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阳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广东东莞人，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革命家和外交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海牙国际法庭担任大法官的王宠惠高度关注中日局势。1936年3月，王宠惠毅然辞职回国。在抵达香港后，王宠惠表示：“国难日亟，情势较前尤为紧张，余本良心之驱使，复以国内友好之敦促，当将国际法官职务辞去，遣返祖国，甚愿以私人资格追随诸同志之后，共赴国难。”［1］1937年3月， 王宠惠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1941年，调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在担任外交部部长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期间，王宠惠不仅提出了诸多抗战救国主张，而且还将这些主张付诸实践，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目前，关于王宠惠的抗战救国思想及实践已有一些研究成果。然而笔者发现，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从外交这一微观视角来考察王宠惠抗战救国思想的［2-4］，尚无研究者对王宠惠抗战救国思想及实践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因此该领域还存在着研究的空白。笔者拟以相关史料为依据，对王宠惠的抗战救国思想及实践作一较为全面的分析。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王宠惠生于香港，其父王煜初为传教士。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王煜初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据史料记载，“戊戌变法，准士民上书，先生（王煜初——笔者）上万言策，痛陈中国积习之弊，惜训政事起，其策不得达。庚子、拳匪之乱，先生又上书详陈靖内绥外之策，亦未果行”［5］431-432。少年时期的王宠惠耳濡目染，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节义观念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王宠惠曾“师从周松石先生学习国学，他不仅阅读《三字经》、《百家姓》等基础读物，还学习《论语》、《孟子》等传统儒家经典”［6］。

在这些典籍中，王宠惠最喜欢读的是《孟子》，因为“孟子的严于利义之辨，善养浩然之气，动心忍性的毅力，不淫、不移、不屈的气概，实在令人兴起”［5］360。

抗战爆发后，由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王宠惠于1936年3月毅然辞去国际法庭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到国内。顾维钧说：“亮老曾两次任海牙法官，按年月算，他只差六个月，即足够十年，如满了十年，即可在退休后，拿终身薪俸，亮老虽知此一规定，他彼时应政府征召回国任职，自动放弃，他的爱国精神，实堪钦佩。”［7］郑彦棻也称赞王宠惠说：“这种爱国忘我，不私一己的精神，实非常人所能及。”［5］370王宠惠看淡个人名利，是因为他认为国民对国家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护民族的生命，捍卫国家的独立”［8］。在王宠惠看来，国民只有做到“‘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阶段，身可死，家可败，而志不能屈，才能算是对国家尽到应尽的责任”［9］543。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濡染，王宠惠形成了忠民爱国、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他的抗战救国思想便是这些观念的集中体现。

（二）三民主义的影响

王宠惠与孙中山先生有着深厚渊源，他在年幼时即经常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教诲，青年时期又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并成为他的忠实追随者。王宠惠坚定地信仰三民主义，他坚信“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10］。王宠惠认为，应当将三民主义作为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王宠惠对于纲领前言中的 “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9］544这一表述深表赞同。王宠惠提出，“民族主义之作用，在于维护我民族之生存与独立，而其在事实上所要努力的，就是反侵略”［9］419,抗战就是“抵抗日本之侵略，为实现国父‘反侵略’之原则而奋斗”［9］419。王宠惠不仅将三民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而且号召国民忠于三民主义、信仰三民主义。王宠惠称，国民应“一致紧密团结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振作精神，通力合作，发挥我民族之全力，为抗战建国而尽其应尽之职责”［9］553。王宠惠提出，抗战是实现三民主义的途径。王宠惠称，抗战即建国，因为“建国工作在抗战中日益滋长，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即在抗战进行中日益诞生”［9］533。他指出，抗战最大的目的就“在于实行三民主义，在于建设三民主义之新中国”［9］533。王宠惠汲取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精华，使其成为自己抗战救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王宠惠还以三民主义思想指导自己的抗战救国实践。

（三）和平交涉的失败

1935年，王宠惠以私人身份访日，希望“将中国方面之心理传达于日本朝野之人士，同时将日本方面之意传达中国，借以增进两国之友谊”［11］。然而，由于日方缺乏诚意，“王宠惠之此行，徒劳而已”［12］。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王宠惠提出：“愿本平等互惠之精神，以外交之方式，谋和平之解决。”［13］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王宠惠表示，“期盼和平解决”［9］346。王宠惠曾经表示：“本人向来主张和平，对于中日间一切纠纷，无不努力谋和平解决方法。”［9］346日本政府表面上对王宠惠的和平倡议表示赞同，实则不断加紧对华侵略。在和平交涉失败之后，王宠惠认识到要想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就必须抗战到底。他说：“‘七七事变’以前，我国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卢沟桥事变虹口事件相继发生，已忍无可忍，让无可让。最后关头已到，和平已经绝望，若仍苟延残喘，忍辱偷安，国家民族，最后必不能独立生存。并且灭亡以后，永远不能翻身。所以鞭励全国国民，同心同德，不惜牺牲，抗战到底。”［9］382王宠惠指出，抗战到底是中国在遭受日本侵略时的唯一选择，“纯由日本侵略我民族至于无可容忍致然”［9］374。

（一）加强国际宣传

王宠惠指出，中日之间发生军事冲突之后，中国不注重对外宣传，导致自己陷于被动。他说：“我国反抗侵略挽救国权之运动，外人不加细察，动辄目为排外，肆其违反事实之宣传，借以换（原文如此，或为讹误——笔者）起其他国家之同情，俾协以谋我，甚且诬为赤化，陷吾于孤立。

”［14］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远在欧洲的王宠惠对于中日双方对此事件的宣传方式颇为感慨。他说：“济案发生时，日本在欧洲之反宣传甚为厉害，每日均由东京有电拍到，其中所说俱为彼片面的理由，我华人电报则五六天之久方接到一次，异常隔膜。”［15］在王宠惠看来，由于中方不注重宣传“济南惨案”的真相，“外人之误解益深，至中国未能得公平之观察，而唯日人之言是听”［16］。王宠惠由此提出，为了不被国际社会孤立，“为今之计，于国际宣传，亟宜注意”［14］。

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为了掩盖其在中国战场上失败的事实以及达到占领中国的目的，散布各种谣言，进行虚假宣传。王宠惠在对日本的虚假宣传进行分析后，将其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对日本国内的虚假宣传。“主要向日本国民述说中日之间的一切军事冲突如九一八事变、上海虹桥机场事件等都是由中国军队首先挑起的，以及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以很小的代价取得了多次胜利，以此掩盖日军不断失败的真相”。第二类是对国际社会的虚假宣传。“主要以种种借口来掩盖日军破坏《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事实，将自己在中国非法的军事行动宣传为反对中国排日而不得不采取的正义的自卫行为”。第三类是对中国的虚假宣传。“主要向中国国民宣传中国军队在军事上如何失败，内部意见如何不一致，伪组织如何合流，汪逆精卫将要如何建立中央政权，中国政府准备与日本和议以及王宠惠即将辞职等内容”［17］。王宠惠对日本散布谣言进行虚假宣传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指出，日方散布的有关他即将辞职的消息纯属谣言［18］，另外，日方所称中国政府准备议和之事为不实之词，“南宁日军撤退，与日方和平攻势无关”［19］。王宠惠认为，中方加强对外宣传，揭露日本的谎言，对于粉碎日本的阴谋以及唤起国际社会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十分重要。他说：“对于敌人所散播的种种宣传，应该给他以粉碎，打破他们的昏妄横毒计划，粉碎他们愚蠢无聊的虚伪宣传，拿民族的武力来给予敌人一种严正的教训……同时我们还应该加强战斗力量，来给予敌人以根本的重创，终予敌人以痛击的教训，令敌人此后更不敢造谣生事，肆意雌黄。”［17］

（二）鼓励国民抗战

王宠惠一向看重国民的力量。他说，“国民伟大之力量，集中于一点发挥，尤易收事半功倍之效”［9］551。王宠惠认为，我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重大成绩乃“国民之功”。在“济南惨案”发生后，王宠惠提出，“必须全国合力一致对付，乃有最后之胜利”［20］。王宠惠指出，在抗战时期应当“发挥全国人民之力量，负起自卫救亡复兴建国之重任”［9］544，“前方将士， 必抖擞精神，有进无退；
后方官民，必勤劳刻苦，守法奉公；
海外侨胞，必尽其所能，赞助友邦之政府反抗共同之敌人”［21］。王宠惠还就发挥国民的力量提出三点主张：其一，开展注音识字运动。王宠惠提出，如果民众有了阅读书报的能力，政府就可以更为便利地向他们宣传三民主义，从而“唤起民众，以求抗战之必胜，建国之必成”［9］523。其二，督促国民自我检讨。抗战时期，一些人意志薄弱，努力不足，比较容易受敌人蛊惑，他们左右摇摆，消极抗日，甚至背叛国家和民族。王宠惠针对这一情况提出，“凡我国民，务必切实鞭策自己，以求改进”［9］553。王宠惠称，国民应当以“勤俭笃实”为标准对自己进行检讨，从而“益求振奋，益求团结，发挥全力以谋支助民族抗战之种种准备，给予敌人以更重大之打击”［9］529。其三，倡导多“作”少“说”之风。在抗战时期，一些人过分夸大文字的作用，“说”得太多，“作”得太少。王宠惠针对这种情况提出，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应赶速打倒‘说’的旧习惯，赶速养成‘作’的新习惯”［9］532。他说，“吾人保持此种‘作’的新习惯，合力御侮，不仅极易将敌人扫荡或驱诸域外，同时即可完成建设三民主义新国家之任务”［9］532。

（三）依靠精神力量

“精神力量作为一种无形的战斗力，对战争的走势有着很大的影响”［22］。王宠惠认为，要想取得抗战的胜利，就必须发挥精神力量的作用。王宠惠提出，“物质和武力，不过是胜败所关的条件之一，而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条件，还是精神”［23］。首先，王宠惠倡导发扬团结一致精神。他说：“吾人今日而欲探讨抗战胜利之因素，则全国军民团结一致，不避牺牲，固占最重要之位置。”［9］452王宠惠称：“只要本党同志领导四万万同胞一心一德，团结一致，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的领导之下，努力奋斗，前进不懈，不仅一个日本不能奈何我们，就是三倍四倍于现在日本的力量，也不能打败我们，我们抗战一定胜利。”［23］其次，王宠惠倡导发扬辛亥革命精神。王宠惠指出，辛亥革命精神是“大智大勇，前赴后继，百折不挠，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之精神，亦即先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精神也”［9］547。

他提出，倘若能够发扬辛亥革命精神，我国国民必将无坚不克，无敌不摧。他说：“当兹强寇在前，吾人尤应保持此五十余年来吾党之传统革命精神，发扬而光大之，以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重奠我中华民国之荣誉与地位！”［9］552再次，王宠惠倡导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抗战时期，王宠惠以孙中山先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鼓励国民克服各种困难。他说：“在革命史上，国父和革命先烈所遭遇的艰苦，虽然什百倍于今天，但国父和同志不仅不避任何艰苦，而且在艰苦中作更大努力。这种愈艰苦愈努力的精神，就是今天最好的教训。”［24］王宠惠呼吁国民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争取抗战的胜利。他说：“在抗战进程中还不免有很多困难，以待我们去突破，我们必得要怀‘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之诫，更加奋斗，更加努力，克服所有困难，突破所有阻碍，来进向光明的坦荡的复兴之路！”［25］最后，王宠惠倡导发扬御侮自卫精神。王宠惠提出，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必须有御侮自卫精神，“无此能者，在物则不殖，在人则不立，在国家与民族则灭亡”［9］554。

在抗日战争中发扬御侮自卫精神，“不仅有裨抗战建国未竟之业，且足垂诸久远，永为民族图强之金鉴”［9］554。

（四）加强经济建设

王宠惠提出，“今日战争取决胜负之条件，绝不仅限于武器与战斗员消耗之多少，唯当视经济力量之丰富与否以决定最后之胜利是否到来，即径谓现代战争完全系于经济之斗争亦未始不可”［9］529。王宠惠认为，要想取得抗战的胜利，就必须开展经济建设，增强国力，而开展经济建设，需要政府和民众共同努力。王宠惠关于经济建设的主张主要有以下四点：其一，保护大后方的工业。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纷纷内迁。王宠惠认为这些企业对于取得抗战胜利十分重要，因此向国民党中央提议：“后方工业，多由沿海一带迁徙而来，拱卫祖国，不惜牺牲，与逗留陷区为仇者利用，不可同语。即在后方创设者，亦须历经艰辛，始能稍有成就，非有为国之赤忱，不敢贸然以从事……奖励有功，国之常经，当此最后胜利接近，而物资犹待大量增产之际，保障后方工业之生存，使投资者无趔趄之弊，需要尤为迫切。

”［26］640-641其二，制定经济建设计划。

在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王宠惠向国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完整的经济建设提案，该提案包含经济建设的方针、程序、机构和经费等内容。王宠惠提出这一提案主要是基于抗战救亡的考虑。例如：他提出，经济建设“应以民族生存国防牢固为目的”［26］648，他还提出，目前应当 “侧重国防经济建设以谋自卫能力之充实”［26］648。其三，倡导储蓄节约。王宠惠提出，中国人口基数大，每一人力就是物力，再加上国人素有吃苦耐劳的美德，一定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物资以支援抗战。他热情地鼓励民众：“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岗位上去努力表现，从本身生活上刻苦锻炼起，做到进一步的储蓄，再推己及人，由近及远，敌人将在我们这种努力中，由战慄而到屈服！”［27］7王宠惠十分重视储蓄节约的作用。他指出，民众“以节约剩余的资金，交给政府储存，借以帮助政府从事建国工作，其在经济上的意义，则使游资集中，法币回值，直接加强生产与建设，间接使囤积减少，物价平衡，同时也就安定社会秩序”［27］7。其四，开展工作竞赛。王宠惠认为，开展工作竞赛是 “以人类的向上心为出发点，而不断地振奋其工作精神，以提高其效率达于最高度”［28］49。他提出，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是非常的建设，因而必须采取非常的方式推进，而适合此种需要并卓有成效的一种方式便是开展工作竞赛。他说，“今后工作竞赛方法，还要继续推广，每一个人、团体机关都必须认真努力工作，推进建设，以贯彻建国必成的信念”［28］49。

（五）联合国际力量

王宠惠提出，“欲求中国之自由平等，除了集合国力抵抗侵略外，尤当本独立自主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29］。王宠惠指出，采取集体行动和采取个别行动是联合国际力量抵抗日本侵略的两种主要方式。所谓采取集体行动，即“联合许多国家，作共同之行动者，如国际联盟，九国公约会议”［9］384。

所谓采取个别行动，即“基于道义关系，促请世界各国分别予以我援助，以增强抗战力量”［9］445。王宠惠主张联合国际力量，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中国单凭自身的力量无法抵抗日本侵略。日本在经过了两次工业革命之后，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因此，在抗日战争初期，仅仅依靠中国的力量是很难抵抗日本侵略的。王宠惠曾经表示，“因处境困难，故不得不接受任何友谊方面之援助”［30］。第二，只有各个国家相互支持才能维护世界和平。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宠惠提出，当前的国际形势与以往大不相同，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在当前形势下，只有实行国际联合，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各国的繁荣以及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任何孤立政策，非特无济于事，且将促进世界冲突之爆发”［9］358。然而，王宠惠的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由于未能及时实行国际联合，许多国家在战争中都遭受了严重的灾难。王宠惠曾经就如何实行国际联合提出自己的看法：首先，要以民间情感作为基础。王宠惠说：“盖国民与国民间，必由诚挚之情感，始可产生合作之愿望，由合作之愿望产生合作之事实，国际合作必经如此阶段，乃克底于成功。”［31］其次，各国要有谅解精神。王宠惠说：“国际间如果没有谅解，则任何国际协定将成为纸上空文，其结果必致彼此冷漠猜忌，造成无端的恐惧和仇视，甚至引起战祸。如果各国人民能互相真诚谅解，相知相信，共生共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种种破坏国际和平的危机必能扫除。”［32］王宠惠还就如何加强同盟国之间的互助合作向蒋介石呈递了一份草案，他在草案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于国际联合的看法，并且提出了同盟国之间互助合作的具体方案［33］。

（一）揭露并批判日本的侵略行径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试图通过抹黑中国来掩盖其战争罪行和推卸战争责任。为此，王宠惠发表演说，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行径进行揭露和批判。首先，王宠惠揭露了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王宠惠称：“死于日机轰炸，及因疾病饥饿而死者，其数量更为惊人。其因家宅被毁财产损失殆尽，而致无家可归者，亦达数千万人。日军侵占区内，人民之情况，尤为惨酷……所有日军侵占区域中之惨杀抢劫消息，均被日军扣留，但传出之少许消息，已足令世界恐怖不置矣。”［34］其次，王宠惠揭露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王宠惠指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为了不要中国成为一国家，敌人唯一志愿，是要将中国随意取揣随意宰割”［17］，日本希望将“将中国之内政、外交、军事、财政、经济、贸易、交通、航空、资源、教育、文化，完全置于日本统制监督之下，然后利用中国之人力、物力”［9］401，最终达到“吞并我民族，奴化我民族，消灭我民族，以实现独霸东亚之迷梦”的目的［9］529。王宠惠还指出，“日本之阴谋，在于先征服中国，再征服世界”［9］401。再次，王宠惠批判了日本的“大陆政策”。王宠惠称，“日本自大陆政策确立以来，即未尝平等待我中国民族……盖无时不以企图覆灭我中国民族以遂其贯彻推行大陆政策决心为其职志”［9］359-360，“将来两民族（中日——笔者）间由此污痕以至仇杀相寻百世不解者，是皆日本军阀推行大陆政策造成‘九一八’事变有以致之”［9］359。

最后，王宠惠批判了日本提出的“东亚新秩序”之说。王宠惠指出，“东亚新秩序”之说严重违背了《九国公约》中规定的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行政完整以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两个原则，它是“敌人整个的（今作“地”——笔者）吞灭中国独霸亚洲，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9］369，“东亚新秩序”之说的实质就是“吞并中国，独霸亚洲”［9］371。

王宠惠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所谓决不承认‘大东亚新秩序’，尤不能承认日本在所谓大东亚之领导地位，他国彼此间所签订之约章，不但不能影响中国的法律上之地位或权益，亦决不能丝毫影响中国政府之态度与政策也。

”［9］412

（二）将日本的侵略行径诉诸国联

王宠惠提出，应当联合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共同采取行动抵抗日本侵略。他在担任外交部部长期间，将日本的侵略行径诉诸国际联盟，以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

1937年8月30日，王宠惠授意中国驻瑞士公使胡世泽向国联秘书处递交照会，“详述七月七日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中日两国冲突经过”，称“中国政府素抱妥协态度，除履行各项协定外，并向日本一再提议中止战事，但因日本蓄意侵略，力事扩大，以致劳而无功”［35］。9月12日，王宠惠又授意顾维钧将申诉书递交国联秘书处，述说日本侵华严重违背国联盟约的规定，“请求适用国联会章第十条第十一条及第十七条，并向国联行政院诉请对于上述各条所规定之情势，建议适宜及必要之办法，并采取适当有力之行动”［36］。15日，顾维钧在国联第十八次大会上发表演说，阐述制止日本侵略的必要性。顾维钧在演说中称，“中国现谋获得国联与关系各国的赞助，如未成功，日本必直接侵犯各外国在远东的利益”［37］。顾维钧指出，国联可为者共有三端：“（一）国联行政院本身之考虑与举动；
（二）正式将此问题提交国联大会；
（三）将此事提交一九三三年所成立处理中日争议之咨询委员会。

”［38］27日，顾维钧照会各国：“对于日本之违背公约，公然侵犯中国之领土完整，以及其轰炸和平百姓之非法无人道行为，应采取迅速而有效之行动，加以制止。并愿各国在可能范围内，尽量以鼓励援助于中国。”［39］28日，国联大会通过关于日机轰炸中国未设防城市之决议案。该决议案称：“当因中国无辜平民惨遭炸毙，多数妇孺亦在其列极为震动，此在全世界人士亦莫不愤激而加以唾弃，本委员会兹特宣布，日本空军此种行为，无可宽宥，并郑重加以谴责焉。”［40］10月1日，顾维钧在二十三国咨询委员会上请求确认日本的侵略行为。2日，小组委员会讨论中日纠纷。4日，小组委员会起草决议案草案，但该决议案草案并未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予以确认。顾维钧为此提出四点建议：“（一）谴责日本为侵略国；
（二）不应予日本以任何协助；
（三）不应酿成足以阻止中国抵抗的障碍；
（四）国联应再采取协助中国的行动。”［41］6日，第十八次国联大会表决通过决议案草案及报告书。决议案草案称，各国应当对中国予以精神上之援助，第一报告书称，“证实日本侵犯中国，违反其在九国公约与巴黎非战公约下之义务”，第二报告书称，“建议召开国联会员国签订九国公约者之会议”［42］。虽然国联通过的决议案草案提议给予中国一定的援助，但该决议案草案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援助办法，从这点来看，国联第十八次大会无疑是失败的。

在国联第十八次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将日本的侵略行径诉诸国联。虽然中国谋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侵略的目的没有达到，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经过中国代表团的努力，国联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予以确认，中国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而日本则受到了舆论的谴责。

（三）争取苏联的援助

王宠惠提出：“在抗战期间，寻求友国，是我们外交上的重要目的之一。”［9］355王宠惠争取苏联的援助，主要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中苏有着共同的利益。中苏是邻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共同的利益。王宠惠提出，日本是以反共的名义侵略中国的，如果任由日本侵略中国，苏联的利益必将受到损害。他向苏联驻华临时代办麦拉麦德指出：“一旦中国失败，日本就会把中国变为反苏基地，利用中国的一切资源、人力、物力去打苏联。苏联不能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眼看中国失败。”［43］668其二，中苏有合作的先例。苏联建立后，总体上与中国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苏联还曾经给予中国很多援助。王宠惠称：“中国与苏联，邦交的和睦，历时最为悠久，回溯十七年前，国父孙中山先生，曾与苏联大使越飞先生，发表联合宣言，恰足证实中苏间的友谊，敦睦日彰。”［44］在争取苏联援助的谈判中，王宠惠提出：“交战六个月后中国现在正处于歧路上……因为没有外来援助，中国无力继续抗战。中国政府决意抗战，但是资金已枯竭。中国政府随时面临着抗战能坚持几何的问题。中国政府仍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43］668

早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王宠惠就预料到中日必有一战，为此，他积极争取苏联援助，然而，与苏联的谈判进展并不顺利。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7月9日，王宠惠和孙科奉蒋介石之命赴上海同苏联驻华代表鲍格莫洛夫交涉军械供应和签订互助协定等事项。王宠惠和孙科向鲍格莫洛夫提出，应当“设法签订中苏信用借款，互助协定，以实现对苏联对中国的援助”［45］16。鲍格莫洛夫并未同意二人的提议，鲍格莫洛夫表示，“日本现在已发动战争，中苏如签订互助协定，苏联即须参战，但苏联目前尚无充分准备，无异自招日本之进攻，权衡利害，当非最善之策”［45］16。

不过，鲍格莫洛夫也表示，中苏可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由于国民政府一直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7月23日，王宠惠再次询问鲍格莫洛夫能否签订互助协定，鲍格莫洛夫明确表示：“苏联政府认为目前不可能就互助条约开始谈判。”［43］642此后，王宠惠继续述说利害争取苏联援助。由于战争形势恶化，8月2日，蒋介石同鲍格莫洛夫会谈，表示同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8月15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任命王宠惠为代表，授予他与苏联商议和签订条约的全权［46］。8月21日，中苏正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友好条约》。该条约规定：“缔约国之一方受第三国侵略时，他方不得对该侵略国予以任何援助，或有不利于被侵略国之举措。即在中日战争期间，苏联对于日本，不予以任何援助。”［44］中苏代表还口头约定：“在中华民国与日本寻常关系未正式恢复之前，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不与日本缔结不侵犯条约。中华民国不与任何第三国签订任何所谓共同防共条约，该项共同防共，事实上系专对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47］

王宠惠认为，签订《中苏互不侵犯友好条约》对于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是有利的。他指出：“除两国（中国和苏联——笔者）相约消极的互不侵犯外，更规定缔约国之一方受第三国侵略时，他方不得对于该侵略予以任何协助，或有不利于被侵略国之举。简言之，即在中日战事期间，苏联不能帮助日本。这是间接予我以莫大之援助。

”［9］396

（四）争取美国的援助

在抗战时期，王宠惠争取美国的援助，主要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美国应当履行《九国公约》规定的义务。1921年11月12日，美国为了瓦解英日联盟、孤立日本而召开华盛顿会议。1922年2月6日，与会各国签订《九国公约》，该公约确定了西方主要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全面抗战爆发后，王宠惠提出，《九国公约》签约各国必须遵守相关规定，美国应对日本违反《九国公约》的行为予以制止。王宠惠称，签订《九国公约》，“在于促成太平洋区域之永久秩序与和平，决不能由任何一国加以不合法之废止。况日方所称东亚之新局势，乃完全由于日本违反《九国公约》所造成者，因违反条约之行动，所造成之事实，而修正或废止该约，此种主张，绝对不能容许”［48］。王宠惠指出，“中日问题，是《九国公约》有关各国共同利害的问题，因此各友邦必须和衷共济，通力合作，为反抗侵略维护和平共同奋斗”［9］401。其二，美国与中国关系密切。王宠惠提出，“在现代国际环境中，任何国家固不能遗世孤立，必与他国发生政治上经济上之密切关系”［49］。在抗战初期，王宠惠就提醒美国：“日本此种侵略行动，不但破坏远东的和平，且将造成整个世界的混乱，并且日本野心，无有止境，终必有侵犯英美诸国的一日。”［50］王宠惠指出：“远东的侵略火焰是全世界侵略的主火，日本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侵略的主脑，也就是破坏全世界和平的罪魁……远东的侵略火焰一日不被熄灭，即令欧洲火焰熄灭也终有被远东方面侵略余火再度燃烧之一日。”［51］王宠惠表示，受远东局势影响较大的美英等国必须与中国联合，共同抵抗日本侵略，“此一联合行动产生之日，即日本停止侵略之时”［52］。其三，美国有一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当时，很多西方国家都唯美国马首是瞻，而日本的许多战略物资主要靠欧美诸国供应。王宠惠据此认为，中国争取美国的援助，既有利于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持，也有利于制裁日本。

在抗战时期，王宠惠多次发表演说，呼吁美国对中国予以援助。1937年7月1日，王宠惠向美国发表广播演说。他在演说中称，中美两国拥有遵守国际条约和维护国际和平的共同立场。王宠惠在演说中还表达了对美国维护世界和平立场的赞赏。他说：“历年以来，美国主持国际公道，关切世界和平，不屈不挠，努力罔懈，固久为吾人所钦佩矣。吾人得于今日世界中，获有如此之良友与良邻，盖尤为吾人所至引以为自贺者也。”［53］全面抗战爆发后，王宠惠多次发表演说请求美国援助。1937年10月15日，王宠惠以正义和人道的名义向美国民众呼吁：“第一请避免任何行动促使侵略者直接或间接受益，第二请发动全力，对于中国此次生死关头之奋斗，予以赞助，果能如此行动，则君等对于贵国传统的正义和平之国际政策所负之道义上责任，庶亦可以无憾矣。

”［9］3521938年2月20日，王宠惠发表广播演说揭露日本破坏国际公约的行径，表达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王宠惠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呼吁：“今日需要国际间之共同行动，较任何时候尤为迫切。西方各国人民，对于维持世界和平及正义，向极努力，故余深盼各国，能一致起来，采共同行动，以谋制止侵略国家。

”［34］9月6日，王宠惠又向美国发表广播演说。他在演说中指出：“自去年十月二日日机轰炸美舰‘藩南’号后……全中国之各地之美人财产，包括教堂学校及医院，曾屡遭日机之轰炸，在前此战区中被日人夺取之财产，目下战争虽已相距数百里，则仍未归还原主也。美国公民均不得回至日人占领区域中以继续合法行动，而日本商人则成群结队而至，有增无减也。”［54］他在演说中还呼吁美国停止在经济上对日本的接济，积极援助中国。1939年2月19日，王宠惠在向美国旧金山世界博览会致辞时呼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特别是美国人民，放弃犹豫，采取积极行动，打击破坏远东国际正义和秩序的邪恶势力。”［9］482

（一）积极作用

1．使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宠惠以各种方式揭露日本占领亚洲、称霸世界的图谋。在了解到中日军事冲突的真相之后，一些国家对日本进行了谴责，并给予中国有力的支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国际联盟召开的会议上，与会各国一致认定日本侵略中国不合法。1937年10月6日通过的《国联大会关于中日冲突之决议案》称，“日本之行动，不能根据现行合法约章或自卫权认为有理由，并系违背日本在《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下所负之义务，不能认为正当”［55］503-504。

国联大会还提议各国给予中国一定的精神援助，并提出应当立刻停止减少中国抵抗能力、增加中国在中日冲突中苦难的行为。其二，多国政府对日本予以谴责。1937年10月6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国已不得不承认日本在中国之行动，不尊重国际关系之原则并违背《九国公约》与《凯洛格公约》之规定。

”［56］81937年8月18日，法国政府宣称：“如果日本宣战，则为破坏《凯洛格公约》及《九国公约》。

”［55］530其三，一些国际友人以各种方式对中国表示支持。1937年8月16日，苏联俄文《每日新闻》社致信宋庆龄向中国表示同情，并且呼吁，“中俄亲善，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相携相助”［55］562。法国文豪亚拉贡组织了“援助中国文化协会”，并写信至上海，“要求中国作家合作”［56］560。

法国《人道报》主笔古久列在评论中日战争时称，“日本对中国的万恶的侵略，遇到了东京所万万想不到的抵抗”。古久列还对中国的抵抗行为予以赞扬，称中国的民族精神、统一精神，在侵略者面前“突然像一道现代的新万里长城似的耸立了起来”［55］560。英国市民在康特白利大主教的领导下，在伦敦举行“反对日本在华暴行”市民大会，从而“促进政府当局之注意，以便实施更有效之制裁”［55］558。

正如王宠惠所说，“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明了我国抗战真相后，对于我国，几于一致的（今作“地”——笔者）表示同情。这种普遍的国际同情，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9］356。

2.促进了国民党的团结

1928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然而，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在抗战时期，这种情况严重地阻碍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王宠惠为此深感痛心，他指出：“本党如一家庭，同为党员，相互间犹如兄弟……党不仅如家庭，亦如军队。各个同志能与中央联络一致，方能打胜仗。”［57］1931年日本开始局部侵华，王宠惠呼吁党内各派别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共赴国难。1935年10月7日，王宠惠从巴黎致电蒋介石，请他出面主持大局。王宠惠在电文中称，“非公出任主持一切，无以团结内部，应对外患，展公（胡汉民——笔者）甚赞同”［58］。为了谋求党内团结，王宠惠还对国民党中央与西南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进行调解。经过他的努力，双方的矛盾得到缓解。王宠惠对此表示，“因各同志之开诚相见，意见已趋一致，殊可为国家前途庆幸”［59］。全面抗战爆发后，王宠惠大力宣传维护党内团结的重要性。王宠惠称：“只要本党同志领导四万万同胞一心一德，团结一致，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的领导之下，努力奋斗，前进不懈，不仅一个日本不能奈何我们，就是三倍四倍于现在日本的力量，也不能打败我们，我们抗战一定胜利。”［23］王宠惠还对汪精卫的叛国行为进行了批判。他说：“汪兆铭为中华民国之罪魁，其伪组织全属非法机关为中外所共知，无论其任何行动，对于中国人民或外国完全无效，其所签订之条约亦属非法，全无拘束。”［60］王宠惠积极弥合国民党高层之间的分歧。1942年年底，在中英新约谈判中，宋子文和蒋介石在九龙问题上意见发生分歧，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由于新约谈判关系到中国的抗战，王宠惠从中进行调解，使蒋介石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在抗战时期，王宠惠坚决拥护蒋介石的领导，他在国民党内部发表公开演说时多次强调要在最高领袖的领导下努力抗战。此外，王宠惠对于蒋介石发动的旨在维护自己领导地位和党内团结的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等都表示支持。总体来看，王宠惠的抗战救国思想及实践对于缓解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以及集中全党力量抵抗日本侵略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3.为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作了准备

王宠惠指出，“唯有抗战，才可建国，抗战和建国是一个工作，不能分离，要建国，必须与敌人抗战，所以抗战建国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61］。在抗战时期，王宠惠提出诸多抗战救国主张，一方面是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战后建设三民主义国家。首先，王宠惠提出应当重视国民的力量。王宠惠提出，要想战胜日本侵略者，就必须充分发动国民，进行全民族抗战。他还提出，国民的力量是伟大的，在建国的过程中也必须紧紧依靠国民。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制定了战时三年建设计划大纲。王宠惠称，该大纲为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之准备，“求抗战之胜利与战后之安全，亦即在求国族之强盛”［9］550，“此计划之实施，固应由政府主持推动，而且效果则无一不与民众有关，即无一不须全国同胞之共同努力”［9］550。

王宠惠呼吁：“胜利在望， 需要全民动员更切：即国防安全之基础，亦必须建筑于国民总力之上。而国民伟大之力量，集中于一点发挥，尤易收事半功倍之效。”［9］551其次，王宠惠提出应当重视艰苦奋斗的精神。王宠惠鼓励国民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怕困难，与敌血战到底。王宠惠提出，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建国过程中也要充分发扬这种精神。他说：“我们必得要怀‘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之诫，更加奋斗，更加努力，克服所有困难，突破所有阻碍，来进向光明的坦荡的复兴之路！”［25］再次，王宠惠提出应当重视自立自强的精神。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发起新生活运动，王宠惠期望国民在此运动中形成自立自强的精神，以配合抗战。王宠惠指出，建国同样需要国民具备自立自强的精神。他说：“我们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争取最后胜利，如何完成建国大业。对此问题唯一的答案，是自立而强。”［62］王宠惠表示：“所谓建国工作，必须使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才能办到，换句话说，唯有自力，才可以更生。我们愿意用尽全国家全民族力量，来建国，我们愿意以独立自主的精神来创建三民主义的国家。”［61］最后，王宠惠提出应当重视储建节约。在抗战时期，王宠惠积极主张开展储建节约运动，他希望以这种方式积蓄物资支援抗战，“更进而建立一个崭新的现代国家”［27］7。在王宠惠看来，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需要经济保障，而战时储建节约是为建国提供经济保障的有效办法。在抗战时期，王宠惠在思考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同时也在思考战后如何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这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以及心系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他提出的抗战救国主张为实现民族复兴奠定了基础。

（二）不足之处

1.要求国民绝对忠于国民党和蒋介石

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是领导中国抗战的大党，蒋介石是中国的最高领袖。出于抵抗日本侵略、团结全国抗战力量的需要，王宠惠提出国民应当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当时的形势下，他的这一主张是无可厚非的。然而，王宠惠以蒋介石所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国家观为依据，要求全体国民绝对忠于国民党和蒋介石，这使他的抗战救国思想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以下从三个方面分析王宠惠抗战救国思想的局限性：其一，王宠惠倡导忠于主义，禁锢了民众的思想。王宠惠提出：“凡属国民，即应一致紧密团结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振作精神，通力合作，发挥我全民族之力，为抗战建国而尽其应尽之职责，不可稍存私见，自招毁灭。”［9］553在抗战时期，王宠惠主张开展注音识字运动，而开展这项运动的目的是倡导三民主义和抵制共产主义宣传。王宠惠称，“此项运动一普遍，拉丁化运动即可随之扑灭，且因民众即对三民主义已有认识，则共产党之虚妄宣传亦将无所施其技”［9］522。王宠惠所倡导的其实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蒋介石为了实现独裁统治，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进行了篡改，因此，抗战时期蒋介石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已不是大革命时期革命的三民主义。然而，王宠惠对这一情况认识不清，他在抗战时期宣传忠于主义，在客观上起到了巩固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作用。其二，王宠惠倡导忠于政党，实则是要求国民忠于国民党政权。王宠惠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观念为依据，提出国民应当“不违背政府的命令，牺牲一切成见利益，甚至牺牲个人的自由和生命”［9］542。虽然王宠惠提出这一主张是出于抗战的考虑，但是他的主张在客观上起到了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作用。其三，王宠惠倡导忠于领袖，夸大了蒋介石个人的作用。在抗战时期，蒋介石作为执政党的领袖，在坚持抗战方面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王宠惠却夸大了蒋介石在抗战中的作用。王宠惠称：“蒋委员长于国父逝世后，继遗志，遵遗训，继续努力于革命救亡事业者数十年。虽在危难之中，指挥若定，全国景从，不独为我民族伟大之领袖，而其崇高之人格，尤为世界所景仰，是以国际声誉蒸蒸日上，于美国总统罗斯福氏，英国首相丘吉尔氏，鼎峙而三。”［9］544基于此种认识，王宠惠呼吁国民绝对服从最高领袖。他说：“当此强敌逼近，民族存亡绝续之交，舍全国一致，避免论争，滁除摩擦，牺牲小我，服从最高领袖指导，计日程功，共同完成抗战建国伟大使命外，更无丝毫瞻顾之余地。”［9］532

2．过度依赖美国的支持

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美国于1913年在西方列强中率先承认中华民国，之后又退出了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四国银行团。王宠惠被美国的这一系列举动所迷惑，错误地认为“美国主持正义，反对干涉中国内政，以维持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为其一贯之外交方针”［9］463。基于这一认识，王宠惠在抗战时期对美国表现出过度的信任和依赖。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争取美国援助，王宠惠以日本破坏“门户开放”政策为由向其申述。王宠惠称：“根据这一原则（“门户开放”原则——笔者），各国和平交换，善意通商，中国自然予以均等的机会，不容任何国家独占。”［9］369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原本是为了维护和扩展它的在华利益，但王宠惠却错误认为美国提出这一政策是为了维护中国的权益。在美国发布了不承认汪伪政权的声明后，王宠惠立刻表示：“美国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之立场，决不会因虚伪之宣传或任何政治上之伪装，而有所改变……赫尔国务卿之声明，足以表示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美政府对于远东所发生之事件，已有深切之认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闻悉之余，甚表欢愉，盖此系中美传统友谊之进一步表示，亦即所以明白表示美国采取之政策，即系维护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等国际条件之尊严也。”［9］379王宠惠称，由于美国的介入，“中国对日抗战之决心，终必有公理战胜强权之日”［9］379。王宠惠过度依赖美国的支持，夸大美国在中国抗战中的作用，这是由其认识的局限性所导致的。事实上，战时美国出台的一系列对华政策，都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作为出发点的，中国要想取得抗战的胜利，应当依赖全体国民以及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人们的共同努力。

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形势下，王宠惠毅然放弃了在海牙国际法庭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国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一职。王宠惠将自己专业知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就如何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抗战胜利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其抗战救国思想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在担任外交部部长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期间，王宠惠还将他的抗战救国主张付诸实践。经过王宠惠的积极工作，中国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全民族抗战局面初步形成，三民主义新中国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受到个人经历、政治立场的影响，王宠惠的抗战救国思想和实践也存在着不足之处，这主要体现为他要求国民绝对忠于国民党和蒋介石，以及过度依赖美国的支持。总体来看，王宠惠在抗战时期所提出的一系列抗战救国主张以及他所开展的抗战救国实践活动对于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抗战胜利以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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