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嘉盛，陈务贤，陈亚男，韦义萍，李丽梅，王美红，梁浩文，苫君玲

广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广西 530021

生命教育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其核心要义是尊重并敬畏他人与自己的生命。护生作为临床护理队伍的主要后备力量，今后势必担负起人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职责，在大学阶段对其进行生命教育非常重要。如果护生缺少对生命的认知，当面对死亡时极有可能出现负面情绪[1]。有研究报道，护理院校并没有为护生生命教育做好充分准备[2]。因此，本研究通过浅析我国生命教育现状，结合协同效应理论模型，对我国护理院校生命教育提出建议。

1.1 国内外生命教育发展历史

学科意义上的生命教育起源于1968年美国Donald所提出的生命教育思想[3]，其目的是预防青少年吸毒、传播艾滋病等。1979年，澳大利亚TedNoffs创立生命教育，并成立国际上第一个生命教育中心(1ife education centre，LEC)[4]。1987年，英国成立生命教育中心英国基金会，并推行实施生命教育计划[5]。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在新《教学大纲》中加入对生命的敬畏之观念，奉行“余裕教育”[6]。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台湾地区从日本引入生命教育；
1997年,成立生命教育委员会并对学生全面开展生命教育课程；
2000年，设立“学校生命教育专案小组”，成立“生命教育推动委员会”，并将2001年定为“生命教育年”[7]。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于1994年成立生活教育活动项目(1ife education activity programme，LEAP)，2002年成立生命教育中心[8]。我国大陆地区的生命教育起步较晚，仍处于发展阶段[9]。

1.2 基于协同效应生命教育发展历史

《辞海》对协同效应的定义为2种或2种以上活动(或过程)结合在一起开展，产生的效果大于各活动单独开展所产生的效果之和[10]。该理论模型是由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最早应用于企业管理领域[11]。1995年，美国重症护理护士协会采用协同模式作为概念基础或框架，对重症护理实践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研究，该模型开始应用于重症病人[12]。目前，协同效应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护理实践及教育领域。我国护生生命教育虽取得较多成就，但缺少理论模型的指导，没有利用协同理论充分调动社会及家庭资源。

2.1 未重视护生生命教育需求

目前已有高校对大学生生命教育需求进行了研究。有研究显示，大学生迫切需要生命教育[13-17]。但是针对护生群体，我国护理院校仍未高度重视。生命教育作为培养护生树立正确价值观、人生观和职业素养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我国多数护理院校未将生命教育作为一门独立课程开设，而是将生命教育作为选修课或将其融入到思政教育中。护理院校开展生命教育还存在形式化问题，未从根本上对护生进行生命教育，仍不重视护生对生命教育的需求。

2.2 未构建护生生命教育教学模式及体系

我国护理院校生命教育方式主要为渗透式教学，将生命教育渗透到其他课程中，主要以理论授课、专题讲座为主[18]。目前，我国有护理院校将生命教育内容安排在《护理学基础》课程中，教师在讲授《临终护理》章节时，同时进行生命教育[19]。此外，生命教育还穿插在思政课程中，教师仅讲授生命教育相关理论，但由于课时要求及场地等制约，并不能对护生开展生命教育实践课。因此，无法深度挖掘生命教育理论更深层次的内容，也无法让护生真切地体会到生命教育的内涵。虽然我国很多院校陆续开展了生命教育课程，但仍没有统一的生命教育教材，护理高校无法制定教学目标及评价标准，无法构建完整的生命教育体系，导致生命教育趋于形式化。

2.3 未成立生命教育教师团队

美国在2000年通过开展生命终结护理教育联盟(ELNEC)项目培训护士、医师及教育工作者；
其后取得资格的联盟成员会通过不同方式将生命教育内容传授给其他团队[20]。而我国也在2010年成立中国生命教育研究院，其目标是在教育动态的前沿，做高端精品教育，专注于教育科研和成果推广[21]。我国大多数护理院校并没有成立专业的生命教育教师团队，仍主要以护理学专业教师、临床护士及思政教师为主要授课人。由于教师对生命教育的理解参差不齐，易导致教师对生命教育内涵存在不同分歧，不利于培养护生正确的价值观。

2.4 未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协同教育模式

尽管多数护理院校已经开始探索生命教育的方式，但是目前仍没有充分利用家庭及社会资源。家庭是对护生生命教育最便捷、最廉价的场所[22]，社会对护生生命教育起到指引作用[23]，有利于提升护生的专业素养。2020年底，教育部《关于新冠疫情后加强全社会生死教育的提案》答复中强调高度重视疫情防控期间全社会的生命教育，将生命教育融入课堂[24]。学校作为家庭及社会的媒介，需要学校在充分利用课堂资源的同时，构建“家庭-学校-社会”的协同教育模式。但护理院校抛弃家庭及社会的支持，仅凭学校单方面力量对护生进行生命教育，使生命教育难以进展，不利于培养护生正确的生命价值观，也无法帮助护生提升职业素养。

3.1 注重培养教师团队

我国台湾地区的师资培育研究团体纳入了12门生命教育课程，共计26学分，包括生命教育基本理论、系统性专业理论课程、共融与体验工作坊课程和教师灵性发展课程[25]。优秀的教师团队是推动生命教育的关键。基于护理院校男女比例不平衡的特点，需要开发校本化的生命教育，有针对性地对护理院校教师进行培养与优化。护理院校可以聘请生命教育或与大学生生命成长的相关人员对学校教师生命教育课程进行指导与评价，充实教师群体。此外，对有志于生命教育的教师进行培养与培训，通过参加国际与国内的生命教育论坛及培训，成为护理院校专职生命教育教师。还可以促使有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教师加入生命教育团队。通过培养教师团队，护理院校才能组织教师编写生命教育校本教材，从而制定培养目标与培养计划。

3.2 构建完善的培养体系

大学阶段是护生树立正确生命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价值取向将影响护生以何种生命态度、生命认知和生命精神进入社会。因此，护生培养体系中必须纳入生命教育，帮助护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首先应当明确护生生命教育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联合学校相关部门制定相关规章制度，确保生命教育顺利开展。其次，编写护理院校生命教育校本教材，设置生命教育学分制度，实行学分制管理。最后，构建生命教育评价体系，通过调动内外协同主体，制定外部协同主体的评价量表，考察护生在生命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进度与效果；
此外，还需要制定护生自我评价量表、教师评价量表，对护生生命认知与生命实践进行价值判断；
生命教育课程将结合护生自我评价、教师评价与外部协同主体评价，对护生生命认知进行价值判断[26-27]。通过构建较为完善的生命教育体系，有助于生命教育的推进与落实。

3.3 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教育模式

协同效应的内涵是整个环境中的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通过彼此之间的配合，从而产生“1+1>2”的效果。家庭支持是护生生命教育最重要的保障[28]，社会对护生生命认知起引导作用[29]，学校是协同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作为联系家庭及社会的桥梁。将协同效应运用到护生生命教育中，将会为各协同主体带来更好的结果。因此，应充分调动三者关系，构建“家庭-学校-社会”的协同教育模式，为护理院校制定生命教育方案及培养体系提供重要基础，同时促进护生树立正确的生死观、生活态度及职业态度，对护生今后的专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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