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自程

2022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指引我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大会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教育、科技、人才三个方面本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交织构成了社会整体发展的基础。但是，如何调和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其发展的优势最大化，需要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因此，教育、科技、人才的融合表现出来的是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动能。在科技发展与人才成长的过程中，新时代教育既是压舱石，也是调和剂，在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有机统一过程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一)教育与科技的结合需要人文导向

从一定意义上说，因为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教育才被称为现代教育。现代生产促进现代科技的产生和发展，现代科技不断使现代生产升级换代，逐渐成为现代生产的核心要素。通过教育培养与现代生产相匹配的人才，理所当然地需要现代科技的渗透。

马克思是最早认识到教育应该有现代科技内容的人之一，并提出了“综合技术教育”的概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蓬勃发展的机器大工业摧毁了一切故步自封的旧的社会生产方式，使生产过程能够被分为若干组成部分，“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2]。工艺学的发展使社会生产过程的各组成要素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基于人们对自然不懈的探索和研究，现代生产没有或者来不及有一套固定的流程，因此现代生产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不断革命的技术基础是大工业的显著特征，“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3]于是，为了能使生产进行下去，并使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至于失业、缓解阶级剥削带给工人的身心压迫，教育就要包含现代生产的技术基础的内容。现代生产的技术基础虽然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工艺学揭示出自然界基本的运动规律，虽然现代生产的机器体系复杂多变，所用的工具庞杂多样，但是都遵循着一般性的原则。[4]因此，马克思顺理成章地提出，综合技术教育“要以生产各个过程的一般原理为内容，并同时使儿童和少年学会各种行业基本工具的实际运用与操作”[5]。

马克思提出，综合技术教育已经为我们勾勒出现代教育的雏形，激励我们继续思考教育的未来形态。鉴于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的逐利本性(如廉价的妇女儿童劳动力的榨取)和自然科学在生产中的浅显运用，综合技术教育注定很难被实施。但是，随着当今科学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普及和社会关系的改善，教育早已与现代科技密不可分。现代科技的形态不断表现出新的特征。

人们对科技的总的看法决定了科技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现代科技是理论理性与技术理性相结合的高级形式，并不是纯粹理性自恋的产物，是理性精神与非理性精神的相互碰撞而产生的。科技不是外在于人的成果，而是由活生生的人正在从事着的人类实践活动，把科技看作工具或奴役者，都是对人类责任的放弃和逃避。[6]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现代科技看作纯粹的工具或手段。教育与科技的结合不能停留在教育传播科技知识以及教育信息化的层面上，而要深刻思考教育与科技的结合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特殊意义，坚持人文导向，认清现代科技的本质，真正落实好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二)教育与人文的结合需要科技反思

人文，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类文化现象，是人类根据自然、社会环境，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创造出的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为主、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再加上独特的地理环境，古代中国的国家一统化特点尤为突出。从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来看，费孝通认为中国古代是乡土社会，崇尚“礼治”的人文。“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7]从对人生的态度出发，梁漱溟认为儒家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是肯定人生、调节欲望的一类人文文化体系。[8]季羡林从民族气质和民族情感的视角认为，中国的优秀民族传统就是人文精神，一是爱国，二是骨气。[9]综观以上诸多名家对我国社会人文的不同看法，我国人文传统是安于现状的，也是乐观积极的，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倾向。但是，从结果上看，这样的人文传统不利于近代科技的产生和发展。直到现在，我国的人文教育无论在内容、方法还是组织形式上，依然表现出保守、灌输、说教等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近现代科技的发展。

和中国的人文精神截然不同的是，西方讲的“人文”出自拉丁文Humanita，指人性和教养。西方话语中的人文更强调“人”。随着文艺复兴对人性的解放，人文主义成为势不可挡的一股潮流。随着上帝被打倒，理性自由逐渐发展为意志自由，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愈加急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加持下，科学主义、技术理性开始占据思想高地。于是，西方的人文教育开始走向没落，科技教育逐渐占据中心地位。《共产党宣言》中对这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剧烈变革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0]

因此，纵观以上两种情形，教育的人文性既指“教育为人的个性、完整性、历史性而努力，致力于人性的生成、扩展和人性境界的提升”[11]，也应该含有教人对现代人文生活进行科技反思的意味。这其中包含着两种反思，一种是对我国人文主义传统排斥科技理性的反思，另一种是对近代科技理性主义威胁现代人文精神的反思。

(三)科技与人文的对立需要教育整合

在古希腊时期，理想的人是自由的人，人文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只有理性才能够保证人的自由，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理性体现在科学之中。[12]因此，科学与人文具有同一性。科学是古希腊人的人文理想，是“‘求知’的精神、‘理论’的理性、‘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一句话，是科学(哲学)的传统”[13]。但是，“以唯人主义为标志的近代人文传统和以技术理性为标志的近代科学传统事实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正是现代性所要求的专业分工和力量意志，导致了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裂，以及人文学科的严重危机”[14]。

1959年，英国学者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发表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提出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相互不理解的鸿沟，二者之间的隔阂和分离将使知识和社会的发展蒙受损失。科学革命提供了改善世界各地人们社会境况的可能性，应当通过教育改革来推进科学革命的进程。[15]斯诺大概率会赞成用科技教育消除科技与人文之间的隔阂。“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拉开序幕，新一轮的科技和军备竞赛在超级大国及其集团之间展开。近代科技改善了人们当时支离破碎的生活，科学主义呼声日益高涨，本就日益衰落的人文主义传统受到严峻挑战。但是，科学主义中“惟科学主义”极端形式的出现，给人类生存带来巨大挑战，促使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20世纪后期重新被重视。科学主义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互相较量、抗衡和融合，在20世纪末形成了科学人文主义教育观。[16]

教育能够承载人文，人文通过教育得以彰显和创新。教育传播并发展科技，教会人们如何在科技世界中更好地生活。无论是科技还是人文，都能够被整合到教育中来。北京师范大学王英杰教授明确指出：“教育学科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人文的。研究的方法不仅要用科学的方法与大数据的方法，而且要有人文情怀，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17]总体来看，在我国的教育实践过程中，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像两条平行线，没有真正结合在一起，甚至有时候二者相互排斥。二者的紧张关系直接导致教育、科技与人才三者在实际的相互作用中始终达不到真正的贯通。脱离人文的科技教育或脱离科技的人文教育，都培养不出健全的人才，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科学求真，是立世之基；
人文求善，是为人之本；
科学与人文同源共生，互通互动，相异互补。[18]我们需要对近代以来的唯人主义和技术理性传统进行深刻反思，坚持教育支撑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弘扬真理与自由的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理想追求。

(一)教育优先发展支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学记》开篇开门见山：“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19]教育规约着国民的日常生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整体气质。邓小平曾说过：“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教育振兴是国家振兴的重要标志。”[20]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21]可见，无论是科技的传承创新还是人才培养，都离不开教育。教育优先发展是民族振兴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先导性战略，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支撑与根基。

现代科技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决定了教育必须优先发展，培养现代生产的储备人才。其一，教育优先发展有利于科技的传播与再生产。教育通过引进先进科技知识，可以预先培养科技人才；
通过对科技的改造与创新，因地制宜应用科技促进本地区生产的发展。其二，对经济落后地区来说，教育优先发展传播现代科技，能够促进教育公平，为落后地区发展争取弯道超车的机会。因此，教育优先发展能够突破科技与人才在国际竞争和区域间竞争中的困境，有利于科技与人才之间的相互促进，使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有了实实在在的教育支撑。

(二)教劳结合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把握

从微观层面来看，教育与科技之间的关系是传播与被传播的关系。但是，科技远不止知识及其应用那么简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在社会生产全过程中的参与，决定了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与整个社会生产相适应。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详细考察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不幸与堕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了工人阶级子女在受教育权丧失的情况下，不仅要遭受身体上的摧残，而且要承受智力上的荒芜。因此，为工人阶级及其子女争取受教育权，成为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22]在资本主义社会，教劳结合是以“教育教学+生产劳动”的形式进行的，不仅保护了工人阶级的身心健康，而且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以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但是，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教劳结合应该如何呢？马克思在罗伯特·欧文那里看到了未来教育的萌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3]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24]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中教劳结合的理解，不再是微观层面的“教育教学+生产劳动”，而是从整个社会生产的高度，思考教育与生产劳动有机结合的问题。

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25]该论述正确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教劳结合的实质。在未来社会，不仅日益复杂的科学技术在生产上被广泛应用，而且从事生产劳动是人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并最终成为人自觉自愿参与的乐趣所在，那么教育就要不断地适应这种社会生产方式，来满足人们的劳动需求。生产劳动也要进行改革来配合、促进教育的发展。“如此才能形成教育与生产劳动的良性互促，提高社会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解放)提供根本的物质保障和闲暇时间的充分利用。对这种教劳结合的主张，只有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唯物史观，才能理解其深刻意蕴。”[26]

教劳结合不仅要求教育适应社会生产发展要求，发展科技以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要求教育满足人们对劳动的本能欲求，获得劳动的快乐，对纠正当下人们在科技世界中的迷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教劳结合是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把握，是发展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保障。

(三)创造性教育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驱动力

教育培养科技人才的目的不仅在于对科技的继承和应用，而且要能够做到对科技的创新发展。这就需要人才具备创新精神，也就自然离不开创造性教育。

人本身就具有创造的本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人的“类本质”。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异化为仅仅表现为维持自身肉体生存的手段时，他写道：“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7]通过劳动改造对象世界，创造人类社会，是人的本能。人在对象化劳动中直观自身，从而创造自身，只有这样，人才能称之为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28]因此，人拥有创造的本性，并首先通过生产劳动去确证并实现它。

现代生产劳动俨然成为科学技术的领地，因此人必须用科技进行创造。但是，如果仅仅将科技看作创造的手段，就没有重视科技在人的生命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人类在劳动中创造出科技，而科技同样在创造人。相对于西方传统实体本体论来说，主体本体论主张人被抛入这个世界中，本来就毫无本质可言，人是“自由”的。“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对一切外在事物的悬搁，向着‘无’(它)回归。”因此，人坚守着这“无”的本质，才能实现自我超越，“不限定在任何既有的格局之中，向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开放。”[29]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无”并不是虚无主义，“无”召唤人去认识世界、解蔽自然，而劳动与科技便是这个祛魅过程的开始。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30]在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31]。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科技会造成人的异化、人与自然相互对立。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科技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是和谐的，人能够自由发挥创造的本性，并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科技不会造成对人的奴役，而是推动人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而这需要创造性教育贯穿始终。创造性教育基于人的科技本质，激发出人的创造本性，形成科技与人之间的完美融合。创造性教育能够培养创新型人才，引领创新驱动，带动科技创新和社会变革，引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一)淡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的界限

回顾科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历史，试图将二者进行整合与交融的观点始终是主流。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在整合的过程中孰轻孰重。有人认为科技教育重要，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发展科学技术，加快工业化进程是它们共同面临的主要任务，因此必须把科学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32]。强调人文教育的学者认为:“我们的教育失去了人，忘记人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就失去了一切。”[33]偏重于其中一个方面，对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整合发展是不利的。如，斯诺偏重于科学革命的观点引发的争议至今不绝于耳。

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应该是全方位的，是教育思想、教育价值观与功能观、教育组织与管理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的根本改变。整合既是目标，也是一个过程。作为目标意义的整合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是一种总体上的整合；
作为过程意义的整合，是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34]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整合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一种尝试。在目标意义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追求科技的合理化应用与创新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过程意义上，通过教育支撑，努力调和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关系，使科技教育“人性化”，人文教育“科技化”，挖掘人性中的科技属性，从而努力使人既具备一般的科技素养，也要有人文素养，跨越科技与人文之间的鸿沟。可以说，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跳出了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孰轻孰重的二元对立，找到了二者之间的联通点。

因此，新时代教育对待科技与人的发展应一以贯之。其实，对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整合的结果便是对二者之间界限的淡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不存在天然的隔阂，而是人为赋予在教育上的价值表达。也就是说，世界上不存在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真正实体。在我国，凡是教育，都要坚持立德树人原则，都要培养适应社会生产发展需要的人才。凡是教育培养出来的人，都应该是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这一点上，科技与人才在教育上达成了和解，教育也就只是教育，从而获得本真的存在。因此，我们要转变科技与人文对立的教育观念，遵循教育的育人本质。

(二)教育要与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相适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35]。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迈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型举国体制成为国家治理和科技创新的新阵地。2016年出台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要求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在战略必争领域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2019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36]

新型举国体制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以核心技术攻关为主要抓手，其根本目的是实现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根据教劳结合原则，教育需要与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相适应，实现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首先，要始终维护教育的个性发展。从我国整个教育事业来看，教育不应该是千篇一律的，而应该突出学校特色和学科特色。“双一流”建设战略不是对高校和学科新一轮的“论资排辈”，而是要引导高校能够把时间、金钱和精力聚焦于国家急需突破的核心科技领域，建设大国重器，培养国之栋梁。另外，教育资源向“天才少年班”“英才班”等特殊教育形式的倾斜，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重点突破，不能从普遍意义上教育公平的视角来评判它。此外，教育的开展要有针对性，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需要针对我国目前急需解决的科技难题做适时调整，如课程内容的选择、组织形式的变迁以及教育评价体系的变革，等等。当然，这是在保留基本的科技知识、保证学生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前提下进行的。此外，各类科技竞赛的举办也要扣紧时代前沿关键问题，使教育事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具有上层建筑的属性，国家需要什么，学生就应该学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个体个性的丢失。个性不是抽象的，是历史的生成，是社会化的产物。也就是说，个性其实早已经被社会规定好了，不存在超越共性的个性。因为共性是由无数个性组成的，而共性需要个性来表达。在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下，教育追求的是社会的整体繁荣，也是每一个个体的全面发展。

(三)育时代新人要以创造性人才培养为导向

自党的十九大开始，“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便成为我国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新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这就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37]“育时代新人”是新时代回答“培养什么人”问题的理论概括和行动部署。

党的二十大继往开来，在“育时代新人”的基础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新要求，成为时代新人培养的行动指南。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等。[38]因此，“育时代新人”要以创造性人才培养为导向，激发全民族的创新创造活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关键是落实创造的教育。”[39]创造的教育是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基础和前提，而人才的创造性特征集中体现在创新创造精神上，因此创造性教育关键在于培养人的创新创造精神。这需要转变旧的僵化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模式，营造开放创新的教育生态，不断推进教育改革创新。守正才能创新，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和保障。守正要求教育坚守底线，办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尊重并遵循人的成长成才规律，努力践行好“为谁培养人”的重大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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