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明，万 金，李 琼，曾 敏，时 勘

(1山东科技大学公共课教学部，山东 泰安 271019；

2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3六盘水市首钢水钢总医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0；

4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049)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变异病毒株德尔塔的流行，全球COVID-19疫情大幅反弹，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上升。由于德尔塔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等特点，民众的恐慌心理显著增加。而防控疫情的关键，还是要采取戴口罩、少聚集、勤洗手等积极的应对行为。因此，探讨疫情背景下民众积极应对行为，进而进行积极的防疫，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时勘等[1]在非典型性肺炎(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疫情构建的心理预警系统中指出，SARS等疫情属于一种风险事件，通过风险事件的认知，构建起民众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等的心理行为预测指标系统。COVID-19疫情尤其是近期发生的德尔塔变异病毒株对民众来讲是典型的风险事件，该风险事件引起人们的警觉，进而会显著地影响人们的应对行为。同时，民众采取积极应对行为的机制在于疫情防控的自我效能感。这种效能感来自于民众抗击疫情的信心，而且时勘等[2-3]研究也发现，疫情后期，疫情信息的负面性会传达出一种积极的正面特征，民众会感受到一种信心回升和风险消退。这种由于抗击疫情的信心积累起来的效能感，会显著地预测民众随后的积极应对行为。此次疫情防控的经验，也体现出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从松紧文化的角度来看[4-6]，在我国紧密文化中，社会规范度高，通过规范隔离、戴口罩等措施，民众的步调一致，减弱了疫情的扩散，为有效防控疫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2019年底以及2020年初的COVID-19疫情大流行期间，通过封城封村，“全国一盘棋”，我们在社会高度规范的情境下成功地战胜了疫情[7]。这些过往的经验以及紧密文化在实践中的效应，也使民众看到了制度的优越性，因此信心不断提升，不仅在国家规范的角度下实施积极的防控行为，而且会自觉自发地采取积极防控行为。因此，松紧文化与疫情信息感知联合作用于疫情防控自我效能感，有利于民众采取积极应对行为。

结合以上分析，本研究旨在了解在COVID-19疫情防控背景下民众积极应对行为的影响因素(图1)，并为后期疾病防控以及对民众相关心理干预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图1 理论模型图

1.1 对象

以问卷星在线平台为调查工具，全国按区域划分进行取样。其中，东北包括黑龙江省和辽宁省；
华东包括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以及上海市；
华北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
华中包括河南省和湖南省；
华南包括广东省和海南省；
西南包括四川省、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
西北包括陕西省、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收回问卷4 500份，有效调查问卷3 949份，有效率为87.8%。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性别变量中，女性1 936人(49.0%)，男性2 003人(50.7%)，其中有10位被试没有标注性别；
在年龄变量上，20岁以下376人(9.5%)，20～29岁869人(22.0%)，30～39岁982人(24.9%)，40～49岁1 182人(29.9%)，50岁及以上540人(13.7%)；
在婚姻变量上，已婚2 690人(68.1%)，未婚1 091人(27.6%)，离异或者丧偶168人(4.3%)；
在学历变量上，大专及以下1 296人(32.8%)，本科2 394人(60.6%)，研究生259人(6.6%)；
在职业变量上，公司职员1 332人(33.7%)，医护人员508人(12.9%)，工人758人(19.2%)，政府部门工作人员219人(5.5%)，个体从业者204人(5.2%)，其他928人(离退休人员等)(23.5%)。

1.2 方法

1.2.1 疫情信息感知量表(Epidemic InformationPerception Scale，EIPS)测量 采用MARJANOVIC等[8]编制的EIPS测量。EIPS主要测量民众对疫情感知到的威胁大小。由5道题目组成，采用5级评分法(1=完全没有，5=非常多)。以总分反映民众感知到的威胁程度，总分越高，表明民众感知到的威胁程度越大。EIPS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0。

1.2.2 疫情防控自我效能感量表(Self-Efficacy Scale，SES)测量 采用JERUSALEM等[9]编制的疫情防控SES测量。SES主要测量面对疫情民众感知到的应对程度。典型的题目如“我相信我能有效地应对它”，量表有4道题目，采用5级评分法(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程度越高，表明民众对疫情防控的信心程度越高。SES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9。

1.2.3 积极应对行为问卷(Positive Coping Behavior Questionnaire，PCBQ)测量 采用BILLINGS等[10]编制的疫情PCBQ测量。PCBQ主要测量在疫情期间，民众采取的积极应对行为。典型的题目如“戴口罩”“确保自己有充足的睡眠”。问卷有9道题目，采用5级评分法(1=完全没有，5=非常多)。得分越高，代表民众采用的应对行为越积极。PCBQ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7。

1.2.4 松紧文化量表(Tight-Loose Culture Questionnaire，TLCQ)测量 由GELFAND等[11]编制的TLCQ测量，TLCQ共包含21道题目，分宏观层面和个体层面两个维度。采用7点评分法(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TLCQ使用松紧文化宏观层面的7道题，变量取平均分，得分越高，证明文化越趋向于紧密。TLCQ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7。

1.2.5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SPSS 21.0软件以及HAYES[12]于2018年编写宏程序Process 3.1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的方法包括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以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其中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重复取样5 000次，计算95%CI。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研究中使用的问卷是自评问卷，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将EIPS的5道题目、SES的4道题目、PCBQ的9道题目以及TLCQ的7道题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可知：共有5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第一个因子解释总变异的23.45%，远低于40%的标准，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偏相关分析结果

对疫情信息感知、疫情防控自我效能感、松紧文化和积极应对行为4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疫情信息感知与疫情防控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r(3949)=-0.29；

疫情信息感知与积极应对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3949)=0.25；

疫情防控自我效能感与积极应对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3949)=0.37。3个研究变量之间显著相关，为进一步检验研究变量间的机制提供支持。

2.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Process中的模型7，以职业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以疫情信息感知作为自变量，积极应对行为作为因变量，疫情防控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松紧文化作为调节变量，统计结果见表1。从表1可知，疫情信息感知正向预测积极应对行为(β=0.06，95%CI：0.03～0.08)，疫情信息感知正向预测疫情防控自我效能感(β=0.06，95%CI：0.03～0.08)，疫情防控自我效能感正向预测积极应对行为(β=0.29，95%CI：0.27～0.32)。可见，疫情防控自我效能感在疫情信息感知和积极应对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1 疫情信息感知对积极应对行为的预测模型

简单斜率检验进一步发现，在低松紧文化(松散文化)条件下，无论高低疫情信息感知，疫情防控自我效能感变化不显著；
而在高松紧文化(紧密文化)条件下，高疫情信息感知的疫情防控自我效能感显著低于低疫情信息感知。而且无论出于何种疫情信息感知程度，高松紧文化(紧密文化)条件下的疫情防控自我效能感都高于低松紧文化(松散文化)条件下的疫情防控自我效能感(图2)。

图2 松紧文化调节效应的简单斜率检验

3.1 疫情风险感知对积极应对行为的直接效应

通过研究发现，疫情信息感知直接影响积极应对行为。这一结果可以用保护动机理论来进行解释[13]。该理论指出，人们将信息感知为严重性是影响人们行为改变的重要因素，通过参与到预防行为中来降低风险感知，因此对疫情信息的风险感知是人们采取后续行动的必要条件。另外，BISH等[14]针对SARS、H5N1和H1N1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感知疫情严重性是人们采取积极预防措施的重要影响因素，人们越是感觉到某种疫情对自身的危害大，就越有可能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进行避免。另外，OH等[15]以COVID-19疫情为研究对象，发现了相同的结论，即当人们对COVID-19疫情的感染性感知越严重，越容易采取诸如主动保护性的行为。

3.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结果发现，疫情信息感知与松紧文化的交互项通过影响疫情防控自我效能感，进而对积极应对行为产生影响，即除了疫情信息感知对积极应对行为这一直接作用路径外，疫情信息感知与松紧文化相互作用，通过疫情防控自我效能感的间接效应作用于积极应对行为。

松紧文化指的是反映对偏差行为的惩罚度与强度的社会规范文化，其中“紧”指规范强，对偏差行为包容度低，而“松”指规范弱，对偏差行为包容度高。它包括两个关键要素：社会规范度和对偏差行为的容忍度[16]。从测量学角度上来看，松紧文化是一维两极的概念，一维是指松-紧文化维度，两极指松端与紧端[11]。而且在测量的过程中，默认测量分值越高，文化越紧；
分值越低，文化越松。松紧文化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增进了我们对人类心理与行为差异的理解和预测[17]。在2019年年底COVID-19疫情暴发初期，我国实施了严密的疫情防控策略，通过规范民众的行为，采取封城封村等策略，疫情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种举全国之力战胜疫情的行为，被世界称为一种奇迹，也充分显现出疫情防控过程中紧密文化的重要作用。在紧密文化情境下，面对疫情的传播与反弹，民众看到了行为规范对防疫的重要作用，同时紧密文化这一规范行为所带来的抗击疫情的重大胜利，使民众疫情防控自我效能感不断得到提升。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在应对各种任务时表现出一种自信心，在判断是否可以实现预定目标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8-19]。疫情防控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表现出战胜疫情的一种自信，而这种自信对实现积极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发现，疫情防控自我效能感能够显著地影响积极应对行为。这与以往的研究较为一致，比如有研究发现，医学生在较大的压力环境下，较高的自我效能感能够帮助他们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20]。范亚硕等[21]通过对难治性肺炎患者和健康体检者两组被试进行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与应对方式间有显著的相关，并且是预测应对行为的重要变量。在疫情期间，民众通过以往抗击疫情的一次次胜利所积累起来的信心，能够使民众主动地采取诸如戴口罩和不聚集等有效的防疫行为。

因此，通过以上分析，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民众在疫情面前看到了紧密文化对于抗击疫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一次次抗击疫情的胜利增强了民众的自我效能感，进而积极主动地做出良好的应对行为。因此，本研究给我们带来重要启示：第一，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紧密文化的作用至关重要。在疫情等灾害发生的过程中，规范民众的行为，实施严格的防控防范措施，能够高效地实现抗击疫情的重要胜利。第二，本研究的结论进一步验证了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即个体自信心的提升是通过在直接经验中不断取得胜利而逐渐积累起来的。COVID-19疫情从2019年年底暴发以来，经历了大大小小数十次的反弹，但是在一次次严格防控措施之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这些防控疫情胜利所积累的信心，对于民众战胜任何困难都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第三，在疫情防控的各个阶段，采取诸如戴口罩、不聚集、勤洗手等积极应对行为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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