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玉

(南昌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31)

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已有百年发展历史，从新闻实践史的视角考察，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历经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溯源与初步发展(1921—1949)、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探索与曲折发展(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的复苏与现代化发展(1978至今)三个主要阶段。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实践在各阶段的新闻业务和新闻业态发展侧重不同，因此在不同阶段新闻实践呈现样态不一，表现出鲜明的特征，在多重力量的驱动下连缀而成百年画卷，全景式展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图景。纵观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百年嬗变历程，其业务实践按自身的逻辑演进，表现出独特的演进特征，在新闻实践中积累的业务精髓和实践经验对推动当下新闻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与理念，是有独特性的”(1)王润泽：《实践史：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新探索——读张垒博士的〈中国新闻业的源起〉》，《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11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是整个中国新闻事业的组成部分，其演进轨迹曲折，在百年实践嬗变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演进特征。

(一)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推进力量由单一走向多元

新闻实践是以新闻媒体为载体向前推进的，新闻媒体的发展与传媒生态密切相关，即新闻事业依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技术、国际等因素推进、影响甚至制约着新闻业的发展。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同样依托传媒生态环境而发展，但各因素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展现的推进力量表现不平衡。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政治是推进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主要动力因素，这与西方传媒以经济力量推进不同，这既是近代报刊政论传统的惯性力量使然，也是党的新闻事业在特定时期的传媒环境决定的。自19世纪70年代近代国人自办报刊诞生以来，“中国媒介生长动力机制主要是政治需要。即媒介主要由政治需要产生，在政治斗争中发挥政治宣传作用，随政治的风云变幻而起伏消长”(2)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这适应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代的传媒生态环境。表现在新闻业务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非常注重新闻事业的“喉舌”功能，所以新闻文体中的批评报道、典型报道、社论社评等很受重视。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事业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媒体逐步走向市场化、产业化、现代化发展之路，推进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向前发展的动力从单一力量向多元力量拓展，市场经济环境下党的新闻实践由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因素合力推进，新闻事业除了加强党的“喉舌”功能外，还注重“耳目”功能，充分发挥了媒体的新闻信息传递作用。新闻文体在传统体裁基础上增添了深度报道、现场短新闻、新闻调查等，并注重新闻的时效性和传播效果，同时广告产业适应市场经济大力发展起来，传媒娱乐功能也得到充分发挥，尤其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传媒技术加速了信息传递的时效性、拓展了信息的丰富性，这都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在多元力量的作用下向前推进。

(二)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在深化传媒性质认知中丰富发展

中国共产党新闻业务实践的丰富程度随传媒性质认知深化而变化。改革开放前，新闻业的事业单位性质强调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这是在战争时期特殊传媒生态中孕育产生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传媒公有体制的确立，意识形态属性得到进一步加强。我国传媒公有体制是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确立起来的，此后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在社会主义新闻体制下得以践行。一方面，解放前夕，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对旧有新闻事业改造进行了制度安排。该决定明确规定：“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3)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89页。在此精神指引下，解放初期，包括报刊、广播和通讯社在内的新闻事业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公营性质的新闻事业网络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了以《人民日报》为中心、以党报为主体的公营报刊网，以新华通讯社为主体的国家通讯社网和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国营人民广播电台网。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探索和确立，标志着从晚清开始以欧洲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办报模式被切断，这一模式所奉行的新闻报道的宗旨也被置换，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开始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办报模式，并在延安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全新发展。从此，社会主义新闻实践有了特色化发展，新闻事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得到巩固。

进入改革开放初期，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单一的意识形态属性逐渐突破，“进入80年代后，报社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由于报业经营的需要，报纸的商品属性在经过争论之后得到确认”(4)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第512页。。自此，传媒的事业和企业双重属性形成共识，“即新闻媒体具有形而上的上层建筑属性和形而下的信息产业属性”(5)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四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形成了“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运作方针，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改革开放后的报刊实践中，不但新闻体裁增加了新品种，如20世纪80年代的深度报道异军突起，三色报道、关广梅现象出现，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状和变化；
而且报刊品类也增加了，如晚报开始恢复，之后都市报出现，传媒报道的软新闻不断增多等。报刊发行开始突破“邮发合一”的发行模式，《洛阳日报》于1985年1月开自办发行先河。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之后，超过总数三分之一的报刊开始自办发行，发行份数接近总量的一半，传媒的商品属性在多方面得到体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步入深化阶段，传媒的属性认知更加全面，传媒公共性日益凸显，改革深化阶段的传媒属性表现出意识形态属性、商品属性和公共属性的统一。这一阶段的深度报道在前期基础上不断深化，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形成了深度报道的传媒空间。广播电视传媒适应深化的市场环境，加强了广播频率化和电视频道化改革，尤其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类栏目，不但增加了信息传递的数量，而且增强了新闻传递的时效性和权威性。随着网络媒体的起步和发展，网络传播的海量信息和速度大大满足了受众的新闻欲，同时网络舆论监督功能不断彰显，传媒的公共性日益凸显。随着人们对传媒性质认知的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和业务实践也不断进步和丰富，可见，新闻实践的丰富程度与传媒性质认知的深化密切相关。

(三)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在受众地位提升中曲折向前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实践，群众性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媒体一向重视的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新闻工作已经注意到了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地位，群众性原则在早期党报实践中已然萌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遭遇了严重的摧残，面对严酷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开始把革命力量从城市转入农村，着手在农村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这为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党报与群众的关系更为紧密，群众性原则在中央苏区农村逐步形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群众性原则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一步巩固和成熟。

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诞生一百年来，新闻实践中的受众地位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中国共产党早期党报实践到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前，群众是党报“教育的对象”，即受众成为党报教育、组织和鼓动的对象。1928年《中央党报的作用及同志对党报的义务》提出党员要“帮助他的发行，使我们的影响达到群众中去”(6)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3页。。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革命处于低潮，群众基础薄弱，在大城市党组织处于地下非法状态，需要借助党报宣传教育群众，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以达到鼓动和组织群众的作用。1930年3月26日《红旗》发表《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进一步申明这一原则：“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必须有全国范围内的经常定期的政治机关报，有系统的对全国无产阶级及广大的劳苦群众作广大的政治教育……”(7)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第34页。这时，群众是“政治教育”的对象成为当时的基本认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随着形势的变化，于1941年5月创刊《解放日报》，直至1942年4月1日改版之前的十个月里，群众在党报中的地位，基本上被视为党报“教育的对象”。

在《解放日报》改版后的抗日战争反攻阶段，受众逐渐成为党媒“反映的对象”，亦即党报成为群众的报道者、反映者和喉舌。当群众从“教育的对象”变成“反映的对象”时，党报与群众的对等地位显示受众主体地位上升，离后来毛泽东同志完整表述群众路线更为接近，这一过程完成于《解放日报》的改版。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8)四川日报编辑部编：《新闻工作文集(第一册)·报纸与通讯社的一般知识》，成都：四川日报编辑部，1954年，第347页。改版前夕党报把群众作为“反映的对象”就已提出，到4月1日报纸刊出《致读者》社论中郑重强调报纸不仅要启发群众的觉悟，教育并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9)《致读者——〈解放日报〉改版社论》，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43页。。

抗战胜利后，尤其自土地改革宣传开始，受众逐渐成为党报工作者“学习的对象”，群众在党报中的地位再次提升。土改期间，群众成为党报“学习的对象”并在各领域形成一场运动，曾一度因为过分强调而形成“左倾”。1945年7月《晋察冀日报》的社论《三论如何提高一步》指出：“写群众要写得好，还要老老实实的去学群众。不但要学群众的创造经验，学群众的英勇诚实，而且要学群众的习惯语言，使我们的报道真正能够体现广大群众自己的生活与斗争，而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10)《三论如何提高一步——〈晋察冀日报〉社论》，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第293页。这是要求党员和广大党报工作者放低身段，尊重群众，学习群众的精神品格，并用群众的语言习惯来表达，这样的报道和传播才更有效果。从历史现实看，实现党报的群众定位从“反映的对象”向“学习的对象”转变的关键是抗战胜利后到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改革宣传(11)关于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党报对受众的认知和态度，笔者曾撰文讨论过党报“群众性原则”在新闻实践中的嬗变过程。参见王润泽、余玉：《群众：从“教育”，“反映”到“学习”的对象——党报群众性原则嬗变轨迹解读》，《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12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延续了解放前群众是“学习的对象”的理念。而进入“文革”时期，党媒过分强调“靶子论”，媒体成为向群众传达指令的舆论工具，受众在媒体中的地位退回“教育的对象”。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遵循党性原则，受众地位回归并进一步提高，这时党媒把受众视为“服务的对象”，这不但适应了市场化的传媒环境，而且群众性原则进一步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中得到落实和深化。

总之，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一百年来，尤其改革开放后，党的新闻事业的商品属性和公共属性逐渐凸显，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对受众地位增强了辩证认知，明确了受众在党媒中的地位，从“教育”、“反映”、“学习”到“服务”对象的变化，这一认知嬗变轨迹表明受众在党的新闻实践中的地位逐渐提升。诚然，党的新闻工作者对受众地位认知不断全面和完善，反过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不断向前发展。

(四)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在新闻理论反思中不断推进

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统一体，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是在丰富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而系统化的新闻理论又能更好地指导无产阶级新闻实践。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在形成系统化理论之前经历了漫长的探索时期，源头可追溯到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经历大革命时期后直至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在战争环境中不断丰富，党的新闻理论不断总结升华，经过漫长的战争洗礼，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逐步系统化和学理化。“从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从早期新闻实践中萌芽、积累，并逐渐开启了学理化探索”(12)季为民、叶俊等：《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百年发展脉络与演进逻辑》，《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年第4期。。

194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整风运动，这为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成熟提供了契机和土壤。《解放日报》为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党报进行了理论反思，并在整风运动中刊载了大量关于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文章，对无产阶级党报理论进行了系统化论述和总结，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澄清。自《解放日报》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到发表改版社论《致读者》，随后刊登《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党与党报》、《政治与技术》、《本报创刊一千期》、《提高一步》、《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等一系列关于新闻工作的文件、社论和署名文章，是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代表性成果。

这些文章针对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基本问题及时进行了回答和厘清，具体的新闻理论贡献在于：首先，强调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观，批判唯心主义的新闻观。陆定一撰文指出：“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本源是事实”(13)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第265页。。其次，坚持无产阶级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确立“全党办报”思想，其实质就是办报要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再次，提倡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明确的政治方向。最后，提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即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解放日报》针对这些问题紧密结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进行了明确回答，初步奠定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理论基础，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对改造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思想和推动新闻工作深入改革大有裨益。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对无产阶级新闻理论问题作了更为清晰的说明，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进一步成熟，而延安时期探索、总结的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反过来有力地指导和规范了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环境下的新闻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开始了新的探索，“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提出并进行了初步探索，虽然研究由于“文革”而中断，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研究，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代表作。进入新世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提出并大力提倡，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内涵。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得到提倡和认可，其中无产阶级新闻理论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新闻学界正在努力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在新时代不断完善和丰富。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经历百年嬗变，每一阶段的理论反思和体系形成，反过来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丰富和发展。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发展历程，无论时空如何变幻、媒介生态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实践中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重视舆论监督、尊重新闻规律和锐意进行改革等实践精髓不会变，这些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基本遵循。

(一)党性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理论基石

党性是一个政党根本性质最集中的体现，在新闻工作中遵循这一原则就是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该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基石和灵魂。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决议指出：“不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1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第1页。中国共产党关于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自此得到认知和初步确立。

经过长期战争直至延安整风后，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发刊词中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15)《〈解放日报〉发刊词》，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第441页。1942年4月1日该报在改版社论《致读者》中再次强调：“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并进一步强调党报要贯彻党性，“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是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16)《致读者——〈解放日报〉改版社论》，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第442页。。至此，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才真正确立起来。

至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贯彻党性原则可从党媒处理与群众的关系上得以体现，强调党的媒体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刘少奇1948年10月2日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强调：“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党性、个性，如果你有接近群众的个性，有全面深刻反映劳动人民心理之个性，这是好的。”(17)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第510页。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改版社论《致读者》中明确指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18)《致读者——〈人民日报〉社论(1956年7月1日)》，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第715页。1957年毛泽东提倡“政治家办报”，批评“书生办报”，当年6月先后两次论述这个问题，1959年再次重申了“政治家办报”的问题，即办报人和新闻机构要有政治意识和胸襟，从政治上总揽全局，在办报中落实党性原则。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依然非常受重视，除了党报外，复刊的晚报、新创的都市报和期刊杂志等媒体，具体操作上要求在党的工作重点为主旨的前提下提倡创新。面向基层的综合性刊物《半月谈》在改革开放后创刊，创刊号《致读者》提出的办刊宗旨是，“以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紧紧围绕四化这个中心，密切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办好刊物”(19)半月谈编辑部：《致读者》，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第741页。，凸显刊物的党性原则。

20世纪90年代，新闻事业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大潮，朝市场化、产业化方向改革，党的领导人依然强调在市场化媒体改革中坚持党性原则。1996年1月，江泽民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办好报纸“首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20)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339-340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同样强调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他在2016年2月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新闻舆论工作首要的是“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并进一步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21)《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2016年2月20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220/c1024-28136187.html，2021年1月5日。可见党的新闻工作始终把坚持党性原则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百年历程中，党性原则作为理论基石一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中。

(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纵贯主线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方针纵贯于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之中。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党的新闻工作逐渐形成以正面典型报道的传统，这是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方针的具体体现。典型报道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的独创，也是中国特有的报道形式，如果把中国共产党党报上的典型报道进行历时性考察，可以清晰看到党报上典型报道是一道靓丽的风景。我国典型报道发端于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对劳动模范吴满有的报道，此后报刊不时地推出先进典型，如赵占奎、杨朝臣、刘建章、刘秉仁、刘永祥、郭凤英、黄立德和伶玉等先进个人，以及南泥湾、金盆湾和南区合作社等先进集体。据不完全统计，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报》出现的模范人物多达600名以上，有关先进集体的新闻报道达40余条(22)朱清河、林燕：《典型人物报道的历史迁延与发展逻辑》，《当代传播》2011年第4期。。

进入建国初期，我国典型报道高潮再起，如抗美援朝中的英雄黄继光、罗盛教等典型。至1960年代前期，我国典型报道更具规模和声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关于我国登山队攀登珠峰的报道，关于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报道，以及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铁人王进喜、县委书记好榜样焦裕禄、种棉能手吴吉昌等先进人物的报道。这些有关先进个人、先进集体的正面典型报道鼓舞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同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做贡献的斗志。“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也难免要受到‘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打上历史的烙印，这是次要的”(2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5页。。

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和人文环境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党的媒体将典型人物报道推向新高潮，如坚持真理的张志新，献身科学的陈景润、蒋筑英、罗健夫、邓稼先，精神文明方面的朱伯儒、张海迪、赖宁、张华、华山抢险队、中国女排、赵春娥、老山英雄等典型，宣传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等先进思想。1989年11月25日李瑞环在中宣部组织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提出，“新闻工作必须坚持而绝不能背离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即“一切鼓舞和启迪人们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的新闻舆论，都是我们需要努力报道的”(24)吴廷俊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5页。。自此，新闻工作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正式提出并确立下来。当下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钟南山、张伯礼、张定宇、陈薇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和“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中适时推出的正面宣传报道对读者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有利于净化人民的心灵和推动国家良性、健康发展。

(三)舆论监督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显著特色

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履行舆论监督职责是通过批评报道得以落实，且批评报道成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土地革命时期，《红色中华》作为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喉舌，曾在报缝中一直重复刊登《欢迎投稿》的启事中提及，“无论长篇矩著，本报竭力欢迎。特定投稿办法如下：1、论文，时评，社会调查，工农运动，红军斗争，各项新闻，对于政府与群众运动，各项工作的批评，群众文艺等等”(25)陈信凌：《江西苏区报刊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70-171页。，毫不回避和排斥报刊对工作的批评，并设置“苏维埃建设”、“突击队”、“铁锤”、“铁棍”、“轻骑队通讯”、“党的生活”和“生活批判”等批评栏目，对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官僚主义、官商勾结等行为进行监督和批评，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中批评报道传统的形成。从战争年代延续到和平年代，批评报道成为中国共产党利用党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判、淳化党风民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手段。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解放为新闻界释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未有的思想活力，批评报道依然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1979年11月25日，石油勘探局“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渤海迁移井位拖船作业途中翻沉，死亡72人，直接经济损失达3700多万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大的死亡事故。事故发生后，《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报道了海洋石油勘探局领导严重违章指挥造成重大责任事故，并将事故真相公之于众。国务院对此事进行了严肃处理，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新闻界对此事件报道称作是新闻批评的一个“里程碑”。1980年6月14日，新华社报道了山西省昔阳县在水利建设中，领导干部独断专行，历时四五年，耗资几千万，盲目上马“西水东调”，之后《人民日报》针对领导人的错误导致劳民伤财的“西水东调”的蠢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报道，标志着新时期新闻批评的复兴。

改革开放进入深化阶段之后，批评报道更好地彰显了舆论监督的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等节目开播，尤其是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和发展，传媒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越来越凸显。2003年是我国网络媒体发展的分水岭，当年网络事件井喷式发展，如“非典”事件、“孙志刚案”、“刘涌案”、“衡阳大火”、“繁峙矿难”、“宝马车肇事案”等都发生在这一年，后来发生的“陕西华南虎假照事件”、“杭州飙车事件”、“三鹿奶粉事件”、“我爸是李刚事件”、“药家鑫事件”、“江西宜黄强拆自焚”、“温州动车事故”、“八孩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等，网络传媒的批评监督力量得到充分彰显。到目前为止，网络在推动热点事件的进程和社会问题解决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舆论监督作用。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实践中的舆论监督传统一直承继下来，形成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特色。

(四)新闻规律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内在机制

新闻规律是新闻实践的内在制约机制，规约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走向。新闻报道“用事实说话”，新闻工作者“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地报道新闻，正面宣传为主与舆论监督的辩证统一等都是必须遵循的新闻规律(26)陈力丹：《坚持党性原则，尊重新闻规律——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体会》，《中国记者》2016年第3期。。

大革命时期，1925年创刊于广州的《政治周报》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情况下出版的。时任第一任主编毛泽东遵循“用事实说话”的新闻规律，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强调：“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27)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第381页。表明在宣传斗争中，不能依靠空洞的议论，而是要充分发挥“事实”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力量，从而凸显权威说服力。

土地革命时期，《红色中华》报刊很好地践行了“舆论监督”规律，在发刊词中阐明：“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28)《〈红色中华〉发刊词》，《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第1版。通过开设“铁锤”、“铁棍”、“突击队”等栏目进行针对政府部门及其相关人员的批评，在中央苏区的特殊时期很好地发挥了党报的舆论监督功能。

抗日战争时期，“新闻自由”规律在1938年创刊于汉口的《新华日报》得到生动体现，该报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一份大型机关报，在出版生态极其恶劣的情况下，“该报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在‘反检’斗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29)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8页。。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1956年7月1日改版时提倡“开展自由讨论”，认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30)《致读者——〈人民日报〉社论(1956年7月1日)》，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第716页。，“新闻自由”规律在党报实践中得以表现出来。

“新闻规律是新闻活动的内在机制，不断演进发展的新闻活动方式会生成新的机制，这些都需要不断认识”(31)杨保军：《论“新闻规律”与“新闻规范”》，《新闻记者》2021年第2期。。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进行改版，把新闻视野从国际转向国内，特别是解放区，这便是符合新闻规律的新闻改革。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公有制新闻体制探索、《人民日报》针对党报脱离实际的状况适时改版、《人民日报》改版中反思教条主义错误、改革开放后重启新闻改革、1980年代信息观念引入新闻业并指导新闻实践、1990年代进一步进行全方位新闻改革等，这一系列新闻改革的探索表明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在不断变化的传媒生态中探索新闻规律、尊重新闻规律，遵循新闻传播的普遍原则，在新时期媒介市场化、产业化过程中推动新闻事业朝现代化发展。诚如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一样，“是党通过实践探索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逐步形成并持续推动发展的”(32)岳奎：《党的八大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及对改革开放的重要影响》，《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当然，在中共百年新闻实践史上也出现过违背新闻规律的现象，“尊重、适应新闻规律，就是不可越界，就是在规律允许的范围内展开新闻活动。一旦超越规律允许的限度，就会遭到规律的惩罚”(33)杨保军：《试析尊重新闻规律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要求》，《当代传播》2017年第6期。。在1947年开展的“反客里空运动”就是针对不真实新闻报道和报道中弄虚作假作风的新闻改革，是土地改革宣传中违背新闻真实性规律的一次纠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新闻体制得到加强，在1950年代初“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过程中，“完全按照斯大林模式建立起了新中国的新闻管理体制，包括——新闻媒体全部国有化……党管新闻媒体……党媒功能党委化”，“由于这种新闻体制在理论上与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要求背道而驰，在实际上很快接二连三地出现失误”(34)吴廷俊：《新闻媒体必须按新闻规律行事——对共和国新闻史上三个指导方针的反思》，《新闻与传播评论》2009年刊。。完全把苏联模式照搬运用于中国新闻实践，不仅违背新闻规律，也会影响新闻业务实践的正常开展和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之初忽视新闻商品属性也影响了新闻事业的良性发展，凡此种种需要在新闻改革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新闻规律的理解和探索。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35)《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尊重新闻规律有利于推动新闻实践的良性发展，因此，其作为新闻事业的内在要求和检验准绳一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实践中。

(五)业务改革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发展的活力源泉

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实践是在业务改革中不断推进的，锐意改革给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和新闻实践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史上，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进行理论反思和业务改革，改革开放前主要体现在党报的改版上，改革开放后则主要体现在党领导下的纸质和电子传媒全方位的改革上，每一次改革都会反思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从而整体推进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丰富和发展。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新闻业务的大型改革大致包括改革开放前1942年《解放日报》和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改革开放后新闻业务实践改革经历了1978年新闻业务的复苏与改革，以及1992年纸质和电子传媒的全面改革。

延安《解放日报》自1941年5月16日创刊后，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办报实践有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弊端，以致1942年1月24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同意毛泽东指出今后《解放日报》应从社论、专论、新闻及广播等方面贯彻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文字须坚决废除党八股。”(36)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第118页。至1942年4月1日发表《致读者》改版社论，《解放日报》在采访、写作、编辑、文体、文风等业务层面遵循党性原则进行全面改革，自此《解放日报》版面大大改观，脱离了教条主义倾向，成为指导边区工作的一张完全的党报。同样，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后经过几年的发展，也出现过脱离实际和可读性差等问题，“面对这一情况，《人民日报》着手进行改版，以满足党和人民的期望，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党中央机关报，同时也代表人民说话的报纸”(37)刘海贵主编：《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9页。。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正式改版，改版后扩大了报道范围，新闻数量增多，新闻更贴近读者和生活，版面图文并茂，清新活泼，新闻文风大大改进。中共中央机关报通过两次大的改革，为新闻业务发展带来了活力，释放了能量，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新闻本位”复归，新闻改革重新启动。20世纪80年代初，新华社创办的《半月谈》和《瞭望》是新闻改革的突破口，其生动、权威、深入的报道内容开启了那个时代的新闻改革。《半月谈》创办目的是为了“拨乱反正”，重新确立正确的新闻报道思想、树立正确的理论宣传实践标准，而《瞭望》作为另一改革窗口，其创办目的和出发点在于：有突破报道禁区的尝试，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倾向，刊物对文风多样化和报道创新的要求，以及努力成为专业新闻周刊。通过改革，新闻业进一步解放思想，记者独立思考的空间扩大，深度报道应运而生，以致各大媒体形成了深度报道的传媒空间。

1992年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推进，新闻事业突破只属于上层建筑的性质认知，同时也认定其属于信息产业的性质，我国新闻事业出现了“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新思路。随着网络的起步和发展，传媒的公共属性也开始显现。在此背景下，自1996年开始，我国传媒业开始结构调整和转型，党媒“从粗放型发展转化为集约化增长，从外延性增长转向内涵性增长”(38)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四版)》，第369页。，报业出现集约化经营，广播电视走向频率、频道专业化的多元化之路，传媒产业化趋势明显。这些随着传媒生态的变化而进行的传媒业改革，促使我国传媒业形成争奇斗艳的传媒市场，传媒业成为国家支柱性产业之一。新时期新闻改革的活力再次得到释放，新闻实践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新闻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仅体现在新闻业务领域需要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更体现在新闻事业的历史就是充满变化的实践史，体现在其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社会其他领域千丝万缕的互动过程。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新闻事业的生动样貌”(39)王润泽：《实践史：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新探索——读张垒博士的〈中国新闻业的源起〉》。。因此，在实践史视域下考察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的嬗变历程和逻辑理路，总结其实践经验和业务精髓，思考其未来趋势和发展方略，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进路与理路：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嬗变路径

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百年发展历经战争时期、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三个阶段，其新闻实践有一条清晰的嬗变路径。“中国新闻的实践并不是完全按照西方新闻理论的逻辑进行的，而是体现出独特的路径”(40)王润泽、谭泽明：《沟通：百年中国新闻实践的核心理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0月12日，第4版。，结合现实语境考察其嬗变的历史进路与逻辑理路，可以更好地揭示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演进脉络。

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是依托政党展开的，我国政党报刊的前身是近代早期国人创办的政论报刊，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涤荡，《新青年》等报刊的社会主义因素出现并增长，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随之开启百年发展历程，报刊、广播、通讯社业务实践起步并发展，党的新闻实践藉此逐步进入早期探索时期。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实践框架的最早建构时期，中央苏区时期的新闻实践框架在延安时期得到沿袭与赓续，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深化与拓展，所以，“中央苏区的新闻宣传实践是新中国媒体运行的先行摸索与成功预演”(41)陈信凌、邱世玲：《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实践框架的最早建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7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开启新篇章，建国初期新闻实践在改造私营新闻业和确立社会主义新闻体制过程中不断探索，其间媒体公有体制的确立、新闻改革的成功探索、典型报道传统的形成、电视新闻实践的早期探索等都是适应建国初期传播生态而发展的。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我国正式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重启新闻改革，新闻实践随之回归正途，中国传媒开启了市场化改革之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探索和深入，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出现报刊版面形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新闻文体的继承与创新、新闻批评的重拾与突破、广播与电视新闻业务的改革与探索、媒体产业化转型与新闻实践发展、网络新闻业务实践的探索与发展等时代特征和突出表现。从发展趋势来看，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媒在市场化背景下出现了产业集约化转型、广播电视新闻业务改革和网络新闻业务新变化等，新时期新闻业务实践整体朝现代化态势发展。

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历史进路与逻辑理路是互助交织的。纵观中共百年新闻事业的实践嬗变，现在看似习以为常的报刊样貌，广播、电视、网络新闻实践的起步和丰富，以及不同媒介形态的每一步新闻业务改进在当时都是一项创举，它们都是由其内在逻辑力量规制而推进的。

诚然，中国共产党新闻业务实践演进是综合因素内在作用的结果，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是外部驱动力，国内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和文化水平是内部驱动力，外加科学技术的进步，共同推动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嬗变发展。外因虽然是重要推动因素，但内因终归起决定作用，具体表现在：首先，新闻业务实践演进需要新闻工作者具有业务探索能力，提升新闻业务水平，如对新闻采、写、编、评、摄、录、播等业务的步步改进就是不断探索的结果。其次，新闻业务实践演进需要新闻工作者具有突破陈规、富于创新的能力，如报纸的版式、版面和编排的不断变化，新闻传媒形态的丰富，广播电视新闻与网络新闻的发展等都离不开创新能力。再次，新闻业务实践演进更需要新闻工作者具有革新的勇气，因为近代以来新闻业务实践的重大变革需要冲破传统习惯势力的阻碍，如报刊版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版面编排和报道内容不断变化，新闻文体逐渐丰富，广播电视新闻实践起步后遭遇挫折回归正轨，以及网络媒体在中国的破土而出到其威力彰显等，都是一代代新闻人的勇气和责任担当。当然外部驱动的科技进步是新闻业务实践演进不可或缺的重要驱动力，如报刊采编、印刷、发行以及广电和网络新闻业的发生与改进都需要技术作支撑。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在传媒性质认知深化、受众地位曲折提升、新闻理论不断反思中向前推进，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在实践嬗变中所表现出的特有的演进特征，又体现了历史进路与逻辑理路的统一。

(二)坚守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经验的辩证省思

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的实践经验主要体现在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重视舆论监督、尊重新闻规律和锐意进行改革等方面，这些业务精髓纵贯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实践中。新时期的新闻工作者若要科学、全面认知这些实践经验，就要把握好坚守与发展的关系，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省思其业务精髓及内涵变化，以利于推进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当代发展。

党性原则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首要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培育出的优良传统，“开创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为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同党中央保持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一致的好传统”(42)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3页。。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党的新闻工作要同党中央保持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一致，这是新闻工作贯彻党性原则的根本要求。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性原则会适时增加体现时代特色的新内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新闻实践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也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党性原则赋予的新内涵。当下新闻工作特别强调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对党性原则坚守与发展的辩证统一。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43)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第453页。。正面典型宣传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中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仍需坚持，不但要适时推出先进典型等正面报道，而且正面宣传的内容和理念要与时俱进，体现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如新时期的正面典型人物报道，其报道理念实现了从“神化”向“人化”的转变，报道对象从“高、大、全”的正面人物向典型人物、新闻人物、“冰点”人物拓展，甚至平凡人物所做的不平凡事也是正面宣传报道的对象，正面典型报道逐渐走向客观、全面。

强调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并不是要摒弃批评报道，两者是互为补充的，无论表扬或批评都要给人民群众以希望、信心和勇气，因此，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在强调正面宣传的同时没有忽视舆论监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19”讲话中强调指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44)《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无论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新媒体时代，新闻传媒一直是净化社会空气、淳化党风民风的重要手段，但网络媒体时代与传统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内容、范围、时效等方面有较大区别，得益于网络传媒所具有的时效性、便捷性和广泛性，以致党媒的舆论监督功能在新媒体时代更为凸显，从而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监督的“变”与“不变”的统一性。

尊重新闻规律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内在要求。“新闻规律是新闻活动自身具有的内在本质联系，是新闻活动诸多因素在新闻活动展开过程中形成的稳定关系”(45)杨保军：《论“新闻规律”与“新闻规范”》。。新闻规律是固有而隐匿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者不但要有尊重新闻规律的意识，而且要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主动探索新闻规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探索新闻规律应做到与时俱进。新时代新闻工作者认识新闻规律在不断走向自觉，虽然有时有违新闻规律，但对新闻规律认知和探索的自省意识是长期存在的。与此同时，在遵循新闻规律的前提下不断加强新闻业务改革，这本身就是遵循新闻规律的表现。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实践发展史，锐意改革是党的新闻事业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新闻实践中保持改革创新的姿态，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才会焕发出生机和魅力。因此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不能静态看待尊重新闻规律和新闻业务改革，而要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变化过程。

整体而言，从实践史的视角考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实践大体经历了共产党成立前的摸索，共产党成立之初的探索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进一步探索，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媒体市场化推动下逐步朝产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扎根于革命战争、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特殊环境和现实土壤中，其实践演进是新闻业自身与社会发展互动的结果，推进力量多元，发展过程曲折，嬗变轨迹独特，演进特征鲜明。辩证认知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在演进过程中积累的丰富而宝贵的实践经验和业务精髓，对新时代党的新闻实践发展能起到重要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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