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实验中学 　 刘玉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为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矢志奋斗的先进政党，党的世界观、性质和纲领决定了自身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其他组织不可比拟的政治自觉性、主动性和彻底性。中国共产党建立近90年来,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始终高度重视改造主观世界，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长期处于革命奋斗的境地。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党的任何腐败行为都可能导致生存危机。１92６年,党中央发现党内出现一些贪污腐化分子，就及时向全党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我们党历史上最早的反对贪污腐化的文献。1９２６年４月，中共广东区委成立监察委员会，林伟民任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地方纪律检查机关。1９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都府堤20号开幕。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即中央纪委的前身,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成立专门的纪律监督机构. 从１９３2年初到1934年秋,党在中央苏区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重点是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巩固和建设中央苏区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193２年5月9日下午3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泽东很关注谢步升案,他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３2年5月9日，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经审理,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３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这是红都瑞金打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

　1935年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之后，党的反腐倡廉工作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毛泽东为党的反腐倡廉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94５年毛泽东明确提出,跳出“执政——腐败——垮台”周期率的基本途径，就是民主,让人人监督政府。正是在毛泽东领导制定的这些理论、路线和策略指导下,我们党和党领导的军队、根据地政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清廉风气,与国民党政府官吏那种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行为形成了强烈对比。中国共产党以廉洁为民的形象,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从而聚集了强大的力量,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腐败的蒋家王朝,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党要经受执政考验的思想,严肃告诫全党要适应由夺取政权到掌握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历史转变。针对党内可能滋长的居功自傲、停滞不前、贪图享乐等思想情绪,毛泽东向全党敲警钟，提出了党要经受执政考验的思想。倡导学习《甲申三百年祭》，教育全党“不当李自成”，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谆谆告诫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194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１９５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１951年1２月至１９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从1956年到1９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１9５7年的整风，1９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６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２）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19６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６3年９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总之，这时的反腐倡廉的行为有些过激。

　1966年至197６年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１９８2年３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４)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９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近期我党的文件有《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和《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

　3０年中,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共查处党内各类违纪案件２00多万件,处分党员２35万人，揭露和查处了省部级以上的大贪官：洪清源(原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倪献策(原江西省省长）；罗云光（原铁道部副部长)；韩福才(原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效时(原国家科委副主任）；王宝森(原北京市副市长）；欧阳德（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辛业江(原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泽芳（原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铁英（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纪诚（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常征(原贵州省政协副主席）;鲁家善(原中国交通银行副行长）；陈希同（原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徐炳松(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于飞(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殿武（原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孟庆平(原湖北省副省长）;胡长清(原江西省副省长）；成克杰(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人民政府主席）在内的一批腐败分子，维护了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和党组织的纯洁。

　对于反腐倡廉我们党已经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反腐倡廉体制和制度也逐步在建立健全中。我们可以负责的说,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绩。

　建党近9０年来,我们党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始终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党始终坚持抓反腐倡廉建设，从来没有忽视和放松过,这是我们党能够巩固执政地位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一个重要条件。重视反腐倡廉建设，是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的前提，尤其是党中央重视反腐倡廉建设,这是全党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的基础。有了党中央的重视,才有基层和全党的重视；有了党中央的重视，才能形成反腐败的强大威慑力。

　建党近90年来，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注意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方针。我们党始终坚持从思想上教育,增强反腐倡廉的意识，努力形成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围;从制度上健全，制订了大量的反腐倡廉的法规法纪和各项规章制度；从监督上强化,不断拓宽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的渠道,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努力使权力的运行受到各种有效监督；从惩处上威慑，加大对大案要案的查处,严惩各类腐败分子。我们党制订和实施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是对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和提升,建国以来，我们党基本上也就是坚持这样做了,现在就更加系统、更加全面、更加自觉、更加坚定。

　建党近９0年来，我们党不断加强纪检监察机构和队伍的建设,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队伍保证。从建党时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中央纪律委员会,到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国家监察部、国务院纠正不正之风办公室，到２007年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党和国家反腐败斗争的组织和机构建设不断加强,反腐败斗争队伍素质和能力得到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纪检监察机构和纪检监察干部的地位不断提升，反腐败斗争的威慑力不断强化，在全社会已形成了反腐倡廉建设的良好氛围和共识。

　从党的反腐倡廉的历程中,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党对反腐败的执行力度是不断加大，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腐倡廉便是维护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