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大斌

6月下旬一个酷热的午后，我家的座机电话铃声响起。自从用了手机及微信，它便受到了冷落，只有少数年纪较长的老朋友才会想起它。这是哪位老友的来电呢？我忙拿起听筒，传来的却是一个让我震惊的噩耗！电话是远在浙江温州的让我敬重的戴洁天的夫人打来的。她沉痛地对我说：“老戴走了！”两个月前他住进了医院，6月20日走了。她说，老戴走的时候没有任何痛楚，安详平静地闭上了眼睛。

戴洁天静悄悄地走了，但他的百年风雨人生，尤其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他全身心投入的那场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的“永嘉‘包产到户’试验”，却载入了史册。他在其间的求实、探索精神，所作出的贡献，永远记在我们心中。虽然前些年我已写过一些文章加以介绍、称颂，但在这最后送别的时候，依然有满心的话要说。先辈们的试验已过去60余年，他们面向实际探求真理的指导思想，为农民寻求能够发展生产、吃饱肚子办法的指导思想，全心全意深入实际为民谋利益的信念和追求，在今天党中央倡导的乡村振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的实践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态的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大集体经营体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成果，是我国农业走出徘徊困局，实现快速恢复发展，并为农村振兴走向现代化开创了新局面的基础。所以，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我们不断听到不少地方的农民都说“包产到户”最早是在他们那里出现的，他们的说法都有自己的根据。的确，在合作化、公社化过程中，全国农村不少地方都先后实行过各式各样的“包产到户”。但是，多年来经过众多权威农村问题专家学者的深入考察研讨，已经形成一致的认识：真正最早把“包产到户”当作完善集体经营体制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在较大范围里实行并取得明显效果的，是浙江省永嘉县1956年5月到1957年3月长达10 个月的“包产到户”实践。

永嘉县“包产到户”实践是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先经典型试验、总结实践经验，后才在全县42%的农村生产合作社中实行的。在试验过程中，永嘉县委及县委派出的试点工作组，面对诸多实际和理论上的问题以及来自上下左右的各种责难，顶住巨大的压力，坚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积极探索。试点结束时写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高水平总结，对“包产到户”性质的大论争，产生了全国最早一批论述“包产到户”问题的重要文章，成为当今研究中国农业体制变革历史的经典之著。

永嘉“包产到户”实践的先辈们不愧为农业集体经济体制上的严重弊端的先知先觉者，完善中国农业经营体制的勇敢探索者、先行者，其贡献是历史性的。他们是永嘉县委领导及县委、区乡各级干部，其中贡献突出的有三位：当时的中共温州地委委员兼永嘉县委第一书记李桂茂、县委宣传部长李云河及亲手完成试点设计及各项工作并写出具有较高理论水平总结的县委农工部干部戴洁天。人们称他们为“永嘉三杰”。

“永嘉三杰”中李桂茂、李云河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只有戴洁天是一个尚未入党的年轻人。然而，正是这位主动加入的年轻人，在这场试验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成为完成这场试验全过程最得力的实践者。

2001年秋天，我专程到温州拜访戴洁天。被誉为“永嘉三杰”的“两李一戴”，已经有两位先生先后辞世，戴洁天是“硕果仅存”的一位。这时戴老已年过七旬，但身体精神很好。他是浙江省瑞安县（现瑞安市）人，当年进行“包产到户”试验时，老戴正是朝气蓬勃的青年，是当时永嘉县农村工作干部中少有的一位大学生。他上中学时就接近党的外围组织，后在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读书时，投入党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解放前夕，白色恐怖加剧，戴洁天被疏散回温州，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活动。温州解放后，戴洁天参加永嘉青年工作队，迎接进城部队做好城市接管工作。1950年，戴洁天进入浙江省干校土改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分回温州专区永嘉县参加土地改革，从此与永嘉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互助合作运动兴起后，他作为县委农村工作部的一名最年轻的干部，长年在乡下驻点办社，与农民共同生活，与乡亲们结下了深厚情谊。

1955年冬天，永嘉全县出现合作化高潮，涌现出一批规模较大的集体农庄（高级社），其中最有名的是三溪区潘桥农庄。这个农庄以一个高级社为核心，吸收周围15 个初级社、一批互助组和一批单干农户，组成一个有1184户农民的大型农庄。戴洁天是县里派来的建社工作负责人。高级社建社完成时正赶上春节，只见到处红旗飞扬，村村敲锣打鼓，一派欢庆景象。可春节一过，开始春耕生产，社干部才发现，面对如此庞大的农庄，上千男女劳动力不知该如何有序地组织生产，合理计酬，只好仍然沿用小型初级社的办法，包工到生产队。队长天天忙派工，夜夜忙评分。戴洁天见状感到问题严重，当时又恰逢灾年，农民口粮不足。如果不能有效组织社员搞好生产，增产粮食，社员又靠什么生活？合作社如何巩固？他当机立断向县委提出报告，要求在完成建社任务后，继续留在潘桥社“解剖麻雀”，帮助社干部摸索如何搞好合作社的生产管理，发展生产。

得到批准后，戴洁天就在潘桥扎下来。他白天跟随社员下田干活，夜晚参与评分，做完一天的例行工作后，再召集社干部研究集体生产管理问题。戴洁天很快便找到问题的症结：这里实行的管理办法极为粗放，干什么活都是集体伙干，只有大包工，没有小段计划，计酬仍然是“死活活评”。“白天干活大家一起混，夜晚评分面红耳赤争”。这时，正巧浙江省农工部印发了一个《改进生产管理》的小册子，介绍了《个人专管地段劳动质量负责制》。戴洁天认为，这个办法里大有文章可做。过去一直是包工包产到队，至多包到作业组，不允许包到社员包到户。这个“个人专管地段”就突破了包工不可到人的禁区。老戴和社干部一起结合过去实行过的小段包工的经验，改进了生产管理办法。首先是划小基层劳动组织，全社以行政村为基础，划为7 个大队、55 个生产队，生产队固定作业区（专管），以生产队为包工包产核算单位，然后是全社建立“四包”责任制，生产队向合作社“四包”、作业组向生产队“四包”。而社员个人，按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分别固定管理一定的耕地面积（社员个人专管）。这就叫“个人专管”“联地到人”，把“专管制”与层层“四包“，与按件计酬结合起来，建立起“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从而使潘桥社生产管理上了一个台阶，正常生产秩序初步建立起来。

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他深知，实行这种专管制，解决了生产管理上的“大呼隆”，使生产秩序大为改观，但这种办法只“联地到人”，却不联系产量。实行这种办法，社员们出勤多了，却不愿意出力流汗，更不可能尽心尽力地干好每一件农活。社员说，“增产1000斤，也没有我1000斤的好处”。而搞农业种庄稼，是开“露天工厂”，受制于天、受限于地。既是社会生产过程，又是生物的生长过程。所以，农业上真正有效的生产责任制，一定要能够让社员们人人关心作物产量。农业生产上的责任制，绝对不能离开包工到人，而要联系产量，建立联系产量计酬的包工包产到人到户的责任制。

戴洁天此议一出，合作社的干部和社员们都说这个方法准灵。可是，当时上级已有明文规定，“三包”也好、“四包”也罢，只能生产队向合作社承包，最多是作业组向生产队承包，绝不允许个人承包。这种既包工又包产还包到人、包到户的办法，能实行吗？

戴洁天坚信这是从实际出发的好方法，应当这么干。他连夜跑回县城向县领导提出建议。他走出了永嘉“包产到户”试验的头一步。

戴洁天的想法得到了中共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的支持。李桂茂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从山东南下的老干部。他作风深入，熟知农村情况，了解农民，并重实际、敢负责。他是永嘉“包产到户”试验起决定作用的决策者。县委宣传部长李云河（1956年6月他升任县委副书记），也积极支持“包产到户”试验。

李桂茂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讨论是否实行“包产到户”试验。会上常委们意见分歧，支持的、反对的各有四票，是试还是不试？最后的决策系于李桂茂一人。在这关键之时，李桂茂当即拍板，决定在三溪区潘桥社进行包工包产到户试点（后因故又将试点改为李桂茂在土改中的基点乡燎原农业社进行），并决定戴洁天担任县委试点工作组组长。

1956年5月，戴洁天不负县委委托，带领县委试点工作组来到燎原社，全身心投入整个试验。在燎原社试点的10个月里，他白天下田劳动，在生产中了解发现问题；
夜间开会研究工作，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农活种类繁多，地块不同、季节有异，要逐项设计各类农活的岗位职责、要求，测算数据，组织社员讨论修改，再到实践中验证。回忆起当年在燎原社的试验，戴洁天说：“我就在会计室的后间，在小学里搭伙。我和社干部们每天工作16 个小时以上，每天夜里工作到下半夜，没有节假日，从不计报酬。尽管生活清苦，饿了只喝一碗凉水，但我们感到其乐无穷。因为我们怀着一个强烈的愿望，从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一种既符合社员心愿，又符合党的政策要求；
既有利于促进合作社的巩固提高，又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责任制。”“我们现在去干一件大事,是在实践中编写中国自己的农业‘政治经济学’。”戴洁天曾满怀自豪地对伙伴们说。

从5月到9月，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探索，试点组拿出了一整套实行联产承包的经验，戴洁天深入总结实践经验，写出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这份总结既可实际操作，又有理论上的阐述，是对这次“包产到户”实践进行的科学系统的总结。中国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说，这是全国第一份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对“包产到户”深入、系统、科学的总结。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富有生命力。

戴洁天写的这份《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明确提出：“我们的生产管理特点，就是应该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总结》说，建立高级社之后，从个体经营变为集体经营，“具有某些大生产特点”，农民“劳动热情高涨”。但劳动工具除抽水机外，仍然是古老的、落后的，基本是“1007部队”（即一条扁担、两个粪桶、一把锄头，作为主要工具）。众多劳动者带着古老的手工工具，涌到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上，依着小农经营方式，进行细致复杂的生产。生产队长面对着几十个强弱不同的劳力、小块分散的土地，复杂的生产内容与精致的耕作技术，加以每块地上不同的作物，晴雨不定的天气，很难进行计划管理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往往束手无策。这不仅使社员生产积极性受挫，还造成了社员之间关系紧张。要解决这些问题，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包产到户”。

《总结》提出，合作社应发挥两个积极性——“以大生产方式来积极兴修水利，搞基本建设，抗拒灾害；
改造自然条件来适应集体生产”。而“对于田间管理中的耘田除草以及饲养积肥，则采取‘个人专管，分户经营’的办法。既要发挥集体经营优越性，又要充分利用小生产小规模经营的积极作用”。

《总结》对建立生产责任制为什么要联系产量这个最敏感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劳动质量好坏”只有“到收成时才能从产量看出来”，所以要“以产来鉴定工的价值”，“离开产量的责任制就不是真正的责任制”。

但是，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包产到户”试验成功和戴洁天的总结，改变不了当时中央的指导思想和社会舆论，质疑斥责之声来自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中共永嘉县委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于1956年9月17日，召开全县合作社社长千人大会，县委书记李桂茂不顾各方的议论，宣布在全县不同类型地区扩大“包产到户”试验（也称“有限推广”的阶段）。很快，全县200多个农业社，占农户总数42%的人口实行了“包产到户”。温州地区各县也很快受到永嘉的“传染”，瑞安、平阳、文成等县不少农业社也实行起来。据统计，1957年春天，温州地区各县共有1000 多个合作社自发、公开地实行“包产到户”，包括17.8万名农户，占全地区农户总数的15%。

永嘉“包产到户”试验，触及了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最敏感的问题，其主张和做法与当时党和国家推行的合作化主流不相一致，在某些人看来，属离经叛道之举。试验终于引发了一场大论争。这场公开大论争的开场锣鼓是中共温州地委机关报《浙江大众报》敲响的。在永嘉县委决定多点试验之后仅两个月，即1956年11月19日，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武断地给永嘉的试验戴了政治帽子，说这是“在生产方式上从集体经营倒退到分散经营”，说这种办法调动起来的是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

永嘉县委不服。在地委会议上，李桂茂与《浙江大众报》总编辑激烈争辩，县委决定对《浙江大众报》的责难进行公开答辩。李桂茂召集不久前刚从县委宣传部长升任县委副书记的李云河、戴洁天等人商讨，写出了专题报告《“专管制”及“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方法》，上报中共温州地委、浙江省委。华东局和党中央对“包产到户”的理论及实践中的有关问题作了更加全面深入的阐述。党史专家廖盖隆说：“这是全面阐明‘包产到户’责任制的第一篇论文。”文章概括了永嘉“包产到户”试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方面的成果。

1957年1月27日，《浙江日报》刊登了永嘉县委专题报告《“专管制”及“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一文，当时署名为李云河。

在这里必须说明，这篇专题报告是永嘉县委的集体写作，基本素材是戴洁天的“包产到户”总结，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作品。据李桂茂说，因为县委意见并不统一，只好个人署名。李桂茂是当地地委委员，署名必须经地委批准。当此文上报时，地委书记不在温州，故李桂茂没能署名。而另一位主要作者戴洁天当时连党员都不是，更不可能署名。所以文章只署李云河一人之名，戴洁天成了“无名英雄”。

说到这里，我必须为李桂茂说几句公道话。这位在试验中起关键作用的人，被某些人有意无意贬低了，甚至加给他许多不实之词。这在当地已引起了强烈反弹，我们应当还历史本来面目。

这场大论争从永嘉、温州开始，逐渐扩大到浙江全省，并逐渐扩大到全国。1957年10月13日，反右斗争达到高潮时，《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华社播发的该记者写的报道《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永嘉的试验被猛烈批判，指责永嘉县委的“包产到户”试验，犯了“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是“戴着合作社帽子的合法单干”。这场论争的始作佣者《浙江大众报》7月3日的文章更是提高了调门，文章的题目就是一个政治大批判口号：《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说永嘉的试验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场论争最终变成了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残酷的批判斗争之后，无情打击的“组织处理”接踵而至。1957年春天，据说，浙江有人向北京告了“御状”。浙江省委下令永嘉停止试验，凡实行了的地方，立即全面纠正。这场实验被批判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路线性原则性错误”。支持“包产到户”的永嘉县委领导和有关人员，从此跌入“反右”的漫天火海，无一幸免。1958年2月21日，浙江省委批准永嘉县委的报告，开始对永嘉“包产到户”试验的主要人物进行“组织处理”。永嘉县委从书记李桂茂、副书记李云河开始，戴洁天等一批人遭受残酷打击迫害，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试验中三位贡献最大的代表人物，自然更是无法逃脱。李桂茂最初也定为右派分子，作敌我矛盾处理。最后据说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江华说了话，认为他的错误严重、责任重大，但念及他是从战火中出生入死走过来的有功之人，决定对其网开一面，定为“中右”，撤销党内职务，降为一个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工厂劳动。在永嘉“包产到户”试验的几个代表人物中，戴洁天为试验付出的心力最多，最后受的处分也最重——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两顶帽子”，开除公职、团籍，遣送原籍瑞安县农村管制劳动3年。

经历了二十几年春秋的风风雨雨，永嘉在1956年的“包产到户”试验，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之后得到了应有的公正评价。在试验中作出贡献而被各种罪名打倒的李桂茂、李云河、戴天洁等一批先行者被平反昭雪。几十年的苦难日月，本不想再来陈述！但有一个“细节”却永远在我心中。戴洁天1958年3月被押解到原籍瑞安县白门乡下川村开始劳动改造，没有一分钱工资，吃饭都成了问题。但身处逆境的戴洁天没有灰心沉沦，他回乡不久，农村就陷入了“大跃进”的狂潮和接踵而至的“大饥荒”。劳累加饥饿，戴洁天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两臂不能平伸、双腿僵木，夜间连床都爬不上去。正当戴洁天在瑞安老家挨苦受罪时，被撤职降级的永嘉县委老书记李桂茂，也被发配到瑞安塘下公社当副主任。一天，这两位天涯沦落人在塘下见了面，抱头痛哭。李桂茂对老戴说：“试验是我们决定搞的，当时你是一个指引者，试验中吃苦最多，受处分又是你最重。我总还有一点工资，有口饭吃。可你连个饭碗都没有了！我对不起你啊！可现在我爱莫能助，你好好保重身体，等待来日吧！”而这时，戴洁天对自己一向崇拜的老书记诉说的却不是自己的苦难。他说，几年来作为自食其力的种田人，切身体验到集体生产迫切需要责任制，更坚信我们过去做的没有错。深陷困境，生死难料之时，他仍然想的是国家、人民的命运！这就是先行者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我想这应当就是我们大力倡导的“牢记宗旨，不忘初心”举措的“初心”吧！

“初心”永在，改革探索的先进者精神光芒永照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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