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军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000)

“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1]10，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蕴含着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智慧导向。浙江是共同富裕示范区，承担着探索实现共同富裕道路的使命，而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共同富裕的人，终其一生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而孜孜不倦、艰难探索，考证毛泽东在浙江对共同富裕的探索有利于赓续党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先后到过浙江50多次，旅居近800天，在浙江思考和抉择了共和国的前途命运。毛泽东对浙江情有独钟，蕴含着毛泽东对浙江的两重情缘。第一，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是见证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坚持初心、勇担使命的起始之地。1921年，毛泽东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在嘉兴南湖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与南湖红船的初遇，将革命的火种和美好的希望传遍了中华大地。第二，浙江是毛泽东的祖居地。[2]据考证，浙江省江山市的清漾村既是江南毛氏发祥地，也是毛泽东家族的祖居地。由此，毛泽东亲切地将浙江称为“第二故乡”。作为毛泽东“第二故乡”的浙江承载着其探索共同富裕、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丰厚记忆。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3]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顺时、顺势制定和调整各项战略战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敲敲打打的呐喊，而必须有坚实的物质、制度依靠。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中华民族实现了“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1]5，全国人民热情高涨，党群同心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共同富裕的开启奠定了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保障。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推进，毛泽东在充分调查国家经济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把握经济发展规律，科学预判我国的发展前景和目标，于1955年10月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上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共同富裕”，要求“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5]

在毛泽东看来，农业合作社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手段。为此，毛泽东高度重视对农业合作社的考察调研，他在杭州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期间还专门抽出时间听取浙江省委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1954年1月14日黎明破晓，通宵工作后的毛泽东来到新登县(现属富阳区)考察农业合作社。虽然天寒地冻，毛泽东仍是拿着一根竹竿步行到村里。在村口和一位大娘聊完，毛泽东又到会计王关林家中与之交谈。“农民是否自愿入社？”“如何分红？”“如何算账？”毛泽东事无巨细地询问了农业合作社的种种情况。当听到王关林说社员的劲头很大、合作社增产增收、并且农业技术得以改进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并表示要好好推广。离开时毛泽东还说，离开农民是没有前途的，搞不好农业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6]23

1954年3月，当得知绍兴东湖农场科学种田、粮食亩产由1951年的388斤提高到1953年的709斤，昔日的“溺煞坂”成为高产样板后，毛泽东又冒雨到了东湖农场实地考察。在农场上，毛泽东戴着草帽信步走在田埂上，不时蹲下身子仔细观察庄稼长势。听着农场领导汇报情况，嫩绿的田野映入眼帘，毛泽东满脸笑意，回头跟工作人员夸赞科学种田好。参观完农场，毛泽东乘兴游览了东湖，并向随行人员介绍了绍兴的历史和东湖石壁。毛泽东感慨道：绍兴是当代文豪鲁迅的故乡，他有一句诗叫“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共产党人就要有这种甘为人民做牛马的精神。[6]54

由于全国农业合作化形势发展极快，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期间，有些省委书记提出，1955年夏季编写的《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的材料已经过时，需要补充新材料。为此，毛泽东亲自动手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12月中旬《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重编完成。对于这部书的命名，毛泽东曾提出建议叫《五亿农民的方向》，而田家英则认为，书中材料许多是反面情况的反映，不适合作为“五亿农民的方向”，毛泽东最终决定把书命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杭州迎来了63周岁生日。这一天他没有休假，也没有搞祝寿活动，但心情却异常愉悦。他因自己办了这样一件事关亿万人民幸福的大事而兴奋不已。第二天，他在办公室写下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字里行间充溢着的喜悦之情，毛泽东还为这本书写下104篇按语，其中有7篇是浙江的典型材料。[7]

“大跃进”期间，中国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受到了重创。对此，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活动。1959年8月，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到浙江进行调研。在金华，毛泽东在专列上与地方领导开展了座谈，并要求不要“高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离开金华到诸暨后，毛泽东又与诸暨的地方领导座谈，毛泽东仔细询问了诸暨的农村食堂问题。在诸暨谈话结束，毛泽东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萧山。当萧山的地方领导汇报要将棉花亩产提升到200斤时，毛泽东摇摇头表示道：亩产有100斤到150斤就已经不错了。在场的同志都为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从21日到23日，毛泽东在浙江连开三个座谈会，并且亲自主持、提问、记录，他还走到杭州萧山农田地头，巡访了杭州刘庄，积累了第一手资料。正是基于深入调查的工作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毛泽东始终掌握着农业农村的真实情况，并不断调整相关政策推进农村发展。

毛泽东以客观实际为参照，科学部署实现共同富裕政策，为新时代实事求是地扎实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启示。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8]142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伴而行，农村共同富裕的推进应当与中国2035年和2050年两大战略目标相协调。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发展特色优势农业、扩大农民的就业空间，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城乡差距和农村内部差距显著缩小。2050年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形成稳定有效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和农村产权制度，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基本实现等值化，基本公共服务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并实现均质化。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9]中国共产党坚持问题导向，“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永不僵化、永不停滞”，[10]敢于直面问题、科学解决问题，创造了一项项人类奇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从无到有的摸索，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更是中国历史上的首创。在这过程中，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中探索，正视探索中的不足，勇于面对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积极改正错误，扬长避短。为了使共同富裕的目标得以实现，毛泽东同志多次带领党的领导人开展学习活动以获取理论指导。1958年以后，随着人民公社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并影响着中国经济的走向。为了纠正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错误，毛泽东率先垂范，开始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1958年11月，毛泽东给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一文，建议党的领导干部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1959年12月，毛泽东成立了包括陈伯达、胡绳、邓力群和田家英在内的五人读书小组，并在杭州开始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11]

在杭州的读书地点是位于丁家山山顶的一处平房。这里环境清幽适合读书，毛泽东每天步行上山，即使遇到下雨也依旧拄着手杖冒雨登山。刚开始，毛泽东安排胡绳、邓力群和田家英轮流诵读。后来三人商议，由胡绳和田家英轮流诵读，邓力群则负责记录。由于不知道三人自行商量的分工，毛泽东还专门问邓力群你怎么不读。毛泽东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仔细地在一些词句上画横线或者竖线等标记符号。对于一些段落，毛泽东画完后就发表议论。毛泽东对照教科书的理论表述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联系中国实际提出了许多理论问题和对中国经济的思考。对立统一分析问题的方法贯穿毛泽东谈话始终，他指出：要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性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既不能片面研究生产力也不能片面研究上层建筑。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两阶段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并举的工业化道路，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不能全丢，经济管理体制须调动各方积极性等重要观点。

这次读书活动历时两个月，其中在杭州读书21天。其间，毛泽东在给李讷的信中表示，要下决心搞懂经济学这门学问。读书时，毛泽东重新审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纠正了其中的偏差，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为政策的科学制定和调整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邓力群等人将毛泽东在读书活动中的谈话整理形成了近10万字的记录，这些记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财富。

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人民公社化状况，毛泽东还多次调整政策，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1953年10月到11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但由于很多新社是在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建起来的，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很多地方农村形势紧张。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得出结论：农村工作的速度和质量要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的规划。[12]1955年11月中旬，毛泽东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在杭州召开“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农业十五条》，将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作为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11月20日，毛泽东又在天津召开会议，将《农业十五条》扩充为《农业十七条》。1956年1月3日至9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40条草案，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也简称为《四十条》。随后，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375人参加的知识分子会议、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四十条》由《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但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急切地希望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加之全党反右倾氛围影响，《四十条》中的指标大多超越实际，最终仅农业合作化如期完成。为了纠正1958年以来的工作失误，1960年初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各级党组织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等错误，开展整风整社。[13]1961年1月，毛泽东派田家英带领中央调查组到浙江了解基层真实情况，调查期间毛泽东两次亲临浙江，不仅指导调查组工作，还亲自进行调查研究。2月25日，毛泽东在调查的基础上于广州召开会议，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初稿经由地方责任人和广州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多次修改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此后，该草案又经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讨论，党中央又根据全国人民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修改，最终确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农业六十条》的出台调整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对恢复农业生产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当前，“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8]146实现农村共同富裕，要从多个方面统筹规划。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避免出现统一的强制性量化指标，要在制度供给、基础设施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形成长效机制，为农民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和全面发展的条件，通过高质量发展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其次，要注重渐进性。实现农村共同富裕不能一蹴而就，也无法做到一蹴而就。我国农村面积广大、农民数量众多，且各地区农村发展差异巨大，应当鼓励不同区域、不同个体探寻实现共同富裕的良方，先富带动后富，逐步推广先进经验，最终形成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的共同富裕。最后，要注重共同参与。农村共同富裕不依靠“劫城济村”，而应当发挥农民的主体力量，依靠劳动致富、创新创业致富。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4]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实践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一以贯之。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喊出“人民万岁”的领袖，农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自小就对劳苦大众有着深厚的情感，人民情怀是毛泽东开展各项工作最显著的特征。“依靠人民”“服务人民”“走近人民”也贯穿了毛泽东在浙江探索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始终。

首先，“依靠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力源泉。在探索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历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群众，重视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使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顺利开展。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围绕着怎么样才能使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对这个问题的求解是毛泽东宵衣旰食的动力，也是审视毛泽东一切活动的线索。一次，毛泽东跟身边的卫士探讨这个问题。毛泽东对卫士说，要自力更生生产粮食，提倡技术革命，越穷腰杆子越要硬。“没有施工机械，我们就肩挑背扛；
没有技术设备，我们就钻研摸索”，“向高山要水要电”，自1958年5月动工到1959年9月启用发电，金华双龙水电站成为人民群众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并最终高效完成的成功案例。1960年3月9日，毛泽东特意到浙江金华视察双龙水电站。[15]在发电机房里，毛泽东仔细查看每一个机器和部件，并不时地询问：“水轮机是你们造的吗？”“配电盘也是自己造的吗？”听到肯定的答案后，毛泽东盛赞金华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并指示要将电站作为全国农村小水电的典型推广。毛泽东的肯定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兴办水利的积极性，利用水资源办水电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促进了农业和工业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卫生健康也是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1955年6月，毛泽东在浙江视察期间了解到当地人民深受血吸虫病困扰，就表示一定要帮助人民解除痛苦，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16]541其实，早在1953年，沈钧儒就向毛泽东反映过血吸虫病，毛泽东也指示政务院处理，卫生部门虽然做了很多防治工作，但效果一般。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与省委书记们商谈时讲道，广大农民翻了身，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必须帮助农民战胜危害严重的疾病，并表示要发动群众，要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1956年2月，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在全国上下的一致努力下，血吸虫病最终被克服。为此，毛泽东还写了一首《送瘟神》表达心情，“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成为当时社会的写照。

其次，“服务人民”是毛泽东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次，毛泽东在与金华地区领导座谈时问道：“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时任永康县委书记回答说是“五指岩姜”，毛泽东摇摇头道：“胡公大帝香火旺盛最是出名。胡公不是神佛，而是北宋的清官，因为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毛泽东还告诫在座的各位同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15]当毛泽东问起市场情况时，几位县委书记说香烟、肥皂以及群众要求的小农具还缺货。毛泽东仔细地记了下来，并说：“烟不抽死不了人，肥皂没有也出不了乱子，可是没有小农具可不好。”在诸暨调研时，当县委书记汇报说由于“大跃进”的影响，一些原先生产小农具、家庭用具的工厂现在不生产或少生产了，群众买不到小农具、凉帽、蓑衣、小铁锅等用品时，毛泽东说：“这样不好，要发展生产、方便群众，你们要把工作做好。应该为群众着想，抓紧恢复群众需要的小商品生产。”[6]1781960年3月15日至1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第一书记会议。由于当时对农村公共食堂的议论很大，毛泽东就在会议期间带着各位书记到农村进行调查。在绍兴东湖农场，毛泽东征求大家对农村食堂的意见，起初书记们不敢答话。毛泽东就开始点名，当被点名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说要讲反对意见时，毛泽东还鼓励他讲。听到江渭清讲到江苏省委研究了为什么一些地方不能办公共食堂后，毛泽东对大家说：“要详细调查一下，看哪些地方该办，哪些地方不该办，是多办还是少办，是继续办还是停办。”1960年12月，毛泽东给林克等人写信道：“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下去搞些调查研究，看看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集体食堂到底行不行？群众有什么意见，如实反映上来。一定要讲真话。”[16]5411961年1月，田家英带领的中央调查组也到了浙江，他们分别到嘉兴和桐庐选了一个差生产队和一个好生产队进行调研。[17]调查发现“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导致公社社员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越来越失望。调查还发现，社员对公共食堂的意见很大，社员不愿在公共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只做饭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家还得热，社员们认为应该解散公共食堂。对此，毛泽东说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不论办什么事情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6]243

最后，“走近人民”不仅是毛泽东的工作情怀，也是毛泽东的工作方法，更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拥护的制胜法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到浙江旅居的时间是1953年底至1954年3月中旬，其间，毛泽东曾三次登上杭州北高峰。毛泽东在爬山时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12]328毛泽东在第二次登北高峰时正值傍晚，本应是农家炊烟袅袅之时，但他们一行人路过一家农户却发现门户紧闭。毛泽东知道这是保卫部事先疏散了群众，便很不高兴地独自站在树下闷声不响。当保卫人员正准备接受毛泽东批评时，忽然从房后跳出来一只大公鸡朝毛泽东走去。毛泽东便调侃道：“把群众管住了，却没有把大公鸡管住。是这只大公鸡不听你管，还是你管不住它？我们到这里，没有群众欢迎我们，还有大公鸡欢迎我们呢。”[6]49毛泽东第三次上北高峰之前，保卫人员考虑到由于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复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在毛泽东经过的地方事先对游人做了疏散和布控。毛泽东在一路经过的村落和景点中都没见到群众就很不高兴，也不吭声。随后，毛泽东写了一首《五律·看山》。据当时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说：“大家都说毛主席这首诗是对杭州的湖光山色的赞美。如果光从字面上看，是无可非议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其实不然，主席是在批评我们的警卫工作。主席对我们在搞警卫工作中脱离群众的做法十分不满，用写诗的方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18]145“主席在诗中写的‘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指的是他三次登上北高峰，远望杭州一座城，不见杭州老百姓，在北高峰上，只看到‘飞凤亭边树’，吹到‘桃花岭上风’。凤来亭、桃花岭，原名飞凤亭、桃源岭，主席在诗中把它的名称改了。这些地方本来是人们来往休息的地方，但此时却见不到群众。‘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两句，意思是冬去春来，杭州西湖更美。他记得二上北高峰时，在大松杉树下休息，春风吹来，‘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在门户紧闭的农舍旁，只有一只大公鸡来欢迎他。主席由此感受到一个领袖人物，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从现实生活中到思想上、感情上，如果不能和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以致脱离群众、远离群众，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18]147-148“走近人民”也是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在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期间，毛泽东就多次走进人民群众的生活居所了解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推广人民群众探索出来的有效除“四害”的方式方法。在杭州期间，浙江省委向毛泽东汇报杭州市区夏天没有蚊子、不用挂蚊帐的事。毛泽东听了没有表态，但他却在凌晨2时亲自到西湖饭店核查。[19]有一次，毛泽东突然决定到杭州小营巷查看卫生，由于来不及布置和准备，小营巷一切都和平常一样。毛泽东一路走着，看着整洁的环境心情很舒畅，走着走着他就拐进了61号墙门。人们忽然看到毛泽东来到了他们身边，都先是一怔，随后便是欢呼。毛泽东找了两个正在下棋的姑娘做向导，参观了小营巷居民的客厅、厨房，亲切地与大家交谈。“这里住了几户人家？”“有没有苍蝇蚊子？”“烧的什么菜？”“墙报谁出的？”毛泽东平实的语言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也缓解了人民群众见到毛泽东的紧张情绪。当听到人们说可以在水缸里养鱼防止蚊子繁殖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可以推广。”在菜园子里，毛泽东又向人们请教怎样使粪缸不生蛆。[6]143毛泽东身体力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群众自己创造的好经验去教育群众、推进工作。

毛泽东探索农村共同富裕的脚步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契合。立足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把提升农民的幸福感作为着力点。首先，应树立建设农村共同富裕为了农民的理念。农村共同富裕不是为了完成中央的任务，也不是基层干部提拔的筹码，而是为了满足农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其次，依托发展依靠农民的工作方法。要借鉴农民的智慧，盘活农村生产力，发挥农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主体力量。最后，共同富裕的成果应由农民共享。共同富裕不仅要提高农民收入，也要完善农民教育、医疗、养老等保障体系，还要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建设美丽乡村。

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是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也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应当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人民既需要物质生活丰富，还应该有丰富的文化生活。[20]在浙江期间，毛泽东多次观看了越剧和绍剧，并对两者的改革作出了指示：地方戏曲要有地方特色，内容上改革创新，形式上要保持传统特征，不能四不像。[21]立足新时代，“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8]146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破除封建迷信和宗教无序传播，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对农民的文化供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许多中央的重大决策都是毛泽东同志在浙江作出的。在当时“左”的思潮盛行的情况下，浙江的干部工作踏实、敢于讲真话，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较高，浙江经验为毛泽东探索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参考。毛泽东在浙江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不仅留下了很多佳话，也为今天留下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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