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雯

(中共武汉市汉阳区委党校，湖北 武汉 430050)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并提出涵盖“11种安全”的国家安全体系。党的十九大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写入党章。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历史性地用专章对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作出部署。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作出全面、系统、完整的论述，提出“十个坚持”的工作要求。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突出强调“两个确立”，系统总结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为新征程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做好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任何理论都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是一蹴而就的，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知，总体国家安全观孕育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安全思想，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

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撰写国家安全方面的著作，但是通过仔细研读他们平时的书信、报刊文章及经典文本后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安全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2]15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安全思想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理论来源。

(一)政治安全思想

通过研读马克思所著的《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这两部光辉文献，可以发现，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的高度肯定和经验总结中，包含了政治安全思想。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3]56-57。同时，恩格斯在《导言》中指出，“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3]14。恩格斯对公社中存在的两个派别进行了分析。总的来说，这两派都很难制定出正确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不可避免会失败。当然，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有许多，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缺乏一个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必须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全面提升党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和水平。

(二)经济安全思想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资本论》中论述了经济风险及其产生的原因，通过分析商品在生产各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认为无论在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都存在经济风险，并深刻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另外，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输入、资源掠夺等经济手段遏制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威胁经济安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风险、经济全球化的论述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经济风险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文化安全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思想文化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先进的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同时，维护文化安全的核心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马克思通过全面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认为资产阶级高度重视以意识形态安全为核心的文化安全，对于巩固资产阶级自身统治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安全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四)生态安全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2]21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段话明确指出了人类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与其和谐共处。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

(五)社会安全思想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5]，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社会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六)世界安全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爆发战争破坏世界和平的根源。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才能消灭剥削、消灭战争，最终实现永久的世界和平。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建立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倡导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这既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最高价值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也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7]。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安全概念，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格和气派。

(一)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精华。《尚书·五子之歌》中记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百姓应该是国家的根本，只有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管子在《管子·霸言》中说道：“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思是霸王之业的开始,是以人民为本。本治则国家巩固，本乱则国家危亡。孟子在《孟子·尽心》中也说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孟子看来，从天下国家的立场来看,民心是基础,是根本,民众比国君更加重要。西汉刘向在《淮南子·氾论训》中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意思是治理国家有常法，但利于百姓是根本。刘向在《说苑·政理》中又说道：“善为国者，爱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意思是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爱护百姓就像父母热爱儿女、 兄长爱护弟弟。听说他们饥饿寒冷，就为他们悲哀；
看到他们劳累辛苦，就为他们痛心。可见，历代文人、政治家都强调在国家治理中，人民的作用是最根本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以人为本，把人的安全放在首位，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二)和谐与共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文化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指和谐、统一，注重包容性、相容性。天人合一，指上天和人的关系和谐。总体国家安全处处体现了“和”文化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追求与周边国家的和睦，倡导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在注重维护本国安全利益的同时，注重维护共同安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发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当今世界安全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仁者爱人

“仁”是孔孟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论语·颜渊》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里，孔子把“仁”明确地解释为“爱人”。孔子把“仁”看作是人与人关系中所应该遵循的伦理原则。孔子认为，爱人是每个人的道德义务，要关爱亲人、关爱他人、泛爱万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东西也不要强加于别人身上。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强调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应该遵循和谐关系，崇尚和平、反对战争，实现互帮互助等方面都体现了仁爱思想。

(四)居安思危

《周易·系辞下》中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意思是君子安定的时候不忘记可能出现的危险，生存的时候不忘记可能灭亡，国家大治的时候不忘记可能出现的祸乱，即居安思危。中国古代许多典籍中都有关于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有备无患思想的记载。《墨子·七患》中说：“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意思是如果心中没有周密的考虑，就不能应付突然发生的事情。《荀子·仲尼》中说：“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意思是圆满时考虑不足，顺利时考虑艰难，安全时考虑危险。习近平总书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继承古代文人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国家安全工作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有效防范、管理、处理国家安全风险。

(五)生态哲学

中国古代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哲学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易经》中提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
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都揭示了人类与天地万物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肯定自然的内在规律，强调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齐民要术》中“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
《吕氏春秋》中“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
周文王颁布《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古人从正反两面警告后人，要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表达了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历代先哲的生态哲学思想上，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重要论述，明确将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系中，肯定了生态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文明的兴衰演替，弘扬了中华文明中朴素的生态智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居安思危，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根据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和主要矛盾，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

(一)以“站起来”为根本的传统国家安全观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接连不断的战争造成经济基础薄弱、物价飞涨和资源短缺。面对内忧外患的环境，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维护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有效应对了国际国内挑战。在政治安全方面，用民主集中制，即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来保障人民民主政权。本着“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思想，建立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有效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注重党的建设，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来提高党的领导，统一全党思想认识，通过积极培养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纯洁党的组织，为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奠定了思想基础。在经济安全方面，面对新中国成立后“一穷二白”的国民经济状况，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制定了“一五”计划，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军事国防安全方面，加大对高精尖武器研发的投入，研制“两弹一星”和核潜艇，增加军费投入，加强军队建设。在文化安全方面，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强调要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在外交安全方面，提出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这一时期的传统国家安全观有效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使得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也在有关巩固国家政权、意识形态安全、国防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以“富起来”为根本的新安全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政治朝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各国经济体联系更加紧密。另一方面，国内改革开放深入发展，这个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我们党形成了以“富起来”为根本目的的新安全观。

20世纪80年代开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国内改革开放迈出坚实步伐，国外美苏冷战走向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际国内形势，认为世界性的战争已经过去，我国发展的主方向应该转移到国内建设上来。邓小平同志指出，国家安全不仅是军事和政治安全问题，也包括经济、科技等安全问题，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等国家安全策略，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此外，邓小平同志将内部安全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在外交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新途径，有力维护了国家安全。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引发国际社会的动荡。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安全环境，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江泽民同志认为，要始终把维护好主权安全放在首位，提出通过加强经济风险的监测和预测保证经济安全。另外，重视政治安全等传统安全的同时，也将目光转移到生态、科技、信息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强调要通过自主创新维护科技安全。1999年3月，江泽民同志发表了题为《推动裁军进程 维护国家安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新安全观，面对气候变暖、生态危机、恐怖主义等全球危机，各国应该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基础上，争取共同利益，营造长期稳定安全的国际和平环境。这一时期的安全观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进入21世纪，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西方国家与我国开展合作的同时也不断遏制我国的发展。虽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面临着人口数量庞大，就业压力大，自然资源短缺，城乡发展差距大等诸多挑战。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国家安全问题，提出和平发展理念，强调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在政治安全方面，指出了党的建设面临的“四大风险”和“四大考验”，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维护政治安全。在经济安全方面，提出保障经济安全的核心是保障金融安全。在生态安全方面，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同时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构建一个持久繁荣、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的主张。

总之，这一时期的国家安全观，为我国经济实力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坚实的安全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也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

(三)以“强起来”为根本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面对百年大变局、世纪大疫情、复兴大跨越，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互动，对国家安全提出更高要求。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筑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安全屏障，任务艰巨繁重。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对时代发展局势的深邃思考和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不懈探索，创立和发展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发展和升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总体性、人民性、创新性、全球性等理论特点。

总体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是“总体”，体现了总体性，相比以前的安全观，更具有完整性、全面性、系统性的特点。一是从内容上看，以往的安全观侧重外部安全和国际安全，很少提到国内安全，难以指导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安全工作。总体国家安全观突破了以往只重视外部安全的局限性，做到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统一。二是从安全范围上看，强调大安全理念，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数据等诸多领域，并将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三是从系统思维和方法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工作要树立“一盘棋”观念，强调科学统筹，做到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强调国家安全要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各方面、各环节，打总体战。

人民性。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2]17。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9]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人民安全放在最核心、最重要的位置，强调人民安全高于一切。与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传统国家安全观强调保障物质需求，而忽略了人的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重视物的安全，更加注重人的安全。习近平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0]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体现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坚定信念。

创新性。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通过国际安全的途径是均势、霸权、集体安全等，但都无法使得人类走出安全困境，国际冲突不断，获取国家利益的同时也伴随着惨痛的代价，无法实现永久和平。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1]。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讲话，提出“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11]。总体国家安全倡导一种新型的国际安全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通过打造命运共同体，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国际安全格局，实现共同安全的目标，这不仅是对传统安全观的重大突破和理论创新，而且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新的安全思路和安全模式，更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全球性。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坚持维护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统一。促进国际安全本质上是为了实现共同安全。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安全应该是双向的，自己安全也要保证其他国家安全。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提出“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11]，强调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平等的、包容的。在国际社会中，虽然各个国家实力强弱不同，但都是平等的成员，在安全互动中都是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关系。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会开幕式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全”[12]。总体国家安全观从共同安全的角度出发，既注重国家自身安全、也注重地区安全乃至世界安全，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国家安全观、亚洲安全观、世界安全观，为促进全球共同安全和维护世界的长久稳定和繁荣提供了理论指导，具有全球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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