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承纬 汪奕蒙

1.古元，《哥哥的假期》，版画，1942

2.沃渣，《查路条》，版画，1938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不遗余力地倡导新兴版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借这门新兴艺术以及其高扬的现实主义，冲破当时中国美术界万马齐喑的形势，打开中国美术发展的新局面，服务于社会和人民。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新兴的艺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一批肩负民族救亡大任的热血青年参与，成为抗日救亡文艺战线上的一支先锋队和生力军。

战火硝烟中，中国新兴版画以其鲜明的政治指向、独特的艺术形态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迅速发展，演绎成为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的中国抗战版画运动——一场波澜壮阔的贯穿抗日战争历史的革命艺术运动。这场革命艺术运动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历经血与火的洗礼，践行了鲁迅先生生前的预言：中国新兴版画将从“几个前哨的进行”发展成为“有无尽的旌旗蔽空的大队”。[1]

抗战全面爆发后，新兴的版画作为最贴近人民大众和中国社会现实的艺术，一方面发挥了它在中国社会变革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宣传作用、教育作用和战斗作用，即如鲁迅所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
另一方面由于它在中国兴起不久，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无论在艺术经验或创作技艺等诸多方面都尚显不足。创作上除了有比较明显“依傍和摹仿”欧洲木刻的痕迹以外，由于造型能力不强，一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刻画有生搬西方绘画中的光影造型原理的现象，不适当地强调阴影和复杂的背景描绘，致使这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为中国广大民众接受。在边区，有老百姓称其为“阴阳脸”“麻子脸”。他们不理解画中的人物为什么“半边脸光亮、半边脸长毛？”木刻作品中的设色，构图等形式也比较简单，缺少变化，至于人物的个性塑造和内心世界的表现也就谈不上了。抗战初期，无论是边区还是大后方的版画创作除了上述问题以外，一些作者由于经历贫乏，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体验和认识不够，表现在艺术上往往“只凭政治口号就定主题，而且凭这抽象的概念就写作起来”[2]。一些作者“只热衷于‘画什么’（抗战主题），忽视了怎么画！”忽视造型艺术的特点和规律，“画中没有生动的形象，没有艺术的魅力，只有说明”。表现抗日，多是在画面上以锤子或枪托敲击在狼狈不堪的敌人头上，标题则是“给侵略者以打击”之类，而“日本兵多是小胡子、突门牙、老光眼镜的脸谱等等”[3]。在延安文艺界，因为学术上受教条主义影响，普遍存在着用政治取代一切，压倒一切的现象。公式化、概念化对于基础原本就比较薄弱的新兴版画的发展来说非常不利。

3.陈九，《血战台儿庄》，版画，1938

4.力群，《饮》，版画，1940

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倾向的危害，以及文艺工作中不能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等问题。这些危害和问题集中反映出了边区文艺工作中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界举行了文艺座谈会，5月23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出席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讲了作为与会者考虑问题的基础的7个方面的情况，包括国际、国内形势，“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边区文艺运动和延安文艺界的实际状况等。他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生活和火热的现实斗争；
提出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帮助文艺工作者认识并处理好文艺工作中的普及与提高，学习传统，继承发扬优秀民族文化以及文艺作品的政治、艺术标准等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的讲话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全面、系统地回答了革命文艺运动和革命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提出了一条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方针。

延安文艺座谈会对于中国新兴版画运动来说，其意义不仅在于帮助版画工作者解决了创作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总结中国革命文艺二三十年来发展的历史经验及教训的基础上，为新兴的革命艺术运动前进指明了方向。

5月30日，毛泽东又亲临鲁迅艺术文学院，向全体师生讲话。他的讲话深入浅出，谈笑风生。他说道，从你们不久前演出的话剧《带枪的人》里面，我们看见了列宁。列宁在这个戏里和群众谈话、打电话、办公、赶走孟什维克……可是在戏里他没有吃过饭，也没有睡过觉，人不吃饭、不睡觉是不行的。列宁在生活中当然也要吃饭和睡觉的。戏里并没有把列宁的一切活动都写出来。这就是说，实际生活中的列宁比戏里的列宁要丰富得多。但是，列宁没到过中国，更不用说延安，何况他已经去世了，戏里的列宁却仍然活着，还可以永远活下去。他出现在延安边区大礼堂的舞台上，并且还可以出现在世界所有的舞台上。所以我们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要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普遍性。

5.彦涵，《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版画，1943

6.丁正献，《卖唱的孩子》，版画，1942

毛泽东还向鲁艺的学员指出了“大鲁艺”和“小鲁艺”的关系。他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工农兵群众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毛泽东的讲话在边区文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版画运动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木刻工作者纷纷深入人民、深入部队、深入农村、深入敌后，立足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创作出了一大批既有边区军民战斗生活气息，又颇具民族民间风格的版画作品。如古元的《哥哥的假期》《割草》《结婚登记》，力群的《劳山烧炭》《丰衣足食图》，沃渣的《夺回我们的牛羊》《威武不屈》，焦心河的《为战士缝征衣》《蒙古青年》，胡一川的《抗日大会》，庄言的《北方姑娘》，刘岘的《抗战建国》，以及彦涵、罗工柳、陈叔亮等人的作品。其中一些作品经中共中央南方局转送到重庆展出，让大后方的木刻作者深受启发和鼓舞。

查阅史料，关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消息传到大后方，最早见于《新华日报》1943年3月24日刊登的一则短讯：

“延安电：三月十三日解放日报以首页大部分篇幅刊载中共中央文委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消息。凯丰、陈云、刘少奇同志之讲话，均提纲发表，题目用头号大字标出。凯丰同志讲话之标题为‘反对自视特殊’，刘少奇同志讲话之标题为‘从改造实践中长期学习’。此外，毛泽东同志去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文艺座谈会上之结语摘要，更在瞩目地位刊出。毛泽东同志指示，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是此次会议的指针，也是文艺运动的总方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发表是在1943年10月19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上，全文近两万字，占用了三个版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正式版本即由此传开，随后便有各种单行本出现。1943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7周年的日子。《解放日报》选择在这天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此来纪念鲁迅先生，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继承和发扬鲁迅的精神。

两个多月后，1944年元旦，重庆《新华日报》在第六版“新华副刊”上，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以《毛泽东同志对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分“文艺上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的普及和提高”“文艺和政治”三个小标题，摘登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同时刊发了编者按：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曾发表过两次讲话，有系统地说明了目前文艺和文艺运动上的根本问题。原文不可能全部发表，只好提要介绍一下。在这里的三篇文章中，关于普及与提高问题的一篇，全部是毛泽东同志的原文；
另外两篇中加着引号的部分也都是他的原文。原文全部共二万余字，此地所节录出来的自然只能传达出其中若干基本的论点。”

为了让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更好地学习和领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1944年4月，周恩来指派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何其芳、刘白羽两人随林伯渠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向大后方文艺工作者传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内容和精神，同时调查大后方文艺运动开展的情况。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何其芳和刘白羽到重庆后，先向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郭沫若介绍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情况，特别详细地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内容。随后，郭沫若即在位于重庆市郊赖家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主持召开了重庆文艺界人士参加的由何其芳、刘白羽传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座谈会。以后，郭沫若又在重庆市中区天官府7号——文化工作委员会城区驻地，多次组织大后方文艺界人士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集会。在渝木刻工作者均参加了上述活动。

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群众》杂志1944年9月出版的第9卷第18期上，刊发了陆定一、何其芳、刘白羽的三篇文章：《读〈向吴满有看齐〉有感》《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新的艺术，新的群众》。陆定一在《读〈向吴满有看齐〉有感》一文中写道：“张谔同志送来古元同志的一张木刻年画，叫做《向吴满有看齐》，古元同志的木刻向来以描写陕北农村生活著名，他的木刻，富于民族气派，老百姓看得懂，情调也是中国的，老百姓喜欢，画面是明朗、快乐的，但又是严肃、丝毫不苟的，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农民的热爱，和对农民情感深刻的体会。这些特点，在当今的中国艺术界，即使不是独一无二，也是不可多得的。但古元同志以往的木刻都注重写生，在写生中提高自己技术的修养，而《向吴满有看齐》，则有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增加了鲜明的政治斗争的意义。在这张木刻里，古元同志把艺术与宣传极其技巧地统一起来了。这张木刻虽然在技巧上还有可以改进之处，但极其重要的意义，却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范例，很好的榜样。这是整风运动在艺术领域的一个大收获。”

始于1941年5月，止于1945年4月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大规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旨在破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端正全党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对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针对延安文艺领域暴露出来的问题做的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讲话。

陆定一的文章中还专门讲到古元深入边区农村生活，进行艺术创作的情况和体会：

“古元同志对我说，为了更能服务于革命斗争，他准备作连环图画，因为只有连环图画能把事情的过程描写出来，其教育意义比单幅大得多。古元同志又说，他所以能够画边区农民，因为他曾在延安川口一乡镇府帮助工作十个月，因而熟悉了农民的生活。他又说，今后要画连环画，还须更多知道农民生活。例如二流子变为生产者，这是很好的连环图画题材，但要画它，必须先去看看许多二流子，他们的衣服怎样穿法，帽子怎样戴法，举止神情又是怎样的，然后画将出来，一望而知是个二流子。他又说，了解生活，不但是去看看而已，还必须去工作，比如要画运盐而且有教育意义，最好自己当过运盐队的政治指导员。

古元同志这些话都讲得很对，祝他精进不已，祝他很好地成功。我国农民对艺术是爱好的，但是他们的‘食粮’，向来是一则粗制滥造，二则封建意味极为浓厚，我们革命文化人，有责任来给他们以思想上政治上和技巧上很好的新食粮。”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传达到大后方是在抗日战争后期，然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边区版画创作的影响所带来的变化，在1942年10月重庆举行的《全国双十木刻展览》上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在这次展览上，来自延安的作品中表现的边区军民战斗生活、生产建设和民主改革的题材丰富多彩，作品的艺术风格朴实无华，绘画语言简洁明快，犹如一阵清新的空气吹进大后方的画坛，让大后方的版画工作者和广大民众不但大开眼界，而且倍感亲近可及。10月15日下午，从南洋回国不久的徐悲鸿特地从位于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来到展览现场参观。他仔细地看完全部作品后，十分惊叹，认为这次展览“是数年来中国艺苑不可多得的宝贵收获，尤其对古元同志的作品尽极赞扬。”[4]10月18日，《新民报》刊登了徐悲鸿撰写的题为《全国木刻展》的文章。文中写道：

“我在中华民国31年（1942年）10月15日下午三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

我自认为不是一思想有了狭隘问题之国家主义者，我惟对于还没有20年历史的中国新版画界已诞生一巨星，不禁深自庆贺。古元乃是他日国际比赛中之一位选手，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5]

大后方的文艺理论家、版画工作者也纷纷在报刊上撰写评论文章，对边区版画家的创作不吝溢美之词。因此，可以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大后方版画创作以及版画运动发展的影响最先是通过延安版画的交流而达成的。1944年以后，在重庆举办的“八人木刻联展”（后来因延安版画家刘岘作品加入，又称“九人木刻联展”）、中外文艺联络社主办的“漫画·木刻展览会”，特别是1945年底，在重庆中一路的中苏文协举行的延安和重庆两地共计26位版画家的300余件作品联袂出展的“渝延木刻联合展”等一系列展览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边区和大后方版画创作的影响所带来的变化。

“渝延木刻联合展”开幕后第三天，1945年12月31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茅盾的文章《门外汉的感想》，文章高度评价这次展览中来自延安的木刻艺术，认为延安的木刻有其特殊的风格，内容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形式是朴质刚劲的。延安的木刻融合了西洋绘画的技巧和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
再加上边区实施民主改革，人民翻身做主人以后，版画家在充满朝气与活力的现实生活中受到激励迸发出巨大创造力，由此达到这样美妙的境界。茅盾在文章中写道：“如果有人要问：民族形式这口号提出了五六年，我们到底创造出什么可以称为民族形式的东西没有呢？那我敢大声回答：这些木刻便是大辂的始基的椎轮。如果有人进一步再问：为什么陕北的艺术家可以做出这样可以夸耀的成绩来呢？我以为最好的回答不是几句原则性的话，而是这些艺术家的现实生活记录。”茅盾认为，延安的木刻家不仅仅是生活在劳动人民之中，而且他们自己也是劳动人民，也在干着生产，干着教育、卫生、破除迷信等工作。他们不是脱离了生活和生产，站在斗争圈之外的清高雅人。他们不过是在生产劳动之外再多了一副工具——木刻刀！

贴近现实生活，深入人民大众，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现实中去发现创作的源泉，获得创作的灵感和激情，创作出人民大众熟悉且欢迎的作品。革命的版画运动走在中国美术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的斗争的前列。

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鲁迅为社会而艺术，为人民而艺术的文艺思想在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中国抗战时期的抗战版画运动中得到生动的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在讲话精神的指引和推动下，这场革命的艺术运动开展得愈加生动活泼，绵延数年而不衰退，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写下了不可或缺的光辉篇章。

注释

[1]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且介亭杂文二集》中之《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2]肖英：《关于创作态度》，《解放日报》，1942年4月2日。

[3]王朝闻：《再艺术些》，《解放日报》，1941年12月2日。

[4]王琦：《中国木刻研究会陪都区双十全国木展报告》，《新蜀报》，1942年11月1日。

[5]徐悲鸿：《全国木刻展》，重庆《新民报》，1942年10月18日。

猜你喜欢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后方木刻天津音乐学院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专题研讨会专家发言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22年2期)2022-07-28与时代同行 为人民服务——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22年2期)2022-07-28与人民同行 为时代放歌——天津音乐学院举办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专题研讨会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22年2期)2022-07-28郭沫若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题诗郭沫若学刊(2022年2期)2022-07-02《阳光 阳光》绝版木刻民族艺林(2020年4期)2021-01-13《魂之跃》减版油套木刻民族艺林(2020年4期)2021-01-13木刻年画少儿美术(2020年4期)2020-12-06大后方民众抗日救亡掠影展开幕红岩春秋(2017年9期)2017-10-11决战“大后方”——突发报道中的编辑价值新闻传播(2016年12期)2016-07-10纪实的力量红岩春秋(2015年10期)2015-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