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华

（安徽大学 哲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在1933 年6 月发表的论文《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张岱年针对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为本，结合西方文化而创造出中国新文化的初步看法：“中国应由西方文化给予的刺激，而大大地发挥固有的创造力，创造出新的文化。”[1]157在1935年3月发表的论文《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中，张岱年将这种看法提炼为“创造的综合”[1]229，并在1935年5月发表的论文《西化与创造——答沈昌晔先生》中，对“创造的综合”作了具体论述。其实，在20 世纪30 年代，不仅在中国文化创新方面张岱年持“创造的综合”说，在中国新哲学建构方面张岱年同样持“创造的综合”说，只是所要“综合”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正因为此，方克立才认为张岱年文化观上的“创造的综合”说也在其“哲学观上充分体现出来”[2]。

一

在讨论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之前，张岱年首先谈到了建构新哲学的方法。由于其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和其建构新哲学的方法是一致的，其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奠基于其建构新哲学的方法，所以，这里先谈其建构新哲学的方法。

在1933年3月发表的论文《哲学的前途》中，张岱年讨论20 世纪前30 年的西方哲学，将其划分为“1.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
2.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
3.唯心玄学的哲学思想；
4.主观主义的哲学思想；
5.布尔乔亚代言人的哲学思想”[1]71，由此推测未来的哲学发展，并在推测未来的哲学发展中论及建构新哲学的方法。

张岱年认为哲学的发展决定于社会实际，而将来的社会一定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唯心玄学的哲学思想、主观主义的哲学思想、布尔乔亚代言人的哲学思想将因为失去生存的土壤而被消灭、吐弃，“所存在的就是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这两个类型了。这两派在不久将会结为一体”[1]72。

这是说，新哲学将是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这里，张岱年言及新哲学的建构方法，那就是将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作为建构新哲学的哲学资源，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创造出新哲学。

由于张岱年所谓的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乃是指“苏俄国家公信”的一种哲学，“即新唯物论，即辩证法的唯物论，或马克思主义哲学”[1]70；
张岱年所谓的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指“罗素与博老德（Broad）领导之下科学的哲学或批评哲学”[1]70，所以，他又说“将来的哲学便是新唯物论与科学的哲学的结合”[1]74，认为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相结合所产生的新哲学必然具有“唯物的或客观主义的”[1]72“辩证的或反综的”“批评的或解析的”[1]73等特点。

这也说明张岱年所言的将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相结合以建构新哲学的方法，其实是指将新唯物论与“博老德所谓批评哲学”[1]73也即分析哲学相结合。

不过，张岱年又认为通过“新唯物论与科学的哲学的结合”的方法建构新哲学，并不意味在建构新哲学时完全排斥其他各派哲学，相反，而是要充分利用其他各派哲学中真理的成分。因此，他说：“对于其他各派所发现的真理，亦不容不汲取。而欲兼取相斗争着的各派中的真理，又必赖反综法之运用。”[1]74

这表明，所谓通过“新唯物论与科学的哲学的结合”的方法建构新哲学，准确地说，是指以新唯物论、分析哲学为主，同时辩证地看待其他哲学，“对西方其他各派哲学的真理成分亦持开放、汲取的态度”[3]，吸收其精华。

为什么新哲学不可以是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的各自发展，新哲学的建构必须是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的结合？张岱年给出了理由：“现在的科学的哲学，其内容常令人感到贫弱；
而现在的新唯物论，其内容又令人感到粗疏。科学的哲学的好处在精细，却有怀疑论的倾向；
新唯物论的好处在丰实，却有独断的色彩。这二派的综合，便可得到最可信的新哲学了。”[1]74

这是说，新唯物论与分析哲学各有其优点和缺点，新唯物论的优点在于“丰实”、客观，缺点在于缺乏逻辑分析，具有独断论色彩，显得“粗疏”；
分析哲学的优点在于“精细”、逻辑分析，缺点在于缺乏客观性，具有怀疑论倾向，显得“贫弱”。从新唯物论与分析哲学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来看，二者是互补的，新唯物论所欠缺的恰是分析哲学所擅长的，分析哲学所欠缺的恰又是新唯物论所擅长的。通过新唯物论与分析哲学的结合，恰好可以发挥各自的优点、弥补各自的缺点，从而使得新哲学更加完美，更加充满生机活力。

从张岱年关于建构新哲学必须走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相结合的“综合”之路，可以看出，“综合”是张岱年关于建构新哲学的根本路径、根本方法，这为其以后论述建构中国新哲学的路径确定了“基调”。

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相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二者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张岱年在1933 年4 月发表的论文《关于新唯物论》中给予了说明：“现在形式之新唯物论，实只雏形，完成实待于将来。新唯物论欲求完成，则又必更有取于现代各派哲学，而最应取者则为罗素一派之科学的哲学。”[1]132-133

由此可以看出，张岱年认为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的结合，是立足于新唯物论，以新唯物论为主，吸取分析哲学的优长之处；
在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的结合过程中，新唯物论处于主导地位，分析哲学处于从属地位，由此而产生的新哲学只能是成熟的新唯物论，而不是别的哲学。

从这也可以看出，新哲学的产生必须走“综合”之路，但是，在“综合”过程中，被“综合”的各种哲学是有主次之分的。立足于一种哲学，兼收其他哲学，从而创造出新哲学，才是“综合”的真谛。

二

建构新哲学要走“综合”之路，这在逻辑上说明建构中国新哲学同样要走“综合”之路。那么，如何通过“综合”之路建构中国新哲学？在《关于新唯物论》中，张岱年首次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

“张申府先生在1932 年10 月22 日《大公报·世界思潮》的‘编余’中提出‘我的理想：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4]张岱年在此论文中，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前，首先提及其兄长张申府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这一观点：将罗素、列宁、孔子“三流合一”[1]133。

由此可知，“综合”是张申府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而这无疑启发张岱年“探讨中外哲学综合的问题”[5]，对张岱年提出建构新哲学以及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具有决定性影响。由张申府的“三流合一”，我们可以看出，张岱年关于建构新哲学的方法明显来自张申府，相当于罗素、列宁的“二流合一”。

在引用张申府的上述观点之后，张岱年论及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吾以为将来中国之新哲学，必将如此言之所示。将来之哲学，必以罗素之逻辑解析方法与列宁之唯物辩证法为方法之主，必为此二方法合用之果。而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1]133

这里，张岱年肯定张申府的观点，进一步认为中国新哲学在方法论的层面必然是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以列宁为代表的新唯物论的唯物辩证法的结合；
中国新哲学虽然融合了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以列宁为代表的新唯物论的唯物辩证法，但是，在本质的层面“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也就是说，必然奠基于儒家哲学，由儒家哲学发展而来，扩而言之，“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必然以中国固有思想之精华为根基，由中国固有思想之精华发展而来。

这里，张岱年认为中国新哲学虽然如张申府所言是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以列宁为代表的新唯物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的三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儒家哲学乃至中国固有的哲学在与分析哲学、新唯物论相结合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相应地，分析哲学和新唯物论则处于从属地位，其所建构出的中国新哲学一定是以中国哲学为根基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分析哲学特色的中国新哲学。

这里，张岱年提出“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强调通过“综合”的方法来建构中国新哲学，其所用的中国哲学不是中国哲学的全部，而是中国哲学中的精华部分，中国哲学中的糟粕是必须去除的。在这一点上，张岱年的观点比张申府更进一步，更加科学合理。

这里，张岱年初步论述了其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初步将建构新哲学的“综合”之路进一步贯彻落实到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领域。这也直接影响了其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关于创造中国新文化的方法的提出。

三

在1935 年4 月发表的论文《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中，张岱年“勾画出了他所希望、所理想、所祈向的新的中国哲学”[6]。

张岱年认为“中国旧哲学既已过去，而西洋哲学思想未必即能适合现在中国的需要”[1]238，在此情形之下，中国需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哲学。

在张岱年看来，“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最少须能满足如下的四条件：（一）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二）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三）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四）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1]238从他对这四个条件的论述来看，它们都涉及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

关于第一个条件，张岱年具体分析道：“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的”，“对于中国过去哲学须能抉取其精粹而发展之、光大之，辨识其病痛而革正之、克服之，同时对于西洋哲学，亦要批判之、吸收之”[1]238，“建立哲学不顾及本国的特殊精神是不成的。所以今后的新中国哲学，在这一意义上，必是中国以往哲学之继续发展”[1]238-239。

这是说，中国新哲学必须是“综合”的产物，综合中西哲学以建构中国新哲学，要以中国哲学为本，这是综合的原则问题、立场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所建构出来的中国新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新发展，本质上是中国的哲学。综合中西哲学以建构中国新哲学本质上是将中西哲学的精华进行综合，而不是将中西哲学的全部内容进行综合，因此，在综合中西哲学之前需要鉴别、区分中西哲学中各自的优点和缺点、精粹和糟粕。综合中西哲学以建构中国新哲学的具体做法是，立足于中国哲学的精华，发展、光大中国哲学中的精华，批判地吸收西方哲学的精华。

关于第二个条件，张岱年具体分析道：“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乃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中国以前思想，蔽于静而不知动，蔽于家而不知群，蔽于中庸而不知力；
今后思想，应注重力、群、动，注重克服环境而利用之，注重自作主宰改造环境之理想”[1]239。

这意味着，在张岱年看来，中国哲学中注重“静”“家”“中庸”等的思想是缺点、糟粕，而其中注重“力”“群”“动”等的思想才是优点、精华，通过“综合”之路建构中国新哲学，立足、利用中国哲学的精华就是要立足、利用中国哲学中关于“力”“群”“动”等的思想，同时排斥其关于“静”“家”“中庸”等的思想。

关于第三个条件，张岱年具体分析道：“我们所要创造的新哲学，固须综合东西所有哲学之长，然而综合应有别于混合或调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必有一个新的一贯的大原则，为其哲学之根本义，为其系统之中心点，以之应用于各方面，以之统贯各部分。这个通贯各部分的、这个一贯的大原则却不是可以从别的哲学中取来的，而必须是新创的”，“一个新哲学，必更有其新创的方法”[1]239。

这里，张岱年明确指出通过“综合”之路建构中国新哲学就是通过“综合”“创造”中国新哲学，“将中、西哲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经过‘综合’，实现一种新的创造”[7]，而不是将被综合的各种哲学作简单组合，组合出没有创新意义的哲学；
“综合”不是简单地混合或调和，而是“创造”，是让被综合的各种哲学产生“化学反应”，从而生出新的哲学。这里，张岱年将“综合”与“创造”联系了起来，认为“综合”本质上就是通过“综合”而“创造”，就是“创造”的一种方法，甚或就是“创造”本身。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综合”就是“创造”的“综合”。这里，张岱年对于“综合”的解读，可以看作张岱年对其在1934年1月发表的论文《中国思想源流》中所提出的“这个合当是个创造的合，必非只是调和”[1]198的进一步说明，也可以看作张岱年对其在《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中所提出的“创造的综合”所作的初步解释。

这里，张岱年认为“综合”首先要创造出“一个新的一贯的大原则”，也即首先要创造出新哲学的主旨、核心，然后，以此应用、贯通于新哲学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因为一种哲学的新旧主要取决于该哲学的主旨、核心，或者说，一种哲学的主旨、核心对于这种哲学的新旧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张岱年还认为建构出来的新哲学不仅在内容上、体系上是创新的，在方法上也应是创新的。

关于第四个条件，张岱年分析道：“在今日，精确而可靠的哲学，必与科学相应不违。哲学可批评科学，可考察科学之根本假设，然而在根本上哲学是不能乖乎科学的”，“哲学理论是不能不顾及科学研究之所得的。今后健全的哲学，必与科学一致而排弃宗教。为宗教张目，成为变相宗教的哲学，不是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1]240。

这是说，通过“创造”的“综合”建构中国新哲学，要处理好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重视科学对于哲学的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要从根本上顺应现代科学的发展，与现代科学保持一致，并主动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不可以无视现代科学的发展，更不可以违背现代科学，否则，就很可能将哲学宗教化，从而使哲学滑向宗教的边缘，成为变相的宗教的哲学。

此外，张岱年还认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在内容方面，似乎更必须具有如下的特征：一，在一意谓上是唯物的；
二，在一意谓上是理想的；
三，是对理的；
四，是批评的”[1]240。

这表明，“综合”中西哲学以建构中国新哲学，所要利用的西方哲学主要应是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所要吸收的西方哲学的精华主要就是唯物论、辩证法和逻辑分析的方法。

由上可知，从张岱年关于中国新哲学需要满足的四个条件、需要具有的四个特征来看，张岱年认为“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建构中国新哲学就是要立足于中国哲学之精华，“综合”中西哲学之长处。具体而言，就是要充分利用中国哲学中关于“力”“群”“动”等的思想，吸收西方哲学中的新唯物论和逻辑分析思想，同时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从而创造出具有蓬勃朝气和理想精神的中国新哲学。在“综合”过程中，首先要创造的是中国新哲学的核心、主旨，然后才能创造出中国新哲学的完整体系。

四

在1936 年5 月发表的论文《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张岱年首先讨论建构新哲学的方法，然后，具体到中国，再讨论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

对于通过“综合”之路建构新哲学，张岱年提出了看法：“在今日，哲学中实仍有许多对立等待着综合的。如欲成立一个精密的哲学，更须重视解析派的贡献，即解析法。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1]262

这种看法是对其前述《哲学的前途》《关于新唯物论》《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等论文中的相关看法的再说明。唯其在建构新哲学时加入“理想”，看似有些新意。不过，从张岱年所言，“唯物与理想之综合，可以说实开始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1]262，又可以看出，所谓“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看似将新唯物论、强调改造现实的理想与分析哲学相结合，其实，就是将新唯物论与分析哲学相结合，因为新唯物论已经“综合”、吸纳了“理想”。

由于张岱年所谓建构新哲学实质上是要发展新唯物论——“唯物、理想、解析之综合，实乃新唯物论发展之必然的途径”[1]262，其所要建构的新哲学其实是更加完善、进步的新唯物论哲学。所以，在论及如何以“综合”的方式建构新哲学时，他指出：“今此所说之综合，则当倚重于唯物，而是一种唯物的综合。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1]262这是认为“唯物、理想、解析之综合”是有所侧重的。其中，新唯物论处于基础、根本的地位，决定着“综合”出来的新哲学的本质；
而“理想与解析”仅仅处于从属地位，扮演着被吸收的角色，给予“综合”出来的新哲学以新的特色。这种观点没有超出其在《关于新唯物论》中的相关论述。

从建构新哲学落实到建构中国新哲学，张岱年写道：“今日中国的新哲学，必与过去中国哲学有相当的继承关系。我们所需要的新哲学，不只是从西洋的最新潮流发出的，更须是从中国本来的传统中生出的。本来的传统中，假如有好的倾向，则发展这好的倾向，乃是应当。”[1]271

这是说，建构中国新哲学需要走中西哲学相结合的道路，广泛汲取中西哲学的营养，但是，在“综合”中西哲学时，要以中国哲学为根基。这样，建构出来的中国新哲学才是中国哲学推陈出新的产物，才是从中国固有哲学中生发出来的。由此可知，该文不仅关于建构新哲学的方法的论述相比于《哲学的前途》《关于新唯物论》和《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没有多少新意；
其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论述相比于《关于新唯物论》和《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也没有多少新意。

该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希望打通建构新哲学和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路：“现在所说的综合，是唯物、理想、解析的综合，也即是唯物论、理想主义、实证论之新的综合，而也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之新的综合，实际上则更可以说是唯物论之新的扩大。”[1]274

在张岱年看来，新哲学和中国新哲学都是唯物论的新发展，因此，建构新哲学要以新唯物论为基础，“综合”新唯物论、理想主义和分析哲学的思想；
建构中国新哲学则要以中国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综合”中国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西方哲学中的新唯物论、理想主义、分析哲学。在此意义上，立足中国哲学，“综合”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以建构中国新哲学，也可以说是，“综合”“唯物、理想、解析”以建构中国新哲学。即是说，建构新哲学的方法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内容上是一致的。

正因为新哲学和中国新哲学都是唯物论的新发展，张岱年才说：“这个综合的哲学，对于西洋哲学方面说，可以说是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对于中国哲学方面说，可以说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的哲学之再度的发展，在性质上则是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之一种综合。”[1]277-288

即是说，通过“综合”的方法建构出来的新哲学，从西方哲学来看，是新唯物论的新发展；
从中国哲学来看，是中国唯物论的新发展。在张岱年心中，中国哲学发展到清代，“实以唯物为主潮”[1]273，而其中的代表人物则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

综上所述可知，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在中国新哲学建构方法上所提出的“综合”之说，本质上是“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受张申府的“三流合一”说影响，是对张申府“三流合一”说的深化和发展。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有一个发展深化过程：从以新唯物论为基础“综合”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新哲学，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国哲学、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中国新哲学，再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西哲学之优长之处，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熔铸理想主义精神的“创造”的“综合”，最后归结到建构新哲学的方法和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的统一。这样，通过“创造”的“综合”所建构出来的中国新哲学，从国别来看，是中国新哲学；
从哲学性质来看，则是中国的新唯物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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