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青

（云南财经大学，云南 昆明 650221）

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好像一切都是商品，因此可以用来买卖和交换。人文学科描绘的最高价值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商品的一部分，可以用来买卖。劳动力成了商品，人的价值受到伤害，人之为人好像与其他商品无异，在资本控制下的人们好像是活生生的木偶任资本摆布。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创造了一个媒介——货币，货币成为资本后异化成规训人的魔王，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再到资本拜物教，资本好像是人的主人。马克思主义揭示并批判了资本逻辑带来的异化现象，又根据资本逻辑的自反性——资本逻辑会在发展过程中促成自己的对立面，给人类指出了逃离资本支配并获得自由与解放的前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揭示与扬弃对当下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抑制资本的消极作用，进而不断地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商品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细胞，要了解商品，必须搞清楚的是商品的两个基本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的有用性，即商品的自然属性，是看得到摸得到的使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有用性”。而价值就不同了，价值是包含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劳动，所谓无差别的劳动即劳动者的体力、脑力的综合，它指商品的抽象性和社会性。如果用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展现商品的使用价值，而用货币体现价值，那么商品的内在矛盾即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就体现为货币和商品的外在矛盾。要获得任何商品必须付出价值符号即货币。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价值规律的内涵，一切商品的交换必须按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而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因此，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在某种意义上，商品交换即劳动的交换，劳动要能够交换，其实意味着劳动力要成为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成为资本的前提条件。

只有劳动力大规模地进行买卖的社会，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货币成为资本的时代。等价物的货币只是流通媒介和价值尺度，但是，当这种货币用来购买劳动力，用来促使劳动力创造比劳动力价值更大价值的时候，货币才成为资本。所以，直观表述是，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当劳动力成为商品，人的所谓价值如何界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只不过是商品，人不比其他商品高贵。在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生活被资本全面渗透，即使看似为着个人利益的教育也是如此。资本主义条件下，教育无论被抬高得多么高尚，实际就是培养适应资本和生产资料配置的劳动力商品而已。人的受教育过程就是使劳动力商品增值过程，找工作过程就是寻找商品买家的过程，人的地位就是一般商品的地位，因此所谓人的至高无上性难以彰显。

当某一商品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时候，货币出现了。由于成了一般等价物。货币就成了万能的商品，它可以充当一切商品，因为任何商品都可以折算成货币量，然后再用货币去兑换其他任何商品。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变成了神秘物。人们对商品的追寻和消费首先要获得一定额度的货币量。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表面是在寻找货币，其实就是在寻求商品的价值或者使用价值。货币的神秘性也就展现出来了。

劳动力成为商品，商品需要货币来展现，因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在资本控制的社会，人的价值可以用货币来体现。人好像与其他商品无异。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出“商品”这个细胞，从商品抽象出“货币”这个概念，再从货币抽象出“资本”这个概念，资本的逻辑终于破茧而出。从复杂的资本主义形态找到研究资本主义逻辑起点即商品概念，在显微镜的寻找到货币这个等价物，然后再从货币这个符号中探寻到资本的神秘。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早期的商品拜物教，又展示了资本主义中期的货币拜物教，最后揭露出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拜物教。

传统社会，人们头脑中有一个人格意义的神，把神当成万能的存在；
现代早期，由于早期启蒙运动的兴起，人们打破了上帝的支配，看清楚了上帝背后的面纱，也就是费尔巴哈所看到的宗教是人的自我异化；
再到18 世界法国启蒙运动的风起云涌，“人格神”的神秘性宣告失效，但是另外一个神却逐渐抬头，也就是非神圣性的神圣性——“商品”，以及商品价值的符号——货币的神圣性，到最后资本的神圣性也就产生了。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再到资本拜物教出现，人类的命运已经递交给了另外一个宗教——资本。资本主义这个概念逻辑就是这样得到的。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逻辑就是资本扩张增殖的逻辑。为了经济利益，必须获得资本，资本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也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心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给社会带来了灾难，社会异化为追求价值符号的机器，恰恰忽略了人的真正价值本身。托马斯·莫尔批判资本原始积累“你们的绵羊本来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变得很贪婪，甚至要把人吃掉”［1］；
傅里叶控诉资本主义“所谓文明制度，一切都是倒行逆施，一切都是恶性循环，一切都是相互欺诈”［2］；
圣西门把资本主义法国当成“没有才能的统治有才能的，道德败坏的支配善良的人们完全是是非颠倒的世界”［3］；
在欧文眼中，“现实生活中的劳动阶级遭受着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深重的灾难”［4］；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5］是卢梭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经典批判；
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被当成没有系上锁链的罗马奴隶，“资本来到人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
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
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
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6］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描绘的早期资本主义历史是资本控制下的资本增殖与人的生命异化的历史。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切人都被资本所控制，而资本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工人生命的异化非常严重。为了生存，工人必须不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服务于资本的增殖，获得自己和家庭的生活资料。工人劳动产出越多，资本家得到越多，工人被剥削越多，资本家拥有的资本就越多，拥有继续雇佣和剥削劳动力的资本就越多。因为所谓资本的来源不外乎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所以，工人的劳动在不断积累资本的力量，同时资本不断用来继续强化对工人的剥夺，工人将失去的越多。因此，资本对于工人而言是一种外化和疏远化的存在，也就是马克思描绘的“异化劳动”。异化劳动导致工人把劳动当成痛苦，当成负担，当成只是为了“活命”的基础，他们在劳动中得不到快乐，也没有激情，他们的身心都遭到摧残。工人把劳动当做瘟疫一样进行逃避。

异化劳动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反，私有制的强化，又增强了资本异化的力量。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就是资本的物化，因此，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必然导致工人劳动的异化。工人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工具，即满足资本增殖的手段。劳动力是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重要资本，是剩余价值的来源，也是资本增殖的源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称呼工人的劳动力是“可变资本”，即相对于机器、厂房、设备和原材料等不变资本的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因为不变资本只是生产创造剩余价值的辅助资料，它们在生产中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并不增加新值。但是劳动力就不同了，它能够创造出工人劳动力的价值，还要创造出超过劳动力价值部分即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剩余价值增强了资本家控制工人的手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如此反复运转。

对于工人而言，资本导致了劳动的异化，那么，对于资本家而言，资本是否也导致了异化现象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资本在控制工人命运的同时，照样把其他群体置于这种支配之下，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资本的强制与奴役。

资本家受制于资本增殖的逻辑，也被资本增殖的逻辑所操控。追求和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满足于无节制的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惯性和周期，资本必须周而复始地循环，同时不断实现增殖，让单个资本的私人劳动变成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只有转化为社会劳动，资本家才能继续扩大生产并继续追求剩余价值，否则，资本的运动就结束，资本家的命运就会很惨。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目的，资本家只有不断扩大生产，化剩余价值为资本，不断推进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因此，资本家也像工人，被束缚在资本增殖的循环扣上而不能自拔。马克思的“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7］，高度概括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命现状，即异化的命运。

资本家之所以被称为资本家，其实就是资本的人格化，因为它也是为了完成资本增殖的工具而已。资本家在资本增殖的过程中，充当了资本增殖的主导者和管理者的功能，而工人处于资本增殖的底层，就是直接与生产资料相连接的劳动者，他们的本质一样。资本家对资本的管理和控制不是出于其自身的主观意志，而是服务于遵守资本运行的基本规律。所以，资本家实际上也是受到资本驱使的，也并非是自由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其经济、政治的异化现象愈演愈烈，连带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与人际关系等也逐渐异化。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并不真正是大众的文化，它深层次包含了资本家追求利润的欲望与算计，在资本的算计下，人们失去了批判性一面，成为“单向度”的人；
同样地，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后面是资本对人们消费心理的控制与算计，在资本逻辑的引导下，资本主义消费不再是“真实消费”，而是沦落为炫耀性和奢侈性的“虚假消费”。资本主义另一个严重的异化现象是人际关系的完全异化。由于此时期的资本主义更专注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在经济活动中，只强调利益，强调竞争，甚至强调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们进入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状态，人际关系因此完全异化。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逐渐加深，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逻辑的催化下走向了全面异化。

对资本逻辑的揭示与批判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与批判资本逻辑的最终目的是建设一个自由的未来社会，为此，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揭示与批判资本逻辑以后，对它与未来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延伸探讨。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自反性的延伸探讨有两个指向：其一，基于唯物主义辩证法阐明资本逻辑也蕴含了自反性；
其二，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对资本在未来社会条件下的地位与作用进行合理推演。就资本逻辑蕴含的自反性而言，马克思主义不仅揭示与批判了资本逻辑控制的一面，也揭示了资本逻辑的另一面，即资本逻辑蕴含了自反性。所谓“自反性”乃是辩证法的应有之义，即一切事物的发展都要自己反对自己形成对立面，形成矛盾，然后对立面走向统一。马克思主义指出资本逻辑并不仅仅只有资本导致异化的消极一面，它会在发展过程中促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而展现其也有服务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积极的一面，这就是资本逻辑的自反性。就资本的未来地位和作用而言，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在未来社会条件下的地位与作用形式进行合理推演：未来社会是自由社会，在实现自由社会的过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需要资本带来的便利，也需要努力消除资本导致的异化现象。未来社会扬弃资本逻辑以后，资本也将逐渐服从于并服务于人的自由与解放。

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社会必定是自由社会。通过分析资本发展的历史逻辑过程，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逐渐异化并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对资本逻辑导致异化现象的揭示与批判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建设一个自由的未来社会。资本在历史中作为新事物出现时展现勃勃生机——资本导致社会异化——资本的自反性助成人的自由与解放，这就是包括自反性在内的全部资本逻辑链条。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揭示与延伸探讨，不仅坚持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也得到了未来社会必定是自由社会的科学结论。正如《共产党宣言》所申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

自由社会是摆脱了“物的依赖”的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概括性地指出了人类历史的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还强调了人类三种社会形态的延续，即人的依赖社会、物的依赖社会及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9］。在“人的依赖”社会，由于生产力落后，人们在狭小的范围内进行生产，人们之间为了生存，在孤立的地点上进行活动；
在“物的依赖社会”人们形成了普遍的交往并发生了普遍的物质交换，商品范围扩展为几乎所有物品，人类也提升了自身的能力体系。在未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社会消除了旧式分工，人们摆脱了为了生存的奴隶式分工，新的社会分工不是对人的限制；
在未来人能够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的自由时间大大扩展。

摆脱“物的依赖”就要克服资本的异化作用。马克思认为，自由王国是真正的历史，是世界历史，不是虚假的共同体时期。在虚假共同体要么生产力极度低下，要么人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境地。前者是原始社会，后者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即“必然王国”，在“必然王国”的阶级社会里，人们之间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在当代资本主义这个“必然王国”里，一切社会关系都扭曲和异化了。因此，必须消灭资本主义。不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仍然处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对立之中，人们“依然处在史前历史时期的必然王国中，而不能进入真正之人类历史时期意义上的自由王国”［10］。

克服资本的异化作用包括一定时间内保留对资本限制性利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11］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深刻地指出自由具有相对性，未来自由社会也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因此，一方面，摆脱“物的依赖”并不是要消灭物。同样的，克服资本的异化作用，消灭资本主义，也不是消灭资本。另一方面，克服资本的异化作用，消灭资本主义，摆脱“物的依赖”也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保留对资本限制性利用，也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自反性探析可以得出的合理结论。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逻辑及其自反性，这对当下充分利用资本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全面促进人的自由与解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的全面自由与解放。如前所述，资本逻辑就是金钱至上的逻辑，如果任其自我演化，就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全面异化。但是任何事情都有自反性，资本逻辑也有其自反性，也即资本包含了有利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一面。资本促进人的自由与解放主要是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的。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跳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个痛苦阶段，但是不可能跳越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阶段。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推进人的全面自由与解放，就必须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优先提高生产力水平。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落后生产力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尤其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发展生产力。基于对国内的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总结以及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经验教训的吸取，也基于对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市场经济的深刻认识，中国开启了发展市场经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改革开放之路，整体上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使站起来的中国富起来了，而且为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历史阶段奠定了坚实的生产力基础。从资本约束与利用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正是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资本积极作用的结果。

（二）对资本的市场化利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

社会主义建设不仅需要充分利用资本的积极作用，也要防范与抑制其消极作用，这是对待资本的基本态度，也是市场化利用资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不仅仅是对资本的充分利用，也是对资本的有效约束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要实现对资本的充分利用首先要改变改革开放以前对资本的片面认识与不当使用：理论上既要清醒地认识到资本逻辑控制的一面，也要认识到其自反性的一面；
实践中千方百计对资本加以约束性利用，也就是既要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也要想方设法防范与抑制资本的消极作用。

坚持资本利用的社会主义原则，其重点是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等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因此，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也就是“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支持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12］。唯其如此，才可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防范资本无限逐利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异化的风险，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全面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进而不断地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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