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宗岭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和拓展，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1］。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时代节点，只有继续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抓住时代机遇，走在时代前列。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坚定道路自信，坚定道路自信需要树立道路自觉。树立道路自觉需要系统性、学理性探赜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

关于中国共产党何以成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现代化文明”等三要素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文明的创造性转换与合理性借鉴，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文明的综合创新等观点是国内学界的现有结论。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现代化文明”集成赋能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开辟的重要经验，且成为国内学界共识。然而，我们要继续追问“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现代化文明”集成赋能“何以可能”这一前提性问题。为何三者能够集成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并成为现代化的崭新样板，而非“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2］？只有实现了对集成赋能“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有效学理性解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开辟经验才能真正地得到深度探赜与呈现，才能实现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崭新样板的深度理解与确证。对上述重大理论问题的回应，“马魂、中体、西用”论是一条合理可行的介入路径。“马魂、中体、西用”论是由方克立在继承发展张岱年的中国文化“综合创新论”基础上提出的中国文化发展原则，在国内学界受到广泛认同。基于相关观点，可对“马魂、中体、西用”论进行如下理解：

首先，“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理论背景是为了更好地回应中国社会自二十世纪以来出现的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三大对立互动的文化思潮。方克立认为，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虽然各有优点，但是也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而“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文化方针和原则既能吸收前两种思潮的长处，又能克服前两种思潮的内在缺陷。其次，“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理论目的是力图通过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者“建立一种互补或互动的关系”［3］188，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与发展，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再次，“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理论内容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文明三者在文化创新、文化道路选择中的各自角色。“马魂”意味着中国文化道路选择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精神指导原则。“中体”意味着在文化道路选择过程中拥有数千年传承的中华文化必须作为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西用”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化文明的借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审视西方现代化文明，从中汲取智慧应用于中国文化发展之上；
二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化文明的借鉴要坚持以中为主，为中所用的原则立场，西方现代化文明仅是“他山之石”。最后，“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理论要素之间不应存在角色上的冲突或者替代现象，尤其是在“马魂”和“中体”二者的关系上，要明确认识到“马魂”和“中体”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并非取代中国文化的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3］408，“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相结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成为真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3］32。

在题为《“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教授》的访谈文章中，方克立将“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拓展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方克立认为，中国社会自二十世纪以来涌现出的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三大思潮都是为了推动中国更好地“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社会进步”［4］，都主张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只不过在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观点各异。基于这一思路，“马魂、中体、西用”论从宏观意义上可以视为一种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问题的回应。

因此，可以对“马魂、中体、西用”论进行如下定位：在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先后出现了三种文化思潮。自由主义为西化派，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西方文明、走西方现代化道路；
保守主义为传统派，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仍旧需要复归中国传统，以内圣开出新外王。然而，只有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不断中国化过程中实现了“马魂、中体、西用”的有机统一，最终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马魂、中体、西用”有机统一成为可能的原因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开辟的更深层次经验。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终极理想契合，使“以马为魂”成为必然

“以马为魂”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非从来就有，而是经历多重选择之后形成。1840年以后，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先后经历了“中体西用”“复归传统”“全盘西化”等阶段，此时“以马为魂”并未出现。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才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文明之外的另一种现代化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然而，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并不代表着“以马为魂”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即“以马为魂”，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终极理想——共产主义理想与“天下大同”理想的内在契合。

基于文化有效性传播与整合的规律，当异域文化植入时，要使人民群众对异域文化产生心理上的共振、接纳与认同，必须在本土文化中找到异域文化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与历史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理想，萌芽于社会开始有明显的阶级分化与阶级对立之时。“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诗经·伐檀》），“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诗经·硕鼠》）。《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多内蕴普通民众的生活场景与心理活动。当时社会阶级分化，有辛勤劳作而不得食者，有无所事事而享安乐者。普通民众梦想能有一方“乐土”的存在。中国人民对剥削、压迫的现实悲惨社会的厌恶从未消除，中国人民对平等、美好的未来理想世界的追寻从未止步。尤其是儒家学派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勾勒成为中国人民所追寻的样板。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礼运》，详细勾勒了他们心中的未来理想社会即“大同”。

但是，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发展中，“天下大同”理想未能实现。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开始愈加怀疑自己心中那方“乐土”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质疑、破坏，几近毁灭与消亡。西方各异文化思潮接连涌进，中国社会遭遇严峻的文化危机。在困惑与挣扎中，太平天国运动通过“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人不饱暖，无处不均匀”［5］的理想勾勒再一次唤醒了中国人民实现“天下大同”理想的热情，但最终也走向失败。在随之而来的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基于“公羊三世说”重释《礼运·大同篇》，写下《大同书》，认为只有基于对九界的消灭才能建立“天下大同”的社会，才能使理想中的“乐土”变为现实，但如何实现“天下大同”，康有为依旧未能寻得出路。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并且将“天下大同”的理想作为理解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资源。例如，李大钊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现实影响下，号召人们可以依照马克思主义“一步一步地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6］；
陈独秀也认为，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世界“必趋于大同”［7］；
毛泽东将共产主义理解为“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8］等“天下大同”的境地。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心中，中国古已有之的“天下大同”理想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不仅如此，国内学界对共产主义理想与“天下大同”理想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持肯定态度。周桂钿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有很多相似之处”［9］，徐大同也认为“天下大同”理想“成为中国人民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文化基因”［10］。

在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文明三者之中，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有着自身的必然逻辑。共产主义理想与“天下大同”理想的内在契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终极理想的内在契合推动了奋力实现中国梦、探寻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可能，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以马为魂”成为可能。

（二）马克思主义要求在现代化建设中树立文化自觉，使“以中为体”成为必须

“以中为体”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亦非从来就有，是经历多重选择后形成。深度分析“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理论内涵可以得知，其中的“以中为体”区别于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中的“以中为体”。在1840年后，尤其是在洋务运动失败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一些人视为阻碍中国现代化实现的糟粕。而在“马魂”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的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树立文化自觉的观点，促使奋力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人民激起高度的文化自觉，从而使“以中为体”成为必须。

马克思认为在西方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社会发展的目标变成了满足“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11］。恩格斯指出西方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12］。对私人利益、个人财富的追寻成为西方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唯一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多种现代化危机产生。马克思谴责了强势群体为独吞现代化成果而对社会利益的剥夺以及因此带来的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自然界的无情掠夺，资本主义生产以“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为代价”［13］，“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14］。在反思西方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不良后果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共产主义理想以期重新构建一种更加合理的现代化道路。在西方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万物有灵的有机自然观、崇尚美德与智慧的伦理道德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社会交往观被“逐利”全然覆盖。共产主义理想是让社会进一步人性化，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统一在自由人的联合体当中，因此，共产主义理想恰是一种在辩证复归西方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解决西方现代化不良问题、重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深刻表达。

在“马魂”的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始起航，具体表现为从两个现代化发展为四个现代化，从四个现代化发展为党的十九大确立的目标，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经过不懈的奋斗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现代化建设极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也产生一些现代化问题。如：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启蒙主义、民族主义、反现代性的现代化及多元主义现代性”［15］等多元思潮，“生态环境的被破坏，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16］等。

如何化解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消极问题，如何减轻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过高代价，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思考。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与时俱进，从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战略举措从未离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例如，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出多重的强大的文化自觉：面对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道法自然思想被重新唤醒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来源；
面对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道德滑坡等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诚信思想被重新挖掘成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参考。

“以马为魂”要求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有效破解现代化推进所带来的现代化问题，必须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方能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马魂”的基础上，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被唤醒，开始基于中国国情与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创新应用来破解现代化道路推进中的诸多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中为体”真正成为可能。

（三）马克思主义指明的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路径方案，使“以西为用”成为必要

与“以马为魂、以中为体”不同，“以西为用”从1840年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起步阶段就成为一种思潮。值得关注的是，基于“以马为魂、以中为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以西为用”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复制型”特征，转向了“创新型”形态。马克思主义指明的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路径方案，使“以西为用”成为可能。

马克思认为，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但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文明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最终形态，从而导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发展速度与质量渐趋衰落，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本质矛盾决定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无法避免，并最终产生了诸多现代化问题。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7］52。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西方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一味地发展生产力而未曾使生产关系得到变革，面对西方现代化道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必须对西方现代化道路进行扬弃，通过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生产关系适应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这一目标需要通过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在谋划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方案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由无产阶级夺得政权”［17］44，并且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总量”［17］52。

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把握与解决依旧是建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但并未盲目照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所面对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现代化进程，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比欧洲要复杂得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必须发展到“无产阶级不能承受”的地步、“生产力必须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关系才可以开始进行变革，而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从未要求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要完全遵循经典马克思主义，而是要结合特殊历史与现实国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时刻实现了生产关系变革，推动了生产力的协同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带领中国人民通过暴力手段与和平过渡手段先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通过革命与改造的方式使中国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在步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又接续推进改革逐渐形成了富有感召力的战略目标体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借鉴西方现代化文明，广泛引进外资、学习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最终实现了充分且辩证的“以西为用”。十五大就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学习借鉴并创造性应用西方现代化文明作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一环。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纵深发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以归结为实现生产力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路径方案为不断地革命、改造与改革，其实质是实现生产关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从而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保障。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指明的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路径方案，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面对西方现代化文明之时，既能广泛接受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也能清晰地认知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清晰地认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从而得以科学辩证地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制度，从而在“以马为魂、以中为体”的有效指导下使“以西为用”真正成为可能。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开辟的三维经验

基于对“马魂、中体、西用”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有机统一何以可能的问题的论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开辟经验的“重译”，可以从三重维度展开。

在宏观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开辟的经验在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渊源包含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文明成果，三者有机结合是成功经验的外在表征。在中观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开辟的经验在于：中国没有全然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并创新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没有全然复归中华传统文化，而是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树立了高度的文化自觉；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没有全然依附西方，而是借鉴西方现代化文明成果，在“以马为魂、以中为体”的指导下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微观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开辟的经验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理想在终极理想层面的内在契合，使“以马为魂”成为可能；
在以“马魂”为指导的现代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知，推动了中国人民树立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文化自觉，使“以中为体”成为可能；
在以“马魂”为指导的现代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路径方案的选择，在“以马为魂、以中为体”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同共进，不断汲取西方现代化文明的有益成果，使“以西为用”成为可能。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崭新样板的三维回应

“马魂、中体、西用”的有机统一使“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现代化文明”的有机统一成为可能，最终推动了中国式现代道路成功开辟。这一结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何没有简单延续母版，简单套用模板，为何不是再版与翻版，而是崭新样板的根本原因。

首先，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没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没有对西方现代化文明的辩证吸纳，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可能便无从产生。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现代化的崭新样板，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文明三大要素。其次，没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深刻解读，二者终极理想的内在契合便无从发现，“以马为魂”便无法成为现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便不能推动“以中为体”成为可能，继而不能推动“以西为用”成为可能。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现代化的崭新样板，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文明的深入研究与创新诠释基础之上的。最后，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为魂”，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
同时坚持“以中为体”，避免盲目照抄照搬经典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坚持从中国国情、中国历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手，最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面对西方现代化文明，中国共产党也未全盘吸收，而是积极基于“以马为魂、以中为体”对“以西为用”进行辩证审视，从而真正实现“以马为魂”却未简单套用，“以中为体”却未简单延续，“以西为用”却未简单翻版。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现代化的崭新样板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贯彻了“马魂、中体、西用”的有机统一。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经验的三维启示

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奋斗历程，解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开辟的多维经验，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要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用“马魂、中体、西用”有机统一的方针与原则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文明。第二，要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更深层次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从更深层次上研究西方现代化文明，为坚持和完善“马魂、中体、西用”有机统一的方针与原则提供理论源泉、文化动力与参照视野。第三，要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善于从“马魂、中体、西用”有机统一的角度审视各类挑战，为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现代化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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