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帮强

1895年6月17日，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台北主持始政仪式，它标志着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正式开始。台湾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半个世纪之久。随着日本殖民统治的逐步确立，台湾走上了殖民地化的进程，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文化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台湾同胞也饱受着日本殖民者的奴役和欺凌。

日本在台湾实行了一整套殖民统治制度，其残暴和苛酷程度为世界殖民史所罕见。台湾同胞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经济上受尽剥削，社会生活上受尽歧视，完全沦为当时台湾社会的“劣等公民”。日本殖民者在方方面面压制台胞，台胞与日本人之间的矛盾，成为整个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日益尖锐。台湾民族运动就是在这一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

面对日本殖民者的压迫剥削和欺侮凌辱，台胞并没有沉默，他们不畏强暴，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20世纪20年代，台湾文化协会是台湾近代民族运动中影响力最大、群众基础最广泛的一个团体，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

一、台湾文化协会应运而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和思想潮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族自决原则广泛传播，各国民族运动此起彼伏，爱尔兰独立运动、祖国大陆的五四运动、朝鲜独立起义、俄国十月革命以及日本国内民主运动的兴起，无不给予岛内外台湾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刺激。在民族自决主义和民主主义等思想潮流的冲击下，台湾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开始发动并领导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1921年10月17日，台湾各界人士在台北静修女子学校举行了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以下简称文协），与会的知识精英和青年学生300多人。大会推举林献堂为总理，杨吉臣为协理，蒋渭水为专务理事，以及理事41名，创立会员共1032人。在文协成立之初的千余名会员中，包含了各阶层人士，既有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林献堂、杨吉臣，也有许多进步学生和部分劳动群众，其中青年知识分子居多数。

为了避免日本殖民者阻挠，文协表面上提出以“助长台湾文化之发展”为宗旨，但其真实目的是对广大民众进行新知识和文化观念的灌输，实施文化启蒙宣传，唤醒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以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诚如文协所宣称：“汉民族是保有五千年光荣文化之先进文明人，决不屈服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日本的统治方针，乃在消灭所有汉民族的文化和传统，把她作为经济榨取的对象，完全成为日本的隶属民族，或作为被压迫民族，拟加以压迫拘束，我们应该唤起汉民族的民族自觉，把台湾做为我们的台湾，自己统治自己。为排除屈辱团结起来。”

二、台湾文化协会唤醒台胞抗日意识

文协成立后，以从事文化启蒙运动为主，全面开展提高台湾民众的文化水平和启发民智的工作。文协通过发行会报，设置报刊杂志阅览所，举办各种演讲会、电影欣赏会、戏剧活动，借此将民族自决、自由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传播给台湾民众，以促进民众的政治觉醒，同时也倡导改善风俗，如吸食鸦片、迷信、铺张浪费、婚葬等社会陋习。在文协举办的各种活动中，以“文化演讲会”最具有影响力，这项活动初期只在城市举行，场次有限。从1923年下半年起，开始巡回至各乡镇演讲，在1925-1926年达到最高潮。据统计，台湾文化协会在1925年和1926年举行演讲会均是315场，1925年的听讲人数最多，达11.78万人，盛况空前。文协的巡回演讲，唤醒了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意识。每当举行演讲会时，听众如潮水般汹涌而至，他们以鸣放鞭炮表示欢迎和喜悦，日本殖民者则如临大敌，以维持治安为由派出大批警察去进行干预和阻挠。文协以举办演讲会的方式开启民智的做法，使各地警察局深感威胁，以致日本殖民者要求林献堂、蒋渭水联署提出声明书，声明文协只是文化团体，不作政治运动为保障。由于文协的巡回讲座场次愈来愈多，对群众的影响愈大，再加上演讲会又有宣传“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举动，日本殖民者无法容忍，于是颁布了《学术讲习会取缔规则》，派出警察在演讲会场监听，如有内容不妥，警方随时可出面制止。违规轻微者，则命令中止演讲;情况严重者，则命令集会解散。以1926年的文化演讲会为例，全年315场活动，35次被解散，157次被中止。

隨着文协的影响不断扩大，台湾人民反日民族情绪也不断高涨，引起日本殖民者的警惕，他们立即加强控制和镇压。“台湾总督府”一方面组织辜显荣、林熊征等御用人士成立“公益会”和“有力者大会”等团体，公然与文协相对抗，另一方面则直接运用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器进行赤裸裸的镇压。文协举办的演讲会经常被扣上违反“治安”的罪名而遭到禁止，负责人被恫吓和拘捕，同时还散布谣言极力挑拨文协的内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

三、台湾文化协会抗日活动日益激烈

在岛内外与日俱增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影响下，台湾的民族主义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在民族运动发展方针路线上有所分歧，文协内部逐渐分化成三派。这三派分别是：以林献堂、蔡培火为中心的所谓“改良主义派”，受日本国内民主运动的影响，主张进行文化启蒙来合法地实现民族自决，为文协右翼;以蒋渭水为中心的所谓“民族主义派”，受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结合工农大众来达成民族自决，为文协的中间派;以连温卿、王敏川为中心的所谓“社会主义派”，主要受日本、大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影响，主张阶级斗争，以期争取台湾民族解放，最后达到阶级解放，为文协左翼。

随着文协会员的左倾，其宗旨成了争论的问题。文协的左派、各地无产青年组织都主张协会的“方向转换”，把“文化协会的主要任务，从改良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启蒙运动转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即，台湾文化协会不仅是文化团体，而且是一个政治团体”。围绕着文协的“方向转换”问题，原有的三派展开了尖锐斗争。1927年1月，文协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左派代表连温卿、王敏川等在斗争中取得领导权。1927年10月14日新文协在台中召开第一届全岛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17人，来宾7人，旁听15人。大会专门发表声明取消“文协不从事政治活动”的保证，并提出“对警察当局暴压的反对”等16项决议;明确宣布“文协永远是农、工、小商人及小资产阶级的战斗团体”，其任务在于“促进实现大众文化，使农民、工人成立组织，使小商人、小资本家团结”。这样，新文协由以前的民族主义启蒙文化团体转变成为无产阶级大众文化团体。大会还发布了宣言书，号召台湾人民向日本殖民者发动进攻：“醒来吧！奋起吧！台湾民众们！台湾社会已具备着使我们的运动迅速进展的必要条件。时代已经启开了广阔的战场，逼迫我们前赴激烈的战斗。前进的号音，久已喧骚在我们耳边，前进吧！前进！！”

新文协还利用暑假返台的赴日本或大陆求学的台湾学生组织巡回讲演团，极力传播阶级斗争和抗日思想。1927年，新文协在岛内举办了271场演讲会，参加听众近11万人，民众参与的规模，超越旧文协的时代，然而也因为演讲人用激烈的态度抨击日本在台湾的暴政，致使演讲会多次遭到日警中止和解散。这271场演讲会，受到命令中止的次数高达591次，而情节严重被命令解散的演讲会也达42次。“台湾总督府”愈打压，新文协的演讲会愈激起民众参与热情，终于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爆发了新竹事件。1927年11月3日，新文协在新竹举办的演讲会与前来取缔的警察发生冲突，造成两名新文协新竹支部干部被捕。新文协展开声援，11月27日在新竹再次举行声援演讲会，却遭警察命令解散。新文协干部率群众前往郡役所（市政府）抗议，警察立即以骚扰罪逮捕109人，事后有71人被判有期徒刑。

1927年初，文协分裂后，林献堂退出，连温卿等左翼主导了文协的活动。这时新文协的主张是组织工人、农民团结小商人和小资产阶级，提高一般民众的觉悟，促进大众文化的实现。但在实际行动上新文协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作法，日警指责其活动：“概为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帝国主义支配的攻击、弱小民族与无产阶级之解放等问题，以本岛民众作对象煽动其团结，谴责本岛统治，且鼓励和官宪抗争，如其一旦受到解散集会或中止言论之命令时，即煽动听众造成反抗气势，或连日彻夜在数个地方连开演讲会反抗当局的取缔，或向取締官厅提出抗议书，并分送岛内外友谊团体、新闻杂志社等。”不仅如此，在新文协的指导下，台湾经常发生抗议日本殖民当局的事件，如1928年5月的台南墓地事件是新文协领导台湾民众运动的典型事例。1928年5月，台南市政府为配合昭和天皇登基，计划征用一块墓地作为体育场，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新文协联络反对者进行抗议，结果迫使台南市政府放弃征用墓地。然而，台南市协议会台籍协议员刘杨名却反对政府让步，因而受到台南文协会员批评与人身攻击。台南市警署借题发挥、大动干戈，先是逮捕洪石柱、侯北海、庄孟侯、谢水、白锡福、杨勤镇等文协台南支部会员，然后又有意扩大事态，以该事件“系在文化协会指导下有计划的实行”为由，又逮捕王添登、蔡国兰、李开、郭松4人，接着又以“藏匿罪犯”为名，逮捕王敏川（中央常务委员）、连温卿（中央常务委员）、连七、周荣福、林江龙5人。

新文协的抗日活动冲击着日本殖民统治的基础，因而日益成为“台湾总督府”欲剪除的心头之患。为了打击新文协，日本殖民者采取一系列抓捕新文协干部的行动，到1928年6月，逮捕了新文协几乎所有的主要领导人。这使得其他新文协干部人人自危，蔡孝乾、洪朝宗、翁泽生、蔡火旺、王万得等被迫先后逃往大陆，“一时间，文化协会内完全没有指导干部，活动完全停顿下来”。1928年8月以后，新文协干部相继出狱，重整旗鼓，准备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对组织进行整顿，以挽回这种衰势。

四、台共领导下的文化协会抗日活动更加激进

在台共激进派的影响下，新文协的活动逐渐强化其“非法”斗争的倾向。1928年10月31日，新文协举行了第二次全岛代表大会，不仅将五角星中带有镰刀锤头相互交叉的红色会旗公然带入会场，而且还提出“对反动政府的暴压对策”的议案，因而遭到日警的镇压，当场逮捕16名新文协重要干部并解散集会。在日本殖民者白色恐怖统治之下，新文协并未组织有秩序的退却，而是主张冒险进攻，不顾一切地公开进行无产阶级运动国际纪念日和反对始政纪念日的斗争。1929年3月18日，在台共中央委员庄春火的指导下，新文协林朝宗、周宗远等30多人召开纪念无产阶级运动讲座会，目的在于以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公社的成立与1918年11月17日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为例，号召新文协必须成立政治性组织，联合日本、朝鲜、台湾被压迫阶级同盟合作，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1929年6月17日，台共党员王万得指导新文协台北支部连温卿等人，制作并散发反对日本殖民者战斗檄文：“所谓始政纪念日也者，是在34年前之今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实施总督独裁政治，把我们当作奴隶而加以榨取，并屡次对我们大众横加残虐的纪念日。故我们不仅要绝对反对始政纪念日及日益痛苦的现况，更须高喊下列口号……要求即时释放解放运动牺牲者！打倒总督独裁政治！撤废治安维持法及匪徒刑罚令等恶法！打倒田中反动内阁！反对奴隶教育！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暴压暴行！拥护中国工农革命！拥护苏联！”新文协激进的行为，立即遭到日警的残酷镇压，致使其力量遭受严重破坏和损失。

新文协反对一切“合法”运动的偏向，认为凡属一切公开的组织，“合法”的斗争都是引导群众增加对日本殖民者的幻想，都与推翻现在统治阶级的目标相矛盾。1931年初，当台共改革同盟派取得新文协领导权后，其“合法”活动几乎全部停止，反日活动更加激进。这种激进的做法，使新文协的各级组织不断暴露在敌人面前，给敌人逮捕革命群众造成了便利的条件和机会。1931年6月，日本殖民者破获台共组织，捕获绝大多数台共党员，台共组织基本瓦解。1931年9月，留在新文协和农民组合中未被逮捕的台共党员建立台湾赤色救援会，试图重建台共党组织。1931年底，台湾赤色救援会被日警侦破，赤色救援会的新文协与农组成员纷纷落入日警手中，被捕人数高达310人，其中150人被移送法院，有53人出庭受审，其中包括新文协领袖王敏川、农组领袖简吉，以及这两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成员，随后新文协正式被日本殖民者所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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