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冠英

1983年邓小平在景山学校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重要论述，通过将教育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相联系，科学地指出了教育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应当发挥的作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确立为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此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和《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进一步指引和推进了我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对外开放是基本要素。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并非自发形成，而是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全球扩张背景下，在中外特别是中西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日益密切的关联中展开的。[1]在教育开放过程中，通过对比明确自身发展定位，确立发展目标，形成了发展动力；
通过吸收借鉴他国经验，汇聚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资源；
通过对外开放，世界也更加了解和认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可以说，教育现代化就是不断扩大和深化教育对外开放的进程，没有教育对外开放，就没有中国式教育现代化。

我国教育现代化遵循三条逻辑主线。一是支撑和服务国家的现代化，主要表现在为现代化建设培养相关人才，通过知识和技能的普及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等。二是教育自身的现代化，主要表现在教育理念的不断创新、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等。三是教育促进人的现代化，主要表现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终身教育、综合国民素质的不断提升，以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受教育需求等。教育对外开放正是在这三个维度上有力推动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

1.教育对外开放支撑服务国家现代化

一是通过教育开放，助力国家紧缺人才培养。首先是人才数量方面。通过海外留学，中国得以借助全球教育资源扩大人才培养规模。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出国留学人员不论是返回国内还是旅居海外，都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其次是人才质量方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高质量人才培养都有赖于教育开放，各领域高端人才中具有留学经历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我国制定了许多旨在推进中外交流的政策，每年都有大批人员赴海外参加各类学习和进修活动。直到现在，一些领域高端人才的培养仍需全球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同支撑。最后是人才类型方面。以高等教育为例，我国快速实现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跨越性发展，其中扩大规模一直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类型化发展则相对滞后。我国各项事业的现代化建设对于多样化人才的需求，有相当部分是通过留学、引进国外师资或教材等教育开放途径来实现的。

二是通过教育开放，提升教育服务国家开放大局的能力。一方面是支撑对外开放战略。通过教育开放培养了大批外语、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法律、跨国文化等专业人才，他们广泛分布在各个涉外领域，有力支撑和服务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另一方面，教育对外开放逐渐成为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组成部分。2001年，中国加入WTO签署了《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开放部分教育服务；
在中国签署的众多自由贸易区协定，以及设立的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实施方案中，几乎都涵盖扩大教育服务开放的措施，教育在经济开放战略中占据一席之地。2016年教育部牵头制定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该行动涵盖了内容丰富的教育合作交流举措，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教育对外交流方案，教育领域更加独立地推进对外开放。

三是通过教育开放，展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发展成就。一方面，促进世界更加了解中国的教育文化。中国教育思想对人和教育发展的认识，丰富了世界教育思想宝库；
中国人民重视教育的传统，给世界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在教育开放的过程中更广泛、更深入地向世界传播。另一方面，推进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成就。中国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使得中国学生普遍具备较为扎实的知识和技能基础，这在留学教育领域有突出的体现。通过教育开放，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和深入，不同类型和层级间的交流更加顺畅，教育合作和科研协作更加普遍；
中国教育现代化被纳入全球研究视野，针对中国教育的研究越来越多，有力促进了世界对中国教育的了解。

2.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推进教育自身的现代化

一是通过教育开放，不断供给优质教育资源。扩大和丰富教育资源供给是教育开放的重要功能，主要表现为引进境外优质的教材，通过学习国外教材改编我国教材，聘请境外一流专家学者来华授课或中外联合培养，吸引国外院校来华合作办学，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以及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等。这对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0年间苏联来华专家约有两万多名，苏联专家的规模之大，对中国各领域发展的参与范围之广、投入程度之深在世界历史上极为罕见。其中有861名从事教育顾问、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苏联教育专家，这些专家分布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全国各地的高校，他们成为苏联教育经验在中国的直接推广者，其工作对当时乃至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教育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2]920-921

二是通过教育开放，不断革新教育发展理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改革原有的教育以培养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所需要的劳动者与专门人才”的理念，[2]860-861其突出表现是苏联教育理论的大量引入。其中伊凡·安德烈耶维奇·凯洛夫《教育学》影响最大，该著作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之广泛，少有其他教育学著作媲美。[3]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的发展不再只关注苏联模式，更多的教育思想被引入，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国外教育研究快速兴起，形成了近代以来我国对外教育交流史上第三次研究介绍国外教育的高潮(第一次高潮为鸦片战争后，第二次高潮为辛亥革命后)。[2]1092-1093学习过程中曾出现过应以哪个国家、哪种理念为主要对象的争论。不论争论结果如何，教育发展要充分了解和借鉴他国经验已成共识，教育的国际化发展道路被广泛接受，国家相关政策中也落实了这一思路。[4]

三是通过教育开放，不断优化教育体系建设。一方面是不断完善国家宏观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教育体制改革进程中，各类教育交流，以及大量比较教育研究，为改革方案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1221-1223世界各国的经验为我国改革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5]。另一方面是促进教育结构的优化。以职业教育为例，通过比较教育研究、教育合作、高层访问等方式，我国逐渐确立了以德国为主要学习对象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中德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了广泛且深入的合作，中国累计派遣了数万名职业院校师生赴德国学习，德国也派遣了大量专家来华指导职业教育的发展。通过教育开放，我国不仅建立和完善了中等职业教育制度，且进一步推进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化发展。

四是通过教育开放，不断提升教育发展质量。以高等教育为例，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研究方面，研究者中相当大的比例具有海外求学、任教或研究工作经历，这不仅利于同国外一流大学保持密切交流，也利于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运行机制、制度设计和精神文化等进行系统和深入的认识。在师资方面，通过引进海外一流大学毕业生回国任教、派遣在职教师海外进修、召开国际会议和开展教育及科研合作等措施，提升了国内高校教师队伍的国际化程度，推动了师资队伍质量建设。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2001年清华大学聘请普渡大学加弗尔·萨文迪(Gavriel Salvendy)教授担任新成立的工业工程系主任，萨文迪教授推动了与海外知名高校建立案例教学库、联合培养研究生、国外著名教授给本科生授课等诸多改革举措。这是我国高校第一位外籍系主任，这种聘请国际一流学者的措施，快速缩小了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3.教育对外开放有力提升人的现代化

一是引进和推广先进教育理念，强化对于人的现代性的培养。“庚款”留学生、师从杜威并最早提出教育现代化理念的张彭春指出，要通过教育尤其是课程方面的改革，来培养中国人的现代化精神，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陶行知也曾指出，要培养现代的人，学习现代的知识和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并以现代的方法和发挥力量。[6]近年来，通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终身教育、全民教育、绿色教育等理念不断被引入国内，这些对于促进教育现代化，呼吁关注和促进实现人的现代性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是有力支撑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一方面，通过出国留学，我国充分利用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培养急需紧缺人才。1978—2019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其中490.44万人已完成学业，423.17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7]；
我国与5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8]。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为缓解疫情导致的出国留学受阻发挥了积极作用，累计录取近万人。另一方面，通过留学、访学、交流、研学等多种形式的教育对外开放活动，大批国人走出国门、感知世界，人们有了更多认识世界的渠道，国际视野更加开阔，国际化程度大大提升。

三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助力终身学习型社会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促进人的全面培养的现代化，现代化教育不是简单的提供学历文凭，而是要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更多类型、更加个性和更高质量的学习支持与体验，夯实每个人终身发展的基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既是促进我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关键，也是强化创新型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重要基础。我国教育体系尚存在“千校同面”的单一化问题，教育的多样性和适用性仍有待提升。在教育开放的助力下，人们得以根据自身所需及偏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选择，参与类型和层级更加多样的教育，获得更加丰富的教育体验；
通过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有效繁荣教育、培训等服务业态，营造良好学习氛围。

1.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教育对外开放如何破除不利影响

一是认识与理念方面。近年来，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对中国教育和世界教育的认识存在“非此即彼、非我必异”的极端二元化的错误认识，存在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判断标准不加区分地套用在教育领域的错误观点，存在不客观、不全面地评价教育对外开放和教育现代化发展成就的错误理念。这些错误的认识无疑对进一步促进教育对外开放造成较大干扰。

二是留学教育方面。诸多调查显示，对生命健康和生活安全的顾虑已成为影响留学动机的重要因素，留学意愿出现明显下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留学生规模降幅明显。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留学输出国，但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加大对华留学签证特别是STEM专业领域留学签证的审查和限制力度。我们通常关注留学生的“规模优势”，却忽略了“替代效应”。以赴美留学为例，商业和管理、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工程是中国赴美留学人数最多的3个专业。中国在健康科学类专业、数学与计算机类专业就读的学生，规模上长期落后于印度；
自2017年开始，工程类专业的规模也被印度超越。[9]在美国重点对华限制的STEM领域，中国已不是最大生源国，正在被其他国家迅速替代。

三是国际人才流动方面。与留学的情况类似，出入境管制措施及高昂国际旅行成本等使国际人才流动规模大幅缩减。从服务贸易角度来看，人是服务的主要承载者和实施者，越是高质量的服务越是需要高质量的人才。从教育学角度来看，教育不是简单的信息和知识的传递，而是主体间基于伦理规范的交往关系。尽管可以通过互联网、图书、多媒体等途径交流信息，但高质量的教育和高质量的交往，仍需要频繁与深度的人际交往，需要精神和道德层面的感知与互动。人才流动的受限，干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妨碍了学习先进科技和发展经验。

2.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教育对外开放如何明确定位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教育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的巨大转变。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定位教育开放是一个难题。教育开放有两个基本的动力，即中外教育纵向的质量差距，以及横向的类型差别。长期以来，纵向质量差距是驱动教育对外开放的主要动力，但这一动力在当下遭遇挑战。一是中外教育的质量差距快速缩小，一些领域中国已经实现领跑。二是中国学习和引入的“现代的”“先进的”教育资源，多孕育于工业化大生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土壤中，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且无法解决教育的功利主义、唯知主义和技术霸权等问题。[10]三是西方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实际以及发展所需。上述挑战是否说明教育对外开放不再重要、推进开放的力度可以降低，都是亟待回答的问题。

横向的类型差异本应该发挥更大的驱动作用，但现实并非如此。一是受到教育评价机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教育的类型化发展滞后，多类型教育服务在中国难以获得多元化的评价，降低了此方面教育开放的动力。二是类型与质量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存在很多交叉领域，由于对此关系认识不清晰、定位不明确，很多旨在推进类型化发展的措施，最后还是难以撼动标准化质量的霸权，这也进一步降低了类型差别对教育开放的驱动。三是中国具有博大精深的教育文化和悠久的教育发展史，在长期学习西方教育理念的同时，传统的教育理念与文化没有消失，而是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当下，如何认识和界定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中国特色与世界标准等方面的关系，仍然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面对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相互交错，准确厘定水平差异与类型差异之间的关系，拥有一种自信自肯而又勇于学习的正常心态，并非轻而易举。[1]

3.实现多元内涵的现代化：教育对外开放如何提升发展成效

现代化不仅是器物方面的现代化，也是制度和人的现代化。教育开放是否以及如何促进了现代化发展的成效，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审视。

教育开放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突出。一方面教育开放不充分。制度型开放推进迟缓，学校自主推进开放的动力疲弱，开放途径与方式的同质化问题突出；
教育开放的内涵式发展不充分，对教育开放质量、开放成效、开放措施适用性等问题的系统研究有待深入；
开放的隐性壁垒突出，开放政策的系统性、整体性不足等。另一方面教育开放不平衡。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开放情况明显超过其他地区，城市教育开放情况要超过乡村地区，高等教育的开放情况要高于其他教育类型；
与应试相关的教育服务发展要优于其他教育服务；
引进教育服务的数量、质量和类型发展不平衡；
教育引进来和走出去发展失衡等。

促进人的现代化依然“任重道远”。在西方主导的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的物质财富得到快速积累，但人的主体性地位没有得到充分尊重，人的全面发展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但从认识到行动到成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全面发展的角度看，学校教育仍然“一家独大”，应试教育的影响依然深刻，受教育等于上学、受到良好教育就是获得高学历等片面认识根深蒂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意识有待提升，匹配群众需求的教育服务依然缺乏，创新型人才培养能力较弱等等。从终身学习角度看，学校教育与终身教育体系的割裂问题并没有根本性的解决，[11]人才成长通道不畅，引进教育资源多是嵌套和依附于学校教育，教育服务的多样性与评价机制的单一性矛盾突出等。

1.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教育对外开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深层底色。[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内在政治逻辑。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视野下的教育对外开放，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教育开放符合正确的政治方向。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教育开放才能正确看待开放与安全、发展与稳定、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有力抵制各类错误思想观念的冲击。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教育开放拥有充足发展动力。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是在党领导下的，全国上下共同参与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的国家战略。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教育对外开放才能够凝聚和统筹全社会积极要素，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确保新时代教育开放的充足动力。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教育开放树立正确发展定位。教育开放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教育对外开放才能为教育现代化建设贡献积极力量，才能有效提升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才能确保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的需求，解决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主要矛盾。

2.对标新发展格局，明确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对策

一是通过在地国际化和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等措施，破除当下发展障碍。改革与开放是教育发展的一体两翼，我国教育现代化历程遵循“开放促进改革，改革引致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推进深化改革”的良性螺旋上升路径。在人员流动受限之时，教育开放并非“无可奈何”。一方面应通过在地国际化，对标世界一流的高质量标准，深入推进我国教育改革，努力攻克长期困扰教育健康发展的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
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学校自主办学能力和办学质量，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全方位谋划自主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坚定人才自主培养自信，创新培养模式，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有效融合全球视野、世界一流标准与中国特色，以全球优质教育资源促进人才扎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土壤，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二是通过扬弃现代性和弘扬本土文化精髓，明确新时代发展定位。教育交流中的吸收、借鉴与创新……就是如何正确认识把握外来先进教育与本国国情的关系。[13]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典型的后发型，不是简单的外生型。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摆脱对外教育的依附性，实现中国教育“主体自觉”的一种后发、内生、自主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14]中国式现代化的后发型性质，既不是由纯粹的外力驱动，也不属于纯粹的内发，而是外源压力之下激活内因而形成的综合行动因。[15]当下及未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在发展现代性的同时，又必须超越现代性，走综合现代化之路”[16]，在接受和批判过程中实现对现代性的扬弃。必须重视和弘扬中国教育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要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对教育开放来说，首先，要在本土坚守与全球吸纳的张力中进一步发展新的教育现代性，并结合教育目的和时代背景，在已有政策体系基础上形成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宏大叙事。其次，要更加客观、深入和系统地辨析中国与世界教育在质量维度的差距和类型方面的差别，不断依据教育发展的内外部条件革新开放的理念，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科学汲取一切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探讨与新时代发展相匹配的教育理念。再次，激发和强化内生动力，总结中国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开放的经验，结合我国教育文化传统，扎根中国大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开放理论。最后，应当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深度融合，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使命自觉，关注世界、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向世界教育发展贡献积极要素，提升国际教育公共产品的供给，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种教育资源，破解人类发展难题。

3.锚定高质量发展，创新教育对外开放发展路径

一是推进制度型教育对外开放。我国对外开放正在从商品等要素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推进制度型对外开放是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大举措。落实到教育领域，从服务贸易角度看，一方面我国自加入WTO后在教育服务的市场准入规则上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在我国已签订的19份自由贸易区协议中，我国教育在对标国际先进规则推进开放和制度建设方面较为滞后。另一方面，我国教育对外开放长期偏重境外消费，跨境支付、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等三种服务提供方式发展不充分，这也是新冠疫情和国际局势变化能够干扰我国教育开放的一个重要背景。

为此，应重点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制度型教育对外开放，待相关体制机制完善后向全国推广。具体来看，首先，鼓励各自贸区扩大教育服务市场准入，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创新教育服务发展方式。其次，复制推广海南自贸港的经验，着力吸引国际知名高校和专业特色优势高校在各自贸试验区独立办学，引进优质教育服务和教育机构，汇聚和培养高质量人才。最后，探索建立国际跨境支付教育服务中枢，制定跨境教育发展策略；
探索“在线留学”和“自贸区留学”新业态，创新国际教育供给形式；
积极参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治理，扩大对国际教育和人才市场的影响。[17]

二是筑牢公派留学在高质量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公派出国留学是克服市场调节盲目性、自发性弊端，优化国际化人才结构的关键。自费留学虽然规模较大，但留学结构失衡，多数人集中在就读难度低、市场需求大的“热门专业”。通过科学的、有计划的、有针对性和战略性的留学派遣，能够有效平衡国际人才在留学国家、学科、专业及教育层次的分布，查漏补缺，确保各领域各层级的人才供给通畅，预防人才出现“断供”或“短板”。尤其是在基础学科领域，该领域人才培养的门槛高、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依靠市场调节远不能满足国家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通过公派留学能够提供有力的国家制度保障，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汇聚全球积极要素，牢牢把握科技发展方向。在学科方面，可依据国家发展需要和科技发展规律，有计划地布局相关学科人才，夯实基础学科，预先布局新兴和交叉学科，形成完整和系统的科研体系。

三是积极融入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市场，打造区域教育高地。目前我国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区协定涉及26个国家或地区，其中，有包括新加坡在内的10个国家在WTO框架下没有对外开放教育服务，而在自贸区框架下向中国开放教育服务。中国应当把握诸类机会，重视教育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对标高标准开放协议强化教育的国际贸易规则意识，完善教育服务体制机制建设；
深度参与国际经贸谈判，协同其他服务业融入对外经贸战略；
积极参与国际教育服务市场，在竞争中不断提升质量和创新发展模式。要立足区域经济一体化、环保、减贫、公共卫生、气候与清洁能源、国际河流治理等区域性共同议题，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特别是来华留学的课程体系；
搭建科研攻关、人才培养、技术转化等方面的合作平台，针对当地发展问题，让教育走出去，共享中国教育发展成果。

四是要开放和繁荣教育服务市场。要借助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等开放平台，有步骤有计划逐步开放职业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大力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数量充足、类型丰富、高质量的教育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
密切教育同经济社会发展间的联系，推进教育服务同其他服务行业或生产行业的协同发展，不断丰富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内涵；
发挥第三方机构的作用，发展跨境教育质量认证和保障机制，推进行业健康自律发展；
强化政府监管和共同治理，打通政策“断头路”，重点破除开放的隐性壁垒，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安全稳定的教育服务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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