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恒 孙世豪

2022 年5 月11 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该法案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主要政策之一，也是日本完善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重要一环。在中美竞争和逆全球化兴起的大背景下，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新动向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是在借鉴美国经济安全保障战略基础上的本土化改造产物，由于日本对美国的依附和追随，其经济安全保障战略天然缺乏独立自主性。近年来，围绕高科技领域的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经济格局正在面临新一轮的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从安全保障角度不断发力，试图通过一系列政策强化经济安全，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也因此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一）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变过程

日本学者将经济安全保障战略定义为“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能够按照自己选择的政策，以理想的形式发展国民经济的能力”。日本在20 世纪中后期已着手构建经济安全保障体系，但追本溯源，这一战略的思想来源却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欧佩克为首的中东国家凭借在石油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了石油禁运，进而导致了石油危机。为了应对危机，美国学术界开始了对国家安全战略的讨论，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美国学者（Nye，2005）提出的集体经济安全构想。这一构想主张依托现代科技管理制度规范能源的使用，联合世界各国共同应对能源和粮食危机。“9·11”事件后，美国外交政策明确将石油地缘政治划分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安全保障战略。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也追随美国建立了经济安全保障战略。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战略对内表现为政府作为主导并同商界、学界等社会力量相结合以实现战略目标，对外则一方面表现为依托海外投资等经济活动加强自身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由于近期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使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致使中日关系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调整将对区域政治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二）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新动向

1.经济安保体系化建设加强，安保体系法制化进程加快

在过去，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主要涉及单项法律或行政规定的颁布和修改，但随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的建立和以《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的颁布，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体系化建设不断加强，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

日本政府不断完善同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相配套的政府机构。2013年，安倍内阁出台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并成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及其事务机构国家安全保障局（NSS）①。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权利范围包括对国家经济、国防、外交等事务的发展规划，对国家紧急事态的应急处置等。依托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日本政府可以更好地进行情报统筹和大政方针的规划，进而整合多个部门的资源和信息。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成立是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领导体系化建设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Oyama，2021）。2019 年10 月，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内设立了经济班，其职责包括制定经济领域发展规划、完善技术领域政策法规。该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自经济产业省、外务省、总务省等省厅，其成立标志着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领导体系化建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依托“经济班”，执政党能够更好地整合政府、学界、商界等群体的力量，实现跨部门资源调动，为应对经济问题提供智力支持。

除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外，日本在内阁中新增设了经济安全大臣一职并成立了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室。2021年10月4日，日本自民党新总裁岸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在其公布的内阁成员名单中，首次出现了经济安全保障大臣一职②。新增大臣这一举动彰显了日本政府对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重视度进一步提高。除新增大臣外，日本政府还成立经济安全保障推进室致力于保护芯片等零配件的稳定供应、为新兴技术领域的发展提供建议。该部门可调查电力、通信等行业是否使用了可能会对本国经济安全造成威胁的外国产品，以及确认委托方是否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并对企业进行纠正劝告，并负责协助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尖端技术的研究开发，是岸田政府《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重要配套机构。

与此同时，日本安保体系法制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日本政府于2019年11月份重新修订了《外汇及外国贸易法》③，修正条例于2020 年4 月份起生效。在此之前，外资企业在日本企业的股权占比超过10%才需向日本政府提前申报，而在2020 年4 月之后，外资认购日本敏感行业和重点领域公司超过1%以上的股份就需要向日本政府提前申报。新修订的法律除对股权份额进行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外，还扩大了限制范围，新的限制范围涵盖核能、电力、通信等敏感领域，还把20个涉及网络安全的行业列入限制范围，该调整是日本政府近40年来首次对外资限制进行全面调整。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颁布标志着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体系建设进入了新阶段。2021 年11 月19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总理大臣官邸召开了第一次经济安全保障会议，会议就推进《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进行了讨论，通过了由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林鹰之主导的立法小组尽快推进法案起草的决议，并在内阁官房设置经济安全保障法制准备室。2022 年5 月11 日，日本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该法案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即确保特定重要物资供应稳定、重要基础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尖端技术研发的官民合作以及对涉及威胁国家安全的专利实行非公开④。第一部分是保障重要物资的稳定供应。政府通过法令指定重要物资，并规定企业应采取多种方式如供应来源多样化、开发替代材料等确保特定重要物资的稳定供应，企业可以将自身的供应计划提交有关部门申请批准，获得批准的企业可以获得行业补贴和贷款利息减免。当民营企业难以确保物资稳定供应时，相关部门将采取必要措施如强制储藏等方式来确保特定重要物资的稳定供应。第二部分是确保核心基础设施的安全。法案将金融、电力等14个部门列为审查领域，这14个部门的经营者将受到相关部门的审查，具体形式包括事先通知、劝告和责令整改。事先通知指从外部引入基础设施或采用外包业务时，经营者需向有关部门提交设备的概要、供应商或外包商详细信息、重要零部件来源等。对审查领域的基础设施，政府部门可对其进行抽检，如果检查后发现设备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政府可采取劝告的方式，要求经营者变更订购对象或取消订单。第三部分是促进尖端技术的开发。法案要求政府为特定重要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资金支持。法案规定在重点领域内由政府部门出资建立理事会，由理事会联系科研工作人员和企业家共同推动尖端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理事会成员构成中要包含一定数量的政府工作人员，成员承担与国家公务员相同的保密义务。此外，法案还规定了首相将确定特定重要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将其委托给具有杰出研究能力的机构，并要求机构保密。第四部分是专利保护制度。法案规定，部分先进技术，如核技术、先进武器技术以及可能损害国家和人民安全的技术，将通过两次审查决定是否允许技术专利公开。第一次审查由日本专利厅开展，根据法案和政府规定进行专利筛选并将筛选后的结果提交内阁。第二次审查由内阁开展，内阁的判断标准是该专利是否可能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以及该专利保密对产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专利经审查后不允许公开，政府将给予专利保护指定，保护期限为1 年，在保护期限内不允许专利公开，在保护期结束前政府需再次审查，以决定是否延长保护期，对于因此可能造成的损失，政府将给予补偿。

2.国内外双向管制力度增强，争夺地区主导权意图明显

长期以来，受限于狭小的国土面积和国内市场，日本一贯注重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海外市场的开拓。为了服务这一战略，在过去，凡是在日本出口“白名单”上的国家和地区，日本均授予一般性批量许可证，取得该类许可证的国家和地区，不再需要取得单个许可证，并且不必向经济产业省汇报出口情况。但近年来日本收紧了进出口管控，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以限制。以日本对韩国出口为例，日本经济产业省于2019年7 月1 日规定从2019 年7 月4 日起加强用于半导体清洗的氟化氢、用于智能手机显示屏生产的氟化聚酰亚胺、涂在半导体基板上的光刻胶这三种半导体产业重要原材料的对韩出口限制。2019 年8 月1 日，日本把韩国从简化战略物资出口程序的“白名单”中拿掉，在此之后韩国无法享受日本的高新技术出口免申请优惠。

日本政府对外资领域的管控也在显著加强。2021年11月4日，日本政府在《外汇及外国贸易法》限制外籍投资者出资的行业种类中，追加了资源调查船运输和修建离岛港湾设施这两个领域。在扩大管控范围的基础上，日本政府还对企业开展经济安全宣传活动，呼吁业界共享信息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2021 年1 月起，日本警察厅设立专门小组对民间企业和研究机构全面开展宣传活动，以防止尖端技术流向海外。在活动中，日本警方列举了海外间谍的操作手法，如装作偶然搭话或以共同研究为名义接近有关人员等。

日本政府还利用行政手段加强对国内企业的安全管控。2021 年4 月7 日，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NSC）设立政府专项预算，计划从2022年的政府预算中划拨2435亿日元来鼓励日本的驻外企业回流日本国内或将生产线和公司分部搬迁至东南亚、非洲等地。菅义伟在发布会上强调加强日本企业的多元化分散生产从而保护日本的经济安全。中国一直是日本企业最重要的海外市场和投资国，以2018年中日贸易数据为例，日本对中国出口总金额约为1439.92亿美元，和2018年相比增长8.4%（杨逢珉和陈梦真，2021）。此次日本政府以疫情和经济安全为由，鼓励日资企业将生产线撤出中国，这一政策将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也彰显了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中的排华倾向。

在进行内外双向管制的同时，日本政府在东南亚地区不断展开经济攻势，从注重经济效益的援助外交模式转变为依托海外援助同中国争取地区经济主导权。二战后，在美国的授意下，日本把对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偿转换成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国际援助，这样既避免了巨额的战争赔偿，又为日本在战后深耕东南亚做了准备。依托战后的援助，日本企业在东南亚国家拥有良好的企业形象，日本产品在东南亚国家一度是高级产品的代名词并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但近年来，该类援助外交愈发掺杂政治性目的。2017年，安倍晋三在出访缅甸过程中指出：“在过去，日本对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进行了包括大坝、河道等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援助，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拥有超过40年的历史，但仍然在东南亚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希望在东南亚地区追加基础设施投资，构建民主国家联合阵线。”（Yoshimatsu，2017）近年来，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多个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倍晋三言论中的对抗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日本还试图在东南亚地区加强区域政治合作，进而同中国对抗。2015年的日本与湄公河五国首脑会议上，日本外务省代表提出“希望同东南亚各国成为民主国家联盟，并在人权、法制等方面开展领域合作”，在发言中日方使用了“培育强大经济成长力量的湄公河地区的未来成长伙伴”和“欢迎与各国在构筑民主化、国民和解、法制、人权等领域开展合作”等表述（赵政原，2021）。这些表述无疑彰显了日本试图在东南亚地区达成新型政治联盟的意图。

3.关键领域管制国际化联动，对外人才交流进一步收紧

当今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多表现为以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科技标准的制定等因素都将直接影响国际形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试图在高科技领域构建技术国际联盟，为经济和科技发展保驾护航。

近年来，日本使用非商业手段保护本国新兴产业的行为屡见不鲜。以日本的5G行业为例，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税制改革、数字新政②等多项措施来抵消中国企业的相对优势。除日本自身的政策外，日本也在积极推进同其他国家的合作，试图以国际联动的方式对中国行业进行限制。2019年12月，日本政府规定如果日本国内的通信公司所采购的设备来自日本的友好国家，将享有不高于15%的税收优惠。安倍晋三也曾强调要构建互相信任的5G 产业信息联盟。日本还同美国在内的42 个国家扩大了对半导体产品的出口限制，新增限制包括非民用半导体基板制造技术以及部分非民用软件。2022年1月9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指出，“当前日美两国正在研究制定新的限制尖端技术出口的框架，考虑与共享价值观的相关国家合作。”⑤

与构建技术国际联盟相配套的是日本政府在人才交流领域的收紧。日本政府一贯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在过去，日本对于高等教育领域相关的人才交流虽然有所限制，但总体仍然趋向开放。但近年来，日本对于国际人才交流的管控日趋加强。2019年日本留学签证通过率降低了近三成，在赴日的留学生中，中国学生占比约四成，日本政府对于留学签证的收紧毫无疑问对中国赴日留学生的影响最大。除限制签证数量外，日本政府还对关键行业的留学生进行了重点审查。日本政府规定：“对于研究可能用于军事的尖端技术的留学生，在必要情况下，大学方面需出具单独报告说明留学生的相关信息。”按照新规定，研究火箭材料、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留学生必须提供过去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原组织合同关系等详细材料⑥。而在以往，接收留学生的日本高校只需向在留管理厅提供接收留学生的承诺书、记录学生最终学历的履历书等有限的材料。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调整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就外部影响而言，主要来自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中美博弈所带来的国际形势变化。但究其本质，日本试图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维持经济和技术优势的战略意图才是其不断调整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根本原因。

（一）外部原因：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变化

进入新世纪后，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竞争进一步加剧，而日本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并不明显。与此同时，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上的突飞猛进引起了日本的戒备，中国在多领域对日本的追赶和超越进一步放大了日本的对华战略焦虑（梁军，2022）。专利申请数量是反映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2011 年中国专利申请数量达到41.5万件，而日本专利申请数量却从2000年的超过38万件降低到30万件以下（刘可迅等，2014）。日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展也遭遇挫折，2020 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超过300 万辆，同比增长约40%，而日本着力研发的氢能源汽车的销量却不足1万辆，其中丰田MIRAI的全球销量只有1770台，本田氢燃料电池车仅卖出240辆。在EV Sales 发布的《2020全球电动车品牌销量排行榜》中，前10名均为欧美或中国车企，日本车企无一上榜（蒋瑜洁等，2022）。在高速铁路领域，截至2020年底，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3.79万公里，稳居世界第1，而从1964年就开始建设的日本新干线运营里程仅3446公里，在运行速度、造价、海外市场等方面均未取得比较优势。由于日本川崎重工曾将高速铁路技术转让给中国，导致日本在其他行业上对中国的防备变得格外强烈。以产业竞争为代表的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得日本不断强化经济安全保障。

与此同时，日本对于美国追随和依附的进一步加强也是调整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重要原因。在美国与中国的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的竞争中，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美国总统拜登于2021 年1 月24 日签署行政命令，强调称“不应依赖利益及价值观与美国不同的国家，为了避免供应链的压力，将与可以信赖的国家进行合作”。美国还通过“商业管制清单”对中国的半导体、微电子和通信产业及其配套行业进行了出口管制（刘薇和张溪，2019）。作为美国的盟友和二战战败国，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战略受到美国的强烈影响。日本在二战后签订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是日本国防战略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标的物，这份协议的性质决定了日本的对外政策必须追随美国。2001 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出台的针对恐怖组织的出口管制措施，直接导致日本在2002年出台贸易补充限制规定。对日本而言，除美国的高技术优势与金融霸权外，美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决定了日本必须追随美国调整自身政策导向（Foot，2017）。日本的政治需求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也是推动日本经济安全保障的动力。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废水的决定。尽管日本政府坚称将确保排放的废水达到安全标准，但此举还是引发了国内外的大规模不满和批评，美国却公开支持日本将福岛污水排入大海，称赞日方的决定透明。日本为了回报美国的支持，也对本国的经济安全保障战略进行相应的调整。

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等重大国际突发性事件也推动了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调整进程。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海关封锁、工厂停工等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日本原有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王中美，2022）。由于疫情的冲击，日本加快培育“内强外韧”的供应链进度，通过强化国内供应链稳定性和推动海外供应链体系多元化的方式增强供应链安全。俄乌冲突导致的国际能源市场动荡加剧了日本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日本在能源方面高度依赖俄罗斯，以电力领域为例，目前日本约70%的电力来源于火力发电，其中从俄罗斯进口的煤炭量约占总进口量的15%，天然气约占9%（尹晓亮和徐康健，2022），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追随欧美制裁俄罗斯的态度无疑影响到日俄之间的能源供给，进而导致日本选择调整经济安全保障战略来维护能源安全。

（二）内部原因：维持经济和技术优势的战略意图

目前，日本国内产业转型正在稳步推进，在这一过程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作为自然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在传统行业上的发展天然受到领土等因素的制约，因此日本一贯采取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在日本学术界，长久以来存在着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和技术转让可能会削弱日本的技术优势从而间接影响日本综合国力的观点。日本学界强调利用日本过往所培养的技术力，在重点行业和高新技术领域创造新的核心竞争力，强调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这一学术思想在日本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深刻影响了日本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制定。日本相关货物、技术出口到外国时，必须获得经济部门官员的许可，并须详尽说明其用途、交易对象等信息⑦。这种管制政策在日本同中国的经济交往中有十分明显的体现，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较低时，日本企业和政府积极冲破阻碍，开展对华贸易，而当中国有可能对日本技术优势产生威胁时，日本就通过多种方式强化对华技术管制。

20世纪80年代，一批日本企业出于经济效益的考量，对华进行了技术出口。在当时，日本高科技技术对华出口往往受到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的限制。在COCOM 体制下，成员国的出口可能会遭到其他成员国的反对，美国曾以涉及军民两用技术为由否决日本对中国的出口。1985年松下、日立等一批日本企业计划在中国建厂生产录像机，但这些企业不得不将计划推迟，因为日本通产省警告这些企业，称录像机生产涉及军民两用技术，如制造气缸盖的精密加工技术等。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日本政府逐步放开了对华的技术管控，日立公司于1989年获得了通产省的出口许可，条件是技术降级，而松下公司的项目则被推迟到1994年。面对巨大经济利益，日本媒体和商界开始将COCOM 视为阻碍日本企业在中国和东欧谋求商业利益的障碍。1987 年东芝机械事件之后，日本商界对COCOM 的批评愈演愈烈（Wrubel，1989）。在日本政商两界的联合游说下，1988年COCOM 决定放宽日本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管制。但近年来，日本技术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在新兴行业上发展缓慢，高新技术的相对优势缩小，这使得日本国内危机感显著增强，进而加大了技术管制。以索尼为代表的手机品牌曾是日本制造业的亮眼名片，2007年日本手机在全球手机市场中的份额接近30%，但在进入智能手机时代后，日本手机产业急速衰退。2018 年索尼的出货量仅650 万部，占全球市场份额的0.5%。在日本国内，日本本土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也在不断下降，2019年日本智能手机市场份额排名中，苹果以46.2%的市场份额稳居第1，三星以8.0%的份额排在第3。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调整将对中日经贸关系、中日科技合作、中国的产业链调整产生一定的负面效果，但由于受到多方因素的牵制，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

日本政府对华采取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为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蒙上了新的阴影。长期以来，中国都是日本出口管制政策的重点关注对象，从中日建交后的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到20世纪80年代的家用电器和汽车产业，再到新世纪的有机高分子涂料、半导体材料等产业，日本对华技术出口限制隐含打乱中国科学技术自主研发进程的目的。中日之间的贸易限制措施大多由日本单方面开展，这对中日构建和谐稳定的经贸关系造成了极大阻碍。日本追随美国对华进行高科技出口限制，为发展态势良好的中日经贸关系蒙上了新的阴影，也使得日本企业在与中国企业合作时变得愈发谨慎。日本经产省于2021年5月24日开展专项会议，强调日本应与美国等友好国家强化经济合作，并加强对日本企业同非友好国家经济合作的审核⑧。对商业风险敏感的企业界在后续开展商业活动的过程中，必会将日本政府的建议作为重要参考因素，由于担心遭到日本相关部门的调查，日本企业在与中国企业合作时将变得越发谨慎，进而阻碍中日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而日本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有增无减，这种同现实经济状况相错位的行政命令将对中日经贸合作产生不良影响。

（二）对中日科技合作的影响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新动向将阻碍中日科技深化合作。中日两国在科技领域存在较强的合作基础，在技术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但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对日本的追赶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日本的对华焦虑。跨国合著论文数量是衡量跨国间科技合作的重要指标，2010年后的SCI、SSCI、A＆HCI 三大数据库中，中国的国际合著论文数量的增长速度显著快于日本，且中日合著论文的增加主要由中国推动（邓美薇，2022），中国科研水平的提升使日本加大了关于同中国开展科研合作或将导致技术泄露的担忧，这使得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倾向于收紧对华科技合作。日本经济安保战略调整重点方向是强化高科技领域的安保，因此对学术交流、科研合作项目等方面的限制愈发严格。在学术交流方面，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降低对华留学签证通过率，对高新技术领域的中国留学生进行了更加严格的资格审查。在科研合作项目方面，日本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政策不断扩大限制范围，强化科研机构的保密性，出台专利非公开制度，严格审查来自中国的资金和项目，这些行为使中日科技合作面临愈加严峻的挑战。

（三）对中国产业链调整的影响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其高新技术产业从中国外迁的风险，使中国负责加工组装和日本负责提供高科技零部件的生产分工格局受到冲击。长期以来，中日两国位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不同位置，拥有产业互补优势，中日双边贸易存在较为显著的产业间分工特征，日本是中国精密零部件与关键工业原料产品的重要供给者，中国是日本工业制成品的主要贸易对象。而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调整推进了“中国+1”策略的发展，在中国之外的另一国培养供应商，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在华日资企业迁往东盟国家或其他地区，这无疑会冲击中日间原有的产业分工格局，对中国的产业链产生不良影响。虽然存在负面影响因素，但依托劳动力和素质、规模效应及内在需求等优势因素，中国产业链的优势地位近期仍然难以取代。2020 年4 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庆阳在接受新华社的采访中认为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全球供应链从中国大规模撤离的情况⑨。中国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和教育推广，已经形成了具有完善产业链布局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国内布局，国内市场的繁荣是中国推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内在动力（袁礼等，2021）。目前，部分在华投资的公司面临成本压力、技术障碍和政治考虑等问题，但在中国经济内需稳定的大前提下，中国市场仍能对外国企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新动向反映了日本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形势下安全保障体系的发展方向。从战略特征看，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逐渐从防守型转变为攻守兼备型，从确保国内物资稳定供应转变为利用经济手段干预他国经济活动，以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从表现形式来看，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措施从过去以行政政策为主转变为以法律法规为主，通过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增强经济安保政策的规范性，提高政策的施策精度。从影响范围来看，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影响范围呈现从日本国内向外部不断扩展的趋势。日本政府通过经济手段介入地缘政治并不断深化同美国的绑定，试图在美国主导的战略体系中获得更多战略空间和地缘利益。这种具有依附性的影响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本所面临的经济和安全问题，反而会进一步降低日本的自主性。对中国而言，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体现了日本对华战略的转变，由于经贸领域的密切合作，以往中日双方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合作模式，但随着日本经济安保战略中对抗因素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日政治、经济领域出现新摩擦的风险，从而损害两国的合作基础。

注释：

①国家安全保障会議の創設に関する有識者会議[EB/OL] .（2013-05-28）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ka_yusiki/dai6/siryou2.pdf。

②経済安全保障推進会議[EB/OL].（2021-11-19）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actions/202111/19keizaianpo.html。

③外国為替及び外国貿易法[EB/OL].（2022-06-17）https://elaws.e-gov.go.jp/document?lawid=324AC0000000228。

④第208 回通常国会経済施策を一体的に講ずることによる安全保障の確保の推進に関する法律案[EB/OL].（2022-05-12）https://www.cas.go.jp/jp/houan/208.html。

⑤対中国「現代版ココム」に発展も…先端技術の輸出規制で日米が新たな枠組み検討[EB/OL].（2022-01-10）https://www.yomiuri.co.jp/economy/20220109-OYT1T50112/。

⑥先端技術研究の留学生、入国審査を厳格化中国念頭に職歴・資金支援の報告要請[EB/OL] .（2021-07-20）https://www.yomiuri.co.jp/politics/20210719-OYT1T50354/。

⑦経済産業省. 安全保障貿易管理ガイダンス[入門編](第一版,令和3 年3 月)[EB/OL].11-12.https://www.meti.go.jp/policy/anpo/guidance/guidance.pdf。

⑧友好国と供給網構築を、経済安保巡り経産省[EB/OL].（2021-05-24）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21AFL 0R20C21A5000000/。

⑨China provides stability to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mid economic impact of COVID-19(Xinhua)[EB/OL].（2021-04-16）http://en.people.cn/n3/2020/0416/c90000-96805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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