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庄德

（西安交通大学，西安 710049）

工科大学联盟的成立与发展，对于促进工科高校的科研协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98年，我调到校科研处工作，第一年就参加了联盟的研讨会。通过深入交流，各个学校互相了解，确立了合作方向，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科技发展。

那时候，各个学校的科研体量还偏小，这就更需要相互之间的配合与协作。例如，某些需要几个学校共同完成的任务，科研部门之间就会互相打个电话商量一下，通过配合争取到一些重要或重大的项目。我觉得联盟之所以能够坚持30年到现在，是因为有着长期合作的良好氛围，特别是最初的一批同志，如清华大学冯冠平处长、上海交大张炳钰处长、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的何勤功处长等，他们把这个风气带得特别好。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工科大学联盟不但办得越来越好，而且越办越深入。

当时的大背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科技上发现了与国际间的差距，特别是有些方面差距较大，不容忽视。为此，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国家的一些大型项目，也逐渐开始部署，比如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直接向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旨在于追赶高科技而实施的863计划。国家重大项目分别从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两方面展开，推动了我国科技发展的进程。但当时科研的体量还是不大，我印象中，1998、1999年间国内主要大学的科研经费也就是一两个亿左右。随后，国家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科技投入一直处于增长态势。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从基础理论研究到高科技发展，产学研的合作就有效展开了。以基础研究方面的SCI论文为例，21世纪初，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能有几十篇就已经很好了，一些突出的重点实验室也才达到一两百篇。而近年来，由于充分发挥了平台优势、人才优势、多学科交叉协作的优势，再加上国家的大力投入，SCI论文数量急剧增加。

这些年来我们与世界科技强国的差距逐渐缩短，有些方面已开始努力追赶和超越，特别是在信息、航天航空、轨道交通等领域更加明显。当然，我们仍有差距，在工业软件、微电子集成芯片、航空发动机等方面的差距仍然较大。

我国科技的发展有优势也有短板，首先要理清楚情况，明确优势、短板到底在哪里，从而知己知彼，奋发有为。

在下一轮的竞争当中，特别是当前特定的国际环境下，广大的科技工作者一定要秉承一种家国情怀。改革开放以后，大批留学生深造后都陆续回国，担负了重任。即便有些仍在国外，也以不同的方式报效祖国。这种高尚的情怀，使得我们的人才储备逐渐充足，科技的后劲逐渐显现，并表现出明显的后发优势。想想新中国成立不久，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都把两弹一星搞出来了，难道现在我们在核心芯片、航空发动机、工业软件这些方面就不能迎头赶上？我对此抱有非常大的信心。而且，从历史长河来看，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爱国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有历史使命感，为了国家民族的兴盛奋斗不止。今天，不管是老一代、中年一代，还是新的一代人，也包括大批的留学生，都更加关心和支持祖国的发展。他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渠道为国家做贡献。那些在国外做得很好的科技工作者，也是在给国家做贡献，因为他们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能力。

前段时间我到珠海、深圳、杭州、苏州、上海等地考察，接触到一批优秀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他们纷纷从海外回到祖国，在科学研究与创新创业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有些年轻学者极具潜力，成长张力和爆发力很大。这些年轻人中的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国内高校培养出来的，其中许多就出自我们16所工科高校。我不但看到本校的很多校友，也接触到其他高校的校友，他们回来以后都很快地投身科研或自主创业，说明我们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给他们所打的底子还是不错的。这也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人才优势。国内高等教育体系、人才培养模式，对他们的成长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国内的科技人员也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一些重要的领域行业，他们甚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说航天，主要还是靠我国自己培养的人才在挑大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的成绩也是巨大的。优势互补，比翼齐飞，相信我们的国家在若干年后一定会在各主要领域处于世界的第一方阵。这就是所谓的“机会和挑战并存”。

目前，国家的发展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虽然我们受到限制和打压，但回过头来看，反而恰是发展的机遇，这是什么原因？第一，国力增强了，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力不断增强，科技投入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投入占GDP的比重比较大。第二，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非常完整，而且经过长期的培养训练，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改革开放培养的大批优秀人才和回国的留学生，使得我们人才的实力也处于一个很好的水平。第三，我们的实验条件或者说我们很多的实验室都属于世界一流水平，具备基本的要素和条件。这就是资金、人才、实验室三大基本条件。

我曾经到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深深感受到老一辈科学家的坚持和操守。记得给我们介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提及了钱学森先生的事迹。某次运载火箭发射失败后，钱学森带领科研人员奋战三天三夜，找到了所有的碎片和材料，然后通过各种分析，寻找失败的原因。我们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研制出“两弹一星”，确实是令人非常感动。现在国家实力这么强大，各种要素都具备的情况下，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我们都应该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和突破。因此，若干年以后，我相信一定能够实现我们所期盼的科技强国的长期梦想。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新形势下工科大学要在综合性发展的过程当中提出新的目标，要注重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的发展对工科的推动作用。基础学科的实力强劲，工科发展的后劲就更足。当然还要特别注意新兴交叉学科，特别是信息领域新兴学科的发展。这就要加大学科调整的力度，不能保守。要能够使优势更加突出，基础更厚，新兴交叉的能力更强，这也正是国内一流工科大学要取得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有句话我想特别说一下，我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林忠钦校长组织的，由国际一流大学领导参加的一个研讨会。在说到工科发展的问题时，我谈的主题是“传承、创新、融合”。我们（西安交通大学）的机械学科于1913年成立，最初叫机械工程系，后来改为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系—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前面的机械工程都没有变化，只不过是称呼上从系到学院，又从学院到系。但随着时代发展，内容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在的机械制造过程已经与信息、电子、材料、生物等各个方面融合在一起，同时这种融合也更加促进了机械工程学科的内涵发展。这正如前面提到的，未来学科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但100多年来，我们“机械工程”的名称一直未变。

再就是大学，不管理科、工科、医科、文科，都有一个文化氛围的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学文化和精神本色。比如洪堡精神，比如北大蔡元培校长的兼容并包思想，就是历史上大学文化的集中体现。所以说，大学的文化生态也非常重要。此外，工科学生也要有多方面的修养，懂一点琴棋书画，有一些审美能力。文化修养好，视野开阔，看待和处理问题、思考未来发展、跟各方面的沟通交流就会得心应手，一个学生的培养也会比较全面。总之，工科大学的素质教育，会使得工科的特点更加突出，基础加强，学科交叉，并体现出浓厚的文化氛围。

挑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都有。对于内部的挑战，还是需要能够静下心来，不要浮躁，特别是工科。例如，给某个大学一个科学研究任务，要求很快就做出来，如果先前有长期积累，条件具备的，可以立军令状，高质高效完成。而那些探索性的研究则不能太急于求成，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试错过程，这是我们内部的主要挑战。当然，现在还形成了一种大学排名、学科排名这种潜在的隐形压力。学校的各层级领导我都做过，包括教研室、学院、科研处、学校，现在退下来了，继续领导我的团队在进行科学研究。当前，中青年教师就有一种潜在的隐形压力。没有压力不好，但压力过大也不行，要把握一种度，让他们能够坐冷板凳，能够静下心来。我们现在需要有一种潜心科研的氛围。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承担国家的重大任务，解决国家重大需求。从国家的研究体系来说，一些研究机构在改制的过程中参与了行业的竞争，所以就很难在中间阶段或者中试阶段再给行业输送技术，那么大学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这种责任，国外一流大学不太做，因为它们的工业部门或企业很多都能完成。这从专利分布的对比分析就可以看出，中国的专利主要在大学，美国的专利主要在企业，日本的专利全部在企业，德国的专利在企业和研究所。这就使得中国的大学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既要承担自身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同时又要承担一些工业研究部门或者企业的工作，这就是现状。可能在一定的，也许还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还需要大学去承担这部分工作。所以，对工科院校来说，要有一批团队去承担国家任务，包括承担国防任务，以切实解决国家需求，为国家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国家近年来投入很大，特别是在“211”一期、二期、三期，“985”一期、二期、三期，双一流大学建设等方面。经过长期积累，我们的大学在硬件条件方面已经达到国外相当的水平，有能力承担而且也必须主动承担国家任务。这就是我所说的内部的挑战和机遇。

从外部来说，由于国家的需要，确实要求大学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也包括刚才所说的在产学研方面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大学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比如说，美国当初的科技成果转化法即《拜杜法案》，对硅谷等科技创新高地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核心思想就是联邦政府支持的科研经费形成的科研成果归大学和研发团队。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于2015年通过，也是把国家科研经费支持的成果归单位和团队，这就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把大学里的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出去，也能够满足外界技术需求，然而大学要把这块做好，却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主要难点在于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的冲突，它们历来都不太兼容。现在的要求是，既要顶天又要立地，顶天已经比较有经验，而且也做得比较成功，但立地这块要怎么做呢？文化还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大学里面一个老师发表了一篇高水平的文章，另一个老师办企业办得很好，该怎么比较？可能大家更看重的是学术研究的成果，这就是文化的不同、认识的不同。这个方面如何创造一些条件？比如科技园、成果转化、科技孵化器等等，虽然想了很多办法，但还得进一步摸索和完善，尤其是政策和评价体系方面。

美国有OTT（Offi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欧洲也有类似机构。OTT即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根据规模不同，每个学校不太一样，但是人员结构方面都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懂技术，第二懂市场，第三懂投资，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科技经理人。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具备这三方面的技能，但是这里面的人员基本都具备这样的素质。还有就是懂法律。这是科技成果转化所面临的挑战，比如一个老师要将成果转化而去创办一个公司，他就会面临这四个问题。这就需要有一批专业的人员来帮他解决这些问题。有的老师适合做研究，有的老师适合做基础应用，有的老师喜欢做技术，当然也有老师喜欢做科技成果转化。因此，适合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应该有一个宽松的政策去鼓励和保护、爱护和支持做科技成果转化的老师，这样老师就可以放手去做，而且可能做得很好。

深圳、珠海等地很多年轻人，有国内培养的，也有海外求学归来的学子，都致力于祖国的科技创新事业，艰苦创业，很多做得非常好，一批企业已成为先进产业引领者。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在我们国家未来技术创新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有适合的氛围，而且他又愿意干，并愿意全身心投入，是完全有可能做好的。对于大学教师适不适合创办企业，可以进一步地讨论和不断摸索，可以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全国16所工科重点大学科技联盟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为推动高校科技改革探索和协同发展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这里我想特别感谢长期担任秘书长的何勤功老师，没有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很难有今天的成就。我预祝我们16所工科联盟越办越好，继续致力于我们国家的创新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学研究，在引领人类社会发展、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建设世界一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等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借此机会衷心祝愿《研究与发展管理》的“科创大家谈”栏目越办越好，成为理论实践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力的综合性科技管理学术刊物，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累更多经验，贡献更多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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