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琦

(西华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四川南充，637000)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共提出30条具体减负建议，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促进学生健康成长。[1]小学阶段是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的一生发展起着奠基作用。“双减”政策明确规定了义务教育各学段的作业完成时间和校外辅导，学生和家长的负担明显减轻了不少，但随之而来的家长教育焦虑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家长教育焦虑由以往的教育机会焦虑向教育过程焦虑和结果焦虑转变。[2]已有研究证实，家长教育焦虑情绪会通过遗传或环境代际传递给子女，并且会增加子女在学校的不良行为以及加重子女的学业倦怠感。[3-5]为充分了解和有效缓解小学生家长的教育焦虑，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找出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合理建议。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共选取四川省某6所小学的小学生家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各校班主任向小学生家长发放在线调查问卷，家长自愿参与填答。本研究共回收420份调查问卷，逐一检查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370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8.10%。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人口学变量统计分析(N=370)

(二)研究工具

默里在家庭系统理论中主张家庭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家庭成员之间的情绪波动会产生相互影响。[6]已有研究成果发现，家长教育焦虑或集中在就业焦虑、考试焦虑和健康焦虑三个维度[7]，或包含对孩子健康的焦虑、成就的焦虑以及对自身教育能力的焦虑三个维度[8]，或体现为对子女升学择校的焦虑、对子女学习成绩的焦虑、对子女学习态度的焦虑、对子女未来发展的焦虑、亲子互动焦虑五个方面[9]。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自编了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调查问卷，共20题，包括对子女学业考试焦虑、对子女学习态度焦虑、对自身教育能力焦虑三个维度。该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从不”，2=“几乎不”，3=“偶尔”，4=“有时”，5=“总是”)，得分越高表示家长教育焦虑程度越高，反之则表示家长教育焦虑程度低。

为进一步验证该量表的适切性，本研究选取四川省某4所小学的学生家长进行小范围内施测，共收回202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188份，有效回收率为93.07%。本研究先利用CR决断值对问卷题目进行相关性分析，再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所有题目均达显著水平(p<0.001)，表明该问卷所有题目均能鉴别出被试小学生家长的教育焦虑反应，可进行下一步的探索因子分析。经检验，该问卷KMO值为0.935，Bartlett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2347.632(df=190，p<0.001)，表明目标群体的有关矩阵间有共同因子存在，问卷的结构效度甚佳，适合做因子分析。因此，本研究利用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进行探索因子分析，生成3个因子，所有因子在成分矩阵上的载荷均大于0.5，与预设的三个维度一致，且三个因子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918、0.878、0.845，表明该问卷内部信度较好。综上，本研究编制的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调查问卷信效度较好，能够很好地反映出研究对象的教育焦虑及其各维度的具体情况。

(三)分析工具

本研究将收集到的数据导入SPSS 26.0数据分析软件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描述性分析、单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在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中采取Harman单因子检验，从统计学上控制偏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选定问卷中三个维度的所有题目作为变量，进行未旋转因子分析。经检验，共有8个题目的特征值大于1，排在首位的题目解释了总变异量的32.17%，低于社会科学普遍认可的变异临界值40%[10]，证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的程度分析

如表2所示，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小学生家长对子女学业考试状况最为担忧，较为担忧的是子女的学习态度，对自身教育能力的焦虑也较高。

表2 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各维度和总体水平

为进一步检验各维度的差异是否达到显著水平，本研究以中立得分值3(偶尔)为检验值，对各维度的均值进行单独样本t检验。由表3可知，小学生家长对子女学业考试焦虑、对子女学习态度焦虑和对自身教育能力焦虑三个维度均达显著水平(p<0.05)，总均值与检验值之间存在差异，且显著高于3分。比较总体水平及各维度得分可知，目前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的总体水平是处于中等偏上的，各维度结果为：对子女学业考试焦虑>对子女学习态度焦虑>对自身教育能力焦虑。

表3 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单样本t检验(检验值=3)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及其各维度在家长学历层面的差异

本研究以小学生家长的学历作为自变量，以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的总均值及各维度均值作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家长学历层面，不同学历的小学生家长对子女学业考试焦虑不存在显著差异(F=2.079，p>0.05)，而对子女学习态度焦虑(F=4.074，p<0.01)、对自身教育能力焦虑(F=6.461，p<0.001)及总体焦虑水平(F=4.054，p<0.01)均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小学生家长的学历水平会影响家长对子女学习态度、对自身能力和总体水平的焦虑。进一步事后比较发现，在对子女学习态度焦虑、对自身教育能力焦虑和总体水平上，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程度略高于其他学历水平的家长。

表4 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及其各维度在家长学历层面的差异

2.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及其各维度在家庭月收入层面的差异

本研究以家庭月收入作为自变量，以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的总均值及各维度均值作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在家庭月收入层面，小学生家长对子女学业考试焦虑(F=2.208，p>0.05)和对子女学习态度焦虑(F=2.251，p>0.05)不存在显著差异，对自身教育能力焦虑(F=7.707，p<0.001)和总体水平(F=3.901，p<0.01)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家庭月收入会影响小学生家长对自身教育能力和总体水平的焦虑。进一步事后比较发现，家庭月收入在对自身教育能力焦虑和总体水平上的影响呈现出一致性，均表现为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水平最高，其后依次是家庭月收入5001—10000元、10001—20000元、20001元以上的小学生家长。

表5 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及其各维度在家庭月收入层面的差异

3.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及其各维度在子女学习成绩层面的差异

本研究以子女学习成绩作为自变量，以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的总均值及各维度的均值作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在子女学习成绩层面，小学生家长对子女学业考试焦虑(F=3.203，p<0.05)、对子女学习态度焦虑(F=5.981，p<0.001)、对家长自身能力焦虑(F=2.948，p<0.05)和总体水平(F=4.662，p<0.01)均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事后比较发现：在对子女学业考试焦虑维度上，子女学习成绩在班上处于中下水平的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程度最高，其后依次是子女成绩在班上处于不好、中等、中上、优秀水平的小学生家长；
在对子女学习态度焦虑维度上，子女学习成绩在班上处于不好水平的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程度最高，其后依次是子女成绩在班上处于中下、中等、中上、优秀水平的小学生家长，与总体水平一致；
在对家长自身能力焦虑维度上，子女学习成绩在班上处于不好水平的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程度最高，其后依次是子女成绩在班上处于中等、中下、中上、优秀水平的小学生家长。

表6 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及其各维度在子女学习成绩层面的差异

(四)结论

第一，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及其各维度在家长性别、年龄、子女性别、子女就读学段、子女就读学校位置、子女是否独生等层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第二，小学生家长对子女学习态度焦虑和对自身教育能力焦虑在家长学历层面存在显著差异。第三，小学生家长对自身教育能力焦虑在家庭月收入层面存在显著差异。第四，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及其各维度在子女学习成绩层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为有效缓解小学生家长的教育焦虑，结合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的现状，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讨论

1.学历水平影响小学生家长对子女学习态度和对自身教育能力的焦虑

调查结果显示，家长的学历水平显著影响小学生家长对子女学习态度和对自身教育能力的焦虑，且均呈现出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水平最高。在对子女学习态度焦虑维度上，家长普遍对“子女上课容易分心”“在学习上不喜欢挑战和钻研”“不愿意完成额外的学习任务”感到焦虑。学生普遍具有向师性的成长特点，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学历水平较低的家长担心自己无法为子女树立榜样，进而存在教育落后的恐慌[11]，从而影响子女的学习态度。还有的家长烦恼自己不知道该如何与子女沟通，对孩子不喜欢与家长谈论学习问题、排斥家长管教、喜欢与家长对着干等问题感到烦恼。在对自身教育能力焦虑维度上，家长普遍担忧自己的学历水平不够，辅导子女学习的无力感增强。特别是“双减”后，家长这一维度的担忧更为强烈。“双减”政策的实施，素质教育的深入推进，不少家长对此摸不着头脑，陷入有心教却无善法的困境。

2.家庭月收入影响小学生家长对自身教育能力的焦虑

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月收入显著影响小学生家长对自身教育能力的焦虑，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家长教育焦虑水平最高。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于2017年公布了对中国家庭的教育财政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每年对子女的教育支出为10374元，小学的人均教育成本是每年7532元。[12]72.1%的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小学生家长表示，他们担心自己无法为子女提供教育支出以外的消费，如学区房、汽车、旅行、出国求学等，家庭资本日益凸显其重要性。

3.子女学习成绩影响小学生家长总体及各维度的焦虑

调查结果显示，子女的学习成绩显著影响家长教育焦虑的三个维度，子女学习成绩不好的家长焦虑水平最高。不少家长依然秉持着“考了好成绩才能考上好大学”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育儿观，依然深信“高分数=好结果”。韩海棠在调查家长对子女的学历期望时，51.9%的家长希望子女能考上研究生，34.6%的家长希望子女考上本科。[9]不少家长表示，他们对子女学习成绩的焦虑普遍表现为“在子女考试前比平时更容易紧张”“在孩子成绩下降时感到担心”“虽然孩子目前成绩不错但仍然对此感到担忧”。

(二)建议

1.转变工具性教育理念，变育“分”为育“人”

在影响家长教育焦虑的因素中，家长表现出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最为在意。一方面是受到“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大部分家长认为只有读书才有出路，将分数与前途直接画等号；
另一方面是由于中高考的教育指挥棒仍然在选拔人才上发挥巨大作用，家长不得不关注子女的学习成绩。杨小微认为，主观性资源稀缺是引起家长教育焦虑的根源，如家长的攀比心理、网络媒体对“教育决定论”的过分渲染等，而非教育资源的绝对性差异。[13]为有效落实“双减”政策，政府和学校要加强对政策的宣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指导，在社区、单位开展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在高校开设家庭教育专门课程，帮助家长树立科学合理的育人观念，深刻理解减负要求，达成“双减”共识[14]，正视子女教育问题，正确认识教育、对待教育，意识到学习的本质在于子女是否获得全面和谐发展，是否成长为一个拥有健全人格、良好身心素质的人。

2.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监测义务教育效果

本研究表明，家庭月收入会显著影响小学生家长对自身教育能力的焦虑，低收入家庭的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程度远高于高收入家庭。有关研究也证实了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会显著影响其教育公平感[8]，中产阶级的家长群体迫切希望通过教育改变阶级命运，实现向上一阶层飞跃[9，15]。从国家层面说，教育部门应加大教育投入，促进公共教育资源不断优化，完善教育评价机制，构建良好教育生态环境；
做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努力提升基础教育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让家长看得见义务教育的效果，信任义务教育。[16]从学校层面说，学校应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逐步完善校内课后服务，让学生在教室内学足、学好。从家长层面说，家长应发挥自身的教育作用，有序参与到学校的教育工作中。

3.构建学习型家庭，引导家长终身学习

调查结果显示，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小学生家长比例达57.3%，接受过专科和本科教育的小学生家长均为17.8%，而接受过硕士及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小学生家长之和仅为7%，小学生家长的学历水平影响着他们对自身教育能力的焦虑。为适应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除大力打造学习型社会，力图创造让人民“随处可学”且“时时可学”的环境，还必须建立学习型家庭。在家庭教育变迁的过程中，传统式的家庭教育必然会向着现代化的家庭教育转变，构建学习型家庭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学习型家庭具备以下五点基本特征：自主学习、全员学习、生活化学习、共同分享、共同成长。[17]在学习型家庭中，家长用开放的、包容的眼光正确看待学历，合理预设自己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善于与子女共同学习，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三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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