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林 王战军

教育评价具有治理功能，遵循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定期跟踪评价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成效，是进一步明晰发展导向、及时修正发展偏差、加快实现建设目标的客观要求。梳理总结相关研究进展，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厘清评价的逻辑基础，进而提出评价的应然取向，对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工作顺利推进、实现评价正面效应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中国知网、美国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等检索平台，分别以“一流大学评价、大学评价价值取向、高校评价价值取向”等为篇名和关键词检索，得到中、英文相关文献31篇、9篇。经对其逐一审读，已有成果可归为四个方面。

一是在评价理念思路上，学者们提出，应在界定一流大学层次内涵的基础上，制定不同层次一流大学的评价指标；
[1]应反思一流大学评价的科学和伦理正当性，关注评价背后可能蕴含的异化风险及引发的高等教育生态变化；
[2]大学评价应首先基于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判断，其次才是科学判断；
[3]要坚持“一个目标、两个策略、三个视角、四个结合、五个维度”的策略，开展一流大学评价。[4]

二是在评价方式和指标上，学者们认为，应委托专门机构开展独立评价，重视国际专家的资政建言作用，践行阳光评价；
[5]评价不能被排名牵着鼻子走，要慎用优胜劣汰；
[6]评价指标建构应融汇中国文化元素，展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7]

三是在大学排名评价上，学者们研究提出，学术品质是世界一流大学排名评价的基石，应回归排名的学术品质导向；
[8]基于问卷调查和文献计量学分析的大学排名评价技术，存在较大局限，必须以“可观察到的证据”来衡量大学表现；
[9]应严格限定排名范围领域，完善排名评价方法；
[10]要通过加强比较研究、解决信息不对称等，提升大学排名评价的合理性与公信力。[11]还有学者通过探究大学排名评价指标间的内在逻辑，提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的建议。[12]

四是在国际比较研究方面，学者们对国外大学评价指标、世界一流大学重点建设项目的评价标准、国外大学的办学特征等进行分析，提出了一流大学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和观测点；
[13]认为良性的组织管理、卓越的科学研究和高水平人员队伍，是重点建设项目最重要的评价标准；
[14]应从学术水平、办学经费、师资和学生质量等世界一流大学办学的关键要素着手对大学建设进展实施评价。[15]

整体而言，学者们围绕研究主题展开热烈探讨，取得重要进展，并表现出以下特征：其一，紧跟国家政策和时代主题，研究面广、视角多元，但系统性、理论深度仍有欠缺。在提出评价对策建议时，对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的论证不足，较少从学理层面，就一流大学建设评价的导向问题开展系统、前瞻性研究。其二，就大学排名的问题与改进等研究较多，而对大学评价内涵与方法的拓展研究有限。大学排名仅是评价大学尚不成熟的一种工具，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则是依据建设目标做出价值判断，它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更多可选的方法途径，当前研究仍有待深入。其三，针对中观、微观层面大学评价机制和指标体系构建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而从教育规律和我国国情出发，对大学建设评价宏观取向的研究仍有待加强。

与已广泛开展的高校本科教学评估等专门性评价不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作为整体性、综合性评估，涉及高校办学的各个方面，在世界教育领域都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教育评价活动兼具客观物质性与主观能动性，既以观念形式体现和贯穿于评价实践，又对实践具有定向、规范和驱动作用。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深入分析和把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的逻辑基础，是科学设定评价取向、发挥评价正面驱动作用的前提。

(一)理论逻辑

1.坚持评价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是人类社会实践应遵循的两个维度，前者反映了活动的真理尺度，要求人类实践必须遵循客观规律；
后者反映了活动的价值尺度，是主体自觉趋向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要求的性质。[16]合目的性的前提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外化于合规律性之中。[17]在教育评价中，对教育和评价规律认识越深刻，评价的目的性就越易实现，脱离教育规律或一厢情愿设定评价目的， 终将阻碍教育事业和个体的发展成长。

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中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应深化对上述规律的思想认识，提高工作站位，引导高校办学既恪守学术使命，提升探索发现新知的深度和广度，促进人的自我完善，又要积极彰显社会价值，主动担负国家和民族使命，在坚守大学内在学术边界与服务外部需求两个维度上协调运转。此外，应正确处理评价理想追求与现实路径间的关系。理想的教育评价指向完善的价值状态，它应该能够厘清评价活动、过程和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18]但由于实践活动的复杂性，主体认知水平、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人们追求理想评价的实践总会同预期目标存在错位冲突，某个时期切实可行的评价策略，总是“未被发现的问题与已尝试的路径间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理想与现实的折衷。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既要密切关注国际教育趋势，持续提升评价主体的认知能力、发掘评价客体的价值多样性，又要客观认识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优势与挑战，努力探索兼具前瞻性和可行性、富有中国风格的评价策略。

2.正确把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内在意蕴和辩证关系

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既是一个根植于国情的世纪性课题，又是一个立于时代制高点的全球性课题。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体现“中国特色”有两层意蕴：一是建设的路径和手段应体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无固定模式，不同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的办学经验无法完全复制。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有力打破了现代化建设模式的“西方中心论”“道路唯一论”和“文明优越论”[19]，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与制度是成功可行的，依照中国模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前景光明、未来可期。二是建设的状态结果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要在意识形态、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治理结构等方面，与我国政治社会制度保持一致；
要体现政治底色，反映传统文化精髓，突出家国情怀，实现国家、社会和公民价值的有机统一。

在对标国际水准、积极参与全球高等教育竞争的宏大背景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包含三层意蕴：其一，努力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特质，在高水平师资、优质生源、卓越研究创新能力以及重大成果、社会贡献、学术声誉等国际横向可比的指标方面，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实现全球领先；
其二，积极吸收国外大学治理的先进经验，破除“姓资姓社”观念，借鉴西方国家大学行之有效、具有世界通用性的运行模式；
其三，拓展革新学术科研范式，在建设追赶阶段遵循国际学术科研规范参与竞争，随着办学实力持续增强，努力创新构建自身学术话语体系，塑造世界认可的中国教育质量标准。

在两者关系上，中国特色是参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国际竞争、保持民族风格的前提；
世界一流则是我国大学建设紧跟全球化步伐、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实现初步理想、继而锻造出自身品质与民族个性的必要条件。在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征程中，必须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辩证统一，防止形而上学地理解和处理二者的关系，谨防在评价实践中走入“左倾”或“右倾”的误区，实践的“天平”过于偏向任何一端，均可能阻碍目标顺利实现。

(二)实践逻辑

1.深入反思第三方大学评价实践的缺憾不足

鉴于大学评价的高度复杂性，迄今我国尚未在官方层面开展正式的大学整体性评价活动。大学排名作为衡量高校办学实力的一种工具，可为人们基于不同动机需求的价值判断提供参考，属于大学整体性评价的范畴。但由于其先天不足，人们围绕大学排名的争议从未休止，这也为我国世界一流建设评价规避陷阱、少走弯路提供了镜鉴。以QS、THE、US News、ARWU等4个有国际影响力大学排名2019年的指标为例，此类评价活动总体呈现如下特征。

其一，在评价内容上重科学研究轻人才培养等职能。4个排名中科学研究相关指标平均占比达80%，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相关指标平均占比仅为19%和1%，评价重心严重失衡。

其二，在评价技术手段上崇尚定量方法回避定性方法。为向公众证明其排名结果的“科学性”，各大学排名倾向于大量采用可量化的客观性评价指标，在上述排名中，客观性指标平均占比达73%，其中ARWU全部采取客观性指标。此举忽略和弱化了那些反映大学软实力却难以精确计量的隐性要素，难以全面反映大学的真实水平。

其三，在排名指标属性上重产出性指标轻投入性指标。投入性指标反映高校人、财、物等资源保障性要素，产出性指标反映其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服务社会和思想引领等成果，二者具有一定内在联系，高水平大学通常是两者的有机统一。在以上排名中，产出性指标平均占比达80%，其中US News和ARWU全部采用产出性指标，两者比例严重失调，不利于准确评判大学发展状态和管理运行水平。

其四，在排名适用对象上重办学共性轻大学个性。大学是同质与异质的综合、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由于只有共性办学要素方可比较，各大学排名以同一把尺子衡量千姿百态的全球高校，不仅有失公允，抹杀大学层次、类型的复杂多样性，而且存在引诱大学追逐排名位次，进而丧失办学特色和个性的伦理隐忧。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应以之为实践参照，在守正创新中规避其缺陷不足。

2.客观认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有利因素：国家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为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经济后盾；
“一元主导”的政治优势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执行力；
高等教育体量居世界第一，为一流大学孕育提供了丰厚土壤；
系列高端人才计划和对外交流政策，对国际顶尖人才的吸引力日益增强；
部分高水平大学实力及国际排名稳步上升，增强了冲击世界一流的信心。同时，作为东方世界的一员，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面临着发展中国家共有的困难挑战。

其一，学术话语权被西方垄断。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处于全球知识体系中心，在学术领域具有强势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大学在学术语言选择、学术成果同行评价及发表等方面，必须依附、遵从西方学术团体制定的标准，以在学术表现和学术声誉等方面获得国际合法性认可。这种西方化的外部规范，可能约束、扭曲发展中国家大学的学术特色化发展[20]，使其处于竞争劣势。

其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至少有2.6万余所大学且数量在持续增长，而能招募最优秀学者、最聪明学生并攀上学术金字塔的大学席位却是有限的；
有学者提出，目前全球学术能力只能维持不超过200个世界一流大学。[21]为追逐和确保自身旗舰大学的国际地位，不仅一些发展中国家推出名目繁多的大学建设计划，而且一些发达国家的教育政策也正试图将公共资源向少数顶尖大学倾斜[22]，使得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竞争呈现出运动化、白热化倾向。

其三，学术研究与创新能力提升需要较长时间成本。研究与创新能力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当前，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学在软硬件办学要素方面仍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距，一流学者和科研团队孕育的土壤尚不肥沃。受工业体系相对落后影响，发展中国家大学与企业战略科研合作的深度广度普遍不足，直接制约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以上短板的补足难以一蹴而就，既需政府加强顶层设计、由上至下系统推进，更需高校长期不懈的主观努力。

其四，作为建设后盾的国家经济实力有待实现质的飞跃。世界一流大学学科覆盖面广，承担着专业、复杂、交叉、融合的学术角色；
为保持国际领先的研究环境，其设备设施需要及时更新升级；
为招揽全球顶尖师资和优质生源，须提供有竞争力的薪水和奖助学金，因而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一个资源高耗型组织，需要以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23]在上述4个国际大学排名全球前100位的大学中，美、英、德、日、法等经济发达国家占96所，有力印证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国家经济实力间的密切正相关性。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经济水平质的提升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形成中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规范着高校的办学行为和发展方式，影响深远、关乎全局。遵循教育评价和大学发展规律，参照第三方评价实践和现实国情，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应突出如下取向。

(一)坚守建设初心，凸显大学的民族与社会责任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初衷。民族的即是世界的，只有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体现民族特色，大学方可在更宽广的舞台上得到世界认可。展望未来，以从事各种制造业为特点的第二产业的劳动者，长期内仍将是我国人力资源需求结构的主体；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培养大量具有良好科技适应性的复合型、应用型、技能型高素质人才，对保持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放眼全球，在世界经济增长总体低迷的环境下，各国也都开始重新重视工业等实体经济在促增长、保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如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德国提出工业4.0、新加坡制造业占GDP比重达25%等。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应注重凸显大学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和服务能力，从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文化引领、精神提升的贡献度等方面加强对高校办学水平的综合考察，引导其紧密对接国家需求，前瞻性地布局学科与研究方向，实现大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同频共振。

(二)强化核心使命，引导人才培养追求卓越

立德树人是我国大学的根本任务，也是高校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而在大学排名等第三方评价的影响下，重学术科研、轻教育教学已演变为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普遍现象，包括美、英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大学，也不同程度存在“学习危机”，其教学质量保障大都局限于构建最基本的质量底线或认证门槛，对教学质量向精益求精的更高目标持续迈进缺乏足够的动力和有效的举措。我国应在洞察这一问题的基础上，强化人才培养在高校的中心地位，采取预见性的评价策略，优化评价指标，促使高校始终秉持“追求卓越”的教育质量意识，创新教育教学理念，营造优良育人生态。成功的教育是对学生发展有增值作用的教育，要积极探索实施增值评价，从入口看出口、从起点看结果，动态考察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变化和进步状况，以更公平准确地评判高校办学质量与绩效；
此举既有利于增强相对薄弱院校的发展动力与办学信心，亦有助于督促优势院校始终保持强烈的竞争意识，而非倚仗生源优势不思进取。

(三)聚焦关键要素，促进自主创新与创造能力提升

在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等方面产出解决人类重大挑战、具有革命性突破的科技成果，在思想文化领域产出引导或影响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性特征。大学的创新与创造能力不仅是其实现上述功能、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而且事关国家民族福祉。当前，我国大学的创新创造力与世界一流仍有差距，能占据世界科学前沿、引领研究潮流的学术团队较少，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不足。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应突出自主创新创造要素在评价中的地位，引导高校建立鼓励变革的激励机制和组织文化，营造敢于打破常规尝试的工作氛围，突破惯于经验行事、追求循规蹈矩和标准化的思维定势；
简化内部管理层级和规则，缩短微观管理触角，为学术活动提供更加灵活、个性化的管理服务；
给予教师更多自主选择学术活动路径的自由，捍卫创意思想，保护创新意识；
确保高校内部机构的发展目标相对稳定，不因领导者的更替而变化或在短期内频繁变动，为个人冒险探索行为提供组织定力。

(四)突出“为建而评”，树立建设发展的长远思维

大学从来不是孤立的，发达国家高校的成长轨迹表明，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既要有巨额资金保障，更需根植特定社会土壤长久历练，且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难以拟定确切的时间表。经长期重点建设，我国部分大学同世界一流大学在“硬件”方面的差距已显著缩小，但在学术水平、创新环境等“软实力”上的差距依然较大，且后者赶超的难度更高。持续频繁、间隔过短的考核评价，会使人们有意规避具有一定失败风险的创造性解决方案，进而采取常规简便、稳妥保守的路径来达到目标，不利于高校创新创造能力提升。因此，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应突出“以评促建、为建而评”的工作定位，合理确定评价周期，坚持短期与中长期评价相结合、以中长期评价为主的策略，不因评价过于频繁而扰乱高校既定的发展节奏，不过分强调硬性指标的达成，或过于追求在国际大学排名中的位置，使高校树立建设发展的长远思维。此外，要引导高校端正发展心态，使其既要有实现目标的紧迫感、使命感，又要充分认识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戒除急于求成、浮躁冒进的心理，沿着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维度，科学拟定短期、中期与长期发展目标，先追求量变阶段的硬性指标赶追、模仿，再追求质变阶段的内在品质提升，日日精进，久久为功。

(五)优化科研评价，培育中国特色的学术传播和话语体系

对接国际标准、提升办学的国际化水平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必由之路。但若一味追随国外的学科、学术评价体系，唯西方标准是瞻，则存在背离建设的初心使命、弱化民族特色的风险。在知识经济时代，学术科研成果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和重要战略资源，尖端科技成果更与经济民生、军事国防等关系密切。当前我国高校科研活动中，普遍存在过度依赖西方主导的学术标准和传播媒介、创新成果国外优先发表的现象，不但使我国高质量原创性成果面临“肥水外流”的风险，而且付费发表和知识媒介版权的海外回购使我国每年对外付出了不菲的经济代价。而大学科研考核中“唯西方标准”的简单化倾向、对国际学术媒介的过度迷信和崇拜是根本原因。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在融入国际标准的同时，应引导大学革新科研考核评价机制，把创新质量、对自然的认知水平、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贡献作为评判依据，回归科研本质；
应从战略高度加强本土高质量学术交流传播媒介的前瞻性建设，培育一批在各学科领域国内顶尖、世界一流的学术刊物，增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和评价标准的国际影响，积极迎接下一次全球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

(六)重视主观指标，彰显评价的本土元素和人本属性

鉴于主观性评价指标难以准确计量且易受到人主观因素影响，其常被视为干扰评价结果客观性的“麻烦制造者”，在实践中被有意弱化或舍弃。教育评价既是一门科学，也有艺术的成分，是形象把握与理性把握的统一、情感体验与逻辑认知的统一、审美活动与意识形态的统一。主观性评价指标虽与人的思想意识密切关联，但它不会完全脱离客观现实；
一个无任何主观成分，绝对中立、客观的评价不但不存在，而且相比于掺杂了思想、态度、情感的评价，其也谈不上任何价值和意义。[24]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共性与个性、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有机结合，除论文、奖项、经费、师资等显性要素外，办学思想、教育理念、发展战略、校园文化、治理结构等隐性要素，更是其特色和灵魂的重要载体。合理提升主观性评价指标比重，可扩展评价的维度与视角，矫正信息失真，克服“只见物、不见人”的物化倾向，增强评价的人本属性，彰显意识形态和民族特色。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既要通过相关客观性指标，加强对横向可比、国际通行的显性办学要素的考察，引导高校率先实现在硬性办学指标上的赶超；
又要确保主观性指标占有相应比重，并通过优化评价机制与方法，加强对评价参与者职业伦理、业务知识的培训等，加强对主观性指标评判影响因素的控制。

(七)秉持开放理念，构建动态、多元、包容的评价机制

评价机制事关评价理念落实，直接影响评价成效。顺应国际教育评价发展趋势，回望高等教育评价实践的经验得失，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机制应在三个方面做出创新探索。

首先，评价过程体现动态性。教育活动过程要素的质量，直接决定教育目标实现的质量。要探索建立高校办学动态监测机制，持续收集、实时跟踪高校发展的过程和状态信息，把动态监测与建设评价紧密结合，通过数据研判及时掌握建设进展，反馈、修正办学偏差，加强对高校办学的个性化指导。

其次，评价主体体现多元性。遵循民主平等原则，吸收学科专家、评价学者、管理人员、雇主、学生及家长代表等利益相关者参与评价，合理兼顾各方价值诉求与主张，协商建构评价指标，共同检视、反思高校发展状况。[25]

最后，评价心态体现包容性。以大学排名为代表的部分第三方评价活动已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尽管此类活动争议不断，但其排名评价结果在某些方面对评判大学发展优劣仍具有参考价值，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应适当参考借鉴以上评价实践中的有益经验，从全方位、多角度审视高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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