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黄秀娟

内容提要 姚紫与骆明二人是师生关系，骆明的文艺创作与发展深受姚紫影响。南来作家姚紫是新华文学的先驱，经历多种挫折，最终光耀新加坡文坛。骆明是当代新华文学的引路人，抱着“立足本地，放眼海外”的志愿，设立各种奖项，创建“新华文学馆”，团结亚细安(东盟)国家华文文坛，促进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让新华文学继续发扬光大。姚紫却是新华文学的开路者，骆明是新华文学的引路人，两人为新华文学守着那黄卷青灯。

姚紫是中华民族英雄延平郡王郑成功的后代，1920年生于福建泉州安海镇，有“晋江神童”之称，原名郑梦周，常用笔名有黄槐、贺斧、胡加等。培元书院毕业后，即担任厦门《江声日报》的编辑。1947年，24岁的姚紫乘搭客轮“万福斯”号抵达新加坡，先在晋江会馆的晋江学校教书。

1948年姚紫在骆明就读的道南小学执教，开启了此后的师生情谊，骆明文章的文字清新、结构简练的写作风格深受姚紫的影响。据骆明回忆，当时学校在篮球场旁边有一间用三夹板隔成的小房间，姚紫就住在那里。学生经常把球打在墙壁上，触怒了姚紫，他会出来斥责学生，姚紫是个有脾气的老师。

姚紫为了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要求学生每人从家里带两本书放在班上的书柜，让学生互相借阅，组成了班会图书馆。除此之外，姚紫还时常带学生到学校附近的书店去选书，在购买书籍前必须先让他过目，确定学生都选择正确的读物，才让学生购买。当时，骆明不知道姚紫就是当时因《秀子姑娘》《乌拉山之夜》红极一时的名作家。作为老师的姚紫，培养了骆明的阅读兴趣与阅读习惯，更诱导其接近文艺。

1948年，新加坡发生了“本土文学”与“侨民文学”之争，于是“7月5日英政府颁布了‘紧急法令’”；
“7月23日，如马共、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及有关的所有机构，一概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并加以扫荡，于是，左翼领导人士或被拘捕，或潜入丛林加入游击队”。①同年，英政府禁止香港、上海、北京等地53家出版社书籍输入与销售，取消了本地7家小报及刊物之出版准证。许多南来作家被遣送出境或北归中国大陆。“紧急法令”前后延续了12年之久。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姚紫在新加坡做出版工作正是“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可谓道路崎岖。1949年2月18日至3月18日，姚紫在新加坡《南洋商报》的副刊《商余》连载其中篇小说《秀子姑娘》，引起轰动，后编成书出版，售罄3版，成为姚紫的成名之作。《秀子姑娘》写出了战争底下的痛苦与人性，还有战争与人性之间的冲突。

当时，姚紫也兼任《南方晚报》副刊《绿洲》的编辑，所编的副刊都有独特的风格。而对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有一定影响的是《世纪路》，姚紫认为人们必须明白“现实就是这样，世纪的道路只有一条，它的发展也必然迂回曲折”②。他希望文学工作者能共同努力，好好地走一回世纪路。副刊《世纪路》因此成了培育许多当今新加坡知名作家的摇篮，也成了栽培本地作家的源泉。

1954年2月15日，姚紫离开《南洋商报》，创办了文艺报出版社，出版《文艺报》。“本土文学”与“侨民文学”之争，“本土文学”的占上风促使“50、60年代，在新马文坛是一个活跃蓬勃的年代，写作人多、活动多、刊物多、单行本多、书局多、同时购书的人也多。这是搞文艺的人最怀念、最牢记的年代”③。年轻的骆明不单单帮助姚紫售卖该刊物，还介绍一些学校的学生帮忙卖刊。那时，骆明在“毕业生协会”，也同时帮忙出版工作，姚紫要他写一篇有关个人奋斗的事，这是一个练笔的机会，从此，师生两人为文学工作合作无间。

1955年，《文艺报》执照被吊销，姚紫随即到马来西亚柔佛的宽柔中学担任华文主任，同时也创办《社会新闻》，该刊出版了3期后执照又被吊销。1956年，姚紫又创办《大地》十日刊，《大地》出版了3期后又被查封了。次年，姚紫又再策划出版文艺刊物，编了1册《九月的风》丛刊，第二册名为《从荆棘中走出路来》，指定要骆明写这篇文章，而且要他自己签名制版。骆明感觉自己的字不太好，想要请书法较好的同学代签，姚紫说：“这是要自己写的，不是因为字的好看与不好看！那是一位作者的代表，个人的个性。”④可见老师对学生的用心良苦。

当时，姚紫还要求骆明写作《无花的蔷薇》和《画家的调色板》的短文，让骆明创作不同文体的文章，而且有数字的要求。骆明谨记姚紫的教导：“一个好编辑，在编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突然缺那种文体的。作为编辑，有时不能等人家供稿，那时就得靠自己写，而且缺什么就要写什么？缺多少字就写多少字。”⑤这对骆明的文字精炼、字数的控制、版位的拿捏，是一种训练。

骆明认为：“出版就是一种展现，一种工作的表现，一种成绩的表现，同时也在于让作家，让写作的人有机会将之的思想的佳品，将他的用心，将他的观点表达出来，与社会交流，让社会接受。”⑥他于1961年开始出版《南洋教育》(双月刊)，1973年出版《新加坡青年》(双月刊)、《中教学报》年刊、《中教文艺丛书》，1974年至1982年间出版《中教文艺小丛书》(8套32册)。

1976年，骆明受邀与杨松年、王润华、谢克、杜诚、烈浦等6人编辑出版《新加坡文艺》(3月刊，迄今)。1983年，成为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的骆明已把出版工作视为重点工作，开始出版文学作品《新加坡文艺报》，每两个月一期(迄今)。20世纪90年代开始，于中国华侨出版公司联合出版《新加坡华文文学大系》4册(计为小说、散文、诗歌、文论)，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以《赤道线上》为名的小说、散文、诗歌各1册，于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新加坡小说选》《新加坡散文选》等。

20世纪90年代，在新加坡讲华语的人增加了，懂华语的人也增多了，但是华文水平却是大大地减低。很明显，新华文学在新加坡的文化建设中并不是主流，处于边缘化的境遇。社会上的人大都认为讲华语的人是低人一等的，家长也认为孩子只要华文这科目及格就好了，反正进入大学后也再也不用修华文了。“世界上很少有人不要母语，看不起母语的，但是我们却有。”⑦大家几乎都排斥华文华语的时候，骆明却像是第一个站出来提倡使用华语的“吃螃蟹”的人。

骆明从1991年开始，每3年出版1册《向文艺敬礼纪念册》。1992年开始，每3年出版1册《新华文学奖作品选》。1993年开始，每3年出版1册《新华作家作品评论集》(迄今)。1994年开始，先后编辑出版《新加坡作家作品集》6册、《已故作家丛书》2套12册、《资深作家丛书》3套18册、《青年作家丛书》2套12册，个人作家作品均在中国大陆印刷，以便赠送大学与研究机构等。1997年开始，每年1册《新华年度文选》(迄今)，而每年发布近10余本丛书。其出版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未终止，“出版书籍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出版文艺、学术著作都是亏本生意。一些书店、出版商之所以出版文艺、学术著作，主要第一是碍于工作者的情面，第二是作为出版的一种陪衬”⑧。

新华作家面对一个很少甚至没有读者(不懂华文)的空间，骆明自己和少数读者(华校生)在静默中孤芳自赏。在新加坡，有些作家或文学爱好者花费大量心血创作及收集的华文书籍，在他们过世后，由于家人看不懂华文或鄙视华文，就把这些华文书籍或捐出去、或丢弃，甚至烧毁。在新加坡，从事华文创作属于业余活动，在这样的“惨淡经营”的社会环境里，骆明为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为了新华文学的前途，不断地寻找机会，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华文发展的途径，竭尽所能地延续新华文学的文脉。骆明经历新华文化的危机与重建，他以开阔的胸襟放眼世界，认为搞文艺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传承中华文化是一项使命。

在各种不同的缘由下，从中国大陆来到新马的文人，新加坡的“南来作家”，有的做短暂停留，有的落地生根，姚紫是其中一个落地生根的作家。骆明在编纂《新加坡作家传略》后，2003年与国家图书馆联合出版《南来作家研究资料》，2005年与作协、锡山联合编辑出版《新加坡华文作家传略》，这几部整合的资料成了国际间研究东南亚文学的重要资料。在2013年3月卸任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一职后，骆明于2014年编纂《新加坡1930—1948年经典作品集》(10册)，2016年再编《1919—1929年经典作品集》(6册)。其个人作品从1974年至今已有36部。

姚紫在新加坡出版的书籍也很丰富，计有《秀子姑娘》(1949)、《乌拉山之夜》(1950)、《咖啡底诱惑》(1951)、《马场女神》(1952)、《阎王沟》(1953)、《带火者》(1955)、《风波》(1954)、《黑夜行》(1959)、《西楚霸王——项羽》(1964)、《萍水记》(1964)、《窝浪拉里》(1965)、《姚紫小说集·新加坡传奇》(1985)、《九月的风》(1986)、《杂文，这支部队》(1987)、《木桶鸭》(1987)、《九月的风》(1988)、《潜龙记》(1988)、《短长书》(1988)、《夜歌》(1989)、《郑梦周诗词集》(1989)等。姚紫还出资办《文艺报》(1954)、《天马》(1966)、《华报》(1967)。1969年4月1日，姚紫应聘《新明日报》主编副刊《新风》，直到1977年5月31日离职，又培养了一批年青的本地作者。

骆明与姚紫为促进新华文学的发展出钱出力，狮象搏兔，皆用奋斗到底的精神冲破时代的牢笼，攀登文艺的高峰。于出版工作，两人更是勇往直前，坚持不懈地、不可思议地完成一件又一件文艺工作。他们各自经历不同年代的曲折，最终所达到的境界与高度更让人敬佩。

1953年10月12日中午时分，16岁女学生庄玉珍在闹市区距离警察总局不远处的珍珠山下遭凶徒奸杀。此凶惨案件震惊新马社会，舆论沸腾声中掀起了一场近10年的反黄运动。“如果任何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表露出了这种卑污的意识和动机，不论其写作的技巧多么高超，描写如何委婉，也应该列为色情文字而加以摈弃。”⑨“一些人甚至以为作品中只要出现‘大腿’‘胸脯’‘奶子’等字眼，就属‘黄色作品’之列，应该加以讨伐；
更有人荒唐地把黄色封面的书，都看作‘黄色作品’。”⑩当时，社会人士普遍认为，爱情小说里露骨的描述就含有色情成分，而且认定色情就是黄色。1953年一场有规模的反黄运动开始了，群众反黄烧书刊、讨伐“黄色作家”，姚紫不幸地也被牵涉其中。

1954年姚紫在《文艺报》发表小说《窝浪拉里》，写的是一个异国风情的爱情故事。小说成功地塑造兰娜形象，生动表现英国殖民政府在不同环境中对殖民者的态度。姚紫不顾1948年英政府颁布的紧急法令，把人民反殖主义渴望独立的强烈呼声巧妙地隐藏在兰娜的爱情故事里，表现了相当的胆识与立场。《窝浪拉里》在刊登时使用了两张女性裸体素描插图，文中写道：

细腻的描写手法，笔下鲜活的女性描绘，几乎可以触摸的感觉，在那所谓“扫黄”的年代，《窝浪拉里》因此被误解成黄色作品。

1949年姚紫的中篇小说《秀子姑娘》写道：

姚紫擅长描写女性，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鲜活的女性形象，如《秀子姑娘》的秀子、《乌拉山之夜》的亚莎菲、《咖啡底诱惑》的吴娟娟、《阎王沟》的蒋桂花、《窝浪拉里》的兰娜、《夜茫茫》的凤姑娘、《新加坡传奇》的柳小玲、《半夜灯前十年事》的小筠、《没有季节的秋天》的黄若莲、《莉娜的舞会》的莉娜等等，都是各有其鲜明的个性，从女性的仪表到心理活动也都是描绘得那么的缤纷多姿，这些描述却也让姚紫被牵入“黄色”事件。

骆明与姚紫的作品融合社会、历史、伦理、心理、文化和哲学等诸种成分，能与读者情感相通，读者于其中既能感受历史遗训的启迪，又能获得现实社会生活的针对性助益。易言之，这种思想表现的独特性方面，两人是有相通之处的。姚紫是开拓新华文学的重要作家，骆明是延续新华文学的实践家，师生二人经历不同阶段的历史考验，对新华文学皆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姚紫的小说《秀子姑娘》，描述二战后日本俘虏秀子与中国俘虏营长官的恋情；
《乌拉山之夜》描述亚莎菲在乌拉山邂逅抗日英雄巴克奇后，帮助他打击日本鬼子的故事；
《阎王沟》描述抗战时期，华侨机工与被逼为娼的蒋桂花的一段情；
《窝浪拉里》揭露英政府殖民统治者丑陋的面目，巧妙地塑造了从日军俘虏营逃出的荷兰贵族兰娜与隐居于印尼乡村的中国男子的爱情故事。

新加坡的文化内涵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慢慢地形成的，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则是新加坡各族人民共同经历过的刻骨铭心的往事，这也无形中促成新加坡文化精神内涵的加速形成。骆明与姚紫都以最真实的语言，以辛辣的攻击和毫无假借，批判揭露日军的罪行，镌刻下英政府殖民时代与日据时代的新加坡历史图腾。

论及姚紫与骆明，还不能忽视的就是二人的古典文学底蕴。

骆明以杂文写作入世出道，姚紫的杂文也非常出色。古诗词的运用，有的是源自肺腑的感慨，有的是言及珍惜时光让人领悟人生哲理而催人发奋。骆明对古典诗词的恰当把握使其文章形象自成、道理自现。才情与智慧下巧用诗词典故，构成骆明散文的睿智美、灵秀美与雄浑美的意境。如《骆明文集》(上卷)的111篇文章中，有六十多篇文章嵌入了诗词典故，有时在一篇文章中还引用有三处之多——《尼加拉大瀑布》使用李斯《谏逐客书》的“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勃《滕王阁序》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和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湖·山·夕阳》运用白居易《长恨歌》的“秋雨梧桐叶落时”、李清照《声声慢》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和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的“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一篇作品中引用不同出处的诗词典故，不但构成了简洁文雅的风格，也体现了深层文化底蕴和作者的个性色彩。

姚紫对古典文学亦有修养，特别是对古诗词更有心得。其杂文谈古论今，文诗呼应，实可谓上下古今、旁征博引、引人入胜。如《从瑶书说到禁书》一文写道：

历代的统治者老是迷信自己的一纸政令，迷信于自己得能力与权力。当我们阅历史，读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谁都会兴起了一种感慨。明清之际一位诗人批评得好——于是自然(是信笔的那种自然)引出两个诗人的诗作：章碣的《焚书坑》和陈恭尹的《读秦纪》。诗曰：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此其一；
其二是：

谤声易弥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

骆明与姚紫皆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文章贯通古今，而其杂文穿插诗词典故，寄托思想感情，暗合了古人“文以载道”的主张。这里，作为学生的骆明，极为钦佩姚紫的文学才华及其在文学上的不懈坚持。

骆明和姚紫既是作家又是文学活动家，为促进海内外的文学交流不遗余力。

骆明从1963年开始举办“中学生阅读与写作比赛”，1967年至2013年举办“全国中学生中英翻译比赛”，1982年举办“中学生文艺营”；
1991年始举办三年一届的“向文艺敬礼”典礼(迄今)，意在向60岁以上的老作家表示敬意；
1992年始，举办三年一次的“新华文学奖”(迄今)；
2012年始，每三年举办一届“连士升文学奖”颁奖礼(迄今)。还以各种形式举办“雅聚”“文艺沙龙”、文学讲座、研讨会、展览等等，引领作家走进学校与学生交流，同时，在20间中学推行“驻校作家”的活动。另外，组织新加坡作家到中国访问交流，为新中文化交流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骆明不仅努力把新华文学带出国外，还把亚细安各国的华文文学创作队伍凝聚起来，组成“亚细安华文文艺营”，设立“亚细安文学奖”，形成了一支强大、活跃且守望相助的独特文学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2002年筹备到2012年3月18日开幕，骆明创立了第一所民办的“新华文学馆”，成为新华文学重要的资料库。

写作与编辑是姚紫的生命支柱，出版更是点燃了其生命的火花。姚紫把一生仅有的产业与积蓄变卖为10万元，成立“姚紫文艺基金”，且在临终前托付好友令其成为“姚紫文艺基金”的信托人。姚紫逝世后，信托人把其遗稿出版9本书，用“姚紫文艺基金”资助了50位作家出版了50种书。这是姚紫做出的最后奉献，他为新华文学倾注毕生心血，也为新华文学的延续传承尽了最后的力量。

出于华文教育的传承发展并推动新华社会重视华文的责任感，骆明或直或曲、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在作品里渗入个人的意识，而且他参与社会生活，努力发挥社会效用。骆明不忘师恩，为了把姚紫的文学与文化贡献带回中国大陆，他在1999年将姚紫的经历与作品集合成辑，出版了《姚紫研究专辑》，更把其内容制作成板，在姚紫的出生地泉州和首都北京两地展出。该活动客观上推动新华文学的传播与发展，也在在证实姚紫那文学的火焰在骆明的内心里还是不断地燃烧着的。

①詹道玉：《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1945—1959)》，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年联合出版，第8页。

②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11年版，第119页。

③⑦⑧骆明：《东南亚——另一片华文文学天空》，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年版，第105、31、105页。

④⑤骆明：《想起姚紫——我的老师》，见《街的那头》，新加坡文艺协会2008年版，第313、313页。

⑥骆明：《问松，我醉何如》，见《我的回忆80“略明”》，骆明工作室2020年版，第129页。

⑨⑩黄孟文、徐迺祥主编：《战后时期的华文文学》，见《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年联合出版，第8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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