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科 生 毕 业 论 文

　 论《赵氏孤儿》的悲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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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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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I Abstract II 前

　言 1 一、《赵氏孤儿》悲剧意识的体现 2 （一）悲剧冲突 2 1.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的斗争 2 2.内部冲突与外部冲突相结合 3 （二）悲剧人物形象 3 1.舍子救孤—程婴之义无反顾 3 2.棒打公孙—公孙之大义凛然 4 3.自刎明志—韩厥之舍生取义 5 （三）悲剧结局 6 二、《赵氏孤儿》悲剧意识形成的原因 7 （一）社会环境 7 （二）历史传承 7 （三）文化因素 8 三、《赵氏孤儿》悲剧意识的影响 10 （一）对前代文学传统的继承 10 1.对《史记》侠义精神的继承 10 2.对《史记》悲剧精神的继承 10 （二）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11 1.对《八义记》创作的影响 11 2.对《抱妆盒》创作的影响 12 结

　语 13 引文注释 14 参考文献 15 后

　记 16

　摘

　要 本文拟借鉴黑格尔的悲剧观，探讨《赵氏孤儿》独具东方韵味的悲剧意识。第一部分主要从悲剧冲突、悲剧人物形象、悲剧结局三个方面考察《赵氏孤儿》的悲剧意识。第二部分分析《赵氏孤儿》悲剧意识形成的原因。《赵氏孤儿》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既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结果，同时与剧作家生活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部分简述《赵氏孤儿》悲剧意识的影响。《赵氏孤儿》继承了司马迁《史记》中的悲剧传统，并且将这种传统在戏剧文学体裁中发扬光大，随后出现的《八义记》、《抱妆盒》借鉴了纪君祥的创作手法，进一步宣扬了忠义精神。 关键词：　悲剧冲突；悲剧人物；悲剧结局；悲剧意识 Abstract This article draws lessons from Hagel's tragedy theory, discussing on the tragedy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Orphan,the unique Oriental charm.The first part investigadts the tragic consciousness of Zhao's orphan.from the conflict of tragedy, tragic figure, tragic ending three aspects.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he reasons that Zhao's orphan tragedy consciousness forms.The result has a complex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which both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nd at the same time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ra of the playwright living. The third part summari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gedy consciousness.Zhao's orphan inherited the tragedy of the traditional Sima Qian's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is tradition carried forward in the genre of dramatic literature, followed by "Eight Heroes""hold makeup box" draws on the creative approach of Ji Junxiang further to promote the loyalty of spirit. Keywords

　Tragic conflict；Tragic figure；Tragic ending；Tragedy consciousness 不要删除行尾的分节符，此行不会被打印 千万不要删除行尾的分节符，此行不会被打印。在目录上点右键“更新域”，然后“更新整个目录”。打印前，不要忘记把上面“Abstract”这一行后加一空行 前

　言 元杂剧《赵氏孤儿》是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在中外戏剧史上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成为西方人较早了解中国文化的一面窗口。曾获得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的高度评价“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1]近些年来，对于《赵氏孤儿》悲剧意识的研究成为热门话题，研究成果主要见于以下的相关论著及论文。 相关论著有熊元义主编的《中国悲剧引论》，书中论述了中国悲剧的审美特征，一是悲剧人物在道德上完美无缺，二是悲剧冲突在邪恶势力与正义力量之间展开。其中主要以《赵氏孤儿》和《麦克佩斯》等作品为例重点分析中西方悲剧作品的异同。另外叶桂刚、王贵元主编的《中国古代十大悲剧赏析》一书中主要从该剧的悲剧冲突、主题思想、写作背景等方面阐述《赵氏孤儿》的悲剧意识。 对《赵氏孤儿》悲剧意识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有由奎东的研究生论文《论从<窦娥冤>与<赵氏孤儿>看元人杂剧的悲剧意识》，论者围绕《赵氏孤儿》的历史传承，悲剧情境及悲剧意识三个角度对其悲剧性进行了分析。相类似的研究还有黄卉的《论悲剧历史剧<赵氏孤儿>》（1999.12）等。另外王瑞英的《哀而不伤　怨而不怒—从<窦娥冤>、<赵氏孤儿>看中国古典悲剧的审美特征》（2004.3），论述了《赵氏孤儿》中体现的中国古典悲剧的审美特征，并对《赵氏孤儿》悲剧意识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类似研究还有崔彩虹的《元杂剧悲剧新探》（2005.10）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姚海涛的《<赵氏孤儿>的悲剧特征与中国伦理理性精神》（2006），认为《赵氏孤儿》是一部具有明显民族特征的历史悲剧，悲剧主人公舍生取义的行为源于他们内心自由意志的驱驰。另外，马宁的《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看<赵氏孤儿>》（2010）探讨《赵氏孤儿》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悲剧的情节、悲剧人物的性格、悲剧的表现形式、悲剧的净化作用四个方面。此外，万颖的《雪里梅花寒中艳—论<赵氏孤儿>悲剧性》（2011.2）是从戏剧冲突、语言风格、心理投射、悲壮沉雄色彩这四个角度具体阐析了《赵氏孤儿》的悲剧意识。 近十年来，众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赵氏孤儿》的悲剧性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把悲剧冲突、悲剧人物形象及悲剧结局三个方面相结合研究《赵氏孤儿》悲剧意识的论文还比较少，仍然存在着需要深入思考的地方，这将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向。总之，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赵氏孤儿》悲剧意识的研究还有一定的探讨空间，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不断努力和探索。本文拟借鉴黑格尔的悲剧观，进一步探讨《赵氏孤儿》作为中国古典悲剧与西方悲剧理论不同的悲剧艺术特色。 一、《赵氏孤儿》悲剧意识的体现 （一）悲剧冲突 元杂剧《赵氏孤儿》作为中国古典戏剧不可多得的悲剧作品，其情节波澜跌宕，其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谓尖锐、激烈，且合情合理。纪君祥对戏剧冲突的安排，体现了他卓越的艺术才华。明代孟称舜在《酚江集》中这样称道：“此是千古最痛最快之事，应有一篇极痛快之文发之。读此觉太史公传犹为寂寥，非大作手，不易办也。”[2]全剧以“搜孤与救孤”为线索，围绕着程婴帅府偷赵孤、定计救赵孤、舍子存赵孤、忍辱抚赵孤、除奸显赵孤这一系列冲突，上演了一场邪恶势力与正义力量的殊死搏斗。 1.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的斗争 《赵氏孤儿》中塑造了一批舍生取义，慷慨成仁的忠义之士，如赵家门客草泽医生程婴，赵盾好友公孙杵臼，将军韩厥等人，他们或出于对赵家惨遭灭门的同情，或出于对奸臣当道的悲愤，全都义无反顾的选择卷入这场矛盾和冲突之中，惨烈的事迹令人荡气回肠。在楔子中，屠岸贾一上场时就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俺二人文武不和，常有伤害赵盾之心，争奈不能入手。”[3]为了谋害赵家，他把神獒锁在空房中不给其吃任何食物，又扎了一个和赵盾一样打扮的稻草人，上面悬挂着羊的心和肺，神獒因饥饿便会更加凶狠的扑向“食物”，经过这样反复训练了一百天。屠岸贾煞费苦心的策划好了一出神獒辨别不忠不义之人的好戏，将赵盾逼得走投无路，这样一步步的精心计划为赵家三百口遭灭门埋下了伏笔。屠岸贾接二连三的凶狠残暴行为激起了正义之士的反抗，从而形成了正邪力量对立的一系列悲剧冲突。围绕着“搜孤与救孤”这条主要线索，《赵氏孤儿》的忠奸斗争呈现出一方步步紧逼，一方忍辱负重的情势，当然这种退让不是没有原则的，主要根源于保孤力量的勇敢和正义。 程婴于危难之时受公主之托大义救赵孤，紧接着是一群忠臣义士与屠岸贾进行无休止的对抗，在尖锐激烈的悲剧冲突之中，矛盾双方展开了一系列的生死较量。悲剧冲突是“生命的、思想的、意志的生与死的搏斗，不可避免，不容退让”[4]的。的确，矛盾的双方，是以消灭另一方为目的，具有尖锐性和不可避免性。韩厥身为屠岸贾手下的将军，却自始至终秉持着一颗正义之心，在程婴帅府偷孤的危险之际将其放走，实在难能可贵。当屠岸贾得知孤儿被偷走后，为以绝后患他假传灵公之命，要“把普国内但是半岁之下、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厮，都与我拘刷将来，见一个剁三剑，其中必然有赵氏孤儿，可不除了我这腹心之害？”[5]面对恶势力斩草除根的暴行，程婴在千钧一发之时唯有舍子救孤，为的是“一者报赵驸马平日优待之恩，二者要救普国小儿之命。”[6]而公孙杵臼为保赵氏孤儿身经严刑拷打依然面不改色，泰然处之。在正义力量的驱使下他们坚守诺言，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这些敢于赴汤蹈火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来维护正义，缔造了《赵氏孤儿》慷慨悲凉的英雄悲剧意识。 《赵氏孤儿》的悲剧意识通过矛盾冲突的处理、情节的设置表现的淋漓尽致，既诠释着忠奸力量抗衡的政治悲剧意识，又充满着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殊死搏斗的英雄悲剧意识。 2.内部冲突与外部冲突相结合 人物之间的矛盾，我们称之为性格的外部冲突；人物内心的矛盾，我们称之为性格的内部冲突。黑格尔以他的冲突论而著称于世，他认为悲剧的冲突是人与人之间的外在冲突，而不是个别人物性格的内在冲突。但在《赵氏孤儿》的第三折中，既有强烈而尖锐的外部冲突，又充满着丰富而复杂的内部冲突，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程婴的身上。 程婴和公孙杵臼秘密共谋救孤计划，由程婴首告公孙大人私藏孤儿，屠岸贾立即派兵搜捕公孙杵臼和赵氏孤儿，这时主要冲突双方的人物展开了正面交锋，矛盾激烈而尖锐，从表面看程婴和公孙大人是敌对关系，实际上他们才是真正的战友关系，交织在血与泪的棒打中他们同样承受着煎熬和痛苦。剑剁婴儿那一刻，程婴强压愤怒的内心冲突，悲伤之情不言而喻，公孙大人“见程婴心似热油浇，泪珠儿不敢对人抛。”[7] 双方之间的冲突通过隐蔽的方式，达到了针尖对麦芒的紧张程度。为保赵氏孤儿，程婴出首告密，亲手拷打共谋者，他背负着卖友求荣的骂名，遭受着世人的唾弃和误解，他只能把这种刻骨的恨深深地烙印在心中。虽然程婴和公孙杵臼与屠岸贾的冲突方式不同，但我们从中都看到了程婴和公孙杵臼那种义薄云天的浩然正气，目睹了屠岸贾残暴凶残的倒行逆施。纪君祥通过程婴的动作、语言和心理活动，把他的内心刻画得淋漓尽致，人物性格的内部冲突与外部冲突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使得这一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丰富而精彩。惨烈的悲剧气氛，严肃的正义精神，是《赵氏孤儿》戏剧冲突光彩耀目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悲剧人物形象 《赵氏孤儿》不愧为是中国古典戏曲的优秀悲剧作品，上演了一个忠奸斗争的悲剧性的历史故事，并且通过这个悲剧性的历史故事歌颂了悲剧主人公为正义而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构成全剧悲壮的基调。 1.舍子救孤—程婴之义无反顾 对程婴悲剧形象的塑造是通过一次次把他推到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从而置之于死地而后生。面对屠岸贾的斩草除根行动，他正直、善良、勇敢，义无反顾的投身到反抗奸佞的行动之中，具有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舍己救人、知恩图报的高尚品格。 在拯救赵氏孤儿这条道路上，程婴承担着重大的使命。公主死前将孤儿托付给程婴，希望孤儿长大成人之后为赵家三百口洗雪冤仇；韩厥自刎前嘱咐程婴，要让孤儿练就一身好本领，除去屠贼，报答亡灵；公孙杵臼对程婴说：“我嘱咐你个后死的程婴，休别了横亡的赵朔。畅道是光阴过去的疾，冤仇报复的早。将那厮万剐千刀，切莫要轻轻的素放了。”[8]公主、韩厥、公孙杵臼三人都是保孤力量的一份子，为了保住赵家唯一的血脉，为了有朝一日能为赵家报仇，他们前赴后继的用生命的代价诠释着人性的美好。围绕着救孤、藏孤与抚孤，程婴在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丝毫的退缩和犹豫，在矛盾冲突发展到紧要关头，他勇敢、善良、意志坚强的一面清晰地展现出来，程婴自始至终都相信，忠义必定战胜奸佞，善良必将战胜邪恶，光明一定会代替黑暗。 对于程婴而言，悲剧气氛最强烈的情节无疑是“剑剁婴儿”那一幕，其实他完全可以置身于赵屠两家的矛盾冲突之外，但是为了给忠臣留后，为晋国除奸，他毅然决然地选择卷入这场矛盾和冲突之中，称为忠义的代表。当屠岸贾搜出“赵氏孤儿”时，悲剧冲突越发激烈，悲剧气氛也随着戏剧冲突的剑拔弩张而达到高潮，程婴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一剑、两剑、三剑剁的血肉模糊，谁都无法想象他作为父亲的无可奈何，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钱钟书认为：“程婴在骨肉之爱与抛子之责这两者之间的自我选择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然而不幸的是，抗争力、疼爱与责任之间原非势均力敌，显而易见，其中之一不难战胜其他两者。程婴显然认为(而且剧作者也诱使我们替他认为)尽到弃子之责比沉溺于父爱之中更加仗义。”[9]在这一折中，人物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屠岸贾的凶残暴虐、阴险狡诈，程婴的坚定勇敢、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程婴的悲剧又是不可避免的，在矛盾冲突中他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激烈的内部冲突与外部冲突结合得天衣无缝，产生了丰富而生动的戏剧效果。 2.棒打公孙—公孙之大义凛然 公孙杵臼原本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恬淡而平静，与世无争。程婴为阻止屠岸贾惨无人道的野蛮行为，将赵家的遭遇告诉了归隐田居的晋国老宰辅公孙大人，由此，公孙杵臼作为存孤力量的代表而出现。 当程婴将赵氏孤儿危在旦夕的消息告诉公孙大人之后，他毫不犹豫的投身到了“救孤”事业的行动之中，抱定赴死之心也要维护正义，没有公孙老先生舍生取义的行为，就不能成就正义事业的最终胜利。在屠岸贾杀气腾腾前往其住所搜孤时，他依然面不改色、沉着坚毅、视死如归，为保忠臣之后，公孙杵臼将‘义’置于生命之上，最终撞阶而亡。在那一瞬间一种不畏强权、义愤填膺的精神升华为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成为“舍生取义”最完美的诠释。 棒打公孙杵臼之时，奸滑的屠岸贾让程婴亲自拷打，一来检验程婴的态度，二来逼公孙杵臼的口供。程婴在选杖时进入了两难境地，屠岸贾冷眼旁观他的一举一动，选细的，屠岸贾责骂程婴“只拣着那细棍子，敢怕打的他疼了，要指攀下你来？[10]”选粗的，屠岸贾则说“你头里只拣着那细棍子打，如今你却拿起大棍子来，三两下打死了呵，你就做的死无招对。”[11]而公孙杵臼始终保持着一种泰然自若的精神状态，没有屈服于严刑拷打，实在令人叹服。谁料屠岸贾突然对公孙杵臼嚷道行杖的就是“程婴”，这就将二人推向矛盾的风口浪尖，人物内心活动十分复杂。为了消除屠岸贾的疑心，公孙大人在关键时刻采取以退为进的方法，反咬程婴一口。你“打的我无缝可能逃，有口屈成招。莫不是那孤儿知道，故意的把咱家指定了。”[12]这几句动人心魄的对讲，也将戏剧的矛盾冲突推到了高峰，气氛紧张异常，此时屠岸贾已经没有耐心，痛打公孙大人，在酷刑下剧痛难熬的公孙先生，仍然唱出“宁可粉身碎骨决不妄攀他人”[13]的誓词，何其悲壮！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大义凛然的气魄、视死如归的精神的公孙杵臼，他的悲剧形象也因此得到充分的体现。 3.自刎明志—韩厥之舍生取义 作家对韩厥义士形象的塑造，是通过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转变过程而完成的。作为屠岸贾手下的将军，他看透了“忠正的在市朝中斩首，奸佞的在帅府内安身”[14]的社会本质。当他查出药箱中的“人参”变成“赵氏孤儿”时，韩厥的内心十分矛盾，一边是他的职责所在，一边是他的良心不安。通过三次放走程婴，三次又喊回来，充分体现着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矛盾的心理。“我如果献出婴儿图荣华富贵，却是损人利己的行径，但我韩厥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怎肯做这般勾当！”[15]在作出决定的那一瞬间，他便为“赵氏孤儿”的复仇之路打开了一扇窗，出于对赵氏忠良的无限同情和对屠岸贾的无比愤慨，他选择放走了程婴和赵氏孤儿，并且自刎明志。人们常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韩厥用实际行动割断了屠岸贾追查孤儿的线索，也为维护正义事业而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他的死重于泰山。韩厥的悲剧精神是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舍身精神，一种面对奸佞奋力反抗的崇高精神，一种誓死捍卫个人价值与尊严的英雄主义精神。 《赵氏孤儿》充满着一种激愤壮烈的悲剧气氛，回荡着一种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惨烈激昂的复仇呼唤。在救孤的殊死斗争中，赵氏孤儿的命运，是这场善恶、忠奸、正义与非正义斗争的焦点。悲剧人物用浓稠的鲜血，强悍的生命，铁石般的意志，呈现了一台扣人心弦的历史悲剧，使历代观众为之深深震撼。黑格尔认为悲剧人物的毁灭都是罪有应得、是“永恒正义”的胜利，虽然《赵氏孤儿》中对立的双方在冲突中都遭到毁灭，但正义最终得以伸张却不是黑格尔主张的“和解”， 程婴、韩厥等人自愿加入到救孤的行动当中，这些义无反顾地送死行为是出于他们绝对的自由意志。没有他们的牺牲精神，赵氏孤儿复仇行动的悲剧魅力将会大大减弱，从而说明了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悲剧人物形象与黑格尔的理论是不同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 （三）悲剧结局 结局在悲剧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它不仅表现戏剧矛盾的最后解决，也表现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清醒认识。黑格尔认为悲剧的结局不是灾难和痛苦，而是精神上的慰藉，但是他反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式的结局，《赵氏孤儿》的结局却是典型的惩恶扬善式结局。为了赵氏家族的血海深仇程婴付出了巨大代价，忍辱负重20年，抚养孤儿长大成人，习得一身好本领，程婴就将事件的真相俱实以告，孤儿恍然大悟，知道所谓的“义父”竟然是自己的杀父仇人，悲愤交加之际，不顾一切的手刃屠贼，洗血了赵家二十年的冤屈。正义得以伸张，邪恶最终受到惩罚，使“三百口的冤主魂，方才家自有。”[16]程婴舍子存孤，韩厥自刎明志放孤，公孙杵臼撞阶救孤，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呼唤正义、讴歌正义、不屈不挠的同恶势力进行斗争，付出了精神和肉体毁灭的双重代价。“《赵氏孤儿》中的人物或走向死亡或毁灭，都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而结尾的复仇团圆也没有削弱全剧所透露出的悲剧意识。”[17]我们在感受到复仇成功的痛快淋漓之时，依然会感叹孤儿复仇之路的艰辛、正义之士的毁灭，故事的结局鲜明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完成了悲剧情感的表述。 正义力量最终战胜邪恶势力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悲剧的重要民族特征之一。《赵氏孤儿》中，赵武虽然手刃屠岸贾，为赵氏家族报了深仇大恨，但是为了保住忠臣遗孤而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惨烈，公主的自缢，韩厥的自刎，程婴的舍子，公孙柞臼的撞阶，人物所表现出来的悲剧色彩没有因为赵家最终的洗雪冤仇而有丝毫的减弱，看似团圆的大结局洋溢着气冲云霄的悲剧意蕴，散发着悲剧人物的浩然正气。王季思在《中国古典十大悲剧集》中曾这样表述“中国古典悲剧必有代表人民意志的光明结尾，或现实的，或幻想的，以起劝恶惩善的作用。这并不影响全剧的悲剧性质和悲剧气氛。”[18]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赵氏孤儿》的悲剧意识并没有因为孤儿最终洗雪冤屈而减弱，程婴等人的救孤行动，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抗争精神的艺术再现。黑格尔认为悲剧冲突的解决不取决于悲剧人物，而是取决于绝对理性的发展，“通过这种冲突，永恒的正义利用悲剧的人物及其目的来显示出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片面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平静状态；随着这种个别特殊的毁灭，永恒正义就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了。”[19]显然，中国古典悲剧的特点和黑格尔的悲剧理念是存在差异的，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民族特性。姚海涛也认为“《赵氏孤儿》是一部有别于西方悲剧、具有明显民族特征的历史悲剧，其民族特性突出体现在其中所富含的伦理道精神。悲剧主人公赴汤蹈火的就义送死行为源于他们内心自由意志的驱驰，也正因如此成就了作品的崇高性、悲剧性。”[20] 二、《赵氏孤儿》悲剧意识形成的原因 《赵氏孤儿》以其浓郁的悲剧精神感动着元代的读者和观众，作品之所以具有浓郁的悲剧精神，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结果，同时与剧作家生活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纪君祥传承了《史记》的悲剧精神，在《史记》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将《赵氏孤儿》的悲剧意识表现的淋漓尽致。 （一）社会环境 元代是一个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平民百姓不仅地位极其低下，而且生活中充满了艰辛和痛苦。面对种族歧视的冲击，面对亡国灭种的悲痛，部分作家在剧中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来歌颂礼赞浩然的民族气节。《元史》刑法志四云:“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21]异族统治无疑将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蒙古人草菅人命是天经地义之事，百姓无辜冤死者不计其数，许多美好的愿望都无法实现。纪君祥试图通过春秋时期的这个残酷事件来抨击元代统治者的暴行和剧作家生活时代黑暗的社会本质。《赵氏孤儿》热烈歌颂了悲剧英雄人物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洋溢着凛然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气，精心塑造了公孙柞臼、程婴、韩厥三位义士悲壮完美的人格，成为光耀千秋的典范，使本剧焕发出雄浑刚健的民族正气。剧中所表现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复仇精神，正是元代人民不甘奴役、誓死反抗民族压迫的精神体现。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和与文化融和比较积极的时期，南北统一，经济迅速发展，构成了元杂剧发展的经济基础。蒙古贵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在制定民族歧视政策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元杂剧的兴盛与民族融合的历史文化背景关系十分密切。此外，元代统治者儒士阶层的忽视，也使古典戏曲的创作和传播成为可能，这也是元杂剧成功的主要因素。在元代社会各阶层中，知识分子地位极其低下，被统治者排在第九位，在娟妓之后，在乞丐之前，“仕途失落的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抒愤，大量涌向勾栏瓦肆，文坛便掀起波斓。”[22]当文人墨客无法施展才学报效祖国的时候，面对社会的黑暗、异族的统治、亡国的悲痛、百姓的苦难，心中不免产生忧虑之情，他们试图通过作品来抨击黑暗的政狱统治和排解内心怀才不遇的苦闷，这样中国古典悲剧的诞生便成为了必然。 （二）历史传承 《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源于《左传》、《国语》中关于“孟姬之馋”的记载，司马迁对《左传》中的史实进行了改造，从而奠定了元杂剧《赵氏孤儿》的基本剧情。黄卉认为“杂剧是在《史记·赵世家》的基础上，也略采《左传》而进行加工创作的。”[23]，最后成形于元曲大家纪君祥之手。《赵氏孤儿》在继承《史记》的悲剧精神的基础上进行改编，进一步展示了悲剧的艺术魅力。 第一，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中写公主将孤儿托付于程婴后自缢，韩厥深明大义，自刎明志。而历史上韩厥是帮助赵家复兴的重要人物，使赵氏孤儿顺利继承赵氏基业。《史记·赵世家》中当屠岸贾欲诛赵氏的消息传入韩厥之耳，他立马通知赵朔逃亡是非之地，但赵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24]十五年后，机缘巧合，韩厥将实情告诉景公，“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儿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复与赵武田邑如故。”[25]这些情节的改编增添了元杂剧的悲剧色彩，充分体现了韩厥见义勇为，自刎明志的义士形象。 第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中程婴是屠岸贾的门客，屠岸贾说“程婴，你是我心腹之人，不如只在我家中做个门客，抬举你那孩儿成人长大，在你跟前习文，送在我跟前演武。我也年近五旬，尚无子嗣，就将你的孩儿与我做个义儿。”[26]作者让赵氏孤儿阴差阳错成为了屠岸贾的义子，极具讽刺意味。在《史记·赵世家》中“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27]二人秘密商定救孤一事，由程婴将孤儿救出，藏匿于山中15年后得以为赵家报仇雪恨。在《赵氏孤儿》中，公孙杵臼为晋国老宰辅，而在《史记·赵世家》中公孙杵臼是赵家门客，身份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变化对于悲剧人物品格的塑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纪君祥在提高了人物身份和地位同时，更能突出公孙杵臼那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样的处理使剧情更加曲折，悲剧意蕴深远悠长，耐人寻味。 第三，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中程婴为救赵孤而舍弃亲生儿子，“事态急了，我依旧将这孤儿抱的我家去，将我的孩儿送到太平庄上来。”[28]而《史记·赵世家》中假扮赵氏孤儿的孩子并非程婴之子。公孙杵臼和程婴“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29]作者在塑造人物上，匠心独运。凭借程婴牺牲亲生儿子的义举，使悲剧人物承担着比常人更多的苦难和责任。纪君祥巧妙的情节设置，一方面赞扬了悲剧人物义薄云天的英雄气质，另一方面奠定了全剧的悲情基调。 纪君祥在参照史实的基础上，收集了大量关于“搜孤救孤”的民间故事传说，并以《史记》为蓝本，才创作出这幕杰出的历史悲剧。 （三）文化因素 中国民族文化的特征是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而缔造了《赵氏孤儿》独具东方韵味的悲剧意识。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0]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31]孟子在孔子“仁”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舍生取义”，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正如孔子、孟子所提倡的那样，中国人把“仁义”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赵氏孤儿》强调了儒家“舍生取义”思想，悲剧人物救孤行动的内在动力就是“义”，程婴义愤填膺的舍子救孤、公孙杵臼大义凛然的撞阶而亡、韩厥义无反顾的自刎明志等行为，都将传统文化呼唤的“浩然正气”演绎的淋漓尽致，同时让《赵氏孤儿》所展现的悲剧意识得到了尽善尽美的诠释。他们见义勇为、不畏艰辛的悲壮情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结果，是长期以来我们民族的精神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这些悲剧主人公成为道德力量的化身，他们具有坚韧不拔，不向恶势力屈服的民族性格，他们始终相信正义、美善的力量必定会战胜黑暗与邪恶，这样无怨无悔地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悲壮义举来源于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意识。 在这种文化基调上，中国古代戏剧产生一种虽悲犹喜，哀而不伤，最终矛盾调和的戏剧形态成为必然，而大团圆结局符合中国人民传统的审美心理，也是观众获得虚幻的精神满足的最佳方式，这就是带着大团圆尾巴的中国古代悲剧，追求“团圆之趣”的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的结局始终交融着人生忧患的深切感受和善恶分明的道德意识，并通过美善的牺性和毁灭表现了悲剧英雄崇高的精神魅力。 三、《赵氏孤儿》悲剧意识的影响 （一）对前代文学传统的继承 《史记》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元代文人，《赵氏孤儿》对《史记》侠义精神和悲剧精神的继承，不但体现了《史记》震岳古今的学术价值，也有利于后世文学对其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1.对《史记》侠义精神的继承 侠义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是一种类似于舍己为人、见义勇为的精神节操。“侠”一词最早出现在《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32]此后也有多种说法，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对于“侠”的理解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义”是侠士必不可少的品行，甚至有时为了“取义”，不惜以“舍身”取之。在《史记》中司马迁塑造了许多见义勇为，施利不图回报、舍生取义的侠义之士。 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费无忌迫害伍子胥一家，其父与兄长祸及生命，为了报仇，伍子胥迫于无奈四处逃窜，决定毅然投奔吴国，在途中，他得到了渔父闾丘亮的摆渡之恩，“追兵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值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栗五万石，爵执圭，岂徒百金剑邪！’不受。”[33]渔夫为让伍子胥顺利到达吴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拔剑自刎力保子胥，这样舍己为人的人生信条谁能不为之动容。伍子胥发达之后，他信守诺言，答应渔夫之子的要求退兵不讨伐郑国。在《赵氏孤儿》中赵盾对灵辄有一饭之恩，在他被屠岸贾追杀时，“旁边闪出来一个壮士，一个胳膊扶着车轮，另一只手打马，逢山开路，把赵盾救出去了。”[34]灵辄在赵盾遇难之时挺身而出，用手臂扶车轮使得赵盾安全逃离，正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侠义精神在《赵氏孤儿》中的体现当数程婴、韩厥、公孙杵臼最为典型。程婴面对赵氏良将惨遭灭门，奸臣当道心中怒火难平，为了伸张正义他冒险帅府偷孤、定计保孤、舍子救孤、忍辱抚孤，从而展开了一系列生死较量；韩厥将军负责看守宫门，但又不忍将赵氏遗孤杀害，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让程婴和孤儿安全离去，随后便自刎明志；公孙杵臼于危难之时舍命救孤，丛然身经严刑拷打也要见义勇为，他们成为了正义力量的化身，狭义精神的典范。 2.对《史记》悲剧精神的继承 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无比的愤懑记叙了屈原悲剧的一生，歌颂了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刚直不阿的品德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怀王不能辨识忠臣，在内被郑袖所迷，在外被张仪所骗，并疏远屈原，相信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以致军队挫败，土地被割而失去六郡，自己则客死秦国。这都是他无法礼贤下士，洞察人性终酿成恶果。君昏臣贤的政治悲剧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源远流长，早在商代就有忠臣比干挖心的悲剧，晋灵公亦宠幸奸臣，昏庸无能，致使宦官屠岸贾专权，忠良赵盾惨遭迫害。“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35]屈原作为楚国的政治家，他举贤任能、连齐抗秦，关心楚国的前途和命运，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完成统一中原的宏伟大业。屈原这种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对祖国无限忠诚的品质，千载以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的爱国热忱，也积淀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精神，激励和振奋着全民族。一部《史记》，处处流露出司马迁的那种浓重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而这种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在元杂剧中《赵氏孤儿》也有体现。 纪君祥在继承《史记·赵世家》悲剧传统的基础上深化来了《赵氏孤儿》的悲剧主题。全剧的创作主旨出于对赵家三百多口忠良的同情，也出于对屠岸贾所代表的当朝奸臣贼子的批判，更是对当世擅权专制的黑暗统治的讨伐。在忠与奸的矛盾冲突之中，塑造了众多的忠诚义士，他们的悲剧带给人们的是坚强、是拼搏，能够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鼓舞，积极乐观地看待困苦与危难，使人们在困难、灾难面前，不屈服、不软弱！《赵氏孤儿》中的悲剧人物继续着《史记》中悲剧人物的悲剧性质。 （二）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明清两代，元杂剧《赵氏孤儿》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影响虽然不能代表戏剧创作的主流，但是其中的一些流行元素如仇人养子，存孤救孤，舍生取义等，却成为通俗小说和地方戏曲中比较受欢迎的模式。本文主要以《八义记》、《抱妆盒》为例，进行阐释。 1.对《八义记》创作的影响 明代作家徐元把《赵氏孤儿》改编成传奇《八义记》，许多情节的设置极为相似，但仔细品味，却能发现其中的细微差别。 在人物塑造上，作家塑造了车且魔、灵辄、提弥明、程婴、程婴之子、公孙柞臼、韩厥、周坚八位义士，这些人物实际上是对《赵氏孤儿》中人物形象的一种传承，存在着微妙的变化。作品中部分人物形象的增加是由于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而设置的，屠岸贾妻子的形象在《八义记》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她与屠岸贾的感情非常好，并且希望通过自己的柔情让丈夫不要和赵盾争强斗胜，但最终没有成功，屠氏被灭，她因而受到牵连沦为奴隶。 在冲突的设置上，两部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正义之士的毁灭或牺牲充分体现了善恶力量的对抗。《八义记》的戏剧冲突主要表现在正邪双方的斗智斗勇，屠岸贾、赵盾两个大家族的恩怨情仇。 在结局的处理上，《八义记》最主要的情节是增加了周坚代替赵朔而死，赵朔父子亲自报了赵氏家族三百口惨死的冤仇，赵朔夫妻团圆的情节。可以说，《八义记》对“赵氏孤儿”型故事的流传发挥了巨大作用，作品旨在谱写了一曲八位义士前赴后继、维护正义的悲壮历程的交响曲，尤其是对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物悲剧性格的深入开掘，使作品更具悲剧性的艺术震撼力。 2.对《抱妆盒》创作的影响 “赵氏孤儿”类型的故事广为流传，杂剧《抱妆盒》中借鉴了纪君祥的一些创作手法并在此基础进行创新，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在人物塑造上，作品重点表现寇承御、陈琳二人的义士品格，但在救助太子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来的多是小人物的正义与忠心，缺少了一种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与程婴等人不同。 在情节设置上，《抱妆盒》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历史上后宫为争宠、夺太子之位而痛下杀手的事件屡见不鲜，《抱妆盒》中刘后为巩固自身地位欲害李美人之子，得正义之士寇承御与陈琳将其子救出，并把太子安全送往真宗亲弟弟楚王处抚养，十年后，楚王带太子进宫欲说出真相又被刘后阻止，刘后也因此起了疑心，立即拷问寇承御，逼迫陈琳杖打寇承御。《赵氏孤儿》中程婴巧用药箱救出赵氏孤儿，棒打共谋者公孙大人，《抱妆盒》中陈琳以妆盒安放太子逃出宫中，杖打寇承御以致其撞阶而亡，两部作品这样的情节设置极为相似。 在结局的处理上，《抱妆盒》在第四折写仁宗即位，自疑身世，陈琳将刘后谋害李美人的真相告之，最后以仁宗封赏功臣而结束全剧。同《赵氏孤儿》相比，仁宗认母和孤儿报仇都因有正义人士的扶持，也是善恶有报的进一步体现。 由此可见，“赵氏孤儿”型故事影响着不同朝代的文人墨客，他们善于借鉴故事中的一些流行元素，反复应用在自己的创作中，使这些优秀的中国故事以不同的面貌翻新的演绎着，从历史、小说、杂剧再到电影，“赵氏孤儿”型故事在不断被改编、创造、经久不衰。 千万不要删除行尾的分节符，此行不会被打印。“结论”以前的所有正文内容都要编写在此行之前。 结

　语 《赵氏孤儿》是一部扣人心弦、感人至深的优秀悲剧，在悲剧的天空中划出了一道绚丽多姿的美丽弧线，闪烁着五彩斑斓的光芒。这是我国第一部被译成外文并广为流传的元杂剧作品，因其浓重的悲剧色彩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哈姆雷特》。这是一个雄浑、豪迈、悲壮的中国故事，这是一出灵魂与肉体绝难选择与挣扎的东方悲剧。 《赵氏孤儿》向我们传递出了一种触动人心的时代精神、一种崇高的悲剧精神。这个充满强烈复仇思想的历史悲剧，围绕着搜孤与救孤这一焦点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生死较量，歌颂了正义之士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它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影响。当读者看到程婴舍子救孤的悲壮场面时，一定会对程婴的人格魅力肃然起敬。因而我希望《赵氏孤儿》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是过去的更是永恒的。

　引文注释 [1]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2]

　李修生：《元杂剧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3][5][6][7][8][10][11][12][13][14][15][16][26][28][34]

　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页，145页，137页，152页，148页，149页，147页，150页，124页，125页，126页，121页，122页，154页，123页。 [4]

　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北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9]

　钱钟书:《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载《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2004年第1期，第7页。 [17] 朱永贵：《文学评论》，载《浅析<赵氏孤儿>的悲剧意蕴》，第3页。 [18] 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19]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注，北京·商务印书局，1996年版，第287页。 [20] 姚海涛：《长沙铁道学院学报》，载《<赵氏孤儿>的悲剧特征与中国伦理理性精神》2005年第5期，第126页。 [21] 宋镰：《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版，第2108页。 [22] 袁行需：《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 [23] 黄卉：《洛阳师专学报》，载《论历史剧赵氏孤儿》1999年第12期，第71页。 [24][25][27][29][33][35]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3版，第1782页，1783页，1828页，1784页，1875页，1937页。 [30]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页。 [3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8页。 [32] 韩非子：《韩非子》，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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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万颖.雪里梅花寒中艳—论《赵氏孤儿》悲剧性[J].文教资料.2011(1).

　后

　记 在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我有幸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正是有了他们的帮助和指导，我才得以走到今天这一步，我的大学生活将以这篇论文作结，我也想借此机会对我的恩师、挚友们表示感激之情。我的论文指导教师是XX老师，她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我永难忘怀。她对我的悉心指导和督促，我铭记于心。从论文的选题，文章结构的安排，标题的拟定，语言的把握乃至标点的使用等每个环节，导师都悉心指导，严格把关，她严谨的学术风范使我受益匪浅，高尚的师德品格让我感动。 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得到了X老师的诸多指点，X老师为我提供了有关资料。他们的帮助使我的论文能顺利完成。在即将结束学生生涯时，我衷心地向他们致谢，我敬爱的师长们。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你们在我失望、沮丧时给我以鼓励，是你们的付出才使我有了今天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