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彬，陆卫明，翁诗雨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一步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1]理论上清晰，政治上才能坚定。“两个确立”关涉新时代党的领导核心和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其理论指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中央权威问题，这是该问题的理论定位。因此，必须从理论层面厘清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央权威的内涵实质、主体范畴、功能作用、维护机制等基本问题，为新时代坚定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提供理论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从未明确提出中央权威的概念，但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央权威建设的内容。在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恩格斯就认识到纪律和绝对服从的必要性，通过与马克思一同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对全体盟员作出纪律上的约束，明确要求所有盟员必须“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2]572，否则“视情节轻重或暂令离盟或开除出盟”[2]576，这对增强同盟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重要作用。后来，恩格斯在同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反对国家和权威的错误思潮斗争过程中，于1873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权威》一文，阐述了权威的内涵实质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极端重要性。

恩格斯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追求的权威是权力强制性和自觉服从性的辩证统一。恩格斯认为权威是基于权力合法性基础之上使成员自愿服从的能力和影响力。首先，权威概念强调一种合法性逻辑，只有被对象视为是正当的、具有充分理由的力量，才拥有权威。正如恩格斯在《所谓国际内部分裂》中强调的，“这一决议使总委员会从一开始起所处的那种地位，即协会的执行机关的地位合法化了。在没有其他的‘被自愿承认的权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道义上的‘权威’，要执行决议是很困难的”[3]40。其次，恩格斯强调权威的权力属性，即权力的强制性逻辑，“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3]341。这本质上是对权力的定义，也就是说权威与权力拥有共同的属性，即“强加于他人，改变他人行为的强制力量”，阐明了权威也具有强制性的因素。最后，恩格斯强调“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3]341，这种服从是一种意志的服从，是使一些人基于对个人或组织能力和魅力的认同服膺于另一些人的意志的做法，凸显了权威的本质在于自觉服从。

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央权威强调领导核心与领导集体的辩证统一。恩格斯从权威主体范围上区分了领导核心权威与领导集体权威，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央权威是领袖个人权威与领导集体权威的统一。他在《论权威》一文中提到：“在这里，活动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表现得很明显的权威。”[3]343其中，“一个代表”将权威的主体指向领导核心个人，而“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则将权威的主体指向了政党的领导集体。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央权威是建立在党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权威相统一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央权威强调处理好集中与民主的辩证关系。政党的中央权威在政治实践中体现为“集中与民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恩格斯认为：“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3]343。一方面，权威与自治的关系体现为集中与民主的关系，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渊源，既重视发扬党内民主，也强调集中意志统一行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既强调政党组织过程以充分发扬民主为基础，也强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意志和集中统一，体现了恩格斯对“权威与自治”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权威与自治的关系体现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与地方各级党组织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强调的领导原则是“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从而形成了“从个人到组织，从下级到上级，从地方到中央”的向心性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和领导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中，针对巴枯宁主义者极度反对权威和集中、极力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予以强烈驳斥，对其所主张的“绝对自治、宗派主义、反权威主义、无政府状态”等观点进行了严厉批判，系统阐述了“权威”和“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理论上讲，中央权威对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的凝聚性、执行的高效性以及政党面临重要时刻的战略抉择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央权威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凝聚性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由政党领袖、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全体党员共同形成的同心圆结构，其中领袖个人和中央组织处在同心圆的核心位置。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稳定强大的集体领导基础之上，“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4]151。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团结一致，形成领导集体合力，如果领导集体自身不团结，互相扯皮，组织便失去凝聚力、组织力和战斗力。另一方面，政党领袖个人对政党组织的凝聚力至关重要，拥有权威的领袖能够在其周围聚集起大批人才，并且能够对下属产生有效的吸引力和同心力。正如帕尼比昂科所强调的，“政党组织中个人权威，尤其是超凡魅力型个人的存在，会在政党内部产生一个团结的主导联盟”[5]73，“他们将不同的层级集团统一起来，并迫使他们彼此妥协”[5]194。甚至政党的发展情况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领袖权威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有权威的、团结的，而领袖个人又具有较高的个人权威，那么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就会紧密地团结在政党领袖和中央组织周围，使政党组织产生强大的凝聚力。

(二)中央权威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集中意志、统一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对政党组织而言，共同决策和统一执行过程中无法保证全体成员意见的一致性，政党中的各级组织和成员都可能对统一政策和行动采取变通，甚至拒绝执行，这就需要某种原则来保证人们能够达成统一行动，而这个原则就是权威。1871年，恩格斯在致拉法格的信中指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6]368可见，恩格斯认为权威的重要作用是确保组织行动的统一性和高效性，特别是在组织出现意见分歧时，中央权威能够集中全党意志，以保障组织行动的统一性。除此之外，中央权威可以降低政党组织行政权力的运行成本，提高政党组织的运行效率。权威越大，权力行使的成本就越小，如果领导者具有令人信服的权威，则会使执行者自觉配合政策的实施和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并且常常会不计利益得失、不折不扣完成组织分配的任务。正如达尔所言：“基于合法性的权威是特别有效的和有吸引力的。此外，它还特别经济，因为B(通常也包括A)把B的服从看成一种道德义务，这种义务反过来又使B把主动接受A的要求当成一种例行公事。”[7]79-80因此，中央权威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政党集中意志、统一意志，防止相互扯皮和各自为政的现象出现，提高政党的运行效率。

(三)中央权威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重大战略抉择中发挥关键作用

政党的成立运行时刻都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挑战，而要解决外部环境的挑战，就必须拥有强有力的权威。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便处在各种敌对势力的围剿之中，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8]399，这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处理和解决时刻而来的风险。恩格斯曾经以大海中航行的船只遭遇危险关头时的情景为例凸显权威的重要性，“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3]343。如果没有权威的存在，大家很可能因为意见分歧而错过最佳的决策和行动时机，从而造成无法预期的后果。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权威多次成功地做出了战略决策并化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危机，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转战井冈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失去立脚点、长征途中该向何处去等重要历史关头，中央领导权威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重要战略抉择或者生死攸关时刻，更能够凸显中央权威的重要性。

从理论和历史维度看，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央权威主要存在五种机制，包括坚持科学理论武装、确立领导核心权威、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纪律和强化制度建设。

(一)科学理论武装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央权威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科学理论武装的政党，从事的是拥有科学理论指导的事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在于指导思想和无产阶级人数的优势，而要真正发挥无产阶级的人数优势，就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的统一性，需要以共同的指导思想作为基础。从政党的构成要素上讲，共同的政治意愿和政治目标是政党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础，没有共同的政治意愿，政党便无异于乌合之众。马克思主义政党有着明确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目标，同时制定了鲜明的政治纲领。受外部环境以及政党内部错误意识形态的影响，任何政党都有可能出现思想上的分歧，甚至造成组织上和行动上的分裂，但马克思主义政党指导思想的确立则传递出明确坚定的意识形态话语，并坚决地与错误思想作斗争。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工作，认为理论武装能够激发“广大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群众的革命热情”，明确“战争的目的”，清除思想领域的不良倾向，使“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有效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策略[9]1312-1313。同时，毛泽东指出要实现彻底的理论武装，必须在遵循“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基本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创造新的理论”[10]109。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也多次强调理论武装是中国共产党“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的关键和“真正优势”[11]144。回顾百年党史，从延安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党内整风学习、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到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都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理论武装，消除党内出现的“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等思想问题，以先进思想凝聚党心民心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

(二)确立全党的核心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央权威的关键所在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12]319政党领导核心的确立意味着领导权力的合法性，领导核心权威的力量并非全部来自其个人特征，更为关键的是个人在一个社会结构中被感知到的位置，即权力的合法性。恩格斯也强调权威的合法性逻辑，只有被对象视为是正当的、具有充分理由的力量，才拥有权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核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领导集体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核心人物，是中央领导集体“一班人”的班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核心不仅要具有超凡的领导能力和领导素质，坚定的理想信念，开阔的眼界、知识和胸襟，还要能够经历各种实践的历练和检验。正如恩格斯所言：“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13]397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看，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由于理论与实践上的不成熟，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中国共产党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集体与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是中国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挫折的重要根由。邓小平曾多次讲到这个问题，指出“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11]298。遵义会议以后，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才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正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正确轨道，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中国奇迹。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否则，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

(三)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央权威的重要前提

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央权威的组织保障。民主集中制在列宁创建布尔什维克党时首次被确定为党的组织章程。1920年，民主集中制被载入共产国际章程，成为加入共产国际的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并将其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和完善。1927年6月，中共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将“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4]125。民主集中制体现为把分散的党员集合为一个整体，把分散的意见变为党的统一意志，形成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归根到底是由民主和集中两方面辩证构成的，二者都不能被偏废，其基本的运行机制就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实践彰显出民主集中制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意义。坚持并运用好民主集中制原则，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就能够得到有效的维护，党内团结统一，党的大政方针政策就能够得到有效落实，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
反之，当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或流于形式时，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就无法得到有效维护，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就会盛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突出，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损失。因此，只有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才能自觉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四)铁一般的纪律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央权威的有力方式

铁一般的纪律是统一全党意志、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央权威的重要基础。党的纪律意味着刚性的约束和令行禁止，各级党组织和所有党员必须严格遵照纪律规定执行党的决议，也契合了权威强制性的特征。一个政党如果没有规范的纪律约束和严格的执纪监督，必然出现组织软弱涣散、工作推诿散漫、有令不行各自为政的局面，也无法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恩格斯认为“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15]540。列宁则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必须要求全体党员遵守党组织的纪律，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16]205。换言之，“铁的纪律”能够确保全体党员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并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进而保障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总结布尔什维克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时，列宁进一步强调党的纪律的意义，“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16]4。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两个关于严守纪律的党内法规文件，强调全党步调一致地贯彻党中央的路线。皖南事变后，为进一步纠正党内“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等问题，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重申党的纪律：“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17]445，不允许出现标新立异、自成系统的现象。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在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18]272由此可见，铁一般的纪律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央权威的有力方式。

(五)制度建设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央权威的根本保障

党内法规制度、领导监督制度等制度建设对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央权威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作用。一方面，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维护中央权威的制度基础。恩格斯强调通过制定党的章程、完善纪律规定，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形成严格的制度性约束，进而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央权威。《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明确要求“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订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是，此种章程和条例的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19]483，并且强调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不能以任何借口“逃避履行章程和组织条例所规定的义务”[3]737。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20]167，这是中国共产党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最早表述。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监督制度是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制度设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度入手，在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党委制、学习制度、请示报告制度等相关制度，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制度保障。特别是1948年中共中央根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21]3。请示报告制度历经了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入新时代的发展阶段，依然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重要的制度抓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在1980年制定和颁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拨乱反正、恢复和健全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丰富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主要原则和规定今天依然适用”[22]104。

“两个确立”是决定党的事业、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的根本性问题。要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强化“核心意识”，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思想建设为基础，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不断完善“两个确立”的制度体系，把“两个确立”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意识和行动能力。

(一)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净化“两个确立”的政治生态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其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将“两个确立”真正落到实处，首先要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维护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央权威强调领导集体权威与个人领导权威的统一。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明确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班长”的身份和地位，只有党的总书记有威望和威信，党中央才有权威和力量。“两个确立”是“两个维护”的政治前提，“两个维护”是“两个确立”的实践要求，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就必须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两个维护”形成了从全党向党中央、从党中央向习近平总书记的独特“向心性”政治结构[23]。与此同时，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四个意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在政治立场、政治原则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

(二)以思想建设为基础，始终坚持“两个确立”的理论引领

思想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才能保证全党思想统一性，才能保证行动上同心同行，才能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筑牢思想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全党思想和意志统一了，才能统一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意志，才能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24]90“两个确立”明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对推进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大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执政新考验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经过实践检验、富有实践伟力的强大思想武器，具有令人信服的理论魅力和理论感召力。科学的理论武装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保障，要加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与此同时，要坚决反对各种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维护全党思想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然而，当前部分领导干部思想蜕变、信念缺失，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真理信金钱，成为思想上的“两面人”，其行为严重背离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对此，必须坚决反对各种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强化党的思想建设，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三)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不断强化“两个确立”的组织保证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完善民主集中制也是坚持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条件与应有之义。要坚持好民主集中制这个根本组织原则，真正把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变成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在治理实践中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习近平指出：“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不是就不要民主集中制了、不要发扬党内民主了呢？绝对不是！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25]586一方面，坚持民主集中制强调发扬民主，是对大多数人意见的合理吸收，要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集中正确意见，形成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特别是“做到‘两个维护’，不能在地方和部门打着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旗号损坏制度、压制民主”[26]123。另一方面，强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党中央一旦做出重大决策，各级党组织要坚决贯彻执行，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27]322。

(四)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不断完善“两个确立”的制度体系

制度体系建设是保障“两个确立”真正落到实处的关键。一方面，通过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强化请示报告制度等制度设计，保障“两个确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优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设置，统一各委员会名称；
建立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任务分工、督促检查、监督问责等制度机制，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见效，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2019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在请示报告的主体、内容事项、规定程序、具体方式、追责监督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使请示报告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迈入了新阶段。另一方面，强化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各项制度的执行与监督，真正将“两个确立”转化为“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严格依照《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加快形成以制度建设为抓手的监督运行机制，不断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建设，提升监督体系整体治理效能。2015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正式发布，2017年，中共中央又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进行了修改，明确将“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存在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拉帮结派等问题”[27]634作为巡视范围和内容。巡视制度本质上是政治巡视，其目的在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集中发现和解决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政治问题，以便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把“两个确立”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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