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斌

（怀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怀化 418008）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边界地区创建的一块十分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区域以湖南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其游击区涉及三十余县，根据地拥有两百多万人口。从1933 年12 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提出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到1936 年2 月红二、六军团成立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根据地前后经历两年多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学术界对湘鄂川黔苏区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本文对湘鄂川黔苏区革命史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并提出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思考和建议。

20 世纪50、60 年代，有关党史征集部门开始开展湘鄂川黔苏区史料的专题征集工作，工作内容主要是苏区领导人口述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贺龙的《回忆红二方面军》，王震的《红六军团小史》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湘鄂川黔苏区研究进入系统化、规范化的阶段，学术界围绕湘鄂川黔苏区的创建发展、历史地位、历史人物、革命活动等主题展开深入研究，特别在苏区档案搜集、口述史料整理、史实考证等方面都取得重要进展。1984 年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等省档案馆合编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1934—1936）》，随后，相关研究机构又整理出版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版）、 《湘鄂川黔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 年版）、《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 （解放军出版社1995 年版） 等档案史料，这为深化湘鄂川黔苏区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支撑。此外，相关县市区党史办开始史料的整理和编写工作，如《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 《大庸市革命文化史料汇编》 《红三军在沿河：黔东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 《武陵红叶（第二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湘西自治州部分）》 《湖南人民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等。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湘鄂川黔苏区作为土地革命时期十四块重要革命根据地之一，学术界对其运用研究新范式，拓展研究视野，产生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科研成果，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湘西自治州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中共湘西自治州委党史研究室合编的《红色湘西：红二方面军的摇篮》 （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 年版）、王跃飞著的《湘鄂西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研究》 （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田修胜著的《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塔卧时期革命活动研究》 （中国言实出版社2019 年版） 等。学术界关于湘鄂川黔苏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综述如下：

（一） 湘鄂川黔苏区的形成发展及历史地位研究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学者们主要围绕湘鄂川黔苏区起止时间及阶段划分开展了深入研讨，一是关于湘鄂川黔苏区的起止时间。一种观点认为是1934 年10月至1935 年11 月。聂祖海认为1934 年10 月，红二、六军团会师，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935 年11 月红二、六军团突围桑植，是湘鄂川黔苏区的终止时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1933 年12月至1936 年2 月。肖铁肩认为湘鄂川黔苏区起始的时间应为1933 年12 月，因为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是1933 年12 月召开的大村会议决定的；
而“苏区终止时间为1936 年2 月上旬，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主要根据及理由是：第一，桑植突围，二、六军团并没有决定放弃根据地，红十八师仍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第三，贵州石阡会议决定，二、六军团到黔、大、毕地区，另建新根据地”[1]432-433。二是关于湘鄂川黔苏区历史的阶段划分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四阶段说”，如《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一书将湘鄂川黔苏区史划分为四个大时期，即黔东特区的建立与红二、六军团会师（1933 年12月至1934 年10 月）、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1934 年10 月至1935 年1 月）、根据地军民反“围剿”斗争时期 （1935 年1 月至 1935 年9月）、红军主力突围并转移根据地继续斗争（1935年10 月至1936 年2 月）。第二种观点是“五阶段说”，如董有刚认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有五个阶段，即“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准备时期 （1933 年 12 月至 1934 年 6 月）、初创时期（1934 年 6 月至 1934 年 10 月）、发展时期 （1934 年10 月至 1935 年 1 月）、巩固时期 （1935 年 1 月至1935 年 9 月）、战略转移时期 （1935 年 10 月至1936 年2 月） ”[2]。此外，夏远生等就湘鄂川黔苏区创建史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考察，即“艰苦卓绝的起点：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战略重组的机缘：湘赣红六军团奉命先遣西征；
新的战略力量展开攻势：红二、六军团会师与开辟湘鄂川黔苏区”[3]。

学术界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历史地位普遍给予了高度评价。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认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红二、六军团为主组建起来的红二方面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也有学者从处理民族关系层面评价了湘鄂川黔苏区的独特历史贡献，如戴柏汉认为湘鄂川黔边是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杂居区，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实施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建立少数民族工农红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加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团结等各项政策”[1]459。也有学者认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的地位，是策应中央红军胜利长征的战略基地，孕育红二方面军的肥沃土壤，增强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国共产党认同感的实践中心，提供以弱胜强战斗范例的军事平台[5]3-4。

（二） 红二、六军团与湘鄂川黔苏区研究

一是关于红二、六军团会师与湘鄂川黔苏区发展的研究。王跃飞深入分析了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对苏区形成发展起到的关键作用，指出:“虽然是两个根据地临时会合的军队，但都有一个建立根据地的强烈愿望。”[6]二是关于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的“扩红”研究。曹素芳在《论湘鄂川黔边区神兵运动对根据地建设的影响》一文中认为，1920 年到1950 年，湘鄂川黔四省边区兴起了分布广泛、影响深远的神兵运动。这场运动对于红军在此地开辟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有着重要的影响，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牵制、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扩充了红军兵源，开辟、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的范围；
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7]易骏、林庭芳认为，苏区的“扩红”不仅打击了封建反动势力、维护了苏维埃政权、壮大了革命队伍、策应了红军长征，还保卫了土地革命成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阳勇则对红二、六军团长征中的“扩红”数量进行考证，指出:“红二、六军团长征中在安化‘扩红’100 多人，在新化‘扩红’2000 多人，在辰溪‘扩红’300 多人，在溆浦‘扩红’3000 多人，在邵阳、武冈等地至少‘扩红’110 多人，在黔阳、晃县等地至少‘扩红’110 多人，在湖南共‘扩红’5600 多人。”[8]三是关于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时期后勤工作的研究。苏跃林等围绕湘鄂川黔苏区红军的医疗工作展开研究，指出湘鄂川黔苏区时期，“当时红军的医疗工作主要围绕医疗物资、医疗机构和医疗救治三方面进行”[9]。在医疗物资方面，红军采用缴获、购买和自采的方法，实现医疗物资取之于敌、取之于民和取之于己；
在医疗机构方面，红军在前方设立了卫生部和卫生队，在后方设立了后方医院；
在医疗救治方面，前方卫生部和卫生队以及后方医院均采用多种方法对伤病员进行有效救治。樊文邦认为，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时期的物资来源有几个渠道:“一是取之于敌，二是仰仗于政府和人民；
三是靠自己生产；
四是利用关系从白区采购。”[10]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保证军民食用粮，积极组织军工生产等措施，红二、六军团解决了军用物资的部分急需，保障了革命战争的需要。

（三） 湘鄂川黔苏区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对湘鄂川黔苏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湘鄂川黔苏区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王跃飞认为湘鄂川黔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开展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教育、巩固工农联盟的阶级教育、消除封建思想的科学文化教育、民族团结和平等的民族政策教育、党内民主集中制教育。周健认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四个方面鲜明的特点，即“武装斗争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多种教育方法和形式灵活运用、以解决农民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团结和壮大革命队伍为基准”[11]。二是湘鄂川黔苏区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戴思佳等认为湘鄂川黔苏区时期，“党和红军利用标语对当地群众进行了宣传动员，它在政治动员，经济动员，文化动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2]。有学者认为湘鄂川黔苏区的文化宣传工作，以印刷文告、传单、刷写标语等形式，发动和组织了群众。唐莉敏认为当时的湘鄂川黔根据地确实没有正规报刊，原因是根据地缺乏办报的人力资源、环境艰苦、流动性大，但是其他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丰富的，“主要包括文字传播与口头传播两种方式，文字传播有印刷、手抄两种，口头传播有集会演讲、促膝谈心以及说唱等艺术表演形式”[13]。三是湘鄂川黔苏区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研究。有学者认为，湘鄂川黔苏区的思想政治教育，推动了苏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壮大了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力量，切实提高了根据地农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四） 湘鄂川黔苏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等领域的专题研究

学术界围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政权建设、土地革命、文化教育事业、财经工作、社会动员、卫生建设等主题开展了众多学科的深入研究。有学者认为，通过建立财政机构并开展财政工作，保护工商业并稳定物价，开展反经济封锁斗争等措施，苏区财政工作卓有成效。虽然财政收入由于环境局限而偏重以没收地主财富和征发富农财物为主要财政来源，但是财政体系建设并不放弃沿着正规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也有学者从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视角考察湘鄂川黔苏区的创建和发展，认为:“中共通过组织农民协会（贫农团）、妇女会、共青团，对乡村农民各阶层进行社会动员；
通过建立各级工会组织，使乡村的雇农及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并成为乡村革命的主力军。在此基础上，苏维埃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采取各种措施、运用各种方法、通过各种渠道，确保民众的社会参与，使根据地成为当时中国最有生气的区域。”[14]还有学者对苏区法制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认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依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结合湘鄂川黔边革命战争的具体实际也相继颁发了许多行政法规。这些法规在中国革命法制史上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有学者认为湘鄂川黔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与土地革命，一方面遵循中央指示和延续湘鄂西苏区历史经验，另一方面又有其地域特点，主要表现在苏维埃建设方面，根据湘鄂川黔边的特点，苏维埃政府开展了争取神兵和苗族的工作；
在土地革命方面，苏维埃政府强调对红军公田的分配工作，以粮食征集为重点的农业生产集中体现了湘鄂川黔苏区战时经济的特色。

（五）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精神的提炼挖掘研究

学术界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精神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李蓉认为，我们要大力弘扬以“服务、服从、敢战、善战”为核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精神，“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精神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服务精神、大局意识、奋斗传统，是铸就在湘鄂川黔人民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信念”[15]。邢文庆认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军民英勇奋战所孕育的革命精神，是“信念坚定、顾全大局的担当精神，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鼎力互助、共同战斗的团结精神，秉承宗旨、爱民拥军的忠诚精神。”[16]汤建军则认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精神是苏区精神的组成部分，但其内涵的诠释应区别于中央苏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精神内涵，要充分体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二方面军的特色，突出“塔卧精神”。何其鑫等认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精神体现在“立场坚定，对党忠诚；
服从组织，顾全大局；
不畏艰辛、顽强拼搏；
联系群众，心系百姓”等方面[17]。

（六） 湘鄂川黔苏区历史人物研究

苏区史研究总是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评价联系在一起。湘鄂川黔苏区历史人物研究主要聚焦在任弼时、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贡献上。井家训分析了任弼时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建工作的贡献。任弼时作为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担任湘鄂川黔边区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红二军团政委等职期间，对根据地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18]。侯先祥、廖建认为，任弼时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建工作的历史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恢复和发展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贺龙同志作为湘鄂川黔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注意团结各方面的积极力量为革命事业服务，“在对敌斗争中采取打、拉、分相结合的灵活策略”[20]，有力壮大革命力量。也有学者从微观的视角，以十万坪大捷为例，研究了贺龙在创建湘鄂川黔苏区时期独特的军事建树，贺龙在十万坪大捷中采取灵活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注重发动群众，为巩固苏区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上述学术史的梳理来看，湘鄂川黔苏区的研究，产出了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有力推动了苏区史研究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变革创新，为新时代苏区史的研究提供多样化的视角、多层次的理论和跨学科的方法论。但我们客观分析研究成果的学术脉络，认为湘鄂川黔苏区研究亦存在一定的不足和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研究资料单一，史料挖掘整理不够

目前湘鄂川黔苏区的研究成果，所利用的文字资料主要是前面所提及的1980 年以来整理出版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湘鄂川黔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 《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等文献汇编资料。毋庸置疑，官方整理出版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重要文件、内部公文等史料，在湘鄂川黔苏区史研究中占有权威和核心资料的地位。但研究者也要清醒认识到，还有大量的史料值得整理和挖掘；
已出版的汇编资料以及口述、回忆资料也存在一定的错讹之处，需要进行多元的资料引证与比对。

（二） 研究视野较窄，研究范式亟待转换

相较于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研究，湘鄂川黔苏区的研究相对滞后；
相较于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的研究，红二方面军的研究也相对薄弱。目前湘鄂川黔苏区研究仍未完全突破传统革命史的叙事模式。传统革命史的研究范式，过于注重“政策—效果”的宏大叙事，难以揭示地域差异下苏区革命史的复杂面相。在传统史观的主导下，有些研究者分析方式类似，研究观点大同小异，这导致研究成果多是“浅表性”的重复论述，缺乏层层剥落、深入分析的学术精品力作。

（三） 研究后劲不足，研究力量亟待加强

与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的江西苏区相比较，湘鄂川黔苏区显然是“聚光灯”外的边缘区域，学术界对其关注度、集聚度还相对不高。笔者以“湘鄂川黔”为题在“中国知网”检索近三年来相关学术论文发表情况，结果显示：2019 年4 篇、2020 年5篇、2021 年5 篇，论文作者主要是吉首大学、怀化学院等本土高校学者和地方党史办及研究中心的研究者。可见，学术界对湘鄂川黔苏区的重视程度不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群体，导致其研究后劲不足。

湘鄂川黔苏区的研究，无论是史料的搜集整理，还是相关主题问题的探讨，已有一定的基础，学术界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深化拓展对湘鄂川黔苏区史的研究：

（一） 挖掘整理新史料，为深化苏区史研究提供资料支撑

当前深化和创新苏区史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加强对苏区未刊史料的全面搜集与系统整理。这既是对苏区革命史研究和史料整理的现状省思，也是与散见民间的红色未刊史料的现实库存有关。首先，研究者应注意搜集整理国民党方面有关苏区的档案资料，如存放在台湾的有关苏区时期的档案；
民国时期国民党编纂的史料和文集资料，如《石叟资料》 《陈诚先生书信集》等。此外，湘鄂川黔苏区民间未刊史料亟待被挖掘和整理，如永顺塔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藏的徽章、票证、标语、漫画等。苏区所辖的县市区的档案馆、史志办、文管所等藏有的未刊苏区史料也亟待被挖掘和整理，如沅陵档案馆的民国档案藏有一些涉及红二、六军发动“湘西攻势”的稀有史料。

（二） 拓展研究视野，助推苏区史研究突破转型

深化湘鄂川黔苏区史研究亟待突破传统革命叙事的研究范式，实现从宏大历史建构为主转向以具体问题的探讨为主。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将革命史与乡村史相结合的“新革命史”研究方法，具有借鉴意义。以湘鄂川黔苏区的政治动员机制为例，目前湘鄂川黔苏区政治动员的研究成果，尚停留于政治动员之起因、过程、结果的概述阶段，尚存在很大研究空间，如探讨湘鄂川黔苏区农民是如何发动和组织起来的；
面对农民日常生活与政权重构、军队整编与成分、“扩红”运动与经济动员、“神兵”改造等问题，中共是如何通过直接的利益激励、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思想文化宣传等形式推进根据地的反“围剿”动员、争取神兵的统战动员、“扩红”中的军事动员等。

（三） 加强比较研究，推动苏区史研究的持续创新

湘鄂川黔苏区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四省边区开创的红色区域，是共产党进行政权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的重要场域。因其地处多民族地区，置于苏区革命史的大视野中，其创建和发展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从事湘鄂川黔苏区与其他苏区的比较研究的成果尚为少见。加强各苏区间的比较研究，更能呈现出中共苏区革命史的多维面相和整体图景，如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军事化结构和运行机制比较、基层领导机构与党组织形态比较、财政机构与财政政策比较、土地革命与土地政策比较等主题，都值得被深入挖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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