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莹 冯佩茹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陕西 西安 710071）

《鼠疫》是存在主义大师阿尔贝·加缪继《局外人》之后的又一力作，作品讲述了从暮春到深冬之间，海滨小城奥兰的居民为了抵抗鼠疫而做的种种斗争。小说塑造了敏锐果决的医生里厄、坚定勇毅的社会活动家塔鲁、心怀悲悯的神甫帕纳卢等一大批人物形象，他们是故事中反抗鼠疫、反抗死亡的勇士，也是存在主义哲学中反抗荒诞、反抗一切孤独、困惑等生存困境的英雄。他们的活动轨迹与存在主义对于现代人“因偶然因素落入生存困境”复又“毅然决然与困境斗争”的哲学思考契合。加缪通过讲述一个抵抗鼠疫的故事，阐释着现代人突破生存困境的路径与意义。

风光旖旎的四月，住在海滨城市奥兰的里厄医生正在出诊，在他的窗外，暮春的风从海面吹来，隐约带来夏天的干燥和炎热。与所有的市民一样，对于里厄医生来说，在这个封闭的小城里，这一天和那些过去的百无聊赖的岁月无甚差别，如果非要找到一些不同，可能只是下班走出诊所的时候，他在楼梯间遇到的那只不起眼的死老鼠。没人能预料到，这只死老鼠及其带来的死亡阴霾将在接下来的十个月成为奥兰城绝对的统治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老鼠开始奔突在城市里。它们从隐秘的洞里成群结队地出来，晃晃悠悠地来到林荫路、阅兵场、海滨街道，然后死在人们面前。有人不幸踩到这些老鼠的尸体，随后脖颈、腋下、腹股沟开始隐隐作痛，紧接着便发起了高烧，呕吐不止，最终气息断绝。

此后，城里的死亡人数与气温一起攀升，病患与死者的档案卡片越积越高，电文里传来全城封闭的通知，四处回响的丧钟终于敲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鼠疫来了。

只看表层，《鼠疫》并不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加缪讲述了当瘟疫席卷城市时，几种人做出的不同选择：里厄医生选择加入防疫队救治病人、帕纳卢神父选择用宗教布道安抚人心、塔鲁坚持通过写作记录疫情期间的故事……他们组起了一支志愿者队伍，带领市民在死亡和隔离的痛苦中，与鼠疫进行了将近十个月的漫长战斗，并最终使之离开了奥兰城。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城市的抗疫故事。

“用另一种囚禁状况表现某种囚禁状况。犹如用某种不存在的事物表现任何真实存在的事物，都同样合情合理。”①这是加缪在故事开篇所引的作家笛福的话，它提醒读者：在表层故事之下，《鼠疫》还具有极强的象征色彩。

《鼠疫》一书构思于二战期间，时值德国法西斯势力席卷西欧，加缪迫不得已离开沦陷的巴黎，前往阿尔及利亚的奥兰。作家早年曾关注过传染病肆虐的问题，积累了不少原始资料，战时流亡的境遇则促使他进一步将瘟疫作为这不幸世界的一部分来审视并写作。战争、德国纳粹的阴影、以及加缪作为存在主义者一直坚持的荒诞哲理便在这狂乱的年代融为一体。

尽管加缪曾经强调过自己与存在主义的距离，但1957年他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颁奖词仍然称他为一名存在主义者，后世更是为他不断加深这个标签，以至于他小说中的人物，也成了反抗这荒诞存在的代名词。

存在主义是西方当代主要哲学流派之一，简要归纳起来，它的内涵有三点。

第一，存在先于一切本质。一切都开始于无助的那一秒，那是人们从无物之地被抛到宽广世界的一秒，从基本元素组成有知觉、有意识生命体的一秒，是人们最无能为力的一秒。所谓“be born”，即暗示了降生的被动性：人不能自我选择，便骤然来到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继而开始生活。

第二，存在是荒诞的。所谓荒诞源自日常生活的重复，源自人面对必死命运的无力，源自人与现代社会的隔膜，源自人自身认识和行动的有限性。②万物流逝，周而复始，在死亡光辉终将照拂的末路狂奔中，疲惫慢慢成为疯狂的终极形态。机械与麻木中夹杂着些许陌生，人们带着一点惊奇远离并审视自身：这个生命体不断吸收又释放能量，付出今天然后寄希望于明天，忙忙碌碌最终只为赴死这一终极命运，个体处于这巨大的荒诞中，颇有点像鲁迅《孤独者》中那只困在玻璃上的苍蝇。

第三，人是可以选择的。面对存在与必死的巨大荒诞，人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存在主义肯定人的自由意志，认为人有选择存在过程和方式的权利，告诉大家即便面临种种荒诞，也可以主动“介入”，可以抗争，就像浮想联翩的骑士堂吉诃德，就像鲁迅笔下落入“无物之阵”的战士。同荒诞的、必死的生活做斗争，还有什么比这更勇敢的吗？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引了古希腊的一个神话：西西弗受天神惩罚，每天要将一块巨石推向山顶，然而紧接着它又会滚落到山下，西西弗的任务就是把它再推上去，看它再滚落下来，日复一日，永不停歇。

西西弗的使命、鼠疫的阴霾、存在主义强调的荒诞都有了共同点：它们把人们置于无休止的困境中，置于无止境的苦役中，置于所有热烈愿望和冷酷现实的对立中。从这个角度看，《鼠疫》里果断采取行动，一心要研制疫苗救治市民的里厄医生是和西西弗一样的勇士。人们和鼠疫做斗争，和鼠疫带来的恐惧、忧伤乃至分别的煎熬做斗争，就构成了一个关于“反抗”的寓言。

纵观整个文本，始终萦绕着一种深邃的孤独，这是鼠疫导致的隔膜，也是存在主义所谓“人与社会的分离”，是“存在”的困境。存在主义认为，客观事物和社会总是在与人作对，时时在威胁着自我，人在世界上的最基本的感受就是恐惧、孤独、无助，鼠疫恰恰隐喻着这种困境，象征着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灾难和不幸，结合文本分析，具体又体现为以下三种痛苦。

（一）离别的痛苦

由于封城，奥兰城的人们和亲友经历了漫长的分别。书中有这样的描写：“那些母亲和子女，夫妻和情人，几天之前，还以为是一次暂时分离，他们在火车站月台上拥抱吻别时，也只是叮嘱三两句，确信过几天或者几星期就又见面了，沉迷在人的愚蠢的自信中，并没有把这次离别放在心上，满脑子还是日常事务，讵料猛然发现，这一别就遥遥无期，再难重逢，也无法通音信了。”③鼠疫直接造成了人与人的分隔，造成了人与柔情、与希望、与一切美好之物的分隔，最极端的形式便是死亡。

加缪在书中采用了历史学家的客观笔法，尽量平静地讲述小城中发生的种种，然而恰恰是这冷静的叙述与事件悲伤的内核形成巨大反差，呈现出极强的冲击力，幼童在惨死前苦苦挣扎的模样，记录员塔鲁在抗疫胜利前夕的离世，无一不让人深感无力，这些痛苦的离别象征着存在主义中人与外在一切的分离，是“存在”的第一重困境。

（二）表达的痛苦

在离别和幽闭的日子里，在时刻等待着鼠疫讯息的日子里，人的情绪在兴奋和沮丧两极之间跳来跳去，鼠疫在大家心中深深根植下一种怀疑主义，人们心中充满了苦楚，但这苦楚无法言说。正如小说中写的那样：“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偶尔想要交交心，或者谈一谈自己的感受，那么对方无论如何回应，大多时候总要伤害他。”④这就涉及另一重痛苦，即表达的痛苦、语言的痛苦。

存在主义哲学将语言视为一个重要命题，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是一个本体论的论题，“语言的本质被看作是沟通世界的存在和人的存在的路径”⑤，而现在这个重要的路径被切断了。遭受分离之苦的人们只剩下电报这一通信手段，但随着离别时间的拉长，他们的语言也愈发贫乏。如书中所说：“电文中实际的可用语式很快就搜罗净尽，因而长期的共同生活，或者痛苦的恋情，很快都高度概括，定期以‘我好。想你。爱你’等现成用语交流。”⑥

在因为鼠疫而封城的岁月里，城外的人们不能想象城内人们的感受，左边街区的人们难以理解右边街区人们的想法，甚至同一屋檐下的住户因其身体、心理、人生经验的不同，也生出了非常私人化的念头。表达变成了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受了极度痛苦，甚至同死亡打了照面的人，他们无论将自己的内心剖得怎样赤裸，听者总是无法透彻理解的。许多淬了血的表白，甚至会变成轻飘飘的、如浮水之絮的流言，被咀嚼并转化为一种廉价的忧伤。

表达受阻带来了深重的影响，它加重着人们之间的隔膜，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厚厚的、语言难以穿透的屏障，并进一步导致了“流放感”的产生。

（三）“被流放”的痛苦

“流放感”是加缪创作中的一个关键词，在《放逐与国王》《堕落》等作品中都曾反复呈现。《鼠疫》中作者多次提及笼罩在市民心灵上的“流放感”，这种感觉是基于物理分隔（离别甚至死亡）与沟通困难所形成的，也正是存在主义关注的“自我在荒诞中的困惑”。它表现为精神的痛苦与麻木，它让人们的忍耐力、意志力逐渐坍塌，它否定人们可以产生的新联系，让人们习惯孤单、疲惫等一系列鼠疫中的秩序，最重要的是它让人们失去爱以及爱的能力，失去对未来的期盼，以至于霍乱结束时，里厄医生走在欢庆的人群中，突然生出一种“不知去向何方”的茫然。

在小说结尾，作者警示读者：鼠疫还会在未来降临并将人们流放。鼠疫是一种象征，它曾经会突然出现，以后也会突然来临，“世界仍然存在威胁，仍然荒谬”⑦，但这正是加缪作为一名存在主义哲学家从事写作所要反抗的。

在明知会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依然能说出感受，在难以预测的险境中，还是要坚持战斗，这是《鼠疫》中里厄医生等人奉行的准则，也是存在主义为人们昭示的最高的生存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说，故事中的抗疫志愿者们，都是反抗荒诞的英雄。

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多，逐渐意识到灾祸来临的市民们陷入了大规模的恐慌，小城一度处于瘫痪状态。彼时里厄医生与妻子尚处于两地，他努力克服这种分离的忧伤以及瘟疫带来的不安情绪，迅速投入工作中。在里厄医生看来，同鼠疫做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诚挚，具体而言，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他果断地采取行动，与塔鲁协作组建了一支防疫小队，成员们或是通过宣讲振奋大家的意志（如神甫帕纳卢），或是致力于研究治疗鼠疫的血清疫苗（如老卡斯泰尔），这支队伍带领奥兰城的居民经历了为期近十个月的，与死亡、危险、孤独、忧伤的战斗，直到来年的深冬，终于战胜鼠疫，重获正常的生活。

在现实生活中毅然行动、反抗荒诞之人，是加缪哲学中理想的主体，有评论家对此解读为：“（加缪）的态度也不像是雅斯贝尔斯说的‘超越’,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反叛。”⑧里厄医生是一个典型的存在主义的英雄，面对险境，他没有逃跑或回避，而是诚实面对，有所作为，他也拒绝像帕纳卢那样寄希望于宗教的庇护，他更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并没有一个人全身心投入信赖上帝，而他里厄正在与大自然本身做斗争，起码在这一点上他相信自己正在掌握真理。”⑨可见这位医生“忠于明显的事实，正视世界的荒诞本性。”⑩里厄的行为证明了加缪所说的对抗荒诞的出路不在天国而在现实中，他的身上彰显出加缪存在主义积极、入世的特质。

哲学家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曾经旗帜鲜明地提出，存在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⑪，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构成一切，人的选择决定着所有的价值，人要对自己负责。

里厄等人的行动不仅是在对抗疾病，更是在抵抗鼠疫给城市所有人带来的分离、无助的命运，他救死扶伤的经历象征着对一切荒诞的反抗，他的形象就是萨特所谓的有选择有尊严的主体，堪称一位现代的西西弗，在反抗中将自身的价值赋予生命。

如果说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是一种“反抗哲学”，那么《鼠疫》中里厄医生等人就是与命运做斗争的、倔强的“反抗者”。他们通过行动体现出的人类自尊，构成了加缪所说的“人身上的无与伦比的景观”。读者能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存在主义的温情，感受到加缪对人的肯定，对爱与柔情、生命与尊严的渴望，正如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说的那样：“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敬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⑫

作为一部哲理小说，《鼠疫》在抵抗瘟疫的表层故事下，隐藏着存在主义的反抗意涵，作家用客观的笔法与冷静的叙述共同创造出一个关于“反抗荒诞”的寓言。里厄医生等勇敢同鼠疫做斗争的人，成了存在主义在文学中的经典形象。坚持运用自身力量、坚持人的尊严、坚持在行动中获得生命的价值，是《鼠疫》，也是存在主义为后世揭示的突破生存困境的方法与路径。

注释:

①③④⑥⑨（法）阿尔贝·加缪著，李玉民译：《鼠疫》，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第60页，第67页，第61页，第115页，

②李军：《加缪的“荒诞哲学”及其“文学化”》，山东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⑤王遥、李景娜：《语言何以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语言观浅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94-98页。

⑦杨佳：《加缪和存在主义之关系》，《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年第6期，第389-390+398页。

⑧（法）高宣扬：《存在主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7页。

⑩傅守祥、陈奕汝：《疾病世界里的科学认知与活性记忆——新冠疫情中重读小说〈鼠疫〉的启示》，《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6期，第24-37页。

⑪（法）让－保罗·萨特著，周煦良、汤永宽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26页。

⑫（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反对阐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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