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断加强，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过程中也出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不坚定、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盲从等错误倾向，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鉴别地吸收借鉴有益的理论观点，不断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和发展。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无产阶级意识觉醒为切入点和着力点

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1]117。王雨辰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的争论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追问，构成问题逻辑的理论起点[2]。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将聚焦点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到底是具体结论还是辩证法上，这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缘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看来，虽然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接下来欧洲革命却失败了，究其根源，是共产国际主导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经济决定论成为主流声音，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批判价值被大大削弱，工人阶级意识的培育工作严重缺失，导致工人阶级的阶级观念十分淡薄，抵御不了商品经济物化意识的侵袭，突破不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革命时机尚不成熟，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普遍物化意识的重压下失去了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物质关系的面前失去对整体社会的把握，丧失了改变社会承担历史使命的意识，不再主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由此，卢卡奇提出一条革命之路，即以总体性意识战胜物化意识，以社会辩证法指导革命实践，以实现无产阶级的胜利及其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柯尔施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中的根基地位，并在其领导下发挥重要作用。柯尔施认为，如果没有充分的意识形态准备，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
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建设，无产阶级的政权就无法牢固长远地存在下去。葛兰西非常重视革命意志的作用，他把十月革命的胜利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的“反叛”，即革命率先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胜利，这一事实正好表明人类在历史上的主导地位。葛兰西指出作为意识形态及文化层面代表的市民社会，其角色远大于政治社会。因此，他主张以“阵地战”为革命战略，逐渐摧毁资产阶级思想的防御要塞，并不断扩大自己的空间，先从文化上取得领导地位，继而在政治上取得领导地位。总体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在批判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与革命性，并期望在思想、哲学、文化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最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思与探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形成极具特色的理论风格和学术特质。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标榜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出身，并将方法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方法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一研究视角的确立恰恰说明它是在方法的意义上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3]。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提出对人的本质的思考及异化理论。后来，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继承和发展了卢卡奇的理论，并用以观察研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二战结束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人类的生存世界的有机结合方式，并孜孜不倦地寻求实现西方无产阶级和个体自由解放的道路。他们从人的自由与解放维度出发，研究当代西方社会及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关注人在现代化社会中的境遇，形成大众文化批判、工具理性批判、城市空间批判、生态批判理论等众多流派，从侧面折射了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和文化进程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形成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模式，即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但不管哪种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多不再关注马克思关于探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关系问题以及经济基础等问题，而是把注意力放在研究西方社会现实状况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思想层面，如文化、美学、意识形态等，着重于批判现代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时代意识很强，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们深入探讨了西方国家抗疫中的问题，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并非不可预测的 “黑天鹅”事件的结果，而应属于一系列危机趋势的综合体，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疾病的主要传播媒介[4]。面对西方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希望能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答案，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此外，基于西方的社会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精心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探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管理，以及人在其中所陷入的异化的生存境遇，提出诸多全新的理念和范畴，细致入微，构建严密的理论架构和逻辑理念，为我们研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势，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提供全新的视角和不同的维度。一个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产生了较大的理论和社会影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成为我们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可以借鉴的重要资源。

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其积极之处，但是，我们更要认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有助于客观全面地对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角度出发，发现并借鉴其科学合理的内容，发掘其学术价值和存在的现实意义。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受唯心主义的影响

佩里·安德森指出，由于脱离了革命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受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本人宣布同他的先辈一刀两断的断然话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反响甚微，这绝不是偶然的。通过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可以发现，马克斯·韦伯和齐美尔的社会学以及狄尔泰和拉斯克的哲学深深影响了卢卡奇，他著名理论中的“合理化”“归属意识”两个主要范畴来自马克斯·韦伯，“物化”的概念深受齐美尔的影响。葛兰西的著作采用了当时统治意大利文坛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克罗齐的许多词汇和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对伦理政治史的关注。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尔库塞的理论充满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概念和论据。萨特受到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影响。阿尔都塞的理论体系深受巴切拉德、坎吉尔汉、拉肯和弗洛伊德的影响。阿多诺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理论是一种实践形式，实践本身就是一个突出的理论概念。阿多诺的这一思想可以认为是二战结束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总括。这一观点将理论与实践视为同一，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应与革命斗争相联系、理论与实际需要紧密结合的经典思想。总体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研究中大多带有唯心主义的倾向或痕迹，他们秉持主体性立场，用主体的角度和感知来考察客观世界发生及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阐释世界的哲学或历史观，而不是一种行动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不依赖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之外的自然是不存在的，强调人的社会实践创造了自然界和自然现象，自然是从属于实践的“第二性的东西”。卢卡奇率先将自然论证成为一种社会范畴，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这一观点。卢卡奇提出的“主客体辩证法”否认历史有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规律性。柯尔施提出的“实践哲学”将人的社会实践解释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经济基础不具有决定作用，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普遍人性与整体社会之间的对立。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的中西欧展开思考的， 欧洲中心主义是它的宿命。究其思想渊源，当然与黑格尔直接相关，与历史主义性命攸关[6]。西方马克思主义天然带有西方文化的征服性与掠夺性，是具备显著霸权主义特征的话语体系。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主要产生于西欧和南欧，深受德国和法国近代思想的影响，与上述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传承。在葛兰西看来，各大洲中欧洲的文化是相对先进和优秀的。在《实践哲学》中，葛兰西指出：“即使人们承认其他各种文化在世界文明的‘等级制’的统一过程中具有一种重要性和意义(这肯定无疑的是会被承认的)，它们也只在其变成欧洲文化的构成要素——就是说就它们对欧洲思想的进程作出贡献并被它所同化吸收而言的范围内才具有一种普遍的价值，欧洲文化是唯一的历史的和具体的普遍文化。”[7]可见，葛兰西对其他大洲的文化抱有极大的偏见，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同样如此，在他们的著作中极少提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完全没有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中，这些情况都显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明显的西方优越感和欧洲中心主义。哈贝马斯始终强调德国和欧洲的优越性，尽管他提出了交往理论，在著作和演讲中也经常宣扬交往主体应该保持平等地位，反对权威。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无论研究成果多么丰富，都只能代表西方视角、西方理念，始终从西方世界的角度考虑问题，反映的也往往是西方社会的问题和人类的境遇，缺乏全球视野和思维。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呈现空想性

由于种种原因，卢卡奇、柯尔施均远离一线的革命斗争，退而研究革命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1]65。他们建立了独树一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却未能将哲学的批判性与实践性一以贯之，并运用到改变社会现实的斗争和运动中，导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重要的方面。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不断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唯物史观污蔑为“经济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能动性、主体性、总体性等哲学范畴，日益将理论研究的重心偏向唯心主义的指针，毫无疑问是形而上学的。我们仔细分析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以及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典型流派，可以发现，他们主要是在学术理论上构想理想中的社会，热衷于“解释世界”，但在如何“改变世界”的思考上明显不成熟，缺乏实践的勇气与魄力。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较大影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尽管拓展了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视角，突破以往生态理论从未以社会制度为视角进行考察的局限，但是由于其理论仅是以满足人们适度的需求作为生产目标，不触及资本主义的制度，因此不具有可行性。比如代表人物小约翰·B.柯布提出，降低汽车的使用量，在城市设计之初将家庭住址、工作地点、学校商店和其他休闲娱乐设施都建在可步行到达的距离之内，实现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的有效融合[8]。这种理论在现实中显然难以施行。由此可见，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切入的角度极为局限，尽管非常注重思辨，但是缺乏阶级基础，也没有在现实社会实践过。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法找到实现其理论设想中的社会的路径，在付诸具体行动时可以说是一筹莫展，在总体上呈现空想性特征。

(四)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达呈现多元化倾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自诩为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但从他们的理论内容和话语表现上，既可以看到其所体现的多元主义的时代背景与趋向，又可以辨别出它所包含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与否定。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是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途径，葛兰西主张通过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来打破资产阶级思想的“牢笼”。卢卡奇和葛兰西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马克思关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理论框架。然而，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逐渐陷入“去阶级”的普遍意识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遍认为经济与政治没有必然的关系，否定经济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在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上，脱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阶级基础这一重要支撑点。在缺乏革命的阶级运动影响下，资产阶级价值理念束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取向，导致他们的理论指针不断倾向于资产阶级文化。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是主体性的阶级已经瓦解，而阶级斗争又没有出现在预期之中。基于此，他们提倡建立一个多元的、不同价值理念的政治活动的主体。这实际上是将无产阶级的“政治认同”混淆为“社会认同”，将无法化解的阶级矛盾转化为社会文化的矛盾，从根本上抹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抹杀阶级剥削的事实，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非阶级”“多元化”的民主政治主张，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各国阶级斗争方式的转变在不同社会思潮中的体现，迎合了资产阶级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的现实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满足了民众对平等、自由权利的要求。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去阶级化”的激进民主政治从根本上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范畴，他们倡导以“身份政治”代替“阶级政治”，使“社会政治”与“阶级”脱钩，既不符合实际，又掩盖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压迫”与“剥削”的关系。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纯粹为了呈现其理论观点和学术价值，也不是为了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更好地洞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态势和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为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当代性问题提供思想资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思想借鉴。只有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才不是无的放矢，才能体现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潜质。

(一) 不能沉湎于考据式的“文本解读”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文本解读”的研究模式十分推崇，非常注重考证马克思主义的原著，精心提炼了一整套概念工具，并用这套概念工具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固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阐释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资源的确定，也是对其重新创作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文本解读的研究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文本的理论背景可以被重现，而文本的历史背景却很难重现。文本解读本质上属于回溯型的研究范式，很难对现实问题做出正面反应，仅仅从书本层面寻找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资源，也只能是一种构想。无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强调它的方法，如何表现它的现代性，由于它未经过实践的检验，仅仅是在理论上运用的一种方式，没有任何说服力，只是纸上谈兵。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进行的研究阐述不过是基于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对所面对的社会问题进行的反思。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既不能为我们解决思想问题，也不能为我们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体系，其科学内涵的确定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观解读和自我建构无关。我们不能用不同的文本诠释作为一个理由去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在研究中，我们应认真鉴别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献编译方面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反思他们理论研究的消极因素，抵制他们思想背后隐含的各种唯心主义前提，批判他们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

(二) 坚决避免“西化”现象

近些年来，部分学者在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时，逐渐模糊了理论定位和研究立场。有的未能重视其存在的弊端，有的没有科学辩证地看待，没有立足中国现实、把握理论动向，缺乏必要的理论和价值判断，反而过度称赞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和事件进行事无巨细的考据研究，推崇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著作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的甚至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并奉为至宝，希望能引入我国社会主义理论之中。个别学者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价值时，未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出发， 而是将其局限在“本本”上，满足于从理论到理论。其实，从表面上看，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实质上早已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轨迹。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为批判对象，揭示发达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的弊病，对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借鉴意义，但两者毕竟存在时代问题的历史错位和理论主题的本质差异。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拓宽了我们的视野，经历了40年的风云变幻，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已经转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理论体系逐步完善。在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交流中，我们应该摒弃学徒思维，保持理性判断，客观辩证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未来发展趋势，并进行更深入的梳理。

(三) 牢固站稳中国立场

西方马克思主义否定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我们在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时要注意鉴别，站稳基本立场，把握衡量标准。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定要牢固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甄别其理论，有选择地吸收、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9]。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学说，必然具有其本质属性，即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经典文本中所阐述的关于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10]。如果我们的研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脱离中国社会现实和时代主题，这些简单移植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就会成为纯粹主观性领域的无根浮萍。事实上，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心，近些年更是多次举办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大会。今天我们已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台竞技，决不能再带着仰望的心态来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部分，也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形式，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仅在观念领域展开批判实践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一步提升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话语权，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研究过程中，坚定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盲目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风”，而是以问题意识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题，揭示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思路途径，从中吸取有益的因素，并使之成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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