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凯威,张 娜,2,张建芬,池睿欣,马冠生,2

(1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北京 100191；
2食品安全毒理学研究与评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1)

营养素养是健康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个体获取、理解和处理营养信息或服务，并做出适当的营养相关决策的能力[1-3]。营养素养是造成饮食习惯差异的关键因素，通过影响人们的饮食行为，对饮食相关疾病的预防与控制有着重要影响[4-5]。《“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将“居民营养健康素养水平”纳入健康中国建设主要指标体系。2021年北京市发起“合理膳食乡村示范行动”，提出开展乡村居民营养素养基线调查，为制定素养提升适宜技术和策略、开展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工作，从而促进居民合理膳食提供科学依据。因此，本研究从乡村全人群角度出发，利用标准化营养素养评价工具，调查北京市乡村成年居民的营养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1.1 样本量计算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使用式(1)进行计算：

N=Zα/22×P×(1-P)/δ2

(1)

式(1)中，α=0.05、Zα/2/2=1.96；
P：经查阅文献[6]，北京市乡村居民营养素养水平约为32%；
δ：表示允许误差，经过查阅文献和专家讨论，δ值为0.03。

代入式(2)计算，考虑20%的失访率，所以总样本量为929÷0.8=1 162人。

N=1.96×1.96×0.32×(1-0.32)/(0.03×0.03)

=929

(2)

1.2 对象

选取北京市10个区20个乡村的18～59岁常住居民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在本村连续居住2年及以上的18～59岁乡村成年居民；
(2)来自不同住户，即同一住户只能有1位参与调查，夫妻不能同时参与调查；
(3)具有基本阅读能力和书写能力，可自行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妊娠妇女；
(2)有认知障碍。本研究获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批件号：IRB00001052-20059)，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研究方法

1.3.1 抽样方法 研究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确定研究对象。从北京市中抽取大兴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房山区、门头沟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10个区；
在每个区中随机抽取2个乡镇；
在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1个村；
最后，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从每个村中抽取60名成年居民进行调查。

1.3.2 调查方法 以调查员询问与调查对象自填相结合的方式，采用“一般人群营养素养问卷”收集居民一般情况和营养素养。该问卷由北京大学营养素养项目组设计，并经专家审定和修改。问卷内容涵盖认知和技能2个范畴，包括食物营养相关知识与理念(5个题目)、选择食物(15个题目)、准备食物(11个题目)、摄入食物(19个题目)4个维度，共计50个题目。经检验，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7]。营养素养问卷包括单项选择题和Likert-5级题目，每个题目分值为2分。单项选择题有且只有唯一正确答案，回答正确得2分、回答错误得0分。Likert-5级题目根据选项依次赋分0、0.5、1、1.5、2分。问卷满分为100分，得分越高，表示研究对象营养素养越高。营养素养得分在总分的80%及以上者判定为具备营养素养，具备营养素养的人在总人群中所占的比例为营养素养水平。

1.3.3 质量控制 在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并要求调查员在回收问卷时核查问卷的完整性和逻辑性，对问卷中的漏项或不符合逻辑的地方及时改正和补充。问卷的录入采用双录入的方式，录入后与原始问卷核对后进行适当修正或剔除，保证问卷的质量。

1.3.4 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 3.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调查对象营养素养得分呈偏态分布，采用中位数(M)和百分位数(P25和P75)描述数据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对两组间的结果进行比较；
采用Kruskal-Wallis H秩和检验对多组间的结果进行比较；
以是否具备营养素养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BMI、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为自变量，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营养素养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变量赋值见表1。以P<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1 营养素养影响因素分析赋值

2.1 基本情况

共发放问卷1 173份，回收问卷1 172份，回收率为99.9%。其中有效问卷为1 166份，有效率为99.5%。调查对象性别、年龄、BMI、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分布见表2。

表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2.2 营养素养情况

居民营养素养得分中位数为67.0(IQR=13.0)，营养素养水平为6.2%。分析营养素养不同范畴和维度情况，居民认知水平(54.0%)高于技能水平(4.5%)。其中技能方面，选择食物水平最低，为2.1%(表3)。

表3 调查对象营养素养总体状况

2.3 不同特征调查对象营养素养得分

女性营养素养得分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营养素养得分在各年龄组间经统计学检验未见明显差异，但有随年龄升高而降低的趋势。BMI正常的居民营养素养得分高于其他组。随着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人均收入的提高，居民的营养素养得分逐渐提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表4)。

表4 不同特征调查对象营养素养得分

2.4 不同特征调查对象营养素养各维度得分

女性居民食物营养相关知识与理念、选择食物、准备食物、摄入食物得分中位数分别为8.0、18.5、15.0、27.5，均高于男性居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食物营养相关知识与理念和选择食物维度在年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18～29岁居民食物营养相关知识与理念得分最高，30～44岁居民选择食物得分最高。在BMI组间，知识与理念得分及选择食物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且体重正常者得分较高。不同受教育程度及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各维度得分不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且随着受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营养素养各维度得分有升高的趋势(表5)。

表5 不同特征调查对象营养素养各维度得分[M(P25，P75)]

2.5 营养素养影响因素分析

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月人均收入是影响居民营养素养水平的因素。以男性为参照，女性营养素养得分较高，OR值为4.132；
以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为参照，中学、大学及以上分组的营养素养得分较高，OR值分别为10.007、4.414，以家庭月人均收入<2 000元为参照，收入2 000～3 499元、10 000元以上居民营养素养得分较高，OR值分别为1.537、2.588(表6)。

表6 营养素养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目前，我国还没有系统性居民营养素养相关评价工具，虽然已有一些与营养素养相关的研究，但营养素养内容复杂，普适性健康素养不能全面了解居民的营养素养[8]。本研究前期通过文献分析、专家一致性研究和预调查，已建立信、效度较好的一般人群营养素养问卷，涵盖认知和技能2个范畴，包括食物营养相关知识与理念、选择食物、准备食物、摄入食物4个维度。本研究首次采用标准化营养素养问卷评价乡村居民营养素养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北京市乡村成年居民具有一定的营养素养，但整体水平较低、不全面。从不同维度来看，居民食物营养相关知识与理念相对较好，但是技能相对欠缺，其中选择食物维度最低。营养素养是健康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考健康素养的判定标准(≥80分)，本研究中乡村居民营养素养水平仅为6.2%，食物营养相关知识与理念、选择食物、准备食物、摄入食物分别为54.0%、2.1%、10.3%、17.4%。2021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5.4%，其中城市高于农村，分别为30.7%、22.0%[9]，高于本次研究。有学者对深圳市15～44岁居民调查的结果与本次研究相似，营养素养总得分为67.15分(满分为100分)，基本知识与理念、生活方式与饮食行为、基本技能3个方面的得分水平不均衡[10]。一项在巴勒斯坦开展的研究结果显示，只有29%的居民有足够的营养知识，食品标签使用率为43%，来自城市的参与者具有更高水平的营养素养[11]。由此可见，乡村成年居民具有一定的营养素养，但与城市相比仍相对较低。

既往研究显示，居民的营养素养存在着一定差异，包括性别差异、年龄差异、体重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及收入水平差异等[12-14]。本研究从这5个方面对营养素养总体及各维度情况进行分析，性别、体质指数、受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对营养素养产生重要影响。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仍对营养素养产生影响。

性别是影响营养素养水平的因素，女性在营养素养总体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男性。该结果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5-16]。该现象说明女性可能更加关注营养相关知识，容易受到社会中有利营养的因素影响，从而更容易改变自身的不良饮食行为并掌握相关技能。从不同年龄组来看，随着年龄增大，营养素养得分有降低的趋势。Weerasekara P等[17]在斯里兰卡对400名18～49岁育龄妇女进行的一项研究显发现，25岁以上参与者的食品与营养相关知识平均得分最高。这可能是年龄较大的居民在获得并理解健康知识的能力上存在较大不足。从不同BMI组来看，具有正常BMI的居民营养素养得分较高。一项针对葡萄牙成年人群进行的营养素养调查出现了一致的结果，BMI处于18.5～24.9 kg/m2(WHO标准中为正常)的人营养素养得分最高[18]。另有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营养知识水平与BMI无显著相关性[19]。一项在青少年中开展的健康素养研究显示，健康素养水平与体重指数之间也没有相关性[20]。另有研究与我们研究结果不同，BMI值低的青少年的批判性营养素养得分高于正常和超重者[21]。可能原因是参与调查的对象不同和营养素养判断标准不同。受教育程度对营养素养影响明显，本次调查显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居民营养素养呈升高的趋势。一项研究结果与我们结果一致，居民受教育程度与营养标签知信行呈正相关[22]。另一项研究显示，受教育者的营养素养平均分高于未受教育者[17]。表明教育对提高居民营养素养的重要性，对受教育程度较低居民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开展营养教育活动，以提高其营养素养。收入水平也会影响居民营养素养，收入水平较高居民营养素养得分较高，既往研究与本次调查结果一致。研究发现，收入较高者食物素养得分较高[11]。另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收入水平较高居民营养素养得分较高，并且营养素养得分有随收入水平升高的趋势[2]。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群往往具备较高的健康意识，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应加强对中低收入人群的营养健康教育。

综上所述，北京市乡村成年居民营养素养水平较低，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营养素养。要针对重点人群开展营养素养教育工作，结合实际，开发适宜的材料和技术，创新科普形式，促进其营养素养的提升。本研究未对城市居民进行调查，应作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使研究结果更具代表性，以便为国内城乡成年居民开展健康教育及改善健康状况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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