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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高管与年报语调管理

2023-02-05 20:25:05

张英明 徐 晨

(江苏师范大学 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企业中女性高管比例的提升彰显了“她力量”的崛起,女性在商业领域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她力量”悄然崛起这一现象也吸引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肯定了女性高管拥有与男性同行所不同的认知框架、价值判断和行事风格,女性高管具备独特的领导风范和积极的公司治理意义。近年来,康得新、康美药业和瑞幸咖啡等臭名昭著的财务舞弊丑闻相继被媒体公布于众,企业的信息披露失真问题也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既有学者基于高管性别特征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的视角,研究发现女性高管参与公司治理会对会计稳健性(Francis等,2014;
Ho等,2015)[1][2]、盈余管理(Gavious等,2012;
Lara等,2017)[3][4]和财务舞弊(路军,2015;
周泽将等,2016)[5][6]等财务数字信息披露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认为女性高管与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正相关(Ran等,2015;
Pucheta-Martinez等,2016)[7][8]、负相关(林长泉等,2016;
刘笑霞和李明辉,2018)[9][10]和非线性关系(杜兴强等,2017)[11]的结论都有。年报作为企业信息的重要载体,主要由数字信息与文本信息构成,相对于数字信息而言,文本信息占比较高且富有弹性,但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并未对文本信息披露做出严格限制,文本信息披露尚处监管灰色地带,使其具有更低的违规披露成本和更高的自由裁量权,操纵空间较大。随着数据处理能力的提升和文本分析技术的发展,企业信息披露的研究对象已从数字信息拓展至文本信息,然而现有研究仍限于分析女性高管对财务数字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忽视了从文本信息层面探究高管的性别特征会对企业策略性披露行为有何影响。语调是上市公司文本信息披露中具有重要内涵甚至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特征之一(贺康和万丽梅,2020)[12],具体指文本信息中通过积极或消极词汇所传递出的乐观或悲观的情绪,对语调进行特殊管理可直接干扰信息受众对公司基本面的认识,是管理层操纵文本信息、实施印象管理的首选。现有研究多选用词典法对积极、消极词汇进行词频统计和比较,提取文本的整体语调,并从探究语调管理的经济后果着手,验证了文本语调对债权融资(卢介然和马超,2019;
赵宇亮,2020)[13][14]、创新活动(林煜恩等,2020;
李姝等,2021)[15][16]、企业未来绩效(Kang等,2018;
Wu等,2021)[17][18]和股价崩盘风险(周波等,2019;
黄萍萍和李四海,2020)[19][20]等的影响。关于语调管理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有一定基础,学者们多聚焦于探讨语调管理的经济后果,却较少关注语调管理的影响因素,这不利于全面、深刻地认识和解读年报语调管理倾向。王华杰和王克敏(2018)[21]、黄超和王敏(2019)[22]印证了公司的盈余管理活动会加剧语调管理行为;
鲍晓静和李亚超(2021)[23]验证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年报语调操纵的抑制效应,国内现有研究聚焦于从企业层面切入,探究语调管理的影响因素,尚未考虑从年报编制主体即管理层行为的视角出发,考察高管的个体特征对语调管理的影响。高层梯队理论强调高管的性别特征对企业决策具有重要影响,而高管又可直接决定年报文本信息的语调特征,那么高管的性别特征是否会影响年报语调管理倾向呢?另一方面,企业会计行为中的决策权力集中掌握在CEO和CFO这两类核心高管手中,CEO、CFO的性别特征对年报语调管理的作用关系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外在的情境因素是否会对高管的性别特征与语调管理的关系产生影响?这些问题的回答对深入揭示女性高管对年报语调管理的影响机理、进一步解释女性高管如何影响年报语调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文选取了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年报中情感色彩较浓烈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报告作为文本语料来源,在稳健性检验中还将年报整体内容作为分析对象,剖析了高管性别特征对年报语调管理的影响效果与机理。本文可能的增量贡献在于:第一,将高管性别特征与年报语调管理联系起来,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亦为年报语调管理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第二,不仅以女性高管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还对高管的职位进行细分,为深入理解不同类型的女性核心高管对年报语调管理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第三,根据企业的产权性质、语调操纵正负倾向、核心高管的教育背景与任职期限对样本公司进行分组,分别考察各组女性CEO、CFO与年报语调管理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厘清女性核心高管对语调管理的影响机理。

(一)女性高管与语调管理的非线性关系

根据临界点理论,女性在高管团队中的占比只有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后,才可能对公司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类似地,象征主义理论也认为,当女性高管占比偏低时,代表性不足,在高管团队中仍属于少数群体,而属于少数派的女性不排除只是出于“装点门面”的需要而象征性雇佣,当女性高管占比相对于男性高管而言微不足道时,公司的领导风格仍由男性高管主导。结合羊群效应理论,处于象征性摆设地位的女性高管势单力薄,无法掌握充分的话语权,难以坚持自己的观点,只能被动选择迎合、服从男性高管的决定(杜兴强等,2017)[11],在参与管理和决策的过程中无法发挥实质性作用,此时女性高管对编制年报文本信息细节的影响很可能微乎其微。随着女性高管比例的不断上升,在达到某一特定水平后,女性群体在编制年报过程中得以充分表达观点和彰显主张,有权影响年报文本信息提供的细节和年报整体的语言基调。综合临界点理论和象征主义理论,我们认为:首先,只有当女性高管占比超过某一特定临界值后才能对年报编制细节产生显著影响;
其次,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女性高管对年报语调管理的影响可能会随着女性高管占比的改变而发生结构性变化,当女性管理者人数持续增长时,女性高管对年报语调管理的边际效应可能会逐渐减弱;
最后,当女性高管占比达到某一最高阈值后,过犹不及,再增加女性高管人数可能会降低高管团队异质性激发的多样化优势,女性高管对语调管理的显著影响可能不复存在或会发生质的变化。据此,女性高管对年报语调管理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影响很可能是非线性的。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女性高管对年报净语调具有门槛效应。

H2:女性高管对年报语调操纵具有门槛效应。

(二)女性CEO、CFO与语调管理的关系

CEO、CFO是上市公司高管团队中的核心角色,CFO集中掌握了与会计行为有关的决策权力,而CEO作为掌舵人,主要负责与公司日常经营有关的决策,尽管CEO可能并不直接参与会计相关决策,但研究表明,CEO可以对CFO施加重大影响,CFO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限于CEO(Mei 等,2011;
Habib和Hossain,2013;
周泽将等,2016)[24][25][6],故CEO、CFO联合掌握了会计行为的主导权,这种实质性权力使得女性核心高管不再是“装点门面”的“花瓶”,这有利于在编制年报过程中充分展现其独特的行事风格。基于印象管理理论,学者们验证了管理者有动机对年报语调实施特别管理来影响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基本面印象(Huang等,2014;
王华杰和王克敏,2018;
朱朝晖和许文瀚,2018)[26][21][27]。核心高管CEO、CFO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司对印象管理方式的选择,而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公司的战略选择会带有高管个人特征的烙印,性别又是高管的主要个人特征之一,故CEO、CFO的性别很可能会影响印象管理的方式,继而对年报语调管理产生显著影响。

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更厌恶风险,拥有较强的避险意识(Sexton和Bowman-Upton,1990;
Jianakoplos和Bernasek,1998;
Iqbal等,2006;

Fullbrunn和Eckel,2015)[28-31],女性还更具仁爱关怀之心、更关注社会责任(McGuinness等,2017;
曾春影和茅宁,2018;
Doan和Iskandar-Datta,2020)[32-34]。故女性CEO、CFO更愿意为了规避风险、遵从伦理道德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这降低了她们利用文字技巧实施语调管理的可能性。一方面,女性CEO、CFO天性中的保守谨慎、不过度自信的特质使其一般不会对公司经营与发展抱有过度乐观的预期,在编制年报文本信息时可能会较少地使用带有积极情感色彩的词语,而更多地使用中性的词语;
另一方面,女性温柔善良,富有替他人着想的责任感,会以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而上市公司对外公开披露的报告,尤其是年报,是投资者了解公司信息的重要渠道,这些会计文本信息的语言基调将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判断,这使得她们在编制年报内容时倾向于谨慎、客观地用词,使文本信息的语调与公司经营现状尽量保持一致,避免渲染过度积极的语调倾向,混淆视听,误导投资者的判断。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女性CEO与年报净语调显著负相关。

H4a:女性CEO与年报语调操纵显著负相关。

H5a:女性CFO与年报净语调显著负相关。

H6a:女性CFO与年报语调操纵显著负相关。

然而,女性CEO、CFO比男性同行具有更强的管理防御动机,一方面,女性高管被解聘后再就业的难度明显大于男性;
另一方面,由于“玻璃天花板”“性别壁垒”现象的长期存在,使得女性高管对职业安全问题更敏感(刘笑霞和李明辉,2018;
曾爱民等,2019)[10][35]。据此,女性CEO、CFO很可能有着更强烈的动机采取不违反法律但对自身有利的措施来降低职业风险。而对年报文本内容实施语调管理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积极的语言基调能达到良好的印象管理效果,侧面烘托管理者的个人能力,有助于巩固其现有的领导地位。虽然对语调实施特别管理的行为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色彩,但语调管理尚处于监管灰色地带,并不属于违法行为,直接负责人CEO、CFO不会因此遭到监管部门的问责与处罚,能避免遭受经济或名誉损失。女性厌恶风险、追求稳定的特质使其更倾向于选择相对合法的语调管理。此外,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发现,性别会影响语言表达能力,女性在语言表达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在不同年龄段,女性的语言表达能力均高于男性,且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差异会被进一步放大[36]。Simon和Nath(2004)认为女性情感更丰富且其情感表达能力普遍高于男性[37];
同样地,Bourke(2012)在写作技能方面也发现女性拥有明显的优势,在语句数量、词汇多样性等方面,女性都比男性更胜一筹[38]。综上,一方面,女性高管具有更强的管理防御动机,她们更可能在不违反会计准则和法律的前提下,通过语调操纵行为来达到印象管理的效果,保障自己的职位安全;
另一方面,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女性与男性有着不同的语言风格,女性情感更丰富,词汇积累量更多,具有先天的语言表达优势。故擅长“舞文弄墨”的女性高管在编制年报时更可能较多地运用带有修饰性的积极词汇来释放有利信号,女性高管在对年报语调实施特别管理时反而更得心应手。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与假设 H3a-H6a 相竞争的假设:

H3b:女性CEO与年报净语调显著正相关。

H4b:女性CEO与年报语调操纵显著正相关。

H5b:女性CFO与年报净语调显著正相关。

H6b:女性CFO与年报语调操纵显著正相关。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了金融保险类、ST和*ST类、上市不满一年以及数据缺失的公司。为避免数据异常值的影响,对除GDP增长率外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Winsorize)。上市公司的年报下载于巨潮资讯网,各年度排名前十的会计师事务所名单来自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官网,其他度量指标所需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软件主要为Python 3.6和Stata15.0。

(二)变量选取与界定

1. 被解释变量

净语调(Tone)。MD&A报告是年报中的核心章节之一,包含了对往期经营状况的回顾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两大板块,涉及的文本信息内容丰富、感情色彩浓烈,能集中体现年报的语言基调,故本文选择MD&A报告作为文本语料来源,并运用词典法来提取MD&A报告语调特征,以翻译版的L&M词典为基础,利用Python开放源“Jieba”分词模块对MD&A报告文本进行分词以构建文本语料库,接着结合中文年报语境,人工翻阅,对翻译版L&M词典做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基于完善后的L&M词典,分别统计MD&A报告中的积极词汇词频(pos)和消极词汇词频(neg),并依据式(1)计算净语调。

(1)

语调操纵(ABtone、ABtone_fe)。本文借鉴了Huang等(2014)[26]首创,被国内学者王华杰和王克敏(2018)[21]、贺康和万丽梅(2020)[12]等广泛借鉴和推崇的度量方式,通过式(2)、式(3)的残差项衡量管理层的语调操纵倾向。

Tonei,t=β0+β1Earni,t+β2Reti,t+β3Sizei,t+β4Btmi,t+β5Std_reti,t+β6Std_earni,t+β7Agei,t+β8Lossi,t+β9Dearni,t+εi,t

(2)

Tonei,t=β0+β1Earni,t+β2Reti,t+β3Sizei,t+β4Btmi,t+β5Std_reti,t+β6Std_earni,t+β7Agei,t+β8Lossi,t+β9Dearni,t+β10Fearni,t+1+εi,t

(3)

其中,Earn为当期业绩,即t期净利润与t-1期总资产的比值;
Ret为当年12个月持有到期收益率;
Size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Btm为账面市值比;
Std_ret为个股月收益率标准差;
Std_earn为过去三年业绩的标准差;
Age为公司上市年限的自然对数;
Loss为是否亏损的哑变量,若当年亏损则为1,否则为0;
Dearn为t期净利润减t-1期净利润,除以t-1期总资产;
Fearn为t+1期净利润与t期总资产的比值。

2. 解释变量

本文选用广义的高管内涵,将高管成员定义为所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如果高管成员的性别为女性,则赋值为1,若为男性,则赋值为0,在此基础上,计算女性高管占比(Female)。考虑到“花瓶独董”“董而不独”等现象的真实存在,独立董事制度是否切实有效一直备受争议(周泽将等,2017)[39],因此本文借鉴了徐高彦等(2020)的研究,将高管成员定义为排除独立董事之后的所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计算女性非独董高管占比(Female_ex)[40]。女性CEO(Feceo)、女性CFO(Fecfo)为哑变量,若该公司CEO、CFO的性别为女性,则取值为1,否则为0。

3. 控制变量

本文除了选取一系列反映公司特征、财务状况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外,还考虑了外部因素,如机构投资者、审计单位的外部监督,以及反映宏观经济环境的GDP增长率,此外,还考虑到MD&A文本的篇幅也可能会影响实施语调管理的空间大小,故从上述角度共选取了14个控制变量。变量的具体选取与度量方式参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续表1

(三)模型构建

为验证女性高管与净语调、语调操纵的非线性关系,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见式(4):

(4)

为验证女性CEO、CFO与净语调、语调操纵的关系,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见式(5):

Tonei,t(ABtonei,t/ABtone_fei,t)=α0+α1Feceoi,t(Fecfoi,t)+Controlsi,t+∑Year+∑Ind+εi,t

(5)

其中,α0表示截距项,α1、β1和β2表示本文主要关注的回归系数,ε表示误差项,Controls表示所选控制变量,q表示门槛变量,γ表示门槛阈值。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Tone的均值为0.409,中位数为0.413,两者较为接近,净语调数据分布较均匀,Tone的最小值为0.079,大于0,最大值为0.706,接近1,样本公司的MD&A报告整体语言基调较为乐观,积极词汇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消极词汇。以残差形式度量的ABtone最小值为-0.291,最大值为0.288,ABtone_fe的数据分布特征与ABtone类似,管理层具有对语调实施特别管理的动机,使MD&A语调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企业的经营实况。Female的均值为0.176,Female_ex的均值为0.177,Feceo的均值为0.063,Fecfo的均值为0.337,说明样本公司中平均女性高管占比约为18%,约有6.3%的样本公司CEO为女性,聘任女性CFO的样本公司约占三分之一,女性CFO明显多于女性CEO。反映财务状况与公司特征类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均属正常范围内,不再赘述。Big10的均值为0.573,中位数为1,说明多数样本公司更倾向于与排名前十的优质会计师事务所合作。2010-2019年间我国GDP平均增幅为7.3%,最低增幅为6.1%,最高增幅为10.6%,增速较为稳健。Lon的最小值为0.726,最大值为10.599,MD&A报告的篇幅长短差距较大,最短为1000字左右,最长为4万字左右。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续表2

(二)基准回归

首先通过模型(2)检验女性高管与净语调、语料操纵的关系,Female、Female_ex的回归系数均为负数,但都不显著,这说明,就整个高管团队而言,高管女性与年报语调管理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篇幅有限,未报告女性高管与年报语调管理的线性回归结果),女性高管与年报语调管理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有待下文进一步检验。

表3报告了女性核心高管与年报语调管理的回归结果。回归(1)检验了女性CEO对净语调的影响,女性CEO的回归系数为-0.010,显著为负,这说明当样本公司CEO为女性时,其年报中的MD&A文本语调会相对更保守,这验证了本文的H3a。回归(2)(3)检验了女性CEO与语调操纵的关系,以ABtone、ABtone_fe作为被解释变量时,Feceo的回归系数均为显著的负数,这说明女性CEO能抑制语调操纵行为,女性CEO所任职的上市公司,其MD&A报告较少带有过度乐观的语调倾向,这验证了本文的H4a。回归(4)检验了女性CFO对净语调的影响,女性CFO的回归系数为0.007,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当上市公司的CFO为女性时,其MD&A报告净语调会更乐观,女性CFO在编制MD&A报告时更偏好使用带有积极情感色彩的词汇,这验证了H5b。回归(5)(6)检验了女性CFO与语调操纵的关系,Fecfo与ABtone、ABtone_fe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6、0.005,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女性CFO在渲染过度积极的语言基调时表现得更得心应手,女性CFO利用了其与生俱来的表达能力优势,对MD&A语调实施特别管理,在披露MD&A报告时,倾向于渲染过度积极的语调,H6b得到了验证。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续表3

综上,当从高管团队中选取CEO、CFO这两位重要高管时,CEO、CFO的性别对语调管理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周泽将等(2016)的研究发现,女性CEO会加剧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风险,而女性CFO能抑制财务舞弊动机[6],这与本文的结论不同,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女性CEO会抑制语调管理,而女性CFO会加剧语调管理。女性CEO、CFO对财务舞弊、语调管理这两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截然相反的原因可能在于,语调管理与财务舞弊在合法性方面有着本质区别,两者所需承担的法律风险大不相同,故影响机制也全然不同,相比于财务舞弊,盈余管理行为往往游走于规则的边缘,没有明显违反会计准则的要求,这与语调管理的性质更贴近,刘笑霞和李明辉(2018)发现,女性CFO会更多地进行真实盈余管理[10],这与本文的结论女性CFO会更多地实施语调管理是一致的。

(三)门槛效应检验

采用模型(1)检验女性高管(Female、Female_ex)对年报净语调(Tone)、语调操纵(ABtone、ABtone_fe)的影响是否会随着女性高管占比的提升而发生结构性变化,即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在运用门槛模型检验时,需将非平衡面板数据转换为平衡面板数据,故本文删去了部分上市年限较短或未连续披露相关指标的样本公司。采用Bootstrap法,设置抽样数为300,检验门槛效应的存在性与门槛的个数,Female、Female_ex的三重门槛值均显著(门槛检验过程略),故本文选择三重门槛模型进行后续回归检验。门槛阈值和门槛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女性高管对语调管理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总体而言,无论是否排除独立董事,女性高管对净语调、语调操纵都具有非线性的抑制效应,且当女性高管占比介于γ1和γ3这两个门槛阈值之间时,这种抑制效应最为稳定,且随着女性高管比例的提升,边际抑制效应递减,假设1和2得到了验证。回归(2)中,以ABtone为被解释变量,Female为门槛变量,当女性高管占比低于3%时,女性高管占比与净语调、语调操纵有较弱的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此时一重门槛估计值仅为0.030,是所有一重门槛值中最低的,占比过低的女性高管无法发挥实质性作用,公司的语调管理行为难以体现女性高管的领导风格。然而,女性高管占比的提升并非总能抑制语调管理,当女性高管占比约超过三分之一后,这种抑制效应可能不再显著。

表4 门槛阈值与门槛回归结果

(一)考虑产权性质的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有关女性核心高管的结论是否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存在差异,将样本公司划分为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两组,表5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女性CEO与净语调、语调操纵的负向关系,以及女性CFO与语调操纵的正向关系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存在,女性CFO编制年报文本信息时会提升净语调的积极程度在非国有企业中的显著性水平也更高。

(二)考虑正负语调操纵倾向的检验

考虑到对年报语调的操纵存在正负情感之分,在高管自利动机的驱使下,只有过度乐观语调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语调操纵,本文借鉴王嘉鑫和张龙平(2020)[41]的做法,以0为分界线,按照语调操纵大于0或小于0将全样本划分为两组,进行正负子样本回归检验。如表5所示,仅在语调偏离实际且过度乐观(ABtone、ABtone_fe>0)的组别中,检验结果显著,且回归系数符号与前文保持一致。

(三)考虑高管个人特征的检验

1. 教育背景

核心高管的教育背景(Edu)会直接影响其个人能力,故本文进一步检验不同教育背景下,CEO、CFO性别对语调管理的影响。按照CSMAR 数据库分类:中专及以下学历Edu赋值为1,大专学历Edu赋值为 2,本科学历Edu赋值为 3,硕士学历Edu赋值为4,博士及以上学历Edu赋值为5。CEO的Edu均值为3.451,CFO的Edu均值为3.116,故将学历赋值高于3(本科以上学历)的CEO、CFO归入高学历组,将学历赋值低于或等于3(本科及以下学历)的CEO、CFO归入低学历组。如表5所示,分组回归结果表明,本文的结论仅在高学历组中成立,女性CEO对语调管理的抑制效应,以及女性CFO对语调管理的加剧效应仅在高学历的CEO、CFO中显著存在。

表5 分组回归结果

2. 任职期限

核心高管的任期长短(Term)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在年报编制过程中的话语权,故检验不同任期的CEO、CFO的性别特征与语调管理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CEO的Term均值为4.323,CFO的Term均值为4.301,将任职期限长于4年的CEO、CFO划分为长任期组,反之则归入短任期组。分组回归结果表明,仅在任期较长组中,女性CEO能抑制净语调、语调操纵,任期较长的CEO更可能客观公正、合乎实际地披露年报文本信息;
女性CFO会提升净语调乐观程度,加剧语调操纵行为的现象也在长任期组中更明显,任期较长的女性CFO能对语调管理施加更大的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1. 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贺康和万丽梅(2020)[12]、林煜恩等(2020)[15]的做法,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排除。以产权性质、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报酬率、所处行业和年份为配对依据,设置匹配容差为5%,进行一比一配对,为每一家由女性担任CEO的公司匹配一家由男性担任CEO的公司,女性CFO的匹配原则相同。将匹配成功的样本单独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的回归(1)-(6)所示,女性CEO对净语调、语调操纵的影响仍显著为负,而女性CFO会使MD&A语调更乐观的结论也没有改变。

表6 PSM、替换ABtone的稳健性检验

2. 改变语调操纵的度量方式

本文借鉴了朱朝晖和许文瀚(2018)[27]度量语调操纵的方式,以式(6)的残差项重新度量语调操纵(ABtone),如表6的回归(7)(8)所示,女性CEO能抑制语调操纵行为,但女性CFO却更擅长利用语调操纵,与上文结论保持一致。

Tonei,t=β0+β1Epsi,t+β2△Epsi,t+β3Roei,t+β4Levi,t+β5Sizei,t+β6Agei,t+β7Growthi,t+β8Lossi,t+εi,t

(6)

其中,Eps是每股收益,△Eps是每股收益变化量,Roe是净资产收益率,Lev是资产负债率,Size是企业规模,Age是上市年限,Growth是营业收入增长率,Loss为是否亏损的哑变量。

3. 改变净语调的度量方式

借鉴黄超和王敏(2019)[22]的研究,采用式(7)重新提取了MD&A报告的净语调(Tone),并基于新测算的净语调,仍采用式(2)(3)测量ABtone、ABtone_fe,并代入式(4)(5)。经检验三重门槛效应仍显著存在,式(4)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门槛阈值与前文相差无几,女性高管的符号的方向、变化趋势也均与前文保持一致,女性高管与语调管理的非线性关系稳健存在;
式(5)的回归结果在表8中予以列示,有关女性CEO、CFO的结论与上文无实质性差异。

表7 门槛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7)

4. 替换文本语料

在基准回归中,以年报中的MD&A报告作为文本语料来统计语调信息,但考虑到除“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外,年报中还包含“公司业务概要”“重要事项”和“公司治理”等大量重要的文本信息。为此,本文借鉴王嘉鑫和张龙平(2020)[41]的做法,以完整的年报内容作为文本语料来源,并基于年报净语调重新测算语调操纵(ABtone、ABtone_fe),代入式(5)进行回归检验,检验结果与前文一致(见表8)。

表8 替换净语调、文本语料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分析了女性高管与年报净语调、语调操纵的联系,并对高管职位进行细分,探究了女性核心高管CEO、CFO对年报语调管理影响的差异,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女性高管呈现三重门槛效应,对年报净语调、语调操纵具有非线性的抑制作用,且当女性高管占比介于第一、第三门槛阈值之间时,这种抑制效应最为稳定,女性高管对年报语调管理的抑制作用随着女性高管比例的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当女性高管比例上升到特定阈值后,这种抑制效应不复存在;
第二,女性核心高管能显著影响年报语调倾向,其中,女性CEO与年报净语调负相关且能抑制语调操纵,而女性CFO与年报净语调正相关且其实施语调操纵的可能性更高,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上述关系在非国有、具有正向语调操纵动机、拥有高学历和长任期CEO、CFO的上市公司中存在或更显著。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以下实践启示:第一,现阶段上市公司高管团队中的女性高管占比虽明显上升但比例仍较低,女性高管对于提升年报文本信息披露质量具有积极意义,这说明上市公司应进一步培育女性高管,发挥女性高管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将女性高管比例控制在合理水平,打造刚柔并济的高管队伍;
第二,针对女性CEO、CFO对于年报语调管理表现出的两种全然不同的作用机制,未来在公司晋升选聘和职位安排中,应将性别因素考虑在内,不可一概而论;
第三,监管部门可为上市公司女性高管占比设定一个合理的区间,促进上市公司有序调整高管团队的性别结构,进而改善年报文本信息的披露质量。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本研究只通过分组回归检验了在不同产权性质、语调操纵倾向、教育背景和任职期限中,女性CEO、CFO对语调管理的影响差异,未来的研究还可以通过引入CEO、CFO性别与上述变量的交乘项,进一步检验调节效应的存在性,还可通过在女性CEO、CFO对语调管理的线性关系中引入可能的中介变量,进一步厘清其内在作用机制;
第二,在分析非线性关系时,本研究将女性高管占比自身作为门槛变量,未关注其他因素对女性高管与语调管理间非线性关系的调节作用,后续研究可以将诸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内部控制水平、社会责任得分和高管过度自信水平等因素作为新的门槛变量,探究在不同情况下,女性高管对语调管理的影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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