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允秀，夏庆波

（安徽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

“数字资本主义”的概念最初是丹·席勒（Dan Schiller）在《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他认为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且数字资本主义实现了资本主义的阶段性转化，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1]。而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数字技术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数字劳动的劳资关系也逐渐走向学者的研究视野。自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出来，其内嵌的劳资关系的研究随着理论的演进而丰富发展，对劳资关系解释力逐渐增强。马克思基于劳动过程理论，揭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在于同时取得并掩盖剩余价值。不同社会形态的工厂体制无不是服务于剩余价值，这一共同的目的。劳动过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核心关怀，主要是以生产现场为中心，以劳资关系为分析对象。马克思经典劳动过程理论中延续至今的概念包括，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再生产和利益[2]。基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概念，研究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资关系，是研究当下数字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不可忽略的一个视角，无疑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议题。

国外学者，布雷弗曼的劳动过程理论继承了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阐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劳动逐渐“退化”的历史，系统阐述管理控制与劳动过程的关系[3]。在此过程中，资本通过深化劳动分工，特别是概念和执行的分离，从工人手中夺取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而资本对工人控制的内容又是多方面的。在此，埃德沃兹（Richard Edwards）则认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管理控制分为简单控制、技术控制和科层控制三个层面，尤其强调第二层面技术对劳动过程控制的重要性[4]。而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最终危害到工人的意识形态领域。布洛威（Michael burawoyl）认为，在表面上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劳资关系的同意，掩饰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冲突，从而达到劳动控制的目的[5]。资本从最初控制劳动过程中的工人的身体，到逐渐控制工人的意识形态领域。可以看出，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是全方位的且逐渐加深的，没有改变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剩余价值的本质。数字技术的升级只是资本加强控制劳动者劳动过程的新手段。

国内学者，王蔚以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分析范式阐释，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具有三个显著特征：生产界限模糊、数据监控、全方位监视劳动者，劳动过程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数字劳动的生活水平反而使生活变得更糟糕，情绪劳动以及情绪剥削问题也日渐出现[6]。而对于互联网下具体工作内容的考核中，学者侯慧与何雪松则认为，互联网公司由项目制、弹性工作制和绩效考核形式，塑造劳动者对加班的自愿性的服从，遮蔽劳动的过程控制与剥削[7]。

同时，对于资本控制劳动过程研究，延伸到知识劳动在劳动过程用的分析。张钰玲则认为，知识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拥有一般劳务工作者没有个性与自主性，但互联网平台通过技术优势和规则的制定，使得知识劳工的劳动过程被隐蔽与控制，从而知识劳动主动或被动增加对互联网平台的工作的认同，并在不知不觉中加入“赶工游戏”[8]。从国内外相关文献来看，当前学术界对劳动过程的研究已经由来已久，但对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基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来分析劳资关系与劳动过程的内在联系，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再生产和利益等五个方面，揭示数字资本主义下劳动过程运行机制的新特征和内在逻辑，进而从劳动过程的整体性中认识和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探索劳资关系的研究正在迅速成为一个自己的领域，包括对平台经济中的工人、社交媒体用户、社交媒体者以及各种劳动实践被数字技术重塑方式的分析。研究劳动过程的劳资关系的重要性在于它所追踪的动态，如劳资关系中数字资本的情绪控制与工人的抵抗、数字技术加速劳资关系中不稳定与被剥削的工作，劳动过程中数字资本全天监控数字劳动者。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劳资关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依旧是资方不断剥削劳方，攫取其剩余价值。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基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劳资关系又具有什么特点，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情绪劳动中资本的情绪控制与工人情绪抵抗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资本控制的情绪剥削日渐明显。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属于情感社会学的范畴，是由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通过对德尔塔航空空乘人员的分析，在吸收戈夫曼的拟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为了报酬，员工管理自己的情绪，并按照组织对面部表情或身体语言的要求来表演的一种劳动”。情绪劳动表现为具体的情绪管理和调节，如服务行业的工作者为了提供良好的“客户服务”而培养出不真实的行为，用来掩盖或压抑消极的个人感情，其具有表演性质，且以最终获取交换价值为目的，是可以量化和呈现的一种劳动。杨馨认为，情绪劳动的侧重点是“商品化”与“管理”，以及由此延伸开来的“控制”与“规训”。它是基于外部强加的一套规则而产生的“表面扮演”。而在这一过程中，服务业劳动者渐渐习得了通过行为和认知控制情境，从而调整自己的情感状态的能力，表面扮演转化为“深度扮演”，即自发地唤起某种情感，以适应情境所要求的表情与举止[9]。

贝尔认为，资本如果没有发展能够调节技术的因素，资本就不可能持续影响劳动者。情绪控制使我们掌控身体行动的能力得以或削弱，其力量在于情绪控制独特性和普遍性[10]。在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资本对情绪劳动的“殖民”管理是普遍存在的，正是因为劳动者“情感团结”会导致最难阻止的抵抗形式。资本在管理策略中对工人情绪控制的重视可以看出，资本的劳动控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体性的再生产和情绪控制的劳资关系有关[11]。当工人意识到他们有能力影响权力时，并且他们也意识到他们有能力相互影响，工人将会挑战工作中的资本情绪控制的行为[12]。在日常工作形式到工会组织，许多情绪劳动抵制迹象正在出现，如积极抵制中黑客攻击、日常罢工、员工使用应用程序逃避工作定位打卡等行为。劳动者通过使用自己的方法观察“观察者”，并通过执行信息来获取通常不具备的信息：在工作中使用个人设备；
情景杠杆。例如，劳动者可能会“偷”休息时间，并将其伪装为工作；
或者只是拖拖拉拉延长工作完成的时间；
还出现了工人利用自我追踪进行情绪抵抗和与我保护的。从劳动过程的劳资关系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的使用以及权力关系的可视化，加强了情绪劳动中资本的情绪控制与工人情绪抵抗，强化了资本的科学管理与控制工人的古老实践。

（二）数字技术加速劳资关系中不稳定与被剥削的工作

费德里奇（Federici）认为，原始积累在今天仍在继续，当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霸权中时，生产关系不再存在可想象的“外部”，我们对最新技术的追求起到了推动作用[13]。然而，新的工人监测技术量化了劳动过程中以前未测量的定性方面，如情绪、疲劳、心理健康和压力。这使管理层可以永久地看到员工，并可以穿透员工之间沟通，这也意味着越来越难以识别资本之外的任何东西[14]。由于新的识别和计算，以前未看见的数字劳动变得明显，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更容易被商品化，具体劳动越来越容易被抽象化。在数字资本主义下，公司普遍通过缩短工人的劳动日，从而提高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在经济状况良好时，正常的公司都会尝试扩展业务。而业务是有发展周期的，通常目标是早期亏损，做产品研发，市场推广，期待以后市场成熟后进入盈利。所以大型公司通常会有很多的新业务线，且这些业务线都是亏损的。等经济状况不好时，唯一盈利的业务线收入下降，现金流就无法继续支持新业务线。于是，公司就会选择业务收缩。一部分新业务线缩编，一部分直接关闭。例如，在这种情况下空出的这些互联网大厂员工就会被裁员，被互联网公司称为“升级”“优化”“毕业”。不稳定是劳动最纯粹的异化表现形式，在那里，工人失去了所有与她所做的劳动的奏鸣式联系。工人在工作中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人，在每一个方面他的价值都从他身上被数字资本所提取出来。由于不稳定的数字化工人们不断地追逐下一个“工作”，所以生活中的时空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遥不可及的。再加上互联网泡沫以及全球经济危机的反复发生，这些不稳定与被剥削的工作给劳动者的身心带来巨大的压力，导致劳动者情绪焦虑和恐慌。劳动者必须为不断变化和干扰他们的工作做好准备，必须同意个人工作被迫性移动与被追踪。因此，在数字资本在主义不稳定的条件下，工作、身份和生活变得模糊，劳动者经常处于无法“注销”或“关机”的状态。在临时工工作中，资本要求劳动者的主观性能够适应工作的不稳定，并且要求面试者对个人健康负全部责任，而不是将压力、疾病与恶劣的工作条件联系起来。总之，数字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是作为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的，其目的是资本攫取劳动者剩余价值。

（三）劳动过程中数字资本全天监控数字劳动者

数字资本全天监控数字劳动者，并剥削数字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和货币利润。一些学者认为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数字劳动力类似作“家务”，因为它没有工资，主要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劳动且没有工会代表。互联网平台上，数字劳动者有着共同点即没有工资、受到高度剥削且数字资本全天监控数字劳动者。这意味着劳动者全部或大部分的工作日都在创造剩余价值，且劳动者经历了不同的胁迫方式，如情感、身体和社会社交关系。在数字化公司工作中，罗毕·瓦林（Robbie Warin）与邓肯·麦肯（Duncan McCann）在《谁在监控工人？数据、算法与工作》报告中，认为在各类员工活动监控中，员工之间电子邮件是监控企业员工的主要来源，虽然目前部分专家认为电子邮件将被社会媒体所取代，但现在电子邮件仍是企业员工在工作中占主导地位的沟通工具[15]。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资本通过数字技术全天监控企业员工。在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谷歌（Google）和YouTube 等互联网平台上，数字劳动者（用户）不仅是数据的生产者，而且是数据的消费者。作为使用价值，数字劳动者生产数据，连接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他们是富有创造力、活跃网络化的数字工作者。数字劳动者生产数据，被数字资本收集，经大数据分析推荐给目标广告商的，他们可以访问用户的偏好和数据，以换取金钱和预先定制的广告给用户。互联网用户的价值正是这样与用户自身疏远，从而形成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理论中数字劳动的四种异化类型即数字劳动者自身的异化、数字劳动与数字劳动产品的异化、数字劳动与数字媒体工具的异化和数字劳动与数字媒体劳动对象的异化的现象[16]。同时，劳动过程中数字资本全天监控数字劳动者会导致两种反抗劳动。斯蒂安·福克斯认为，第一种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奴隶工人开采的通信技术矿物，这些矿产是信通技术的物理基础，如果拒绝体力艰苦的开采工作，则可能会杀害这些工人，因此工人开采劳动是致命、严肃和血腥的[17]。第二种互联网用户劳动是无意识、休闲的，几乎不像劳动。例如，Facebook 用户拒绝邮件、浏览、评论、阅读、观看等互联网行为，很可能会被互联网社交所孤立。但是，这两者都是在数字劳动过程中执行的，是资本积累所必需的活动，而且几乎没有获得金钱报酬。数字游戏工作者通过在线体验游戏，而被资本通过大数据所控制，以此控制衍生的货币收益，并具有个别的使用感觉结构，转化为不同的集体的使用感觉结构，这种结构或多或少是数字劳动者主观上的异化。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互联网、大数据、区域链、人工智能等成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理论中，数字资本以生产现场为中心，以劳资关系为主要分析对象。数字化生活把劳动者的才华、能力、价值放大到极致，通过彼此间的协同共享释放潜在的最大价值。自由支配时间的假象，给劳动者一种可拓展、可实行和更具人性化的方式，甚至改变未来的雇佣关系。但这只是数字资本掩盖其对劳动者剥削与压迫的手段，迷惑了劳资关系的紧张局面。在数字资本主义下，劳资关系以各种特定的斗争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内在趋势的分析并没有改变，是基于劳资关系的实质即阶级斗争决定因素的产物。因此，以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为分析范式，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来分析劳动过程中，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再生产和利益等五个方面中的劳资关系，揭示数字资本主义控制下劳动过程中劳资关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

（一）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中的劳资关系

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工场手工业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18]。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迫使工人创造超出自身生活界限的剩余劳动。随着科技的发展，机械改变生产的方式。工场手工协作的劳动逐渐变为工厂机器技术的劳动，生产方式主要是通过分工、流水线等各种新技术手段完成的。布雷弗曼认为这个生产方式是一种“去技术化”的过程，工头只要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不再负责指导生产。他们真正需要控制的是生产速度和劳动纪律的问题。机器的运用替代工场劳动者的技能，成为资本家统治劳动者的新的技术手段，劳动对资本由隶属形式向实际隶属转变，这一时期的劳资关系矛盾程度加强。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生产方式也同样存在于家庭中，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潜在的奴役，虽然仍然非常粗糙，但却是第一种财产形式，但即使在现阶段，它也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家的定义，他们称之为剥夺他人劳动权力的权力[19]。家庭是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劳动力不是商品，而是由个人和情感关系组织起来的，这些关系会产生承诺，其中包括无偿的家庭工作，并产生影响、社会关系、人类身心的再生产。因此，它也可以被称为生殖工作。从历史上看，在家庭中从事身体和情感/护理工作的主要是女性。家庭中的强迫工作主要是情感上的和社会上的，妇女（工人）感受到一种情感上的承诺，这种承诺激励着他们的活动，但也往往是经济上的主要是家务工人和家庭的生存依赖于其他家庭成员的工资收入和一定程度的家庭中身体上的虐待、暴力的。闻翔、周潇认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逻辑的揭露是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所关注的重要任务，但探索工人阶级的解放可能性才是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终极关怀[20]。探索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中的劳资关系，也是为了分析劳资关系矛盾，尽可能争取缓解劳资关系矛盾。

（二）生产关系（relations）中的劳资关系

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生产”含义非常丰富，它主要包括如下四种：物质生活资料以及工具的生产、人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精神生产。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统一体，这四个环节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像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想的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它们之间更是存在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即四个环节互为彼此的前提条件，彼此依存，缺了一个其他几个就无法独立存在。例如，直接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权关系来说，所有权并非仅靠对物的占有就成为现实意义上的所有权，它的实现必须在交换和分配中得以实现。在资本主义时期，剩余价值被资本表面的劳动力的市场交换、意识形态和商品拜物教所掩盖。工厂里的劳动过程其本质是资本家从工人劳动过程中，最大程度地赚取工人的剩余价值。目前，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得工人剥削变得更加隐蔽，数字劳动过程也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一环。布洛维认为，劳动过程中不仅塑造工人的主体性、阶级意识还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核心领域。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认为，资本主义即使内在性质不变其外在表现已经采取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并对生产关系产生新的影响。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在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中研究劳资关系。在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这个过程中，资本由原来资本主义时期从工人身上压榨剩余价值，到数字资本主义时期掩盖并获取剩余价值。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运作下，数字资本进入生产关系中，对劳动的剥削与压迫成为数字资本保值与增值的重要手段。

（三）劳动过程（labor process）中的劳资关系

劳动过程本身具有意识形态的效果，同时也是生产关系和再生产的核心领域。分析劳动过程，劳动过程需要三个要素，分别是有目的的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其一，有目的的劳动是人类劳动的一般特点。所谓有目的的劳动，是人与自然的过程，是以人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与控制人和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力市场上，货币所有者购买了劳动力，此时工人还不是事实上的工人，他还没有劳动，只有到了工厂之中，才能成为现实的劳动力。劳动是人的活动，是一个活动过程，这个劳动过程表明了人与自然与人与物的关系。其二，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对象，是在劳动中被采掘和加工的劳动资料，是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其三，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资料，一方面是使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这种使用价值创造了一个新的价值。鉴于，资本家继续通过剥削劳动和工人的生产性消费生活，工人有着强大的作用：如果他们集体罢工；
拒绝工作；
或者占领工厂、办公室、土地、通信和交通工具，那么经济生活就会受到严重干扰。工人在就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仅使他们成为“资本的附属物”，而且在本质上赋予他们推翻资本主义的权力，并用工人控制的经济和公民控制的社会取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中工人具有推翻资本的力量。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掌握生产资料是平台的，对劳动者剥削更是每时每刻，劳资矛盾被表面现象所掩盖。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不再是数字劳动过程的控制者，反而数字劳动过程开始控制劳动者。工厂中，工人对机械的流水性操作仅是劳动行为的简单、无限的重复，工人无法越过数字资本掌握以机械化为核心的科学技术。而且，随着数字资本的机械化生产的高度分工，流水线的工人掌握的操作技术也是有限的。工人失去对数字劳动过程的掌握，同时也丧失劳动的主动性，只有在数字技术的约束下被数字资本剥削与压迫。

（四）再生产（reproduction）中的劳资关系

生产是自然资源转化为产品以供给消费满足需求的过程，是锁链的一环单独截取出来。再生产是循环，指的是整个锁链，必须以全面发展联系的辩证观点思考。马克思认为，经济生产和消费作为一种经济存在，必须在所有社会中重复。因此，经济生产将是人类和社会生存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再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工人为了生存被迫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再生产还意味着这种劳资关系的不断更新和延续。马克思认为，再生产中劳资关系是劳动异化的结果，而劳动异化是工人丧失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哈里·布雷弗曼认为工人丧失劳动过程控制的原因是，工人的客体化和去技能化、资本对工人对强制性管理、工作的碎片化和组织管理科学的发展等。而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不仅受到资本家剥削与压迫，同时也受劳动异化与资本的劳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中，经济生产不仅生产生活资料，而且生产和增加数字资本。数字资本必须不断复制和重复“资本价值的周期性增值”。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简单再生产意味着资本家将全部剩余价值或利润，“作为一笔资金，为他的消费提供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初始投资金额M=c+v 不会增加（M 表示剩余价值，c 表示不变资本，v 表示可变资本）。数字资本是复制的，不是增加和积累的。马克思认为，工人只有在消耗了劳动力，并实现了劳动力的价值和一定数量的商品剩余价值之后，才能获得报酬。工人的工资从之前创造的资本中支付，是他先前的劳动为他现今的劳动能力买单。因此，资本家为工人买单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幻觉。工人生产的是资本，而工人的劳动力是从资本中获得报酬的。在德语中，“雇主”在德语中的意思是“Arbeitgeber”，字面意思是“劳动力提供者”，而雇员（“Arbeitnehmer”=“劳动力接受者”）接受劳动力[21]。相反，数字资本主义时期，劳动者给予资本无报酬的劳动时间，资本无偿拿走并偷走劳动时间，从而从中获利。

（五）利润（interests）中的劳资关系

对于利润中的劳资关系的分析，首先需要区分两个概念即利润与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所反映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而利润则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其次，利润与剩余价值的关系。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本质，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这里讨论的是利润掩盖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即利润中的劳资关系。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现代公司体制中，利润是扣除费用后的剩余即收入与成本的差额。劳动力的价值是计算在工资中的。所以一般是费用或者成本中体现。利润的增加，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企业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减少企业成本。除了绝对的增加收入和减少成本这个方法，也可以通过适当增加一定的成本——比如加大技术研发、营销投入、精益管理等，“小投入大收益”，进而获取更多的收入来实现。在数字资本主义中，在我们工作、政治和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博客、脸谱、推特、微博的数字媒体。他们中许多人的共同点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组织起来的。信息、交流和社会性是它们的“使用价值”，马克思用这个词来描述商品如何满足人类需求。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互联网企业并不总是强调它们是以利润为导向的，而是经常只强调它们的使用价值。例如，脸谱（Facebook）说它“帮助你与生活中的人建立联系和分享”。推特（Twitter）称，它可以让你“与朋友保持联系”。这些说法并非不实，只是没有揭示出互联网企业的本质即剥削与压迫数字劳动者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通过“夸大”或“崇拜”使用价值的意识形态，目的是转移人们对交换价值的注意力。从而，转移人们对互联网企业想攫取劳动者剩余价值，这一事实的注意力，也加剧劳动矛盾的隐蔽性。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对分析数字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仍然很重要，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资本主义的通信世界，许多形式的通信传播意识形态，并作为营利性企业组织起来。轻视和忽视信息、媒体和传播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是对信息社会繁荣的错误反应。跨国大公司的利润相当多地位于广告、广播和有线电视、通信设备、计算机存储设备和计算机服务。数字资本通过利润掩盖劳资关系中数字资本剥削和压迫劳动者的本质。

自20 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与工厂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导致西方劳资关系问题的研究者更多地将研究视线转移到劳动过程以外的学校、家庭、大众媒体和文化等领域，试图从中发现统治阶级并试图掩盖阶级对立、消解工人意识的奥秘。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对劳动过程的研究从“贫乏”走向“复兴”，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还将永久性地再现劳资关系的异化，即他们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权。劳动过程理论分析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劳资关系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对于各种劳动过程理论的差异表明，劳动过程理论缺乏共同的研究主题或理论核心。如何进一步研究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以及劳动过程理论如何重新获得活力，如何在基本范式和理论核心上促使劳动过程理论达成共识和统一，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面对这些问题需要回归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逻辑，为未来劳动过程理论发展奠定基础方向。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与马克思生活在19 世纪时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它是全球性的、金融、技术、交通、消费文化和广告等扮演着更大的角色。然而，马克思已经看到了所有这些现象的基础，并预测了它们未来的相关性。他还强调社会是历史性的，资本主义发展并获得了新的品质和不连续性，以便重现其基础结构即资本积累结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是批判性地理解信息和互联网时代的重要思想家。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为我们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电脑、手机、Twitter、Facebook 等互联网平台中的劳资关系奠定基础。因此，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中研究劳资关系，不仅有利于我们分析劳资关系在特定的社会背景条件下的运作逻辑和内在矛盾，还有利于与我们了解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方式。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我国也受到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在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劳资关系依旧是我国社会的突出的问题。但数字资本主义劳资关系问题与我国数字经济时代劳资关系问题的有着本质区别。数字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本质是资本家通过雇佣或非雇佣的关系剥削数字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或非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而在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时代劳资关系问题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存在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阶段，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数字、资本与劳动结合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和过程。分析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对于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我国社会劳资关系矛盾，具有重要的经验借鉴与理论发展的意义。虽然近几年有一些学者试图用劳动过程理论分析中国现状，但其中对于分析过于强调单一的理论，而忽视劳动过程理论的丰富性；
有些注重现实的分析、而忽略理论建设的重要性；
有些强调主体性的形成，而不重视生产领域、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的改变。这些研究容易使人们陷入劳资矛盾问题的表象中，从而忽视对劳资矛盾问题的本质探索。因而，对于劳资关系的研究需要注重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角度，理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劳资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入辩证地理解数字经济时代下劳资关系，并有助于我们为建立一个不受数字资本控制，而是由劳动者控制的民主传播系统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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