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玉艳

研究中亚地区中国学，首要的问题是要搞清楚中亚地区的学者是如何界定中国学的，他们与我国学者是否达成了较为统一的观点。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双方就中国问题进行学术交流时能否确定恰当的交流目的、交流对象、交流内容、交流工具等要素。而要探讨这个问题，就必须涉及与“中国学”联系比较紧密的另外两个概念——“汉学”和“中国研究”。

在“汉学”“中国学”“中国研究”这三个术语及内涵的研究上，国内学术界已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观点，即“中国研究”包含“汉学”和“中国学”两个不同的范畴。汉学是指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古典学问的研究的专门学科，隶属人文学科，有着悠久的传统和积淀，涉及的面比较专一；
中国学则相对比较宽泛，研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伦理、道德、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属于社会学科，而且以当代中国问题为主，肩负着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的任务。①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王荣华、黄仁伟：《中国学研究：现状、趋势与意义》，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
朱达秋、江宏伟、华莉：《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中国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简而言之，如我国学者徐志啸所言：

研究现代中国，并非着重于文化研究，而更重要的乃是出于政治需要或经济目的；
而研究古代中国，侧重点往往在于文化，包括思想、历史和文学。故而，将对中国的研究，按时代区别传统与现代，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统称为汉学；
凡研究现代中国，包括政治、经济等，统称为中国学。这样既利于区分，又不至于概念混淆。②徐志啸：《汉学及相关概念辨析》，《国际汉学》2017年第4期，第14—16页。

与国内学术界不同，中亚地区学者对上述三个术语的界定并未达成统一，而是大致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俄语中的Китaeвeдeниe（或Китaиcтикa）与来自西方的Cинoлoгия（Sinology）、изyчeниe Китaя（China Studies）具有相同的含义，它们既可译为汉学，也可译为中国学，都是指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是一门融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学、经济学、对外政策于一体的综合性科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Китaeвeдeниe（或Китaиcтикa）与Cинoлoгия、изyчeниe Китaя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前者指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的汉学，后者指对历史的和当代的中国进行研究的中国学，是对中国的历史、经济、社会、国家制度、民族心理等多个领域进行的综合研究。这种观点与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学”的界定比较接近，不同之处在于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上，中亚部分学者认为它属于中国学，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它属于汉学。哈萨克斯坦学术界对中亚地区存在的上述两种观点一直存在争议，并分别以哈国家科学院院士、知名汉学家哈菲佐娃·克拉拉（Клapa Хaфизoвa）和哈总统战略研究所的康斯坦丁·瑟罗耶日金（Кoнcтaнтин Cыpoeжкин）为代表。①参见：Клapa Хaфизoвa, Зapyбeжнoe кumaeвeдeнue u мeждyнapoдный кyльmypный oбмeн. Acтaнa: КИCИ, 2014; Кoнcтaнтин Cыpoeжкин, “Кaк пpeoдoлeть cтpax пepeд Китaeм и нaчaть дyмaть,” ARD (13 фeвpaля 2015), accessed February 12, 2018,http://asiarussia.ru/articles/6150/.两种观点虽然各执一词，但有一点是潜在统一的，即在中亚地区学者看来，“中国学”与“中国研究”是大致相等的，他们争论的核心其实在于“汉学”该不该涉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支持者坚持以汉学家的身份进行研究，反对者并不排斥汉学家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但认为他们应该以“中国学家”的身份和立场进行研究。这些情况与国内学术界对三个术语的界定是明显不同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国内学术界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日益兴盛的判断。

应该指出的是，我国学术界与中亚地区学术界在“中国学”概念界定上的不对等势必给双方在相关问题上的交流带来不便。这种情况已然出现，若不抓紧研究、解决，今后交流的难度会更大，问题也会更多。鉴于中亚地区学术界在“中国学”的概念界定上尚未达成统一，笔者认为，把“中国学”界定为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同时也把知名汉学家和其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成果纳入其中，有利于中国学术界与中亚学术界开展话语背景更为对等的交流与合作。

从现代科学的意义来说，中亚地区对中国的研究是在沙皇俄国征服中亚之后开始的，主要由俄罗斯学者进行，研究地域以中国西北，特别是新疆为主。罗博罗夫斯基（B. И.Poбopoвcкий，1856—1910）、格 罗 姆 布 切 夫 斯基（Б. Л. Гpoмбчeвcкий，1855—1926）、奥 登 堡（C. Ф. Ольдeнбypг，1863—1934）、马 洛 夫（C.E. Maлoв，1880—1957）、库 罗 帕 特 金（A. H.Кypoпaткин，1848—1925）等多位俄国学者从中亚出发，对中国西北进行了考察，撰写和出版了大量以考察为主要内容的著作。②相关内容参见：荣新江：《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考察队与中国新疆官府》，载朱玉麒 编《西域文史》（第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94—301页；
C. E. Maлoв, “Отчёт o кoмaндиpoвкe cтyдeнтa Bocтoчнoгo фaкyльтeтa Maлoвa C.E.,” ИPКCA 9 (1909): 35; M. Д. Бyxapин, “Tyнкинa И. B. Pyccкиe Typкecтaнcкиe экcпeдиции в пиcьмax C. M. Дyдинa к C. Ф.Ольдeнбypгy из coбpaния Caнкт-Пeтepбypгcкoгo филиaлa apxивa PAH,” ВОCTОК (ОRIENS) 3 (2015): 107-128.在中亚地区，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哈萨克人瓦里汉诺夫（Ч. Ч. Baлиxaнoв，1835—1865）是极个别的例子。他在1858年6月至1959年4月对新疆进行了考察，在其撰写的《关于阿尔金沙尔或中国南路省（小布哈拉）③即南疆地区。六座东方城市状况的报告》（1985）④Ч. Ч. Baлиxaнoв, “О cocтoянии Aлтышapa, или шecти вocтoчныx гopoдoв Китaйcкoй пpoвинции Haн Лy (Maлoй Бyxapии)(1858-1859),” Coбpaнue coчuнeнuй в nяmu moмaх (2-e uзд. Дon. u nepepaбomaннoe). T. 3. Aлмaты: Глaвнaя peдaкция Кaзaxcкoй coвeтcкoй энциклoпeдии, 1985, c. 97-218.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南疆的整体状况，包括人口、村庄、道路、经济、气候、自然资源等重要信息。

除了考察活动外，沙皇俄国研究中国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在国民教育和军事教育系统中培养汉语人才，但这些工作并未在中亚地区展开。俄国的中国学源于对汉语文字和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汉学家是推动中国研究不断拓展的重要力量。18世纪初，俄国出现了第一批汉学家，但研究内容长期集中在汉语言文字上。自19世纪初开始，俄国汉学家开始积极研究中国历史，卡缅斯基（П. И. Кaмeнcкий，1765—1845）和 比 丘林（H.Бичypин，1777—1853）成为其中的翘楚。

在汉学家的努力下，1837年喀山国立大学开设了俄国（也是欧洲）第一个汉语教研室，1855年俄国的东方学中心从喀山转移到了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1900年圣彼得堡建立了东方学家协会，下设汉语培训班，1910年这些培训班组建为实用东方学院。①A. Л. Apeфьeв, “Китaйcкий язык в Poccийcкoй выcшeй шкoлe: иcтopия и coвpeмeннocть,” Инocmpaнныe языкu в выcшeй шкoлe 1 (2011): 94-106.

1899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开设了东方学研究所，在那里建立了俄国唯一一个档案 - 图书数据库，珍藏有完整的中国王朝史料、历史百科全书、各种版本的古典书籍、各种文献出版物。1899—1911年，该研究所还培养了124名军事口译员。②Б. T. Toктoбaeв, “Иcтopикo-пpaвoвыe и opгaнизaциoнныe acпeкты paзвития cинoлoгии в Кыpгызcкoй Pecпyбликe,” Hoвaя нayкa: npoблeмы u nepcneкmuвы 4 (2015): 223-230.

在沙皇俄国首都彼得堡，尼古拉耶夫骑兵学校也开设了汉语军事课程。但是，类似工作对中亚地区的影响甚微。

苏联时期是中国学在中亚地区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苏联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提高了对中亚地区研究中国的重视程度。这一时期，中亚的中国研究在内容上可分为两部分：

一是中国（主要是西北地区）现状，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民族、资源、地理、人口等。这一部分内容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研究，同时也是苏联对国内中国研究的分工安排。中亚五国与中国西北地区相近，双方交往的历史悠久，在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苏（俄）联通过中亚实施了多项措施，这种部署直接带动了中国学在中亚地区的发展。

二是传统汉学，以语言、历史和文化为主。这一部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高校。国立塔什干大学东方系、哈萨克女子师范学院历史教育系、国立哈萨克基洛夫大学通史教研室、哈萨克师范学院通史教研室、国立卡尔梅克大学东方系等都开展了有关汉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③孟长勇：《中亚五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海外华文教育》2013年第4期，第413—419页。此外，在苏联统一的教育体系内，中亚地区的青年人还有了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等汉学研究更为发达的地方深造的机会。同时，俄罗斯汉学家翻译的中国文学著作也大量传入中亚地区，为中亚的汉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素材。特别是在“二战”时期，为保护知识分子，苏联欧洲部分的学者基本上全部撤退到了中亚地区，这其中就有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B. M.Aлeкceeв，1881—1951）。再如1942年7月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开始向哈萨克斯坦撤退，12月该研究所的骨干力量又被转移到了塔什干，④M. О. Aбceмeтoв, “Bocтoкoвeды AH CCCP в пepиoд эвaкyaции нa кypopтe Бopoвoe в гoды Beликoй oтeчecтвeннoй вoйны,” Вecmнuк Toмcкoгo гocyдapcmвeннoгo yнuвepcumema 415 (2017): 32-35.其中就包括多位汉学家。这些学者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汉学在中亚地区的发展。

在进行这些研究的过程中，中亚地区的中国研究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改变了过去以俄罗斯为主导的状况，中亚本土学者参与度提高。沙皇俄国的中国研究是以俄罗斯人为主导，这既是由于俄罗斯人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也是由于俄罗斯人的教育发达程度和受教育水平都比较高，有一大批接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俄罗斯学者。在这些方面，中亚地区当时是非常落后的。苏维埃制度建立后，随着高等教育在中亚地区出现和发展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同时也受益于苏联的统一教育空间，中亚地区逐渐出现了一批本土学者，其中就有东方学家、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等。

二是在苏联的政策安排下，中国学进入了科学院和军政机构当中，在中亚民族和中亚地区获得了新发展。位于莫斯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学院、克格勃高等学校培养了大批了解中国国情的汉语人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中亚人。1986年成立的哈萨克斯坦科学院维吾尔部最初是由苏联克格勃建立起来的。康斯坦丁·瑟罗耶日金就毕业于克格勃高等学校，并曾在哈科学院维吾尔部工作。

三是塔什干成为重要的汉学研究中心之一，地位仅次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这一点上，中亚高等教育最先在塔什干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苏联在塔什干成立了突厥斯坦大学，1923年改称第一中亚国立大学，1926年该校设置了东方学系，其民族语言部专门培养包括汉学家在内的东方学家，1960年该校改称列宁塔什干国立大学，今为乌兹别克斯坦兀鲁伯国立大学。哈菲佐娃·克拉拉就是该校的一名优秀毕业生。

四是汉学和中国学的研究机构和人员是分开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分别说明，苏联时期，中亚地区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和人员主要集中在科学院和军政机构，而高校则是进行汉学研究的重要场所。

五是中国学在中亚地区的出现和发展是俄国和苏联国家政策需求的结果，与传统汉学的关系不大。正如哈萨克斯坦著名中国学家阿吉尔·考肯诺夫（Aдиль Кayкeнoв）所言，与俄罗斯中国学起源于对汉语文字和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不同，哈萨克斯坦的中国学源于苏联试图在中国新疆建立自己势力范围的意图以及中亚军区研究中国的必要性。①Aдиль Кayкeнoв, “Диaлoги c Mapaтoм Шибyтoвым. Китaй и Кaзaxcтaн: пo пyти?” Paдuo Мeдuaмempuкc Кaзaхcmaн (16 ceнт. 2016), accessed March 22, 2019, https://radio.mediametrics.ru/shibutov/44308/.中国学在中亚整体状况亦是如此。

苏联解体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亚国家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一度萎缩，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渐发展，并以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为主，而传统的汉学则持续衰落，研究工作主要是少数年事已高的汉学家从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中挖掘与本国历史相关的史料，以补充本国历史的空白。②中国社会科学院出访团：《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制与中国学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第153—158页。表1表明，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支撑其境内中国学发展的核心力量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学者，以8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力量崭露头角，而原本应该发挥中坚力量的60后、70后却鲜有作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纷纷陷入困境，国家资助的中国学研究课题急剧减少，中国学家的工资待遇也大幅降低。苏联解体前，研究中国问题的副研究员的月工资水平是400—500卢布（当时约合650—800美元），而1992年之后俄罗斯境内下降到30—50美元，③Aлeкcaндp Гaбyeв, “«Гocyдapcтвo yшлo из китaиcтики»: чтo ocтaлocь oт Poccийcкoй шкoлы китaeвeдeния,” Кoммepcaнmъ Влacmь 41 (2014): 18.中亚国家则更低。在这种情况下，愿意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就变得非常少，很多掌握了汉语的60后、70后则选择弃文从商，从而造成了中亚中国学发展的断代现象。

表1 中亚地区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主要学者简况①资料来源：本表由笔者根据以下文献整理而来：Mapaт Шибyтoв, “88 интeллeктyaлoв пyбличнoгo пoля Кaзaxcтaнa,”Regnum (3 янвapя 2018), accessed April 18, 2018, https://regnum.ru/news/society/2364526.html; Б. T. Toктoбaeв, “Иcтopикoпpaвoвыe и opгaнизaциoнныe acпeкты paзвития cинoлoгии в Кыpгызcкoй Pecпyбликe,” Hoвaя нayкa: npoблeмы u nepcneкmuвы 4 (2015): 223-230; З. T. Mypaтaлиeвa, “Китaйcкиe и Poccийcкиe инициaтивы вo внeшнeй пoлитикe Кыpгызcтaнa,” Вecmнuк КPCУ 3 (2015): 85-87; M. A. Paxимoв, “Tpaнcфopмaция ШОC в ycлoвияx гeoпoлитичecкиx измeнeний в Цeнтpaльнoй Aзии,” Общecmвeннoe мнeнue u npaвa чeлoвeкa 4 (2006): 16-23.表中“代表作品”的外文原名不再括注。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在中亚地区获得了较快发展。与苏联时期相比，当代中亚国家的中国学研究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研究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时期，中亚地区中国学的研究目的是服务于苏联整体国家利益的，由联共（布）中央统一安排部署，有时会忽视或者违背中亚加盟共和国的利益。现在，中亚地区学者研究中国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二是研究的核心力量发生了地域转移。苏联时期，塔什干是中亚地区汉学研究中心，也是研究中国的科研中心。苏联解体后，乌兹别克斯坦的整体科研教育水平大幅下降，而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和努尔苏丹（原阿斯塔纳）则逐渐集结和培养出一批知名的中国学家。与此同时，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学研究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三是研究机构向外拓展。除了科学院和军政机关外，高校和社会团体在中国学研究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四是中亚国家，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的中国学家大都有了到中国留学、交流或访问的机会和经历，掌握汉

语越来越成为中国学家们的基本科研素质之一，这使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

（续表）

在研究内容上，中亚地区学者在中国学研究上取得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当代中国具体问题的研究。这类研究成果非常多，涉及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对外政策、军事力量、人口政策、民族关系、环境治理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力图全方位、多维度地研究中国。仅以康斯坦丁·瑟罗耶日金为例，其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著就有十余部，如《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理论与实践》（Haцuoнaльнo-гocyдapcmвeннoe cmpoumeльcmвo в КHP: meopuя u npaкmuкa，1998）、《中 国：军 事 安 全》（Кumaй: вoeннaя бeзonacнocmь，2008）、《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形成过程与主要内容》（Эвoлюцuя фopмupoвaнuя u ocнoвныe чepmы нaцuoнaльнoй noлumuкu КПК，2012）、《哈萨克斯坦需要害怕中国吗：双边关系的神话与恐惧》（Hyжнo лu Кaзaхcmaнy бoяmьcя Кumaя: мuфы u фoбuu двycmopoннuх omнoшeнuй，2014）等。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亚地区学者的这类研究成果，我国学术界关注较少，尚未进行专门研究，主要是国内个别研究中亚问题的学者在学术论文中进行引用。

另一类是从学派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中国学进行的宏观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学者托克托巴耶夫（Б. T. Toктoбaeв）指出，中国学在吉尔吉斯斯坦虽有基础，但直到现在才出现了形成中国学学派的可能。哈菲佐娃·克拉拉、康斯坦丁·瑟罗耶日金等学者也认为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和人员虽都有扩大，但尚未形成作为一个完整学派的中国学。近年来，中亚地区的中国学学科建设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2014年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学院为培养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专业人才而开设了中亚地区的第一个汉学系，2016年哈萨克斯坦战略与发展协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研究中心。这些说明，中国学在中亚五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但学者们并没有对中国学是否成为一个稳定的学科方向的判断标准进行研究。一个学科的形成是一群方法和观点相近的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具有培养这类学者并为他们提供研究平台的机构是学科成熟的基础和标志。笔者认为，应该把是否建立了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培养相应研究人员的专门机构作为判断中国学是否成为一个学科方向的标准。据此，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中国学学科正在趋于成熟，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中国学学科还在形成中，而土库曼斯坦尚未出现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学家，更谈不上中国学学科建设。

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拓展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学在中亚地区的整体状况进行研究并判断其发展前景，是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所需要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制约中国学在中亚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亚地区学术界在“中国学”概念界定上尚不统一。话语背景相同或比较接近是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前提。在“汉学”“中国学”“中国研究”等概念上，中亚地区学术界大都界定不明，而中亚个别学者提出的界定方案又未获得普遍认可。这种状况既不利于中亚地区内部学者之间的学术往来，也不利于中亚地区学术界与包括我国在内的域外学术界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与合作。如何使中亚地区学术界在“中国学”概念上更加统一，是中亚地区的中国学家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二是在中国学研究上，中亚地区的中生代力量薄弱，新生代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由于缺乏中生代的引导和培养，他们在学术造诣上还需要很长时间的摸索和提升，而且愿意在这个领域坐冷板凳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人数不多，这些情况都不利于中国学在中亚地区的发展。如何扩大中亚地区中国学研究的新生代力量，加快他们的成长步伐，是中亚地区的老一代中国学家们非常担忧的一个问题。

三是中国学在中亚五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综合研究力量和学科建设两个方面，中国学在中亚国家的发展程度从高到低的排序大致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排序靠前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其中国学研究不仅拥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和研究力量，而且在中国学学科建设上已取得重要进展，而土库曼斯坦境内根本就没有中国学。如何加快中国学在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发展较弱的国家的发展步伐，使中国学在中亚国家更加均衡的发展，是中亚的中国学家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四是媒体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评论缺乏学术界的引导，中国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深度有待提高。随着现代化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信息的兴起，媒体报道因其低廉的服务成本、良好的视听效果、高速的更新效率、载体携带的便捷性等优势，对普通民众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目前而言，中亚地区学术界虽取得了许多重要的中国学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在社会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以塔吉克斯坦为例，由于多个独立媒体片面报道来自中国的外债压力、土地租赁、劳务移民等问题，越来越多的塔民众对中国外交政策持消极态度，而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要客观公正得多。如何提高学术研究成果对大众传媒和普通民众的影响力，是中亚的中国学家们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中国学在中亚地区的发展虽存在上述问题，但同时也面临着重要的机遇。一是孔子学院不仅给中亚民众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提供了便利的平台，而且还是广大青年和学者来华留学、来华科研的重要桥梁。二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大学框架下，中亚四个成员国的高校与中国高校之间开展的交流与合作日趋增多，中国高等教育在中亚的吸引力得到提升，“汉语热”“中国热”在中亚国家高校的出现为中国学的发展营造着有利的环境。三是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加快实现民心相通，是中亚地区中国学深入民间、中国学科研成果走向大众的一个重要机会。总之，随着中国国力、国际地位以及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亚国家作为中国西部的友好邻邦，势必会抓住这些历史机遇，加强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进一步促进中国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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