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慧瑛

（苏州市档案馆，江苏苏州，215001）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档案工作逐渐走上法治化、现代化道路，档案开放的力度日渐增强，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越来越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档案部门的重视。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开展档案编研、陈列展览、宣传教育，树立档案馆的文化品牌，提升档案馆的社会地位。

回眸档案工作70余年的历史，它经历了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社会对档案的知晓度与认同感逐年提升。档案馆从单一的提供查阅服务走向多形式的开发利用，从被动服务走向主动利用，从为党政机构服务为主走向为全社会提供服务。档案馆必须有开放的心态、健全的法律法规、丰富的档案资源，档案资源及其开发成果才能广为传播，档案的文化功能、价值与作用才能凸显。

1. 档案开放是档案资源开发的前提

各级地方综合档案馆大多筹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主要收集党政机关档案，承担收集、保管、借阅工作。其时由于档案借阅控制不严、利用手续不全，出现档案外借散失、泄密等现象，故国家档案局于1965年3月发文，要求各省级档案馆除了省（市、自治区）委机关“因工作需要并经秘书长批准可提供利用外”，停止对外提供利用档案。“文革”结束后，档案工作逐渐恢复整顿，各级档案馆着重进行档案的整理编目工作。1980年3月，鉴于历史科学研究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记编写均需要查阅档案资料，国家档案局出台了《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几点意见》。同年9月，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在伦敦召开，此次会议主题是档案的学术利用、实际利用和普遍利用等，中国代表首次参加国际档案大会。国际档案界开放利用的理念与做法触动了中国代表，因此我国加快了开放历史档案的步伐。1982年，国家档案局出台《关于开放历史档案问题的报告》，对历史档案（含革命历史档案）的开放利用、编研出版提出具体规定。

档案开放是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前提，是档案馆与社会各界联系的纽带。苏州市档案馆抓住国家档案局开放历史档案这一时机，首先对包含苏州商会档案在内的馆藏历史档案进行整理编目、抄写卷内文件目录卡片，并对社会开放利用。华中师范学院章开沅教授认识到苏州商会档案的价值所在，指导其学生马敏、朱英等先生利用苏州商会档案撰写论文，由此苏州商会档案浮出水面，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深厚兴趣，从而也成就了马敏等一大批学者的学术事业。苏州商会档案因此声名鹊起，成为镇馆之宝，2002年入选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2. 法律规章是档案资源开发的保障

1983年4月26日，国家档案局发布《档案馆工作通则》，要求“省级或有条件的档案馆要设立编研机构，有计划地编辑出版各种档案史料汇编。”《档案法》规定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保管的档案自形成之日起满25年，须向社会开放，其中涉及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的档案可以提前向社会开放。并强调档案馆“应当配备研究人员，加强对档案的研究整理，有计划地组织编辑出版档案材料，在不同范围内发行。”档案法律法规赋予档案馆开展档案史料编研和出版的职能，档案史料汇编等编研成果为各界开展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充分实现了档案的历史、文化等多重价值。

3. 资源建设是档案资源开发的基础

档案资源是开发利用的基础。由于历史原因，地方综合档案馆大多保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政机关档案，这些反映一个城市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档案弥足珍贵，但因其政治属性、保密性过强，对开发利用带来诸多限制。为此苏州市档案馆在摸清家底的情况下，加大力度征集散存于社会的反映苏州历史文化的档案文献，丰富馆藏资源。近10余年来，先后征集教育家汪懋祖、画家陶冷月、历史学家柴德赓、院士冯端、文学批评史鼻祖郭绍虞以及过云楼顾氏家族等30余位名人档案。这些档案内涵深厚，载体多样，年代跨度大，涉及经济、文化、历史、科学等各个领域，为开发利用工作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素材。

档案工作概括起来就是收集、保管、利用三大职能，而开发是利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档案工作者主动利用档案进行研究的行为，是向社会开放的另一种形式，并以此提升档案馆的知名度和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的地位。

1. 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档案工作融入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和气质。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蕴含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档案法》赋予档案馆传承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使命：“国家鼓励档案馆开发利用馆藏档案，通过开展专题展览、公益讲座、媒体宣传等活动……增强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需要档案工作者利用独特的资源优势，充分挖掘有历史文化价值和时代意义的档案资源，使人们通过档案文化产品了解、热爱、传承本民族本地区深厚而优秀的历史文化。作为档案工作者，首先要培养自身的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从而实现文化自强，而档案给予我们有利条件。

苏州市档案馆充分利用馆藏档案，结合重大活动，举办了《吴门珍档》《时光长廊》《馆藏名人档案展》《世纪回眸》等陈列展览；
在《新华日报》《苏州日报》以及省市新媒体宣传档案文化，开设《珍档解密》《古城春秋》《档案话百年》等专栏，与电视台合作拍摄专题片，举办过云楼文化讲座，将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融入苏州的文化建设之中，使之成为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过眼烟云——过云楼历代主人手书精粹》列入《苏州市文化繁荣兴盛三年计划》。

2. 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提升档案馆学术地位的有力举措

由于长期以来档案局与档案馆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多数档案局（馆）注重履行以业务指导为主的行政职能，而忽视档案编研工作。20世纪八九十年代，档案馆的主要精力用于编目整理等基础性工作，以及对外提供查档服务，且因经费紧缺仅维持日常工作运转，鲜有编研等专项经费，因此档案史料编研出版成为各级档案馆的弱项，编研成果屈指可数。各级档案馆受经费、人才和档案资源等因素制约，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无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愿望都欠缺。近10余年来，苏州市档案馆依托馆藏档案和征集到的档案，先后出版了《馆藏名人相册》《馆藏名人少年时代作品选》《过云楼家书》《过云楼日记》等30余种作品，举办过云楼与江南文化学术研讨会，彰显了档案的史料价值、研究价值和文化价值，提升了档案馆的美誉度、知名度和学术地位。

3. 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体现档案价值的根本方法

档案的价值在于利用，一份档案利用得越多，相对来说其价值体现得越多。因保密与开放的管理理念等诸多问题没有解决，致使档案与社会产生“距离”，而目前档案开放的进度、质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尤其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档案本身内涵丰富，文化资源只是档案资源的一部分，而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受众面广。因档案兼具原始性、真实性与权威性，故而档案文化产品更受大众喜爱。利用是档案工作的终极目标，做好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档案工作者的职责所在，更是体现档案价值的方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技术的运用，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形式逐渐丰富，传播方式也悄然改变。档案资料汇编因其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高而始终受到学界青睐，通俗类的档案文化产品同样受到普通民众的喜爱。

1. 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苏州市档案馆自1986年成立编研室以来，有计划地开展档案编研工作，逐步推出学术类和普及类两种编研成果，受到各界关注。回顾30年来档案资源开发成果可谓丰富而多样，就档案文化产品形式而言，有编研书籍、陈列展览、媒体专栏、专题片、微信公众号等。这些成果既体现了苏州市档案馆档案资源开发的力度和编研人员的水平，也体现了苏州市档案馆文化资源的丰厚。

（1）苏州商会档案系列。苏州商会是晚清时与沪、京、津、渝、宁、汉等地商会齐名的全国八大商会之一，下辖苏州商团和市民公社。苏州商会档案完整系统，反映了晚清民国时期苏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商会与近代资产阶级的关系。编辑出版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6辑12册）、《苏州商团档案汇编》、《苏州市民公社档案资料选编》（增补本）、《苏州商会档案续编》《苏州丝绸档案资料汇编》，为学界研究商会史、城市史、经济史、行业史以及近代资产阶级成长史起到了重要作用。

（2）过云楼档案系列。民间素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的美誉，过云楼藏品包括法书名画、古籍善本、金石古琴等。苏州市档案馆依托过云楼顾氏家族档案，点校整理出版《吴云信札》《过云楼友朋信札》《贵潘友朋信札》《过眼烟云——过云楼历代主人手书精粹》丛书等15种，为各界研究晚清书画史、收藏文化、造园艺术与园林史、家族教育、士绅交游以及江南文化提供原始依据。范金民、冯贤亮、艾俊川等国内专家学者利用这些编研成果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究。

（3）教育档案系列。苏州素有崇文重教的传统，教育档案丰富，列为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抢救项目的《馆藏名人演讲作品选》《民国苏州教育档案资料选编》《民国苏州学校期刊》等先后出版，与《馆藏名人相册》《苏州院士》《档案中的老苏州》《清正长留》《馆藏名人手迹选》《馆藏旧时老商标》等档案文化产品，一同为推进地情研究、教育史研究、名人文化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上述编研成果依托档案文献，体现苏州的城市特质和文化底色，受到学界与档案界的好评，其中《苏州商会档案丛编》《过云楼家书》《过眼烟云——过云楼历代主人手书精粹》均获得江苏省档案文化精品特等奖，《贵潘友朋信札》获得第三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

2. 档案文化资源及其成果的传播

档案的传播，需要通过一定的媒介与途径进行有目的的发布与传送，因此档案资源开发都可以称为档案的传播。档案编研产品既是档案开发利用的成果，也是档案传播的方式，通过书籍传递档案所包含的信息与价值。当下档案文化开发利用的方式也呈现多样化，如网站专栏、微博、微信公众号、网上展陈、电子书等。通过新媒体开发档案资源，宣传档案文化，切合大众的需求，达到传播面更广、传播速度更快的效果。苏州档案微信公众号自2015年推出以来，在全国档案微信排行榜中一直名列前茅，多篇推文被省市媒体转载。从这一意义上说，档案文化资源的传播正以多种方式进行，而档案馆通过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越来越被社会了解，并能满足社会不同群体的需求。与此同时，承载档案深厚内涵的编研成果的传播则有一定的局限性，学术类的编研作品曲高和寡，但并不影响档案馆继续履行开发利用的职责。

苏州市档案馆努力做好档案资源开发利用这篇大文章，出版多种史料汇编，嘉惠学林，出版通俗档案文化产品，普及地方人文历史知识，编研成果的质与量一直名列江苏省地级市前茅。然而档案文化资源开发工作始终受到人才、经费等问题的困扰。

1. 人才短缺

人才紧缺是影响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首要问题。苏州市档案馆编研处承担档案征集与编研两大任务，编制3人，又因轮岗频繁，故存在专业人手缺乏等问题，以致对档案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和统筹规划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2. 经费不足

经费问题是影响档案资源开发的关键问题。因经费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整理点校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历时5年后才正式出版，其余5辑直至2011年出版，时间跨度20余年。近10余年来，编研经费虽然有所增长，但也十分有限，在机关工作经费逐年削减的情况下，档案资源开发工作面临的困难会比以往更大。

3. 市场化不力

市场化不力是影响档案文化成果传播的重要因素。档案文化产品是档案信息资源的一种开发方式，但就其产品的传播而言，存在传播领域不广、社会知晓率不高的问题。档案部门作为行政机关没有收费权限，也不能进行市场化运作，因此编研成果难以走向市场，如《过云楼日记》等史料价值和文化品位高的成果局限于学界和相熟的人群，而社会上有需求的人无法获取，另外一些通俗的档案文化产品也是如此，可以说财政政策制约了编研成果的传播。

苏州市档案馆在开发利用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有很多不足。我们正处于档案事业快速发展的新时代，要积极贯彻《档案法》，夯实档案资源基础，精准做好档案的划控开放，围绕中心工作，突出地域特色，推出各种类型的档案文化产品，助推江南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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