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健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资本与自然力的关系一方面展现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历史作用的辩证把握，另一方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展望未来新社会的重要视角。近年来，对自然力问题的研究正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

学者们大都从自然力的划分方式、自然力与资本的关系出发来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

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我们不仅要将自然力问题作为资本批判的重要问题域，更应该将思考自然力问题的核心放在生态文明新样态的建构上，特别是从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大视野出发寻求资本与自然力“和解”的方案。这一研究思路的转变，不仅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生态文明建设何以必要的理论前提，更可以深刻地把握生态文明转型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在理论高度上凸显中国生态文明实践为此作出的诸多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自然力问题，始终是与资本逻辑的论述联系在一起的。

就“文明面”而言，资本逻辑创造出了社会对自然力占有的条件，是推动自然力向生产力转化的动力机制；
就“罪恶面”而言，资本逻辑对自然力进行了整体性“奴役”。

客观评价资本逻辑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控制自然力方面的不同作用，为我们进一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利用资本逻辑找寻破解之道奠定了理论基础。

首先，资本逻辑是推动自然力向生产力转化的动力机制。

自然力具有不同的存在状态。

我们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将自然力划分为三种存在形式：纯粹自然界的自然力、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的自然力。①关于“自然力”的三种划分方式，参见李健《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自然力问题及其中国经验》，载《思想教育研究》2021 年第10 期。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旧的生产力已经不能满足新的需求，资本主义大工业开启了资本大规模利用自然力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英国作为考察对象，指出“它（这种超越了生产力的需求——作者注）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1］565。

在持续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资本消灭了人们关于纯粹自然界的各种神秘幻象，在推动生产方式变革上的历史作用不断凸显。

其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资本通过利用自然力，将自然力转化为生产力，将自然关系转化为历史关系；
二是资本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促进交往的普遍化，推动全球化进程，形成相互依赖和命运与共的世界历史；
三是资本通过利用科学与技术、创新劳动形式，重新建构了人们的生产过程与社会生活。

与此同时，生产方式上的变革开始由劳动力向劳动资料转变，即“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2］。

当然，这一由劳动力向劳动资料的转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承认劳动力的优先地位，而是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将劳动力问题提升到生产力的高度，将获取自然资源的方式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

因而，要想发展人的劳动力，就要不断地开发自然的“有用性”和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就要更好地将资本逻辑在推动自然力向生产力转化上的文明作用展现出来。

其次，资本逻辑对自然力的整体性“奴役”。资本逻辑是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及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运行机制。

它的本性不仅是对各种生产力要素的简单吸纳，而且是要形成一种资本积累的运动，即它不断“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3］91，将所有阶级、国家、群体和个人卷入世界历史进程，以此满足自我增殖的需要。

由于资本的增殖本性，资本逻辑对自然力的统治，本质上就是对自然资源、社会劳动和自然科学的商品化处理。

具体而言，第一，资本逻辑对纯粹自然界的自然力的垄断。

纯粹自然界的自然力作为一种天然的力量，它的产生不费分文，不需要任何劳动。将纯粹自然界的自然力纳入资本主义的历史轨道，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事业的真正开启。

更准确来说，资本逻辑对纯粹自然界的自然力的大规模垄断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完成的。

“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
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
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4］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制度持续运行的“内驱力”，它将自然界视为一种等待被加工成商品的“物”，成为一种驾驭自然力的垄断力量。

第二，资本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剥削。

社会劳动体现着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揭示了社会发展逻辑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关系。

正是通过物质变换，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成为一种现实关系。

一方面，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其本质力量的实现与发挥自然力的物质力量相一致。

“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5］另一方面，“资本的使用价值”体现为资本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剥削。

通过不费分文的社会协作和分工结合的形式，社会劳动的自然力为资本逻辑提供了优化的劳动力组合。“劳动的社会自然力并不是在价值增殖过程本身中发展的，而是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发展的。

所以，这种社会自然力表现为资本作为物所固有的属性，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3］539－540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改造从一开始就反映了资本与劳动的内在矛盾，资本逻辑带来的是个人的联合与资本集中的对立，社会劳动在异化状态中已然成为资本的附属物。

第三，资本对自然科学的自然力的控制。

作为自然科学的自然力由两方面构成：一是自然科学的自然力，主要包括自然科学上的重大发现。

“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6］二是技术的自然力，主要体现在科学发明的技术化运用，即生产工具的更新。

只有改变生产工具，才能实现生产力的跃升。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到，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与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是存在本质差异的。

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受劳动产品的支配。

……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1］555。

劳动受资本逻辑统治的现象在科学技术和机器体系被广泛应用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最后，重视资本逻辑对社会形态更替的重大利用价值。

如前所述，为了实现资本逻辑的有效运转，纯粹自然界的自然力能够为资本的运动提供原料，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能够为资本的增殖提供优化的劳动力组合，自然科学的自然力能够通过将自然科学应用于机器及其劳动过程来帮助资本实现扩张和积累。

由此，资本貌似具有了劳动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者这三要素，成为一种“生产力”。①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

如何把握生产力的含义是当今应该重新审视的一个重大问题。

本文主要是从社会生产力和资本的生产力这两个层面进行划分的。

简言之，资本的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异化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指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资本自身并不具有生产力，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种无偿的自然力，像一切生产力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7］843。作为“资本的生产力”（等同于资本逻辑）本质上是一种盲目发展而又热衷于积累的强制逻辑。

自然界、人的劳动和科学技术被绑定在生产剩余价值的环节当中，它们都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资本的运行逻辑体现在生产力上，就是生产力不再简单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而是将自然资源的获取方式不断纳入到资本无限扩张的体系之中，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生产资料的形式消融于工业化过程之中。

因此，从资本的“罪恶面”来说，资本逻辑制造了生产力和自然力的矛盾。

但是，资本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或内在本质，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着其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随着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个人的交往走向普遍的交往，劳动资料的私有化与生产社会化的内在矛盾就将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

作为“资本的生产力”在对资本历史作用和现实力量进行肯定的同时包含着对其本质的否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界限就是资本本身。

在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社会制度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一根本趋势时，“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7］927－928。

此时，资本逻辑对社会形态的更替的利用价值就会愈发彰显。

总的来说，在资本逻辑视域下考察自然力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维度。

资本逻辑对自然力产生了“文明面”和“罪恶面”的双重效应，其内在本质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资本的生产力”在起作用。

作为“资本的生产力”对社会形态的更替具有重大利用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对应的社会制度才是利用资本逻辑来建构生态文明新样态的现实出路。

如前所述，资本逻辑的介入使得自然力与生产力的统一关系发生断裂。

实现自然力与生产力的统一是建构生态文明新样态的基本目标。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完整的生态文明构想，也没有对美好的社会图景作出细致的规划，但我们可以从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大视野出发，从对“资本的生产力”的批判性继承、对人的交往关系的改变、对社会制度的变革等主要方面尝试找寻摆脱资本逻辑对自然力的奴役和建构生态文明新样态的可行方案。

第一，从对“资本的生产力”的批判性继承而言，生态文明新样态是建立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之上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蕴含于对资本的极限分析之中。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时，在资本达到它的极限时，才有可能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作为“资本的生产力”只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要想恢复生产力与自然力的原初关系，就要将“资本的生产力”最大化发挥出来。

唯有借助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类才能有机会实现自然力与生产力的统一，才有可能“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8］121。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最大化体现。

由于强大的生产力是积累物质财富的先决条件，随着生产力不断突破既有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盲目起作用的自然力和生产力就会被社会占有，生产的社会化要求就会对既有的社会制度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

到了那时，作为共同活动的生产力就要求有计划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协调，“资本的生产力”就将还原为社会生产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新样态的建构应当是继承了生产力的发展成果，应当是从根基上否定了资本的劣根性，这说到底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扬弃。

第二，仅仅有生产力的发展而没有人的交往关系的改变，生态文明新样态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人类要学会利用自然力，就必须认清生产力的本性，认识到“资本的生产力”会随着个人的联合而成为顺从的奴仆。

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那样：“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

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8］296在此，构建生态文明新样态，就要对人们以往的交往关系作出改变，就要人们充分认识到，交往的结果属于全体个人，而不是单个人。

资本主义大工业使得现实的个人变成了抽象的个人，这个抽象的个人的表现形式跟费尔巴哈对人的概述有了很大的不同，但这种经济意义上的利己主义者或原子化个人依然没有让人类历史的发展更进一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对个人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单个人应当摆脱“虚假共同体”中的异化存在方式，追求“真正共同体”的理想生活状态，成为恢复人的类本质的、文化意义上的人。这表明生态文明新样态的建构是建立在物的发展与人的关系的发展相统一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自然力与生产力关系的统一在新的社会制度中实现。

生态文明新样态的建构归根结底探讨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够恢复自然力与生产力的原初关系。

西方生态理论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他们“将问题定位在引导生产和消费上，独立于其所建立的政治体制之外”［9］。

恩格斯对此早就提醒过我们，解决自然力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就要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进行制度革命，就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8］561。

比如，就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而言，我们不能把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简单归结于科学技术的运用，不能就此否定科学技术对社会带来的革命作用。

按照科沃尔的观点，“把环境问题简单理解为易于修复的技术问题，这是机械的庸俗的唯物主义。”［10］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下，由于自然力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异化，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力量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

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技术的积极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并规避其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从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大视野来看，利用资本的“文明面”，从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层面来建构生态文明的新样态，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是人类历史的高度自觉。

在利用改革开放40 多年来积累的丰厚物质财富的基础上，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在生产力层面“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殖”、在社会关系层面“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在制度优势层面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举措，走出了一条破解资本与自然力关系难题的生态文明新道路。

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转型之路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与引领者”［11］。

第一，约制与善用资本，“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殖”。

资本不是生态的天敌。

善用自然资本是恢复自然界生机与活力的重要路径。

习近平对此提出：“要坚定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12］33。这意味着，转变以消耗自然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就要保护自然的多重价值，实现自然资本的增殖。

其一，发展自然资本的目的是阐明自然的内在价值，将自然的价值外部化处理，体现其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文化价值或精神价值等。

这里将优质的生态环境转换为资本形式，不是简单地将自然资本转化为人造资本，将自然资本作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而是在增加人造资本的过程中不以损害自然资本为基本前提。

比如，对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以公共利益、公共产品为主的自然资源，由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统一管理，避免无序竞争和破坏性开发，保证自然资本的保值和增殖。

其二，在保护自然资本的同时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

从市场要素的角度来看，根据环境资源的稀缺性赋予自然资源以合理的市场价格，实现有偿使用和交换。

比如，对一些自然资源产权明晰的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框架下，中国通过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建立了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与奖惩制度。当然，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殖，科技的助力必不可少。

比如，通过技术创新、革新管理方式、优化观念以及自然资源的产权化管理，使得自然力的内在价值得到可持续的利用。

第二，进行以人类需要为中心的观念革命，“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

习近平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
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13］何为文化意义上的人？ 简单来说，就是在社会交往中、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基础上恢复作为人的类本质的人。

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虽然人们已经学会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力的方法，但还不能用类的尺度去把握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

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就应该在“人类需要”的基础上进行整体把握。

超越资本逻辑的生态文明新样态是将人类生产的目的从资本增殖转变为人类需要。正如莱斯所言：“我们从来就没有服从过自然，我们服从的只是我们自己对自然的观念。”［14］将自然的发展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一部分，这是认识论上的革命。

随着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断深化，人类优先意识不是人类主导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而是人类要摆脱在生活中产生的消费意识对生产带来的自然强制。

马克思在早期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就曾指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
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1］729人的需要不是既定的自然存在，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衡量人类需要的社会尺度是人的类本质如何在交往中实现的问题。

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寻求解决束缚社会发展的可能性，这里不仅要解放生产力，更要解放人的观念。

从马克思“第二自然”的角度来说，人与人的关系比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根本。因为自然异化的背后隐藏的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是人的需要打上了利己主义的烙印。

建构生态文明新样态，就要重新调整人类、资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人的价值观念的变革来推动人类实践方式的变革。

“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

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12］24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为国际环境新秩序的重建出谋划策，主张“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12］127。

这一倡议的实质是立足人类的整体需要，将自然的自发逻辑与人的自觉逻辑内在协调统一起来，积极倡导和推动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15］，从而找到一条将各国人民需要与人类需要统一起来、探寻人类文明新未来的发展路径。

第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是中国式现代化优于西方式现代化的重要表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思想旨归上暗含着实现生产力与自然力内在统一的理论诉求。

现代化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形态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最大不同首先体现在制度的不同。

即是说，中国如何运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同层面上实现由自在到自觉的转化。具体而言，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化为生产力与自然力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是在政治制度上，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化为如何推动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生态治理效能；
三是在社会生活上，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化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具体而言，就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和发展自然资源，重塑现代生产力的本质内核，走出一条自然力与生产力协调推进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在推动生态文明制度的体系化建设中，将生态治理现代化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针纳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16］；
在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路径中，以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价值归宿。

生态文明新样态的建构应当处理好资本、生产力和自然力的关系问题。

通过回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力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一定以控制自然力为手段。

我们要将资本的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区分开来，不能对生产力与自然力的关系作出机械化、绝对化的理解。

二是要将自然力从资本逻辑的强制下解放出来，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形态更替的高度上认识和把握自然力与生产力的统一问题。

三是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模式上的一次深刻革命，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今天，以资本逻辑与自然力的关系为线索，系统阐释生态文明新样态的理论构想，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刻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制度效应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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