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照

22岁的这个夏天，对傈僳族女孩余燕恰来说有些特别。从昆明医科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回到怒江州人民医院工作，这个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在怒江大峡谷深处的小县城福贡，同样掀起不小的动静。

▲ 余燕恰幼时溜索过江时被媒体拍到的画面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 余燕恰站在爱心桥上 （受访者供图）

15年前，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马吉乡布腊村还是偏僻闭塞的秘境，怒江两岸的人家要靠一根溜索横越天堑。一次偶然的机会，电视媒体拍摄到了布腊小学6岁的余燕恰飞索求学的画面。节目播出后，溜索上学的故事刺痛了很多人的心。20余家媒体联合发起公益活动，筹集上百万元善款在怒江建了三座爱心桥，其中一座就建在布腊小学旁边。

贫困如同一个筛子，让一些孩子在受教育阶段半途被筛落，当地辍学率一度居高不下。

而现在，余燕恰给这个故事画上了一个光明的结尾：人们欣喜地发现，当年的小女孩不仅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她还选择回到家乡为他人“点灯”。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故事里不止一个余燕恰，还有几个女孩走出大山，走进大学，又回到怒江。

滇藏交界的横断山脉地带，自北向南的怒江将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劈开，拖曳出一条深邃的怒江大峡谷。余燕恰的家就在峡谷深处的福贡县布腊村布施底小组。几年前，当地政府在山脚下给村民们盖了新房，余燕恰一家从山上搬了下来。新家建在怒江边上，淡黄色的墙体上点缀着傈僳族图纹元素。推开门，一小片玉米映入眼帘，玉米地背后是汹涌的怒江。

傈僳族是云南特有民族之一，也是直过民族（特指新中国成立后，未经民主改革，直接由原始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曾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上一辈几乎没有什么人受过教育。

22岁的余燕恰个子娇小，说话声音很轻，笑起来有一对酒窝。大学时代最后一个假期，她决定留在家里陪伴家人。小姐妹霜晚秋的到来令余燕恰非常惊喜，两人用傈僳语热切地分享自己的近况。

从小学起她们就是同学，就读于村里唯一的小学——布腊小学，全校一共52个傈僳族学生。学校只招到3个年级的学生，其中有一小半的学生需要溜索上学。和她们一样，比余燕恰低一个年级的余来花记得布腊小学最初的样子。

当年，3个女孩的上学路都不容易。霜晚秋住在怒江东，每天早上她要穿过车流步行40分钟上学；
余燕恰和余来花都住在怒江西，必须溜索过江。从余来花的家步行到学校要四五个小时，后来她索性借住在亲戚家，每周回家一趟。

布腊小学的孩子在这里读完低年级后，要辗转到马吉完小继续读书，但马吉乡没有初中，他们得去30公里外的石月亮中学读初中。初中毕业后，布腊小学只有少数几个孩子能顺利读到高中。

2018年，余燕恰和霜晚秋分别考上了昆明医科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成为当时布腊村仅有的2个大学生。一年后，余来花也考上了云南工商管理学院的护理专业。

今年6月，余燕恰和霜晚秋从大学毕业，不约而同地选择回到怒江。余燕恰成为怒江州人民医院的一名检验科医生；
霜晚秋考上了怒江州贡山县的事业单位，从贡山县回家只需要半个多小时车程。这个夏天，余来花没有回来，她在昆明一家医院做实习护士。

15年前，连接布腊小学和余燕恰家之间的是两条溜索。

怒江州境内群山横亘，怒江、澜沧江、独龙江“三江”并流。1954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成立时，境内无一座跨江桥梁，无一条公路。在某些地方，溜索是进出大山的唯一方式。2011年，云南全面实施“溜索改桥”工程的时候，怒江境内还有42对溜索。直到几年前，溜索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溜索，并非傈僳族天生的技能，更像是命运的随机抽签。通往外界的路建在怒江东侧，因此，对于生在怒江西的人来说，溜索是不得不掌握的生存手段。

余燕恰记得，自己三四岁起就被阿妈带着溜索了。每周一，阿妈会带着余燕恰去马吉乡赶集。阿妈把她和几只鸡绑在身上，腿紧紧夹住她，滑轮滚出，伴随微微的震颤，她们飞快滑到了对岸。

在江对岸，有早早等候的三轮车，勉强能挤下十来个人，一车人浩浩荡荡地去往马吉乡集市。那是余燕恰最快乐的时刻，集市的米线是她记忆里的美味。

余燕恰名字中的“恰”在傈僳语中是“老三”的意思。她还有两个姐姐，姐姐们很早就开始独自溜索，等余燕恰到了6岁，最先被放进她书包里的是滑轮和绳索。

在当地，孩子即将上小学，父母通常会先带着他们溜几次索，教会他们操作要领：如何把滑轮卡在钢索上，如何将尼龙绳绕成三股把身体绑住，确保万无一失地滑到对岸。

不是所有家长都放心孩子独自溜索。余来花一直拖到8岁才上小学，每周阿爸都带她溜索接送她上学放学，坚持了一学期后，家人实在分不出精力，余来花辍学了。直到10岁那年，等村里年纪小的孩子到了学龄，她才被允许和他们一起结伴上学。

村里孩子结伴溜索形成了一种默契，年纪小的孩子先溜，年纪稍大的孩子殿后，如果赶上体重轻的孩子停在半空中，那么就由年纪更大、经验更丰富的孩子将对方推向对岸。这是阿爸强调余来花必须结伴溜索上学的原因。

几乎每个孩子都遇到过一些惊险时刻。有一次，余燕恰还没有用绳索把自己绑好，滑轮就滚出。她整个人几乎是倒挂在溜索上，眼看着就要冲向怒江，一个同学飞奔到江边使劲拽住她的脚，余燕恰逃过一劫。

布腊小学的老师普友恒觉得，最难熬的是冬天。当地孩子一年四季只有凉鞋和雨靴穿，脚容易生冻疮，若赶上雨天，溜索的孩子们浑身湿透如同落汤鸡。每到这时，他都在想，能有一座桥就好了。

2007年8月的一天，两辆昆明牌照的汽车开进布腊小学，校园里架起摄像机，普友恒这才知道，村里来了记者。

起初，这缘于江苏电视台的一条电话线索。当年，南京一个叫熊捷的女孩拨通了电视台的热线，讲述了7年前她与云南怒江州马吉乡的一个傈僳族女孩结成笔友的故事。熊捷在信中得知，怒江的笔友每天上学都要靠一根绳索越过激流抵达对岸。后来，她们的联系突然中断了，熊捷希望记者能帮忙找到这位笔友。

电视台领导听闻后拍板决定，可以借此机会关注怒江孩子溜索上学现状。于是江苏台的记者联系上云南台的记者，他们一起从昆明驱车出发，颠簸了56个小时，深入到怒江州马吉乡。

云南台的记者江言记得，那一路上他们但凡遇到溜索就会停下来拍素材，来到布腊小学后，小小的学校和紧邻的溜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觉得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学校。和普友恒攀谈时，江言见到了6岁的余燕恰，她穿着玫红色上衣和军绿色长裤，趿拉着凉鞋，背着大大的书包。

新闻主角就这样走进了记者们的视线。溜索的另一头就是余燕恰的家，摄像记者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先行溜索过江，在江对岸完成了余燕恰溜索回家的全程拍摄。

报道甫一播出，电视台的热线电话就响个不停。随后全国20余家媒体联合发起了“用爱，架起希望之桥”公益活动，短短2个月时间，筹集到建桥善款共计140多万元。一位常州的捐助者在接受采访时动情地说，“我们无法给孩子们一个未来，但是我们可以给孩子们一条安全的上学路。”

第一座爱心桥的选址在布腊小学的溜索旁。几个月后，桥开工了，江言和同事再次从昆明来到布腊村，她把摄像机架在怒江边拍摄“建桥日记”，一待就是2个月。

建桥那段时间，余燕恰印象最深的，是她早上溜索时遇见同样挂在绳上的工人。他们在怒江的半空相遇，工人们操着外地口音向余燕恰打招呼，几乎天天如此。2008年3月8日，一座长140米，宽1.5米，载重量1吨的吊桥主体工程完工了。在竣工仪式的前一天，当地村民连夜采摘了松针，用来装饰桥头圆拱。

“爱心桥”的名字是布腊小学学生在竣工仪式当天投票选出的。那天，余燕恰被安排第一个走桥。余燕恰紧张地走到对岸，从那以后，她的书包里再也没有装过滑轮。

布腊小学的孩子终于走出了大山。

“昆明是开阔的。”余来花说，在怒江，视野是窄的，一眼望去都是山，而昆明不一样，“昆明一眼看不到头”。

因为地理上的偏远闭塞，女孩们的父母一辈，从未走出怒江，甚至没离开过福贡。

江言一直关注着女孩们的成长。了解到余燕恰的大学学费有政府资助后，江言托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份勤工俭学的工作补贴生活费。

霜晚秋在大学的课堂上接触了人类学和社会学，曾打算考这两个专业的研究生，而眼下，她考虑的是尽快工作，为家庭减轻经济负担，“如果以后有机会，希望能去一线城市更好的学校深造。”

从怒江走出来又回到怒江，成为了女孩们共同的选择。余来花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连我们都不回去，那谁会去建设怒江呢？”

余来花初中时，怒江州人民医院和马吉乡结对帮扶，一位护士成为她的资助人，余来花管她叫阿姨。受这位阿姨的影响，余来花早早确定了未来的方向，决定毕业后回怒江的医院当一名护士。

在媒体采访中，余燕恰也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家乡工作？余燕恰望着门外水流湍急的怒江有些出神。

一年四季里，她最喜欢冬春之交的怒江，因为“那个季节的怒江是不怒的”，它有一种深邃如玉的静美。在傈僳族的神话传说中，族人是“虎和猿的后代”，擅长攀援，为了跨过怒江天堑，他们从天上的彩虹得到灵感和启发，发明了溜索。

如今，余燕恰再也不溜索了，彩虹变成了真正的桥，怒江终结了溜索的历史。女孩们依然被那份勇气所庇佑，千难万险她们都曾跨过，“未来也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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