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鹏，刘 璐，王国力，高 源，刘万波

(辽宁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区际联系愈发密切，中小城市人口加快向大城市集中.全球大约有1/6的城市已经成为人口收缩城市，这些城市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发达的工业国家[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和城市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于2019年达到60.6%[2].但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到来，我国城镇化发展也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增长与局部收缩将成为常态化现象[3]，而以往增长型的城市规划引发“空心村”“鬼城”等现象广泛存在.2013年，有学者认为西方国家收缩城市成因中的去工业化、郊区化、经济转型因素在中国都已存在，中国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结束后可能会出现收缩城市现象，虽然当时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快速推进，较少学者关注国内的城市收缩，但有部分学者开始研究英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外收缩城市的经验及其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启示[4-7].2015年，有学者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识别出在我国650多个城市中，有180个城市存在人口流失的情况，而这些收缩城市多数呈现出人口流失与空间扩张并存的现象[8].2019年4月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正式提出了“收缩型中小城市”的概念.以上均能说明我国存在多数城镇人口快速增长与局部城市收缩共存的发展现状，这表明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现象、新趋势，同时收缩城市的相关研究也将成为相关学者需要研究的新命题.

“收缩城市”(shrinking cities)一词最早于1988年由德国学者Häußermann 和Siebel 在研究鲁尔区转型时提出[9]，成立于2004年的“收缩城市国际研究网络(Shrinking Cit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将城市收缩定义为：至少拥有1万居民、在超过2 a的时间内大部分地区经历人口流失，并且正在经历以某种结构性危机为特征的经济转型的人口密集城市[10].近年来，尤其是在“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网络——Shrinking City Research Network of China(SCRNC)”的推动下，国内学者开展了大量关于收缩城市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收缩城市”作为“舶来品”概念，人口流失只是对收缩城市结构性危机的反映，与“城市收缩”侧重描述过程不同，“收缩城市”注重城市人口减少的特征和状态[11].收缩城市的定义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城市收缩是指城市常住人口的持续下降[12]，广义上的城市收缩是指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在空间上的全面衰退[4].

由于收缩城市的概念界定存在一定的争议，所以不同学者对于收缩城市的识别标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部分学者认为人口减少是城市收缩表现的主要特征，从而将人口数量或密度的变化作为衡量城市收缩的重要指标.例如：陈肖飞和杨琳等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别研究了黄河流域地级市和吉林省县级市的城市收缩现象[13-14]；
赵清林等采用人口相对密度的净增长率和累计增长率分析湖北省城市相对收缩状况和类型[15]；
刘振等采用人口普查和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县级尺度的人口收缩现象[16].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城市收缩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单一的人口指标无法综合反映城市收缩的丰富内涵，主张将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等指标纳入识别框架来分析城市收缩现象.因此，王国力等对辽宁省地级市采用单维度人口识别和多维度综合识别两种识别方法分析了辽宁省地级市的城市收缩现状[17]；
张帅、胡语宸、吴思宇和刘贵文等学者采用人口、经济、社会维度的人均GDP、从业人员、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构建了城市综合指数分别来识别分析我国地级市以及东北地区的城市收缩现象[18-21].已有研究表明，城市收缩主要表现在人口、经济与空间3个维度[11]，为了更好地识别城市收缩的空间表征现象，邓楚雄、杨振山和刘风豹等创新性的用夜间灯光数据来识别人口与经济的空间特征和人类活动的空间强度[22-24]，李智等采用腾讯街景照片研究齐齐哈尔中心城区的空间品质[25].在研究对象方面，国内关于收缩城市的研究多集中于地级市层面，而较少学者关注到县级城市和区域的收缩现象.随着交通方式的逐步完善和大城市虹吸效应的日渐加剧，如何留得住人才成为了县级城市发展的重要挑战.而随着我国城镇化拐点的到来和大城市的生存压力的日益加剧，众多的区县可能成为我国未来城镇化的主力军[23].基于我国县区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未来，以及目前国内关于区县尺度的收缩研究尚有欠缺的研究现状，县区是否存在收缩现象和存在如何的收缩特征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一个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的建制市主要包括直辖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不包括县.出于研究需要，本文认为城市增长和城市收缩是城市发展的两种基本状态，将城市收缩作为区域收缩的一种类型，把研究对象设定为市辖区、县、县级市.因此，本文以辽宁省100个县区为研究单元，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分别识别城市收缩现状，分析辽宁省县域收缩的空间特征，有助于深化理解对辽宁省城市与区域发展现状，为推动辽宁省城镇体系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1.1 研究区域与研究时段

本文以辽宁省100个县区为研究区域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首先，目前国内研究主要以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而较少以县区为研究对象，因此本文选取辽宁省100个县区为研究对象.其次，东北地区一直是收缩城市研究的重点区域，辽宁省位于东北地区南部，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门户，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和推进东北全面振兴中具有重要地位.再者，辽宁省有区别于黑龙江省、吉林省的发展特征.多数学者认为收缩城市表现为人口外流、GDP及地方财政增长乏力乃至空间衰败[12].辽宁省人口变化呈现先增长后回落的状态，GDP在2012年后呈现“断崖式下滑”，人口与经济变化都存在较大的波动性；
而黑龙江省与吉林省人口变化较为稳定，GDP缓慢增长而后平稳[24].选取2007—2012年、2012—2017年为研究时段主要考虑到2012年为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时间点.2012年以来辽宁省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并且出现了资源型工业转型困难，社会投资力不足，经济增长乏力，人口外流等“新东北现象”[12]，因此根据地区发展现状与数据可获得性选择选取以2012年为时间节点的前后5 a为研究时段.

1.2 研究方法

1.2.1 人口收缩的测度方法

本文将辽宁省100个县区的总人口分为2007—2012年、2012—2017年2个阶段进行处理，结合已有文献[8,16]，计算人口增长率，公式如下：

(1)

其中，P(ti,tj)为人口变化率，P(ti)和P(tj)为对应年份的总人口，n为间隔的年数.

1.2.2 信息熵权法

信息熵权法的基本思路是根据各指标变异性大小来确定客观权重，若某个指标的信息熵越小，表明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其权重越大.其计算步骤为：

第一步：将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2)

(3)

其中，yij为标准化值,xij为原始值,max(xij)和min(xij)分别为xi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由于信息熵权法中涉及对数，且对数运算过程中不能出现0，而x′ij∈[0,1]，所以对x′ij进行平移处理，即Zij=x′ij+A，其中，Zij为平移后的数值，A是平移幅度，A取值为0.000 1.

第二步：计算各指标信息熵(Ej)

(4)

(5)

其中，i为样本(区域)个数，i=1,2,…,n,j为指标个数，j=1,2,…,m.Pij为第j项指标，第i样本(区域)所占的比重.

第三步：计算各指标权重(Wi)

(6)

1.2.3 城市综合指数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15]，在信息熵权法的基础上采用几何平均数计算城市综合指数，利用城市综合指数的变化率来表示城市的增长与收缩，计算公式如下：

(7)

(8)

其中，Ui为城市综合指数，Wi为指标权重，Yij为指标标准化值，U(i1,i2)为城市综合指数变化率，其中，U(i1)和U(i2)为对应年份的总人口，n为间隔的年数.

1.3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本文借鉴相关参考文献[17-23]，依据科学性、综合性、数据可获得性原则，选取3个维度的12个指标构建城市综合指数的评价体系，各指标权重由信息熵权法计算获得，见表1.

表1 辽宁省100个县区收缩测度指标体系

在人口维度上:选取总人口指标来衡量区域人口规模变化情况；
选取人口自然增长率来反映地区人口增长潜力；
选取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反映区域人口劳动产能；
选取中小学生在校人数反映地区基础教育规模.在经济维度：选取地区生产总值反映区域发展现状；
选取人均GDP反映区域发展效率；
选取第二、三产业产值所占比重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结构.在社会维度，选取科教事业所占比重反映地区核心竞争力；
选取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反映区域未来发展潜力；
选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区域人口的购买能力.

由表1可以得出，在人口维度上：年末总人口与人口自然增长率权重较低且呈下降趋势，说明两者对于城市发展制约较弱；
而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权重高且呈上升趋势，证明了城市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良好的就业机会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人才竞争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再者，辽宁省处于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地产业发展差异大，因此，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权重高；
中小学在校人数的权重说明了教育是推动地区实现持续高效发展的重要基础服务.在经济维度上，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GDP具有较高权重是因为经济增长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而经济衰落是衡量收缩城市的重要指标.在社会维度上: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权重均大于0.1，固定资产投资反映了地区增长的重要动力；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了居民消费能力，不同地区之间居民消费能力差距较大，因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权重高.

本文人口、经济、社会3个维度的指标所采用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辽宁统计年鉴》，缺失数值由相邻年份的数据补齐.

2.1 辽宁省县区人口收缩识别

本部分识别了2007—2012年、2012—2017年的辽宁省100个县市的人口收缩现象，参考已有文献[14，18],依据人口年均变化率将收缩区划分为增长区(P(ti,tj)>0)、轻度收缩区(-1%

表2 基于“总人口指标”的辽宁省100个县区人口收缩程度特征

图1 辽宁省100个县区“人口变化率”位序规模分布(右图为局部放大图)

(1)2007—2012年，辽宁省人口收缩区所占比重已较高，但收缩程度较低,县级市、县(自治县)与涉农市辖区是辽宁省收缩区域的“主力军”.该时期内，人口收缩区比重占比达58%，但重度收缩区所占比重较低.从位序-规模分布来说，以城市位次为横坐标，以人口年均增长率为纵坐标，辽宁省各位次人口增长率规模呈差异性分布，低位次的人口呈增长状态，中高位次的人口呈收缩状态.从区域类型来看，县级市与县(自治县)的收缩区比重高，涉农市辖区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收缩现象，而多数非农市辖区的人口呈增长状态.该阶段，辽宁省经济呈增长状态，非农市辖区对乡镇人口仍存在较强的虹吸效应，人口呈现向城市中心集聚的态势，人口迁移主要为农业县区人口向市辖区等城市中心的流动.

(2)2012—2017年，辽宁省人口收缩区所占比重大幅增长，大范围的非农市辖区开始出现人口收缩现象.该时期内，人口收缩区比重达71%,其中，轻度收缩区占51%，重度收缩区占20%，仅有29个县(县级市)区的人口呈增长状态.与2007—2012年相比，2012—2017年低位次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下降幅度较大，人口收缩区分布更加广泛；
两个时段的中位次人口年均增长率呈拟合分布，说明两时段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差距较小；
高位次的人口年均增长率较上一时段呈上升状态.从区域类型来看，多数县级市、县(自治县)、涉农市辖区的人口仍呈收缩状态，而多个非农市辖区人口开始呈现收缩状态.主要原因如下：该阶段，辽宁省经济开始出现“断崖式下滑”，沈阳与大连虽为辽宁省经济增长极，但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差距较大，而户籍制度改革更快地推动了辽宁省劳动力和人才外流，辽宁省出现了县区整体性收缩.

2.2 辽宁省县区城市综合指数收缩识别

本部分将研究时段划分为2007—2012年、2012—2017年，参考文献[17-23]，依据城市综合指数变化率判定辽宁省县区城市综合指数收缩，如表3和图2所示.

表3 基于“城市综合指数”的辽宁省100个县区收缩数量

图2 辽宁省100个县区“城市综合指数”

(1)2007—2012年，辽宁省城市综合指数收缩区数量远小于人口收缩区，涉农市辖区的城市综合指数收缩区占比较大.从具体分布来看，辽宁省县级市与县(自治县)的城市综合指数收缩呈零星分布，庄河市、瓦房店市、大石桥市、东港市与清原满族自治县的城市综合指数呈收缩状态，其他县级市与县(自治县)的城市综合指数均呈增长状态.与2007年相比，2012年金州区、辽中区等涉农市辖区的城市综合指数大幅度增长，而千山区、平山区、东陵区等涉农市辖区的城市综合指数大幅度下滑，该阶段各涉农市辖区的城市综合指数波动幅度较大.多个非农市辖区的城市综合指数呈收缩状态，但收缩程度较低.

(2)2012—2017年，辽宁省城市综合指数收缩区占比高，县级市、县(自治县)、涉农市辖区、非农市辖区均出现大范围的城市综合指数收缩现象.与2012年相比，2017年辽宁省各县区的城市综合指数均呈收缩状态，部分地区的城市综合指数甚至低于该县区2007年的城市综合指数，2012—2017年辽宁省100个县区的城市综合指数收缩区呈集中分布状态.

2.3 双维度县区收缩对比分析

结合上述识别结果，对2007—2012年、2012—2017年的人口收缩区和城市综合指数收缩区进行对比分析.有学者依据城市生命周期理论和中国收缩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减少、经济上行、土地扩张的悖论[8]，提出我国收缩城市的划分阶段(图3)，将收缩城市的表征划分为人口收缩、经济下滑、空间品质下降3个维度.收缩的城市第一阶段为人口在流失，GDP仍在增长，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
收缩的城市第二阶段为人口在流失，经济在衰退，基础设施完整的城市；
收缩的城市第三阶段为人口在流失，经济在衰退，空间品质衰败的城市.

图3 收缩城市(区域)发展阶段

辽宁省区域收缩发展进程符合中国收缩城市(区域)发展阶段性规律，人口收缩是先于城市综合指数收缩表露的特征.由图4可知，2007—2012年，辽宁省多数收缩区域处于收缩区域发展的第一阶段，但也有部分收缩区域已步入收缩区域发展的第二阶段.该时期内，望花区、弓长岭区、海城市、抚顺县等46个县区的人口呈收缩状态，但其城市综合指数呈增长状态，该46个人口单维度收缩县区处于收缩城市(区域)的第一阶段；
文圣区、东港市、黑山县等12个县区的人口与城市综合指数均呈收缩状态，该12个收缩县区已步入收缩城市(区域)的第二阶段.2012—2017年，辽宁省多数收缩区域的人口和城市综合指数均呈收缩状态，已步入收缩城市(区域)的第二阶段，包括西岗区、兴城市、朝阳县等70个县区.

本文利用统计数据，在县区尺度上分析了2007—2012年、2012—2017年的人口收缩和城市综合指数收缩的时空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辽宁省收缩区域的发展进程是中国部分收缩城市(区域)发展的一个缩影.2007—2012年辽宁省出现大范围的人口收缩区域，但城市综合指数收缩区域数量较少，人口收缩区域主要分布于县级市、县(自治县)与涉农市辖区，多数收缩区域处于收缩城市(区域)的第一阶段.2012—2017年，辽宁省的收缩区域因经济下滑等原因出现大范围的城市综合指数收缩区，该时期的人口收缩区数量仍较大，辽宁省收缩区域呈现县区双维度整体性收缩特征，多数收缩区域步入收缩城市(区域)第二阶段.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收缩现象的广泛出现及“收缩型中小城市”概念的提出，收缩城市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相比于以往研究，本文的贡献在于：一是以往学者对于收缩城市的研究多以地级市为研究单元，参考国家提出的“收缩型中小城市”这一概念，本文对于辽宁省的100个县区这一更小的研究单元展开识别分析；
二是本文依据以往学者的中国收缩城市中人口收缩与土地扩张的悖论提出的中国城市收缩三个阶段，利用2007—2012年、2012—2017年的辽宁省县区的人口收缩和城市综合指数收缩现象加以论证.但本文尚存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因城市空间维度的数据难以获取，本文缺乏对城市空间维度的指标构建；
二是因统计年鉴中近两年缺乏对农业县区的数据统计，本文研究时段仅到2017年，且2017年部分缺失数据由相邻年份补齐.

城市收缩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应对这一现象.因此，本文结合已有的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对于处于第一阶段的收缩城市，首先要采取人才吸引政策，为常住人口提供更加完善的教育、医疗保障.政府与投资机构合作，为常住失业人口创业提供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解决失业人口再就业问题.其次，要开始转变增量规划思维，采取适当的减量规划，减少土地新一轮扩张重建，优先盘活存量，预防土地无序蔓延现象的发生.对于处于第二阶段的收缩城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立土地和厂房银行，将传统企业停运的厂房重新整合完善，采取优惠政策将完善的厂房出租给新的企业使用，以此更好的为城市吸引新的经济增长点.再次，该阶段的收缩城市要实施减量规划，进行城市精明收缩，停运难以充分利用的设施，将原先增量型城市规划的财政支出用于城市存量更新，减少城市负担，避免该阶段的城市进入收缩城市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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