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玟希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日本面向2040年高等教育总体规划》（2040年に向けた高等教育のグランドデザイン，以下简称“规划”）由日本中央教育委员会编写，汇集文部科学省多次教育研讨思想精华，制定始于2017年3月，于2018年11月正式施行。[1]“规划”是日本高等教育布局的重要文件，在施行之初，文部省表示将根据文件提出的问题与改进意见修改相关法条，并推动相关政策实施；
日本高等教育在“规划”指导下，发生了多项重大变革，包括：国立大学改革政策[2]、私立学校法案修订[3]、专门职业大学制度变革等。[4]“规划”以合理设计日本面向2040年的高等教育总体布局与发展路径为总体目标，基于人的全面发展视角考虑强国问题，带有极强的问题意识与危机意识，从高等教育层面对社会“灰犀牛事件”展开详细分析与应对。日本高等教育设计属于上位概念，“规划”属于下位概念，“规划”从属于日本高等教育设计，同时“规划”反映出日本高等教育设计的重点、难点与特点。由此可见，“规划”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日本高等教育设计的理论思路与操作路径。基于日本高等教育设计与高校发展危机问题这一侧面，可通过深入分析“规划”出台背景、对“灰犀牛事件”的剖析与应对，掌握日本高等教育设计对危机问题的处理思路与实践对策。

在国际国内背景下，“规划”的出台具有迫切性与必要性，其主要内容涵盖高等教育发展的各个方面，展现出未来一段时间日本高等教育设计总体思路与内容要点，可谓日本高等教育设计纲领性文件。

（一）《日本面向2040年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出台背景

“规划”兼具时代性与现实性，深刻体现出在全球大环境与国情背景下，日本高等教育面临的危机挑战，以及应对危机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规划”出台的背景复杂多元，集中体现为国际竞争层面、教育发展方向及日本现实问题3个维度。

第一，国际竞争层面。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美国等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已有基础上持续发展，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国力日益提升，日本政府意识到日本未来发展的危机，并认为持续提升日本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在于合理规划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方向，培养出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高级人才，为日本发展提供持续的智力支撑。

第二，教育发展方向。国际社会对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绘制出许多蓝图与期待，包括联合国积极倡导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世界经合组织对未来人力资源的期待等。[5]应对国际社会教育发展的新方向，日本应主动适应、创新发展，将其思想深刻体现在对未来高等教育的设计之中，以培养出适合本国与国际发展需要的新型人才。

第三，日本现实问题。日本自称“问题发达国家”，在“规划”中直接指明国家发展现存的几个现实问题，包括：人口结构问题、环境问题、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问题等。这些现实问题的存在也向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发起挑战。因此，日本政府立足于全人发展的视角，考虑高等教育的强国问题，即考虑2018年出生的儿童将于2040年大学毕业，届时日本社会需要怎样的人才？面对社会存在的种种危机，日本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是怎样的存在？日本究竟需要怎样的高等教育？在此背景下，“规划”作为日本高等教育设计的纲领文件正式出台，并从高等教育角度对“灰犀牛事件”进行分析与应对。

（二）《日本面向2040年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主要内容

此规划旨在对日本2040的高等教育总体布局进行合理设计并探讨其发展路径。自“关于日本高等教育的未来构想”咨询报告设立伊始，日本中央教育委员会先后进行过4次大会讨论、12次大学分会讨论会、58次部门内部讨论，最终以理性分析未来国际发展大趋势与日本发展现存困境为出发点，对日本高等教育未来布局进行合理构建。

此规划由7个模块组成，紧密围绕核心问题“日本今后高等教育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谋划战略部署，安置具体内容。“规划”一方面体现出日本对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诉求，另一方面体现出日本高等教育在应对“灰犀牛事件”中的具体策略。其战略部署覆盖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各个领域，由高等学校体制的确立、教育质量保障、高等教育机构规模和区域配置、高等教育机构的作用、高等教育资金投入5个主题组成。其具体内容包括：教育模式应进一步转化为以学生为中心；
教育质量保障系统应继续进行配套建设；
促进学习成果的可视化呈现；
培养通识教育人才；
构建地区间高校合作平台，确保为日本各地区提供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最大限度发挥各高校的特色优势等。“规划”内容较多、覆盖面广，危机意识贯穿“规划”的战略部署与具体内容之中，从高等教育角度探讨日本社会“灰犀牛事件”，并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应对策略。

渥克（M.Wucker）提出“灰犀牛”概念，指太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风险，比喻大概率且容易被忽视的潜在危机[6]，可知“灰犀牛事件”需满足的两个基本特点为大概率与易被忽视。基于日本国内现状与国际发展趋势，“规划”着重分析在日本社会人口结构出现问题、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与全球化日益加剧的3个背景下，日本高等教育存在高校生源危机、高校定位危机、日本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危机3个正在缓慢到来的风险性事件。“规划”着重强调3个风险性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并且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不能因风险尚未到来而选择无视。通过“规划”的深入分析，可知3个风险性事件符合“灰犀牛事件”大概率与易被忽视两个特点，符合“灰犀牛事件”的定义。

（一）社会人口结构问题，引发高等学校生源危机

第一头“灰犀牛”是由日本人口结构问题引发而生的高校生源危机。日本总人口在2008年达到1.28亿的峰值后，呈现出持续下降、少子化与老龄化逐渐加重的趋势。《日本统计年鉴》预估2040年日本的总人口约1.109 2亿，其中新生人口约74万[7]，少子化对高等教育带来的直接影响为高等学校入学人数减少。“关于日本高等教育的未来构想”的第一次讨论会（自治体战略2040构想研究会第一次报告）对2040年人口结构进行预判，届时18岁（高等学校入学年龄）人口约为88万，而进入高等学校的人数预计减少到约51万人，约是2017年高等学校入学人数的74%。[8]

高等学校入学人数缩减直接导致高等教育规模缩小，这种改变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并引发了日本高等学校的生源危机，给高等学校招生和运营带来极大冲击，让本已经危机四伏的私立大学雪上加霜。[9]私立大学占据日本高等学校总数的90%以上，多数由短期大学、专门学校等升格而来，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应用技术来看，人才培养的成效都不容乐观，再加上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约束，教学质量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现状。除了少数如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等名牌院校，绝大多数日本私立大学发展堪忧。而高校生源危机将对本已艰难运营的私立大学带来致命打击，办学质量不过关的高校面临出局的风险，而高校的大量倒闭会引发一系列社会连锁问题，这一潜在危机不容忽视。

在详细分析高等学校生源危机这一“灰犀牛事件”后，“规划”决定改变“18岁中心主义”的招生规定，积极寻求扩大高等学校生源的途径。同时，为提升高等学校的办学质量，设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帮扶制度，重点帮扶私立大学，修订私立大学法案。

（二）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浮现高校定位危机

第二头“灰犀牛”是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大背景，日益浮现的高校定位危机。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物联网、机器人和新能源等一系列创新带来的物理空间、网络空间、生物空间的三者融合，给高等教育发展同时带来机遇与挑战。[10]“规划”基于以下两方面进行详细阐述高校定位危机。

一方面，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推动产业发展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变为知识密集型，使得知识对社会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新技术的广泛运用打破了知识传播的固有边界，知识精英对资源的垄断不复存在，促进“围墙内的大学”转变为“平台上的大学”。因此，高等学校应思考如何应对知识传播边界扩大的挑战，继续为产业发展提供最重要的智力支撑，以巩固大学知识权力的中心地位。

另一方面，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技术创新为引领，跨学科、跨专业研究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需求。通过对工业革命的历史考察可知，高等教育处于与新产业融合发展的最前沿，高等教育变革存在极强的现实价值。高等教育不能只跟随产业革新的脚步而变动，而应该深度融入社会，并带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否则人才培养会具有滞后性，无法跟随时代快速发展的步伐，无法培育出新型人才，也无法实现高校对未来社会持续输送高级人才的根本目标。[11]工业革命对世界高等教育布局而言极有可能是一次重新洗牌，尤其是在以高科技、尖端产业为领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中。因此，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组织体，应当积极开展前瞻预测，在明确工业革命浪潮下自身定位的基础上，充分解读大学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外部需求，勇于打破惯性思维与旧有格局。高校应思考如何坚守其文化权力中心地位，积极带动社会实现多维发展与进步。

（三）全球化日益加剧，带来日本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危机

第三头“灰犀牛”是在全球化日益加剧大趋势下，日本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危机，“规划”基于两个现实背景阐述这一危机。一方面，根据联合国《2017年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日本的人口流动率相比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德国等发达国家较低，但是访日外国人和来日留学生人数有所增多。[12]可见，在社会人口流动层面，日本早已参与到全球化之中，并且呈现出日益增强的趋势，2018年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以中国为首的诸多亚洲国家经济迅速增长，亚洲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提升，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中心，与世界产业贸易对接呈现出日益紧密的趋势。2018年至今的《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显示，日本公司年度财政中海外销售额比率呈现逐年扩大趋势。有关外国公司趋势调查则显示，超过半数的公司未来会选择在日本扩大业务。可见，在产业经济发展层面，日本乃至亚洲已参与到全球化之中。[13]

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全球竞争也会呈现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在高等教育层面，全球竞争主要表现在人才流动与人才竞争，尤其是高级人才的竞争。因此，“规划”中指出，日本应正视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危机，实际上则是思考日本如何在全球竞争环境中获得并且留住更多高级人才。

（一）应对措施

1.塑造多元价值观汇集的校园，缓解高等学校生源危机

高校生源危机源自于日本社会人口结构少子化衍生出的18岁人口数量减少，为此“规划”力图塑造由多元价值观汇集的校园。

吸引优秀国际生源赴日留学，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其一，建立日本留学海外据点，对外国人进行日语教育，并对优秀生源提供毕业后留日工作机会。同时采取配套措施，统一组织外国人“日本留学考试”，并在部分高中与大学设立日语准备教育。其二，确保日本学位的国际通用性。日本学位中对专业领域的命名是根据所学知识而定，已经增加到700余种。日本高校学位证书在国际上难以得到广泛理解与认可，便缺少国际通用性。“规划”采取多种措施改变这一问题，例如，每个学位的毕业说明和学位授予政策中要列明具体掌握哪些领域的能力；
进一步贯彻新修订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承认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和学位的地区公约》（Regional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of Studies，Diplomas and Degre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思想[14]，对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和学位类型进行英文标记。其三，“线上+线下”相结合设立海外学校。“规划”考虑到海外学校所有权问题，其海外学校和占地难以真正实现自由拥有，便探索“线上+线下”共同发展模式，鼓励日本在海外开设高校，同时向海外发展“多媒体线上课程”。

坚持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理念，建立终身学习校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宗旨为：不抛弃任何一人，结束贫困、保护地球、实现世界和平、追求富足的社会。[15]“规划”中结合此宗旨，致力于创造可持续学习社会，发展“永续教育”，建立终身学习校园。其一，建立终身学习机制。日本政府认为未来人们不再是“受教育-工作-养老”的单线型人生，而应在教育和工作之间灵活切换，在人生各个阶段都可回到高校接受高等教育或者继续教育，灵活探索各种职业可能性。其二，优化高校结构。建设终身学习校园，意味着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具有不同年龄与社会背景。因此高等学校结构需要进行配套优化，包括教育内容、招生数量、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资源等。其三，扭转政府、就业单位以及社会固有观念。“规划”认为，终身学习校园的构建需要获得政府、就业单位及社会多方支持，减少接受再教育的学生的各种负担。例如，就业单位应积极支持员工返回高校进行再教育，并提供评估证明员工在工作时的能力及表现，作为其入学评估的重要依据。就业法也需进行调整与转变，包括解决一次性雇佣应届毕业生、工作流动性较低等现实问题。

2.巩固大学作为知识权力的中心，应对大学定位危机

大学定位危机，主要源于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冲击下，大学的知识权力中心地位发生动摇。最直接的应对方法为巩固大学知识权力中心地位，具体包括内部保证学术自由、外部增强与社会的联系。但内部和外部两条操作路径并非相对独立，而是相互串联，外部以内部为建设精神，内部对外部具有辐射作用。

内部需进一步保证高校学术自由。“学术自由”主要指尊重高校在教学与科学研究等方面自主性的制度和惯例，以确保高校以自由和民主的方式进行教学与科学研究。日本宪法中保障的学术自由是基于高校教师、研究人员与学生，研讨学术与发表研究结果的自由。“规划”指明以教学和科学研究为主的学术自由应予保障，唯有这种保障才有利于创造新知识，而新知识正是国家发展之根基。日本高校发表的论文占据日本学术论文总数的70%以上，而在全球性研究奖项诸如诺贝尔奖的获奖人数中，高校研究人员占据绝大多数，这些成就主要归功于高校充分保障学术自由。

外部需进一步增强高校与社会联系。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人提出“模式2知识生产”概念，并认为模式1（mode 1）是基于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2（mode 2）则是基于应用情境的知识生产。[16]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导致社会需求发生根本性变化，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方式也产生变化，强化与社会的联系已经成为必然。从社会需求来看，高校不仅要培养学术型人才，也要培养大量应用型人才，并且不能再遵循传统封闭型人才培养模式，而应在社会大场域下进行更加开放、更具应用情境的人才培养。“规划”认为增强高校与社会的联系，不仅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要求，也是巩固大学知识权力中心地位的必然选择。其一，加强高校研究能力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面向社会亟需进行定向研发，使高校研究成果通过回馈社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加强高校与产业的合作，使产业发展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型为知识密集型，强化高校对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方式的深度思考，有效利用大学内外资源，加强产学研合作等；
加强高校与区域的合作，使高校促进区域发展，并通过发挥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职能进一步促进区域基础建设与产业经济发展。

3.坚持“内优外留”理念，提升日本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

“内优外留”，即内部优化日本高校人才培养，外部接收更多优秀留学生留日工作。着眼于日本国内，应进一步培养高层次人才。一方面，对高校职能与功能结构进行重新评估与特色组合。日本高校除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项基本职能外，还具有七项功能，即研究与教育中心、研究型人才培育、应用型人才培育、通识教育、特定专业人才培育（艺术、体育等）、区域终身学习教育中心、社会服务功能（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国际交流等）。“规划”认为高校分类发展是培养多样人才之根本，而优化大学功能结构是防止高校同质化发展之前提。因此，需要重新对高校职能结构与功能结构加以特色化重组，进行整合评估，以便发挥不同类型高校优势，做到特色发展、差异化发展。另一方面，坚持高层次人才分类培育思想。人才分类培育以高校职能与功能结构优化为前提，“规划”也对人才分类培育提出了合理构想，总体而言可划分为3个类型：培养领导世界的卓越人才，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职业技能人才。日本高校通过“外发式”与“内发式”相结合的方式，对高校职能与功能结构进行不断调整，构建校内、校外联动机制，焕发不同类型高校活力与竞争力。[17]

立足于国际视野，进一步提高日本国际化程度。一方面，接收优秀留学生，优化留学生教育供给，吸引更多国际优秀生源。另一方面，转变留学政策，促进优秀留学生留日工作。在外国留学生就业认知上，日本带有极强前瞻性与预见性，鼓励优秀留学生留日工作。总体而言，为吸引优秀国际生源，并促使其留日工作并定居，“规划”将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强化高校内的英语授课模式；
积极推动赴日留学生参与日本国内的实习与就业；
增强日本高等教育国际通用性与日本学位国际通用性；
完善促进优秀留学生就业并定居的相关法案等。

（二）应对特点

1.延续危机意识，善于发现潜在风险

日本在高等教育设计中一贯表现出极强危机意识，例如高校选址问题。1947年，日本颁布《学校教育法》并决定实施一项全面高等教育发展计划，在建立新国立大学的校址选择问题上出现争论。固有观点认为新国立大学的选址应为大城市，但是有专家提出，若国立大学集中建设在大城市，会带来诸如教育机会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在反思后，国立大学避免选址集中在大城市，并施行教育均衡政策。由此案例可见，日本高等教育设计一贯带有危机意识，善于对危机进行分析。“规划”基于对日本现实背景考察，提出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将遇到的危机事件，对其进行超前诠释，是日本高等教育设计带有极强危机意识的集中体现。

2.参考多国经验，集中讨论日本问题

“规划”在分析及应对高等教育的“灰犀牛事件”中，以多国经验为参考，以日本特征与现实情况为切入点，即并非一味吸收，而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地讨论日本问题。诸如，在讨论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问题上，参考新加坡“世界级大学计划”中吸引海外顶级高校来新办学政策；
在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转型问题时，参考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印度尼西亚第二次国家发展计划（1994-2018）中，根据工业界需要制定高校课程并建设世界顶级大学等应对措施；
在讨论高等教育规模问题时，充分参考中国、印度、韩国等国家高等教育入学人数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数据。在制定应对“灰犀牛事件”策略时，并没有直接移植已有经验。“规划”中对他国经验的辩证分析，更多是为日本高等教育设计打开政策之窗，应对策略仍以日本现实情况为根基。

3.执行效率高，政策落地速度快

“规划”出台后，文部省表示将根据其中的战略部署与设计思想，推动法案修订、政策颁布。不到半年，响应“规划”部署的相关政策文件陆续出台，按照“规划”中明确的设计方向进行配套改革。比如，最早出台的三项重要政策条例：其一，2019年4月，专门职业大学制度化改革。日本政府基于对未来社会对终身教育的需求，强化高校系统内的职业教育，通过加强与产业的密切合作来提升对专业人士的技术培训，将“专业大学”制度化，使其呈现出规范化发展的趋势。其二，2019年6月，国立大学配套改革政策。新政策详细说明国立大学教学改革、国际化办学、区域合作发展、办学规模调整、特色化办学等一系列新发展方向，总体思路延续“规划”中设计路径。其三，2019年12月，私立学校法案修订。新私立学校法案，主要从法律基准层面，应对私立学校未来生存危机，包括政府需提供私立学校办学补贴，筹建私立学校与企业、与其他高校之间“振兴与互动体系”，调整并完善学校法人制度等等。“规划”直接影响日本各类高校发展规划，日本高等学校基本按照“规划”目标与理念发展至今。

鉴他国之经验，得我国之机遇，日本与我国在高等教育设计思路上兼具异同之处。最凸显差异为愿景场域不同，日本是以学生成长为时间周期，即思考2018年出生的儿童在2040年大学毕业时的高等教育场景；
我国是以社会发展为时间周期，即通常以15年为时间周期进行总体规划，关注届时社会需要怎样的高等教育体系。但相比欧美国家，日本与我国同样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可通过了解日本高等教育设计对“灰犀牛事件”的分析及应对，为我国高等教育设计提供许多启示。最显著共性表现为文化起源相似，我国与日本同为欧陆法系国家，日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实属儒家文化圈，两国在法律体系与文化渊源上颇具相似之处。因此，研究着重思考在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是否会遇到类似于“规划”中指明的“灰犀牛事件”，并且思考带有中国特色的应对之法。结合前文所述，需要思考规避的问题聚焦在以下方面：如何发挥我国高等教育的人口红利优势，巩固高校的知识权力中心地位，在为产业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的同时，抓住契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结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设计阐述，借鉴日本高等教育设计经验，基于高等学校建设发展的本体、价值与实践三层面，总结日本高等教育设计经验对我国的三点启示。

（一）本体论：实现高校职能结构的优化重组

高校基本职能结构为高等教育建设之本体问题，关注职能结构优化重组可使高等学校发展迸发出活力，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但我国高校办学实践中仍然存在人才培养定位不清晰、人才培养成效差、校企融合力度不足、教学与科研失衡等现实问题，长远来看无法满足人才分类培育、高校分类发展的顶层设计要求，不利于巩固高校知识权力中心地位，进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18-21]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即高校职能服务于人才培养中心任务，可知现实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高校职能结构的失衡。[22]其实，国内外学界已经充分认识到职能结构在不同类型高校中应实现优化重组，获得不同的结构形态，包括：柏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认为高校职能结构的合理形态，既表现为三项基本职能的有机统一，也应在不同类型高校中形成独特的内部职能结构构成；
潘懋元认为不同高校的内部结构根据自身办学情况而定，避免追求统一，而应协调高校内部职能结构，发挥独特优势协同共进。[23-24]而日本也正是察觉到职能结构问题的重要性，才将优化日本高校职能结构视为高校特色化发展、分类发展之根本，也视为巩固高校作为知识权力中心地位、应对高校定位危机的重要举措。因此，我国应对不同类型高校职能结构展开系统研究，力图实现职能结构优化重组，既使各类高校实现分类发展、特色发展、优势发展，又从根源上解决办学过程与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巩固高校知识权力中心地位，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夯实职能结构根基。

（二）价值论：坚持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理念

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理念为高校教育建设之价值问题，关注教育可持续发展可增强高等教育整体质量。“规划”关注到高等教育在日本社会民众与社会发展层面的重要地位，因此主张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将传统高校打造成为终身学习校园，并期待人们在各个年龄段都可以重返校园进行学习生活。如此，不仅应对日本高等学校生源危机这一“灰犀牛事件”，又顺应国际趋势推动建成终身学习化校园。反观我国高校，同样应重点关注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并且将可持续发展梳理为高等学校建设的价值理念。其一，推动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建设可持续发展高校符合国家顶层设计要求。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构建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终身学习体系。总书记的讲话指明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推进方向，既反映了世界教育发展的终身化趋势，也指出了我国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坚持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理念、打造学习型高校与学习型社会的大方向。其二，吸引各阶层各年龄段的民众重返高校学习，有利于发挥我国人口红利优势。与日本缓解高校生源危机出发点不同，我国高校招生渠道多、报考人数多，尤其是高考彰显出强大的指挥棒效应，民众表达出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强烈渴望。[25]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坚持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理念，进一步向社会敞开高校大门，吸引来自社会的民众进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不仅扩大生源渠道，提高生源质量，同时可巩固高校知识权力中心地位，满足人民受教育诉求，提升人民整体素质，并间接促进各行各业的繁荣发展。

（三）实践论：持续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为高等教育建设之实践问题。“规划”中表明日本高等教育设计将坚持国际化发展的高校办学方向，究其深层内涵，可知实属为一举多得的重要举措。一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表现为学生生源国际化，不仅强调对外国优秀留学生的吸引，同时关注如何留住更多优秀留学生在日本就业并定居。如此不仅有效应对高校生源危机，同时也使日本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表现为办学国际化，其中海外分校、校际合作等为主要表现形式。如此不仅扩大日本高校的国际影响力，同时更有利于选拔一批优秀的来日留学生。因此，无论从拓宽高等教育生源渠道的入口，还是争取留住更多国际高级人才的出口，坚持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都能有效应对日本高等教育“灰犀牛事件”。在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时间进程中，更应坚定不移地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其一，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高等学校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成为高校重要使命。201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明，我国高校肩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合作五项重要使命。可见，在顶层设计框架内，高校已然具有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使命。其二，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有利于教育资源与人才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有利于引入优秀高等教育资源，助力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建成，同时有利于实现海外人才的积极回流，并吸引更多优秀海外留学生。在高等教育国际竞争日益加强、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后疫情时代，我国应发挥出强大的治理优势与制度优势，把握机遇，坚实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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