

公刘的一生无疑是忧国忧民的。

一九八九年七月，《诗神》编辑部在秦皇岛黄金海岸举办“全国新诗大奖赛”颁奖。那次诗人贺敬之与柯岩夫妇、诗人张志民夫妇、公刘先生等都被请来参加颁奖仪式。开幕式上，当会议主持人介绍到“著名诗人公刘”也光临现场时，诗人即刻在座位上转脸对我的那个朋友说：“不能这样介绍，我不著名，不著名，‘著名’可不敢当啊。更不能说‘光临’啊，我是接到邀请后，由我的女儿刘粹陪同，很高兴地自己就来了啊，我不是领导人，哪能说‘光临’呢？”说着他自己也笑了，又补充说，“请转告他们，今后别说‘著名’了，就说诗人公刘就可以了。你们也许注意到了，我最近写了我与几位大师级诗人的交往经历，都没有用‘著名’两个字，他们那一代人有一个共同的风范：写作扎实，做人低调，不事张扬……但是现在你看周围，写了一点诗，一些二三流也算不上的‘诗人’，居然到处声称自己为‘著名诗人’了，有的还印在名片上，到处散发。问题是你再按捺不住要‘著名’，用其他邪门歪道可以，脱、露、骗、炒可能都可以，而诗是要靠作品和文字说话的，你配吗？那种急不可待，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真是让人看了忍俊不禁啊！”

公刘是个严格认真的人，平时虽然话语不多，但一旦起了话头，却特别容易激动，激动中表现出他对于世事世俗方面的不屑和藐视。

这就是诗人，这就是公刘。

也许，类似公刘这样的诗人以后不多了。人生在历史长河里只是一刹那，而真正的诗，则会永远……虽然时代变了，但不论怎么样，诗仍然是诗，仍然具备高贵的品质和精神！

公刘的诗常常是以独白和旁白的方式展现于诗坛，契合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悲喜。无论世风如何变化，公刘与公刘的诗永远不该受到怠慢和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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