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冠辰 王 磊 杨 鑫

1.长春理工大学，吉林，长春，130022；
2.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吉林，长春，130022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规模迅速增长。据2021年5月11日发布的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我国大陆城镇人口为90 199万人，占比63.89%。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城镇人口比重增长了14.21%。城镇人口比重大幅上升，城市社区治理面临新课题。2021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以数字化助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1]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2]可以说，数字技术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广泛运用已经成为新时代社区治理的趋势和潮流，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

通过查阅与整理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笔者发现国内学者们围绕大数据如何更好地运用于城市社区治理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大数据的相关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大数据的价值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研究。2012年，联合国在其发布的《大数据促发展：机遇与挑战》白皮书中指出，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肖星认为，大数据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从制度的视角出发，研究大数据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实现路径。[3]刘宏达等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数据的重要论述，阐述了大数据时代的影响、新时代大数据战略的内涵和特点及实行大数据战略的时代价值。[4]

第二，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模式及主体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熊文瑾从城市社区治理理论视角指出，研究者大多根据“治理—善治”理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及“新公共服务”理论等视角架构社区治理理论。[5]在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中，黄彩兰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提出了协商共治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6]在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研究中，钱坤认为，随着“单位制—街居制—社区制”转型，基层政府和党组织之外的社区组织、驻区单位和物业公司等都是城市社区治理的参与者。[7]

第三，关于大数据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优势及发展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朱琳等认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创新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8]周申辉从法治思维、技术支撑、机制构建3个维度论述了大数据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构建逻辑。[9]郄鹏认为，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方法更加科学、治理方式更加民主。[10]张锋认为，社区数字化治理是利用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从技术、制度和组织等方面对城市社区治理进行重塑。[11]

根据上述文献研究可以看出，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更偏向于从宏观角度出发，从微观角度具体探讨大数据技术如何成熟地在社区治理中运行的研究相对较少。笔者从微观角度出发，从政府治理理念、社区数字管理人才及居民信息安全等角度分析大数据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优化路径，以期为大数据技术推进城市社区治理数字化发展提供参考。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和城市社区治理的结合成为未来社区治理的必然发展趋势。大数据技术融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可以提升城市社区服务的精准性、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变革及提高城市社区治理的应急管理能力。

（一）有利于提升城市社区服务的精准性

城市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满足社区居民的个性化需求，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后，还会有更高层次的需要，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区居民的需求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大数据技术的帮助下，社区的管理部门能实时了解到居民的个性化需求，并根据不同需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有效提升城市社区服务的精准性。例如，深圳市的坪山新区利用大数据技术建设社区服务数据库，建立了“1+N”的信息采集体系，确保了信息的真实、全面且鲜活，同时坪山新区还建设了政务管理和社区服务系统，通过连接微信及网络问政等平台，实现对社区内部信息的动态管理，为居民提供精准化和全方位的服务。[12]佛山市禅城区建立了“大数据·微服务”的社区治理服务新模式，通过对接禅城区的大数据服务中心、微服务云平台，形成实时更新的社区需求图和资源图。禅城区全区154平方公里，划分成451个网格，通过生态网格系统使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和社会供给之间实现精准配对，而且全区的服务运行状况能够在屏幕上进行分拨、处置和反馈。由此可以看出，在大数据技术的帮助下，社区能够准确掌握居民的相关信息，并对这些基本数据信息进行有效分析，实时精准地为社区居民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二）有利于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变革

大数据技术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结合有利于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变革。一方面，受传统社区管理观念的影响，在城市社区治理中行政化色彩依然浓厚，而且决策主要是依靠领导者的意志，但是领导者对城市社区的真实情况并没有完全了解，这就容易出现其制定的政策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问题。大数据融入城市社区治理后，能够实现信息实时的上传下达，能够随时对过去和现在的数据进行对比与分析，从而为领导者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依然没有厘清政府、社区居委会之间的权责关系，难免会出现治理越位或缺位的现象。大数据融入城市社区治理后，可以使它们各尽其职，避免缺位现象抑或杂乱无章的统包统揽。例如，深圳市坪山新区根据“简政放权、责任到位、服务零距离”的原则，精简了相关职能部门，并且对政府、社区居委会等进行了职能调整，以明确社区治理的各项任务职责，便于统一管理，为了避免治理越位缺位或者“三不管”的情况，坪山新区还设立了社区服务和投诉中心。[12]

（三）有利于提高城市社区治理的应急管理能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社区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及风险性正在急剧增加。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其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面临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从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成果中可以感受到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国家大力推行手机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等服务，社区根据数字通行码将相关人员进行区分，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与整理，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快速治理的优势，改变了传统挨家挨户进行调查询问的普查模式。例如，珠海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建立了“大数据+网格化”的信息管理机制，以此来进行涉疫相关人员的排查工作，迅速查清人员底数和基本情况，并且对流动人员进行细分定位和确定重点人员。珠海市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一人一档，一日一报”的联动、联防、共享机制，大大提高了社区工作人员高效、精准排查的效率。辽宁省锦州市在应急处置方面，通过全面整合全市的监控视频资源，网格员现场采集信息的方式，对采集到的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并将各部门的信息相关联，实时进行共享、共用和监测预警，以此来提前预防突发事件并及时处理。城市社区可以利用手机媒体、小区视频监控录像和社区居民的基本数据信息进行实时监测和预测，并利用大数据的快速响应和开放共享等特点，在发生突发事件前，迅速将情况传递到相关支援部门便于其进行应急处置。

虽然大数据能在多个层面为城市社区治理赋能，但其在治理理念、治理人才和信息安全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治理理念问题：政府治理偏重于大数据技术的工具理性

大数据是广泛运用到经济发展、社区治理等方面的新技术、新手段，大数据技术的运用给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支撑。从治理理念的维度来看，政府治理偏重于大数据技术的工具理性，即政府部门尚未厘清大数据技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刘佳燕指出，要避免落入技术绑架的陷阱，最核心的问题是技术是否能让社区居民受益，是否能真正为居民所用。[13]茅明睿认为，对刚刚建立的社区来讲，就算利用再先进的技术工具，也不可能短时间内体现出“人情味”，要注意用技术和人文两条腿走路。[13]张艳国等指出，技术运用最终是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能总秉持着技术至上的原则，缺乏对技术伦理和价值的关注。[14]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经历了“单位制—街居制—社区制”的变迁过程，且目前的治理模式呈现出多元共治的局面。虽然社区治理模式在不断嬗变，但是政府依然在社区治理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行政色彩依然浓厚。政府部门虽然能够认识到大数据在社区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并没有深入探究大数据的价值内核，而是侧重于大数据的工具理性，即过度地关注“如何治理”忽略了“为何治理”。政府部门不能完全理解大数据融入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即围绕人展开服务，人处于第一位，技术是在第二位的，人文关怀和技术赋能融合起来才能实现社区的善治。

（二）治理人才问题：社区缺乏专业的数字管理人才

大数据背景下的城市社区治理对社区管理者的数字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专业的大数据技术人才作为支撑，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就会大大降低。大数据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缺乏专业的数字管理人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区中具备大数据应用管理能力的人并不多。以青岛市城阳区某社区为例，该社区存在缺乏专业技术管理人才及人员结构老化等问题，这阻碍了社区治理智慧化的进程。据了解，该社区的管理人员年龄在50岁左右，因其缺乏技术运用的相关经验，他们难以将采集到的信息导入社区网格系统。另一方面，数字化专业的人才并不愿意进入社区开展管理工作。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可知，在大数据时代相关数字专业的人才多希望在科技领域有所成就，他们对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内容了解得少之又少，认为社区管理工作就是简单地处理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矛盾纠纷且薪资待遇较低，所以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较低。

（三）信息安全问题：信息数据泄露的风险较大

大数据技术的运用给城市社区治理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数据泄露的风险。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使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如物业管理公司等其他市场组织会参与到社区治理中，部分市场组织为牟取利益，有可能透露或者贩卖社区居民的一些私人信息。另外，少数社区网格员也有可能滥用采集的社区信息影响居民的隐私安全。例如，某市警方破获的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团伙案，其数据泄露的源头是该市某社区干部王某利用工作之便，贩卖产妇和新生儿的个人信息给另一方，累计泄露产妇和新生婴儿的信息达到1.2万余条，导致部分社区居民对个人数据信息安全感到担忧。

针对大数据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3个方面的优化路径：

（一）政府应注重技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

从大数据技术的工具理性角度来说，它可以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但是工具作为客体脱离了作为主体的人是不能单独发展的，主客体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大数据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于政府应注重技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一方面，应加强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培训，如通过举办大数据技术的培训讲座等方式来加强政府工作人员对大数据技术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分和认知，在关注技术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人文关怀，树立“人文之治+数字赋能”的治理理念。另一方面，政府应保持在数字化治理进程中的回应性、敏捷性和灵活性，针对居民的个性化需求及时制定出解决方案，致力于解决民生服务的痛点和难点，在关系到民生的公共服务等方面提高办事效率。

（二）壮大具备大数据管理能力的人才队伍

在城市社区治理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具备大数据管理能力的人才。一方面，应大力引进大数据专业管理人才，通过制定具体的专业技术管理人才引进方案，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人才保障。例如，可以设立社区数据管理人才发展基金，用于社区数据管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可以通过和重点高校开启联合培养模式，建立完善的人才配置体系，社区提供办学场所和基础办学设施，高校创新办学机制，紧密围绕城市社区治理发展的需要，将教育教学和行业产业充分融合，开设大数据应用管理类的相关课程，培养懂管理、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实现高校人才培养和社区需要的零距离衔接。另一方面，应提高大数据管理人才的福利待遇。例如，在原有的工资体系基础上，专门增加具备大数据管理能力人员的薪资标准并且发放补贴，提高他们的福利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吸引更多具备大数据管理能力的人才投入城市社区治理中。

（三）加强城市社区的信息安全建设

其一，应完善大数据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的信息安全体系。建立数字基础设施安全使用标准；
规范数据在采集、处理和应用等环节的机制建设，建立数据采集、储存、运营和使用的责任机制，保证居民个人数据使用的安全；
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鼓励监督和举报泄露数据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对泄露和贩卖居民信息行为的打击力度。其二，应增强社区工作者的数据安全法律意识。社区工作者应知法、守法、懂法，充分认识到居民信息泄露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树立数据安全法律意识，遵守数据使用准则。其三，应关注社区数据收集可能存在的盲区。即有哪些居民的数据信息是没有被收集到的，加强对这些缺位居民的关注，尤其应加强对老年群体的关注。社区部分老年群体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对数字化技术的理解等，导致他们在社区信息收集中的缺位。社区工作人员应定期走访老年群体，通过其他方式及时收集老年群体数据，以保障老年群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权益。

推进大数据背景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是新时代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支撑，更是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源泉。同时，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仅依靠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未来需进一步突破技术发展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应用中的难题，创新大数据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克服技术治理的弊端，凸显社区治理的人文性与主体性等，将社区居民的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数据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结合方面仍有待于相关学者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数字化社区治理如何更好地服务居民也需要进一步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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