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嵩涛

山西在民国年间一直处于军阀统治之下，却因教育发达而获得“模范省”的美誉，这与当下学界既有判断抵牾。杨天宏说：“在主流的近代中国历史书写中，军阀系一极端负面的存在，研究者大多是做全称否定判断，认为军阀皆一丘之貉，整体形象丑陋。”[1]40-41若细审之，会发现其中端倪：山西并不能凭“模范省”称号打破现有主流叙述，因为这一头衔并非经过严格、细致、中立的教育评价而来，而是“请客政治”的产物，这使民国山西“模范省”现象成为一个较好的审视教育评价中政治因素的案例。本文尝试描述民国早期教育“模范省”舆论的情况，还原1919年至1920年代中期山西政权获得教育称号的形象建构史，进而反思这种用“非教育”的方式博取教育声望的特殊历史现象。研究民国山西历史的经典作品，有不少提到“模范督军”[2]、“模范省”[3]头衔影响力，可惜的是并未深入讨论。目前所见的“模范省”现象研究，主要存在三种风格。第一是革命史观下的批判性研究。如具有阎锡山传记性质的《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4]一书。第二是历史温情主义下的接受性研究。这种研究倾向于肯定山西教育“模范省”的话语，轻信阎政权的宣传，忽略其背后自我形象建构的实质，如韩玲梅[5]、申国昌[6]和唐剑彦[7]等人的研究。这两种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将山西政权符号化，不能回归真正的历史逻辑。第三是站在中立立场上的反思性研究。如张仲民既揭示“模范省”名不符实的一面，又强调禁烟措施、外国传教士在“模范省”形成中的作用。[8-9]不过，张仲民的研究没有完整还原“模范省”称号的起源和传播过程，存在继续讨论的空间。另外，邵勤曾指出：民国时南通的“模范县”称号是张謇家族追逐权力的结果；
张氏一族凭借垄断当地各大新式传媒出版机关和展览馆，进行有选择的、不完全准确的、有利于自己的政绩宣传，成功达到了目的。[10-11]东南绅治的南通经验，与山西的军阀政治遥相呼应，各有侧重，更表明“请客政治”的普遍性意义。

从1919年开始，民国社会中悄然兴起一股“山西热”。众多闻人学者、社会名流对山西政治夸赞不已，津津乐道于山西政教，引为榜样。1919年9月，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赞美道：“山西之政治，贤人政治也，开明专制也……故仅两年而绩冠全国，为模范省焉。”[12]242江苏名绅张一麐评曰：“近如山西省长阎锡山之厉行教育，虽在偏远，民必归之。”[13]年底，另一位江苏名士沈恩孚在上海与友人聚餐时亦大谈山西之美好：“各省长官均能如阎公，中国可以立致太平。”[14]1920年初，完成外交使命从欧洲回到上海的王正廷接受记者采访，认为当今内政应效仿山西。他说：“中国最后之得救，端赖地方组织，如张謇在南通，阎锡山在山西之新事业，即为明证。”[15]相关的言论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政府同样参与这股热潮。1919年5月，大总统徐世昌与山西代表赵戴文谈及山西政治时“露欢慰之容”[16]。1920年1月，内阁总理靳云鹏“对晋设施极为赞佩”[17]。他表示：“刷新政治、发展地方八字为中央宗旨，晋为各省倡，愿共济。”[17]不久，国务院向各省下发《晋省现办各项民政撮要》，重点指出：“晋省历年办理民政，成绩卓著。”[18]要求地方一律仿效。

在华外国人对山西也是赞誉有加。著名传教士丁家立(Charles D.Tenney)被“模范省”震撼，惊叹太原已经与38年前他第一次到访时完全不同。[19]在华各大外文传媒也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山西的成绩。《大陆报》即欢呼：“(阎锡山)与人民共利益，他所执行的良法受到众多的嘉许。”[20]

一时间，山西成为良善政治的代名词，被各界称誉为“模范省”。民间甚至出现童谣：
“山西有锡山，闾阎家家安。河南有周人，黎民户户贫，试问何以故，只在仁不仁。”[21]为何此时舆论突然都对山西这一后起省份推崇不已并引为榜样？它是怎样形成的？又造成什么影响？《申报》的一篇报道对此有过讨论[22]：

先是，阎锡山氏兼理民政之初，毅然从整顿敎育上下手，所成就亦以敎育之功绩为尤最。民国八年，京师首倡新敎育某巨公赴晋游览，目击阎种种设施，胥含多量建设的性质。慨然语从者曰：“是可为模范也。”于是模范省之名大噪。

文中的“某巨公”极可能为严修。“多量建设”指阎锡山自1917年9月兼任省长后开始推行的“新政”。“新政”范围大，计划繁多，既有行政体系上的村区制改革，也有繁荣经济、改良风俗的“六政三事”。阎氏最看重教育，因此花大力建立和完善全省的新式教育体系。1919年度省政府教育预算接近160万元，比上一年增加近百万，是民元的五倍以上。[23]督军的倡导，使当地建立起成百上千的新学堂，不可谓没有一番作为。1918年，这股教育革新之风引起北京的注意，教育部令参事蒋维乔前往山西调查，从9月22日至10月13日，蒋氏先后视察太原、忻县、定襄、五台、浑源、大同等地上到山西大学下到乡村国民小学的数十所学校。[24]91-194从他一年后与友人的谈话可知，本次的教育考察给他留下良好印象。[12]242细究之下会发现：“某巨公”和蒋氏的山西印象不全是山西实绩的反映，更多是阎锡山巧妙宣传的结果；
这样的印象又成为阎氏放大山西“新政”成绩、构建自身形象的凭藉。

1919年开始，大批知名人士受山西政权邀请赴山西调查体验政教，他们在波将金村式的精心布置下发表的赞美，使山西逐渐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教育“模范省”称号，阎锡山也被誉为“模范督军”，收获巨大的形象构建成果。这种只为“外面好看”、应付与忽悠访客的、将一些表面的成绩渲染放大的做法被阎锡山称为“请客的办法”[25]548，可概括为“请客政治”。细审其脉络，可以发现三类至关重要的“请客”。首先，1919年4月，在太原举办第七届华北运动会，开“模范省”名声传播之端。其次，1919年10月，在太原召开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次年会并且接待杜威(John Dewey)，1920年华北大旱之后，接待孟禄(Paul Monroe)，使“模范省”名声进一步扩大。其三，接待外省地方精英或名流，使教育“模范省”名声传播到外省各阶层，甚至传播到其基层深处。

(一)举办第七届华北运动会

1919年，山西主动承办由数十所大学、中学派队参加的华北地区最大规模的体育赛会——第七届华北运动会，于4月15日至16日在太原举行。[26]阎锡山政权对这次赛会给予极大的重视，邀请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N.Jordan)、美国公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法国公使卜柏(Auguste Boppe)、前清学部侍郎严修、前教育总长兼内务总长范源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知名人士与会，精心安排他们的所闻所见。

英、美公使14日晚到晋，阎锡山举办热烈的欢迎仪式。督军署发动太原各界学生、商家和民户，由学校的体操教员(晋军军官)率领列阵等候，其手持“欢迎”旗帜，数量达3300面。礼仪上，学生们望见外宾时右手扬帽，高呼“黑矣蒲”和“海而雷”，商家和民户则高呼“欢迎”并将帽子扬至极高。法公使卜柏因事耽误，改为20日到达，亦受到同样的欢迎。[27]英、美公使在太原的两天行程，被阎锡山用各种欢迎会填满：14日晚，召开督军署餐会；
16日上午，举行省议会欢迎大会、全晋商务总会欢迎大会，下午开绅商学界欢迎大会。[28]山西省政府还提前部署百余名工人整修虎营傅公祠，新建大量雅致的山水楼阁，安排公使们入住，并在入住期间给予极为周到的照料。[29-30]在4月15日的运动会上，山西当局特意准备具有山西特色的节目，如陆军步十团技术连演练新武术、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游戏、张玉梅武术表演，吸引外国观赛者的眼球。目睹花样繁多的欢迎仪式和运动会的顺利进行，朱尔典与芮恩施在太原即已一致表示山西具有明显进步，可以称为中国的希望和各省的表率，回京后更是对山西政治大加赞美。[31-33]卜柏也被宏大的欢迎阵势感染，动情地说：“见学生商民人等，沿街排列，手执国旗欢迎，心中尤为感激。”[34]

对从北京前来的严修、范源濂、张伯苓和张继煦(号春霆，时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等人，山西政府的欢迎规模和接待标准亦甚为考究。4月13日，省府派出专聘的“对外联络员”[35]孔祥熙到石家庄车站迎接四人入晋。当日傍晚，严修一行抵达太原，阎锡山的重要幕僚赵戴文率学界数十人前往迎接，阎锡山本人在督军署设宴接风，特意从北京请来参议院副议长田应璜赞助一切[36]。山西政界重要人物几乎倾巢而出，警察厅厅长南桂馨、署理高等审判厅厅长徐维震、省议会议长崔廷献均陪坐。14日至15日，严修等人上午前往运动会场观赛，晚上赴太原地方官聚餐邀约并参观山西教育成绩陈列所；
16日，在赵戴文的安排下参观晋祠，得到太原县长的热情接待；
17日，在太原县各学校参观，晚上出席阎锡山所办的盛大欢迎会；
18日，又在省政府的引导下参观山西大学、女子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并再次与阎锡山会面。[37]8735-8740在4月13日到18日这六天里，严修一行受到山西政府格外礼遇，光阎锡山主持的宴请就有三次，交际活动应接不暇，考察参观与景点游览都得到细密安排，因此，回京后，他们对山西交口称赞。

名流们的夸奖通过各自的社会网络迅速发散，山西“模范省”声名鹊起。朱尔典向梁士诒大力称赞山西政教。[38]严修对大总统徐世昌夸赞山西政治，后者为此特别召见赵戴文，褒扬山西的政绩：“英美公使均称善，而尤以严范孙先生之报告为确实可信……此后山西有新办事件可早报告中央，便令他处仿行。”[39]严修之子严智怡还向赵戴文引荐陆费逵赴晋考察，陆氏游晋后亦赞叹不已。[12]242人际网络的传播使得“模范省”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军阀政权由此获得较高权威。但是，访客们眼中的教育“模范省”形象不是在全面细致的观察中形成的，而是由山西政权直接与间接输入的；
在晋的见闻都被政权引导，他们有意无意地充当政权的传声筒或者政权形象建构的协助者。

(二)接待杜威、经亨颐和孟禄

1919年至1921年杜威、孟禄等人考察之后，山西教育“模范省”的影响力进一步巩固与扩大。

1919年10月7日，杜威到达太原，阎锡山投其喜爱中国古代文化和各色古董之嗜好[40]，安排入住傅公祠。该祠由阎锡山建于1917年，用于祭祀明末清初的山西名士傅山，整体为古典园林式建筑，内部古玩甚多，4月华北运动会召开时，为接待英美公使，又大为装修一番。[41]尤其是当时祠内特别建有一廊，保存有八、九件魏碑石刻，碑形和字迹都颇为精美，为“山西招待上宾之所，设备颇周”[42]209。阎锡山在满足杜威猎奇心理的同时，还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热烈程度让杜威一家内心都感到有所不安，很快博得杜威的欢心。次日，杜威会晤阎锡山，对其印象甚佳。[43]212此后，杜威在太原讲演七次，并参观学兵团、双十节阅兵式、山西大学等山西的“模范政治符号”。值得详述的是杜威的讲席，与在沿海城市所受到的广泛欢迎不同。山西人对其教育学说并不感兴趣，第一次讲座的听讲者算上外国人，主动前来的也只有五十人。[44]该情况为阎锡山逆料。于是，除发动官厅职员、督军署雇员前往讲堂凑数外，阎锡山还命令各学校中教授体操的军官带队，强迫学生们入座听讲。[45]专门学校、省立师范学校、国民师范学校人数众多，营造出的人头攒动的假象既能加强山西的“开化”，也给杜威留下很受欢迎的错觉。

如此一来，杜威获得相当正面的山西印象，即使离晋后也不吝赞美。1921年，他在福州与闽督李厚基大谈山西之优：“曩者余游山西，见该省教育甚发达，一切文治亦次第设施，人称之为模范省，信然。”[46]然而，杜威的山西印象并不真实。他在太原演讲时曾说：“乡里头的人，不懂什么叫卫生，教员便可将这些印刷品分布出去，且山西兵士都是受有教育的，亦可使彼等就便办此事。”[47]认定山西军队士兵都受过教育，当是参观“学兵团”(山西陆军步兵独立第九团)后得出的结论。该团是阎锡山为打造山西政权形象而设置的外宣重点，于1919年7月建立，兵员全具有高小或以上的文化程度，每月经费高达2万余元，日常以上课为主，专门聘请北京高师毕业生数十人授课，士兵在团二年后可选择升入中学。该团参加1919年双十节阅兵，为杜威、胡适、经亨颐等人注目。不过山西的军人教育实际未见得多么普及和发达。1923年，在晋军实习的清华学生戴昭然发现受过教育的士兵极少。他指出：“良家子从军者，百人中难得一二人。即或有之，他们在军队中也决不能持久。”[48]陶孟和1930年1月对晋军警卫旅的调研提供有准确的教育程度数据，946人中有917人报告未曾识字读书。[49]虽然这些调查并未分析1919年的情况，但是，由于山西军队的建制和人员相对稳定，很大程度上仍然可以说明问题。

与此同时，参加全国教育联合会太原第五次年会的浙江省教育会代表经亨颐，亦成为“请客政治”的受众。经亨颐10月9日抵达太原，23日离开，在晋期间，受到省政府及其御用的山西省教育会九次大型宴请。丰盛程度由10月14日赵戴文主持的午宴可见一斑：共设十桌，菜品极丰，鱼虾等来自天津，需要提前预订，每桌就花费18元。接近山西区公所区长(20元/月)[50]一个月的收入，超过无锡重点小学教员(15元/月)[51]一个月的收入，远远超过山西本地普通工薪阶层如小学教员(4—8元/月)、采煤工人(8元左右/月)的月收入[52]267-268,287。经亨颐的行程被精心设计，参观的都是专门服务于政权外宣且受到充足经费支持的机关：山西第一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阳曲县立高等小学、学兵团、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公园工艺品陈列所、国民师范学校、模范小学等等。各校舍都被修葺一新，就连教育联合会开会的会场，亦是新建，陪同的向导还不无目的地强调山西曾向总统捐洋3000元支持教育联合会。为让经亨颐一行感受山西教育的独特氛围，当局甚至在他们游览晋祠时安排十余名学生高声朗读修身教科书目录，同人不禁哑然失笑。[42]205-219经亨颐在晋半月，开会、赴宴和安排下的参观几乎占据他的全部时间，完全无暇展开其他更为深入自主的调研。

将时间轴略微拉长，会发现山西政权形象建构的努力并未减少。1921年10月5日，另一著名教育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由北京赴晋考察教育，山西教育厅厅长虞和钦前往石家庄迎接，预先向他们介绍山西的教育情况。当日，孟禄抵达太原，一行人受到热情欢迎，入住幽静肃穆的山西省立图书馆，教育厅特别承包一家洋厨房为孟禄供餐，顿顿都是大餐。虞和钦、阎锡山的顾问阎敬斋、教育部庶务一人、科长二人、科员一人及三四个听差共十人轮番为四人服务。次日，根据山西当局的计划，孟禄马不停蹄地参观了太原城内经费充足、设备完善的几所学校：第一女子师范、文言学校、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和国民师范。10月7日，虞和钦率领十几名随从，簇拥着孟禄前往太原郊外五个村庄的十所学校考察，由于行程太密，只得走马观花。在上兰村学校，省政府特意安排童子军为孟禄表演中国古乐和基督教赞美诗，孟禄观后大喜[53]69：

我今天到乡下看学校，非常觉得有趣味，特别是到了这个乡村学校，看见这样好的童子军，更是非常快乐。在美国社会中，童子军组织甚发达，是社会活泼的精神所寄托。不料中国这一个小小乡村，也竟有这样好的组织，实是最有希望的现象。

10月9日，阎锡山宴请孟禄。饭后，邀请孟禄到育才馆听中国古乐，孟禄见阎氏如此富于艺术修养，赞不绝口，认为只要各地督军都像阎督军，中国不患不强。[53]63

(三)接待外省地方精英

众多外省地方精英也曾前往山西，这里所说的外省地方精英即孔飞力所言的“地方名流”或是滨岛敦俊划分的县、市镇一级的旧文人与新知识分子。他们大多以改善地方政教为志业，较少拥有跨县的权力。从1921年的安徽教育考察团到1924年的朱全瓅，外省地方精英们同样得到系统性的招待，这种招待使“模范省”的影响力在各地进一步扩大。

1921年，安徽教育考察团的考察报告较为完整地呈现出外省地方精英接受招待的全过程。这次考察由时任安徽教育厅厅长张继熙主持。张氏曾于第七届华北运动会随严修访晋，对山西有深刻印象，调任新教育水平不高的安徽后，立即组织全省60县劝学所所长分批赴晋调研学习[54]。各县劝学所所长们，出发调查前就已受张继熙和宣传言论影响将山西视为绝好榜样，实地考察之际又得到政府当局的格外优待，因此，同样被“模范省”光环迷惑，给出相当正面的评价。桐城县劝学所长戴皖一行[55]1-18，多次获邀赴阎锡山宴请，还受督军座前红人赵戴文、刘仁航、柯璜等颇多照顾，考察的地点经过精心挑选，考察的全过程由山西省教育厅派出专人陪同并引导。戴皖等人、宿县县视学兼劝学所长邵钦元[56]8-26、蒙城县劝学所所长戴锦标一行[57]1-21及青阳县视学所所长孙绍季一行[58]都被安排参观太原、阳曲、榆次三地办学最为优异、经费最为雄厚、建筑最为宏伟的学校，还时常被带至晋祠等景点游山玩水。考察者几乎没有时间考察设施相对落后、就学情况较差的学校。这些较差的学校，考察团中只有戴皖团和邵钦元曾前往参观一至两天，与他们总共超过半个月的逗留时间相比，微不足道；
孙绍季团和戴锦标团并未前往。从考察报告来看，都可以发现，调研的深度值得怀疑。四批考察者中，戴锦标一行和孙绍季一行报告的绝大部分为规章摘抄，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根本无从得知。戴皖一行和邵钦元的调研虽然相对细致一些，但是，在重要问题上语焉不详之处也甚多，究其原因，除调研者们的主观与懒惰外，还有山西当局的刻意引导。戴锦标等人评价道：“观其校风之美好，成绩之优良，逈非他省所能及。”[57]1“若是乎模范省之名称，盖非无因而至也。”[57]2这些劝学所长在安徽宣传他们的调研经验，必定会大大加强山西教育“模范省”话语在安徽基层社会的影响力。

山东省通俗讲演所巡行讲演员朱全瓅的经历亦是一例。朱氏为山东黄县地方精英，清末致力于黄县的新教育事业，政权鼎革后曾任县议会议员，后为改良风俗专心于通俗讲演，足迹遍布整个华北。[59]根据其讲演集记载，1924年9月18日，朱氏获邀赴晋，在太原参观规模宏大的洗心社、国民师范学校、法政学校等地，发表至少六场讲演。各场演讲均被安排满座，单场听众人数高达500多名，过程中掌声不绝于耳。朱氏不禁感叹山西文教兴盛：“自谓景慕多年，今方得达到，瞻仰圣人文物风化之治之目的矣。”[60]10月12日返回黄县后，朱氏更加不遗余力地为山西政府宣传，年内就举办以山西“德政”“政教风化之美”为主题的演讲五次，听众为黄县及周边乡村的农民和小学生，三场讲座听者相加达330人次。由此，山西“模范省”的印象在山东基层社会中传布开来，体现出“模范省”舆论渗透基层的具体过程。

民国时期前往山西的考察者多为教育界人士。他们虽然参观过洗心社和考察过运动会，但是，主要是访问学校，因此，他们的调研取向主要是教育。教育“模范省”包装或打造，离不开教育这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对于这种包装与打造，申国昌[6]、李金碧[61]等人的研究没有指出。深入追索会发现，山西教育的发展状况难符“模范省”之名。

首先，教师靠清末留学日本大潮开启的速成式师范教育培养，整体水平较低。山西政府制定雄心勃勃的七期学龄儿童强制入学计划，造成学生入学数量井喷，师资力量无法跟上，师范教育只能讲求速成。如徐向前考入的阎锡山重点资助的国民师范学校，以速成班为主，读书两年就宣告毕业开始任教[62]，这种情况在山西非常普遍。教师们的功课十分马虎，1921年夏季，国民师范学校计划毕业1000多名学生，竟有400人不能及格，只得再留校补习半年以作弥补。[53]75师资整体水平低，教育质量必然低，要真正成为模范省不是一件易事。

其次，教育发展存在极大的区域不平衡。主要的投入放在以省城为中心的太原、榆次、阳曲等地，给其他地方的拨款极少。有些地方没有固定的教育经费，办学款项只是临时筹集，因此，教育质量远低于太原等地的模范工程。寿阳县状况差[55]14，出现“设备教授一切难称完善”[56]26的情况。大同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情况更差：“自开办后，临时费从未发过，仪器标本全无，教授异常困难。”[24]191-192忻县全县学校教育经费都不充裕，许多地方无力新建校舍，只得占用庙宇，教授方式仍然与私塾无二。忻县中学硬件薄弱、教法随意、管理方式粗暴，被认为“比别省学校还差得远”[63]。五台县模范小学的班次与课程均不符合教育部章程，校长甚至连部章都从未见过！[24]157据研究，1919年山西县立以下义务教育学校年均经费只有70至210元[64]，根据当时的消费水平，很难保证众多基层学校的正常运行。

再次，教师待遇低下。省内教育发达地区的太原和榆次，小学教员的每月薪水也只有4至8元[55]12-14。教育的扩张导致民间税收负担大为加重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脱节，不仅没有改善生活，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危害民生。高君宇1920年托人实地调查后指出：“山西自励行‘新政’后，人民底负担比从前增加了好几倍……人民一方很有些叫苦的地方。”[65]刘大鹏亦在日记中批评：“苛虐之政，不堪枚举，凡在政界者名曰为民兴利除害，实则利未曾兴，害未曾除，而小民已有日不聊生之势矣。”[52]273“晋政苛虐，日甚一日……民何不幸而生于斯时耶，予何不幸而目睹此时局耶。”[52]275此论虽不乏遗民心态式的夸张，但仍然指出山西表面发展背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到山西旅行或参观的外省知识分子，在山西这一中式“波将金村”中，尽管遭遇政权的强烈引导，但并没有完全丢失其主体性。一些人只是在特殊的个人动机和时代背景下，倾向于与军阀政权共舞。严修等人赴山西，明显带有周恩来所批评的“拿中国式的政治手腕办教育”[66]的目的。此时，私立南开大学刚刚开办，立足未稳，需要向各界争取捐款。严修前往太原拜谒阎锡山并在总统府称赞阎氏政绩后，两人关系迅速升温，来往不断；
[37]8813,8848,8850,8879很快，阎赠严5000元学校“创办费”[67]。陪同杜威考察的胡适，在太原时对城内到处张贴的社会改良标语颇为介怀，他说[43]213：

这种“圣谕广训”式的道德教育是不会有良好的效果的。人人嘴上都能说许多好听的名词，如“公道”“秩序”之类，是道德教育的一大障碍。

不过，乱世之中，山西政权还能崇学兴学，毕竟与胡适对好人政府和好政治的期待相符合，为借这汾酒浇心中之块垒，离晋后的他改变了态度。1921年，胡适反思，觉得不应总是批评山西，更应该为山西革新推波助澜，“我当为阎百川一说。”[68]次年他于《努力周报》发表时评，为山西和阎锡山辩白，认为山西“有计划的政治”的精神，确实可以做全国的模范。[69]与胡适相似的还有经亨颐。经氏在太原时并未完全买账，对阎锡山和山西政教多有讥讽：“询悉山西各校长均由省长径委，再行文于教育厅，仰该厅长即兴加委。余真笑煞！”[42]208“惟督军宴客，遣议长代劳，人民代表之资格亦扫地矣！今夕之宴，余大不为然。”[42]214但是，他返乡后面对询问“模范省”实情的桑梓父老，内心产生纠结：“上午在寓，着手山西视察报告，仅得数百字。毁誉颇不易表示。”[42]223最后，他有保留地褒扬山西：“我不能不恭维山西的官吏可以做全国的模范。”[70]116

从根本上看，模范省形象的兴起来源于政教评判指标的模糊。一地政教是否良好，很难用清晰、可视、简单化的规则加以判断。斯科特(James C. Scott)曾指出，许多野心勃勃的极端现代主义项目都因为空想的设计、独裁的权力和对实践知识的忽视而失败，最后只得撤退到微型化的范围。[71]阎锡山的“模范省”建设即是这样一个微型化的现代主义计划，通过向观察者灌输诸如省城及周围学校的规模、经费、数量、就学人数等简单的统计数字，将复杂纷繁、难以实际观测的教育状况转变为可视的、清晰的、机械的图表和建筑美学性质的直观成果。严修游览晋祠的途中被太原县知事引导至武家庄国民小学参观，感叹道：“是村仅百二十余家，而此校竟有学生二十余人，教育之发达，即此可见。”[37]87381922年8月，前总理颜惠庆访晋，享受到卫队一路护行、沿途居民热烈欢迎、引导参观之处均设施优良的待遇[25]492。颜氏到五台县河边村川至中学时，亦发出与严修相似的感慨：“想不到县地方有如此宏伟完善的学校，应为山西庆，为中国前途庆。”[72]这些都生动反映山西政权自我形象构建策略在打造“模范督军”和“模范省”上的成功。民初中央集权松动之际，北京难以监察与山西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阎锡山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依靠民间舆论的共谋，巧妙地捞取政治资本，在政治波澜中巩固了权位。此后，阎氏历经诸多政局变动，在各军阀集团始终觊觎山西政权的情况下，能够一直稳固地统治山西，1922年获得吴佩孚谅解，1925年得到胡景翼、岳维峻的支持，[25]462,640,652均与教育“模范省”头衔带来的权威有所关联。

山西政权还辅以其他手段开展宣传，如收买省外媒体刊登赞美文章[73-75]，如强势疏通北京政教两界，在“五四运动”爆发后趁教育总长傅增湘辞职之机，极力运作阎锡山心腹田应璜出掌教育部，成功增加自己的影响力[76]。这使教育“模范省”名号在1920年代几乎经久不衰。不过，该印象并未被全部群体接受，比如北京大学的“五四青年”们早就得知山西形象的奥秘[77]：

现在各报纸和参观的人都说山西好，也有几种原因：报纸咧，未见得肯空手说白话，做记者的人格，也不过是几个津贴的价值罢了；
要是请到参观的人一方面，那阎王爷招待的是特别周到，甚至也稍为应酬一点儿小费，所以每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参观，总是说好，就是这个缘故了。

一些新式知识分子对山西也不抱有好感，李大钊在看了《晨报》登载的《山西归客谈》对山西教育事业的批评后，进一步批判道：“未免太恭维了‘模范省’的模范人物，太侮辱了‘教育’‘孔子教育’‘军国民主义’这几个名词。”[78]

目前，不少研究涉及民国山西“模范省”现象时，倾向于简单肯定，认为山西教育实至名归，阎锡山统治有方。持相反态度的论述则大多本于革命史观，与其说否定“模范省”，不如是在否定军阀现象，探讨其中内在机理的研究极少。张仲民虽着眼于“模范省”的内在脉络，但是，他认为，“模范省”话语的形成主要由于禁烟得力，或可商榷。还原“模范省”名号早期流播过程，可以发现：对山西禁烟的赞扬更可能是教育“模范省”形象树立后的附带品，而实际上，山西省禁烟一直不力。阎锡山1922年调查出太古有烟民三万人，寿阳有烟民三千人，1927年更指出全省烟丹岁耗大洋两千万元以上。[25]468-482,491,802官方的宣传书刊亦不讳言：“‘六政’则剪发最好，天足、水利、种树、蚕桑次之，禁烟又次之。”[79]在史实层面梳理“模范省”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阎锡山政权操纵社会名流和外省地方精英在晋的考察，以此引诱他们做出良好评价，从而建构自身的良好形象。这种“请客政治”使用一套模式化方法：一，投其所好且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
二，邀请考察者们讲学并强拉人众到场听讲，营造出向学之风；
三，控制参观路线，只带领人参观政府重点控制、财力雄厚、设备先进且职员可靠的学校，有时还在行程中刻意安排“偶遇”以制造惊喜。第一女子师范、省立第一师范、国民师范学校、山西第一中学等学校已成为“专供参观校”。安徽教育考察团的戴皖一行1921年视察国民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时，竟然发现“(学校一览表)已给参观人罄矣”[55]5。在考察的模式化运作下，参观者们自由支配时限被缩短，目光所及之处被压狭，加上诸般物质的笼络，其所见所闻自然是管中窥豹。另外，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们考虑到革新之难，也倾向于放大军人政权的进取姿态。经亨颐就说：“现在一般把持政权的，但能够好好的做几件为人民谋幸福的事出来，也就得了。”[70]116这样形成的考察结论并不客观，但是，传播能力极强，社会影响力极大。

总而言之，山西教育“模范省”现象说明民国时代的军阀话语并非仅如桑兵所说由“他者”建构[80]，其中也有很强的自建构性。阎锡山敏锐地把握政局纷乱之际社会上对好人政府、好政治的强烈渴望，成功地包装出自己办学兴教的成绩，成功地打造出自己好人好官的形象。因此，有人认为，“军阀在1920年代初对社会仍然具有很大的号召力。”[1]88在《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至1923年所举办的“当今中国十二伟人”调查中，阎锡山获得742票的高票，力压余日章、黎元洪、胡适等人，名列第九。[81]为其投票的在华外国人和中国各界精英，创造了称赞“模范督军”的全国舆论，这既反映军阀统治时代权术的作用，也说明民国时期的教育评价所受的政治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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