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梅，陈晓玲

（安徽农业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6）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开始大量涌入城市，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民工潮”。我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251万人，比2020年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17172万人，增长1.3%［1］。进城农民工用勤劳的双手不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状况，而且也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城市建设作出了极其独特而又非常重要的突出贡献。伴随进城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越来越多进城农民工子女也随迁进入城市。相较于以往老一代进城农民工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经常在城乡间“钟摆式”或“候鸟式”流动的发展态势［2］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生代进城农民工流动的“整体家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从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全国流动人口子女规模超过1.3亿人，超过中国儿童总数的40%。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与父母的“在一起”指数①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与父母的“在一起”指数，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留守）子女。继续提升至52.58%。预计到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一起”指数将会达到70%左右。［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有效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教育公平既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测量社会公平指数与社会和谐发展指数的重要维度之一。教育议题的民生性、进城随迁农民工子女接受优质教育需求的迫切性以及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要求等诸多因素合力，使得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和谐发展问题引起国内学术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教育公平对于社会公平的独特意义以及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和谐发展这一议题价值的双重考虑，笔者在系统梳理分析现阶段影响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和谐发展主要问题的基础上，试就科学推进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和谐发展的基本路径略作探讨。

教育是社会有序传承的重要手段，涉及到千家万户。教育公平事关社会公平以及社会和谐，是一项具有极端重要性的重大民生工程。现阶段，影响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和谐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简要梳理分析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和谐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教育整体环境亟待优化

教育实践活动推进离不开特定教育环境的坚实支撑。但无论是从社会整体还是家庭和学校的角度来看，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外部环境都存在诸多影响和制约教育和谐发展的不利因素。从学校教育环境方面来看，特别是在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相对集中的区域，相对于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需求侧而言，城市教育资源的供给侧则显得尤为欠缺，存在的缺口较大。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4月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和2021年1月1日出版的《2019年度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NO.2》显示，随迁儿童上学升学难、费用高问题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流动人口规模越大、占比越高的城市）更加突出。［4］从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运行所需的教师队伍、教学基础设施、教育管理等诸多必备要件建设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所获得的支持力度不够、政策回应的及时性和针对性不强等突出问题。另外，从家庭教育方面来看，由于农民工工作的流动性普遍较强，因此，很多进城农民工家庭的居所频繁更换，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其子女上学的稳定性较差。进而，在一些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学校就形成特有的超常规的生源流动现象。如果我们从一般性和整体性的视角来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进城农民工家庭难以为其随迁子女在城镇这一新环境中有序推进和顺利完成社会化营造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家庭教育环境。

（二）部分进城农民工家庭的教育合促能力较为欠缺

家庭既是社会关系的微型集合体，也是未成年群体进入社会生活、开启社会化进程的第一试验场。从教育的特定论域来看，家庭教育作为家庭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代际传递的主要途径，对子女的教育表现及未来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5］。因此，家庭教育观念的差异化以及家庭教育能力的强弱，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家庭教育的实践产出效应千差万别。笔者认为，当前，部分进城农民工家庭的教育观念落后和教育能力不足的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部分农民工对子女的预期高期值与现实教育实践中对子女教育软硬件投入不足存在明显冲突。在进城农民工群体中，来自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民工为数不少。当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这一群体不可避免地面临繁华的城市与落后的乡村之间的鲜明反差，职业的低层次、不稳定性、高强度劳动与待遇满意度不高之间的巨大落差，理想的美好生活愿景与现实的生活不易之间的强烈冲突。相较于城市家庭子女可能拥有的多样化选择空间，进城农民工对随迁子女的教育投入寄予更高的回报预期，从而在无形之中建构了单向度的家庭教育生态系统。另一方面，部分农民工家庭对子女的教育能力不足，特别是部分农民工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存在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家庭教育具有鲜明的初始性、潜在性、基础性、深刻性等基本特质。家庭关系所特有的血缘性、人格化以及感情交往上的频繁性等特点，使其能够发挥特殊的教育功能。［6］现实生活的不稳定性以及生存压力的客观存在，使得进城农民工不得不把相当的精力与时间投入到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进而在子女教育问题上难免力不从心。作为孩子教育的启蒙者，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养是影响教育实践效应的重要变量之一。《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7.1%［7］，这充分表明进城农民工群体的整体文化素养相对偏低，进而对科学有序有效提升随迁子女教育质量不可避免地存在短板和不足之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教育负面效应出现的概率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三）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有效社会融入障碍

众所周知，“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8］。但对于进城农民工家庭而言，随迁子女接受优质教育不仅是改变家庭经济地位相对边缘化地位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也是真正破解他们社会融入的诸多障碍性因素、全面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因为，“让他们的子女同市民子女一道享受城市高质量的教育，并逐步形成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感”［9］，可有力促进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扎根城市并有效融入社会生活，少却原来一直挥之不去的漂泊感。当前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全面融入城市生活这一问题上面临诸多障碍。一是教育管理体制有待完善。体制是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从制度归因的视角来看，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二元化是影响进城农民工随迁子教育和谐发展的制度性因素之一。在现阶段，我国义务教育实行属地化负责、分级化管理的办学体制，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于各级政府财政拨款，虽然有中央政府财政的专项教育经费支出的支持，但主要以地方政府财政拨款为主。随着大量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入城市，我国现行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经费保障体制等）与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高质量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当前，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群体相对固定，将进城农民工家庭吸纳进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力度尚需加强。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在国家一系列民生政策的强力推动下，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的社会保障得到明显加强，但相对于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迫切需求侧而言，健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三是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自身存在不当的自卑心理。由于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处于相对边缘化，部分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形成了城市边缘人的独特心理，“生活在城市却缺乏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0］。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构成和重要支撑。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整体环境、教育质量，不仅直接关联着进城农民工家庭特别是随迁子女对于城市社会的有效融入，同时也关涉义务教育民生性质的充分彰显以及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切实解决好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不仅能够使进城农民工这一群体带着安稳的心情工作，而且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建构提供了坚实支撑基础。笔者认为，要推进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和谐发展，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学校多方的共同努力。

（一）坚持流入地负责、全面受教育的原则

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和谐发展的前置要求就是要有相对充足的、密切协作的政策资源与之相配套。这里的政策资源涵盖办学经费、师资队伍建设、环境营造等方面。作为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流入地，城市应十分鲜明地彰显教育公平理念。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城农民工是城市的伟大建设者，他们对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城市以宽容、开放的态度拥抱和吸纳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这是城市发展的人文化、可持续性的内在要求，而不仅仅是新时代城市反哺农村的历史逻辑使然。城市应当把为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提供优质教育资源作为补民生短板的攻坚工程来对待，系统谋划、创新推进，着力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协作的教育资源供给体系。实施全民教育，推进教育公平是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场域的重要参与者，满足他们接受教育的基本诉求，这既是教育人民性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公平以及社会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应加强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与非农民工子女的融合力度，大力提倡“融合教育”，特别是在学校教育场域的建构方面，我们应“尊重文化差异，善于发现城乡学生的共同点，尽量避免或者消除城市学生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差异，加速学校文化的融合，重塑多元文化一体化的学校教育场域。”［11］

（二）推进学校与家庭的良性和谐互动

学校应该多开展活动，增进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学生的友谊。要创新搭建思想交流活动载体，引导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正确认识自我以及生活情感中的诸多困惑，全面看待自己的优势与短板，做到自立、自强、自信，勉励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学生相互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激励，共同成长进步，初步实现城乡学生的有效深入融合。要着力构建一个顺畅的学校家庭沟通渠道。为更好地促进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和谐发展，突出家长和学校之间的及时有效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换而言之，要着力推动学校与家庭的良性和谐互动。对此，学校要将定期或不定期走访农民工家庭的做法制度化，深入了解农民工家庭及其随迁子女的真实境况。在适当的时机，也可以邀请农民工到校进行面对面的专题座谈交流，对学校及农民工子女在校学习生活进行全方位展示。同时，农民工作为家长也要积极配合学校的教育工作，不断丰富自身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

（三）大力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大多是善良的和单纯的，而且他们的要求也很容易得到满足。社会给予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多一份关心关爱，他们就多了一份希望。在社会层面上，应该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和谐发展这一重大现实课题之中来。例如，应当充分发挥诸如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基层管理机构的社会服务功能，适当吸纳志愿者群体的优质教育辅助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与课业辅导活动。社区是教育辅助资源集聚的洼地，而且开发利用力度亟待加强。深度挖掘、合理利用社区教育资源对于科学推进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和谐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在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相对集中的社区，要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教职成〔2016〕4号）文件主要精神，进一步开发利用社区教育辅助资源，并最大化程度地有效集聚学校教育与农民工家庭教育的正向合力，积极构建“学校——家庭——社区”三方联结、协同教育的教育形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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