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

先秦诸子多注重辨析概念、探讨名实关系，其中专此为业的名家（又称“辩者” “察士”）列“六家”之一a见《史记·论六家要旨》。。“谨守名约”“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b《荀子·正名》。乃名学传统。自汉代儒学定于一尊以后，名学边缘化，乃至被指为“屠龙之术”，排除于学门之外。于是，对名相（概念）“不求甚解”之风，弥漫雅俗两界，这当然妨碍思维健全发展和学术精进。

因“西学东渐”刺激，近人于此逐渐觉醒，名相之学经严复、章士钊等人倡导，再度兴起，成为新文化的一支偏师。本文循此理路，对概念及其物质外壳——词语——的古今演绎与中外互动略加考析。

人类思维，前提之一是形成有概括力和普适性的概念。概念是理性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反映事物的一般特性，是一类事物特有的本质属性的信息表征。然而，概念不能悬浮空际，必须命名方能坐实并进入语用。“名”是会意字，甲骨文作，左边口形，右边夕形，意谓：暗夜看不见人形，便呼喊名字来确认；
金文作，将甲骨文的左右结构改成上下结构；
小篆承续甲骨文之意、金文之形。东汉许慎（约58 — 147）《说文解字》陈述“名”的造字结构和本义：“名，自命也。从口。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名”由“以口自名”扩义为各种事物的名称。东汉末年刘熙《释名·释言语》说：“名，明也，名实使分明也。”指出命名使事物类别及特性变得“分明”。

天地开端于亿万斯年前，远在人类形成意识并创“名”之先，故老子谓“无名天地之始”；
而人的意识出现，给事物命名，万物便获得文化意义，故谓“有名万物之母”c《道德经》第一章。。

作为思维工具，概念物化为词（即“名”），是语言中既能昭示文化意义，又能够自由运作的最小单位。《左传》谓“名以制义”，《国语》谓“正名育类”，经由词（名）的创制，人方进入意义世界，对实在万物进行理性归类。

一种语言里所有词的总和，称词汇。词汇可分为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基本词汇数少而质高，在语言的意义链中位居枢纽，表达某一文化序列的核心概念，内涵丰厚，而且具有活跃的接缘性、粘连力，组合能力强，构成人类精神网络的纽结。“一词一世界”，经由词语这扇门户，可以进入文化天地。

指出由字（词）义考辨导入文化史研究的，是陈寅恪（1890 — 1969）。后来钱锺书（1910 — 1998）的《管锥编》a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运用古今中西法，“用管窥天，用锥指地”b《庄子·秋水》。，对古典做缜密考疏，如究“‘易’之三义” “‘伦’之四义” “‘王’之五义” “‘机’之三义” “‘佛’之五义”，均从一字透见文化史之奥秘处，树立诠释学法式，也即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范式。

表达概念的词（字），是语言中有独立意义的微观单位，是文献、文化的缩影。c参见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12 页。通过释字、解词、析句，考辨近代词在古今中外坐标系间的意义演进，是“文化史研究的读词时代”的一项必要工作。

在文化进程中形成的语言，包括语音、语法、词汇三要素，其中词汇的意义（语义）尤其与概念关系密切。离开“名”（或曰词）的表达，概念只是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混沌物。故概念词化，是思维的前提，是人类进入自觉的意义世界的必备条件。

意义的形成与演化，是通过概念词化得以实现的，而考析词语意义的学问便是“语义学”，中国传统称之“训诂学”（又称“训故”“故训”d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用通俗话语解释深奥语义谓之“训”，用今语解释古语谓之“诂”。“小学十书”e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开列治“小学”的十种专书：《尔雅》《小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广雅》《玉篇》《广韵》《集韵》《类篇》。之首《尔雅》的前三篇为《释训》《释言》《释诂》，“训诂”一名可由此得解。两晋训诂学家郭璞（276 — 321）为《尔雅》作注，称训诂为以俗语释雅言，以今语释古语。章黄学派代表学者黄侃（1875 — 1935）说：“盖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指出训诂就是解释。所谓“治经，必要先通训诂。治注疏，必先从《说文》《尔雅》起根。”f（清）罗有高：《与彭允初三》，《尊闻居士集》卷4。“不读小学，大学不可得而入也。”g（清）刁包：《答张水司空书》，《用六集》卷1。（清）谢启昆云：“清乾隆中修四库全书，以《尔雅》之属归诸训诂，《说文》之属归诸文字，《广韵》之属归诸声音，而总题曰小学。”——《树经堂文集》卷4。此种治学方式兴起于汉，中经唐宋，大盛于清，对汉字文化圈中日韩越诸国学术影响匪浅。

清代乾嘉以前，汉语的基本单位称“字”（故兼具字典性和词典性的《康熙字典》称“字典”），“词”在《说文解字》“语已词”“别事词”之类的表述中，以及王引之《经传释词》中皆指虚词。至于唐宋以降文学领域通用的“词”，非指一级语文单位，而指“诗”的别体，是“调有定格，句有阙”的一种韵文，又称长短句。汉唐宋明以至清代前期释经，皆从释“字”入手。语言学上的“词”，很晚方与“字”相对，指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语文单位。

古代很少使用作为语文单位的“词”，而较多称“辞”。东汉成书的《说文解字》未设释“词”条目，而有释“辞”条：“辞，说也。”辞指言说、篇章。清人段玉裁（1735 — 1815）始作“词—辞”之辨，他为《说文》作注曰：“词与辞部之辞，其意迥别。辞，说也……然则辞谓篇章也。词者，意内而言外也，从司言。……积文字而为篇章，积词而为辞”h（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指出词有意义，可以组成辞（篇章）。清中叶学者戴震（1723 — 1777）则作“字—词”区分。他概括治经学的路径：

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之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i（清）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东原集》卷9。

戴震所谓“词”泛指词语，与今日语言学之“单词”不尽相同，但他将词置于高过字的一个级次，提出从字通词，又由词义明晓经义的理路，昭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精义。在戴氏那里，经义诠释从“字本位”过渡到“词本位”。a英国入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 — 1834）19 世纪初年所编《华英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将“phrase”（今译“词组”“措词”）翻译为“一句话”，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对“词”的认识。

戴震的“求道”之路，从识字开始，因为字乃词根，蕴含初原义。而“识字”须以“六书”b“六书”之名初见于《周礼·地官·保氏》，西汉末刘歆《七略》对“六书”作归纳；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将古文字构成规则概括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谓小学功夫“先以六书”。观照，进而求得形上之义，戴氏同文说：

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全经、本六书，然后为定。

这就把文字训诂之学与经籍诠释学贯通一气，“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罗有高说法类似：“治经，必要先通训诂。治注疏，先必从《说文》《尔雅》起根。”c（清）罗有高：《与彭允初三》，《尊闻居士集》卷4。

戴震引述桐城派学者叶书山之论，告诫学人防止两种不良倾向：“学者莫病于株守旧闻，而不复能造新意；
莫病于好立异说，不深求之语言之间以至其精微之所存。”从语文训诂入手，方可“通道”，探寻精微之所存。d关于戴震“由词通道”论，参见吴根友：《从经学解释学到经典解释学——戴震的经学解释学及其当代活化》，《社会科学战线》2019 年第6 期，第54 — 63 页。

一般而言，中国传统学术分类较为粗疏，古史辨派主将顾颉刚（1893 — 1980）说：

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旧时士大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e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29、31 页。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融互摄，近代初期在“师夷长技”谋略指导下，“格致学”（自然科学）诸科率先成长，多种理科门类（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医学等）应运而生；
清末民初以降，固有的经学、史学等开始分化、重组，汲纳西学，形成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门类，由较笼统的传统学术走向学科分野趋于明晰的近代学术。

章太炎（1869 — 1936）将汉语、汉文视作“国粹”之首，对外来语大量涌入颇有保留与警惕，但他在比较中西语文短长之后，发现汉语的固有实词丰富且稳定，而“汉土所阙者在术语”，“欧洲所完者在术语”，故认为有必要创制汉字新术语。以国文为国粹的章太炎对于用汉字组创新术语充满信心。

近代汉语发展的实践，证明章氏的自信不虚，如以“电”字为词头，可创制无数电工类术语。清末出洋的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创译一批电学新名：电气、电气灯、电气信、电报，后世更出现电力、电灯、电话、电报、电信、电线、电路、电阻、电磁等，这种创词还可推衍下去，不断满足反映新知识的需求。汉语的这种无限造词力，正是汉字文化历久而弥新的原由之一。

近现代汉字文化不断接受来自欧美的术语系统，并结合自身语文特征，逐渐有所改造，有所创发，其语文天地呈现古与今、内与外既相冲突又相融会的状貌。19 世纪中叶，中西人士已注意terminology（术语），《六合丛谈》借小学名著汉代刘熙的《释名》之题，以“释名”译terminology，直至清末章士钊等人还以“释名”称术语，至民初“术语”一词方获通用。

诸语言相互借用词汇（尤其是术语），是世界性现象。英语借法语词万余，法语借英语词四千余，汉语外来词数量尤为巨大。

（一）“借词”释名

汉语是一种开放的语言系统，既向外域输送词语，又广为采借外来语，这便是“借词”。近代语言学家胡以鲁把“译名”和“借用语”加以区分，认为“传四裔之语者曰译。故称译必从其义。若袭用其音，则为借用语”，“借用语原不在译名范围内”。亦即说，“音译”外来语称“借用语”，而“义译”外来语则称“译名”a胡以鲁：《论译名》，《庸言》第25、26 号合刊，1914 年2 月15 日，第1 页。。笔者以为，对外来语作音译、意译区分便很清晰了，不必再作“借词”“译词”之辨。狭义外来语仅指音译词，广义外来语包括意译词。b参见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年，第3、9 页。广义外来语统称“借词”，是英语loanword 的直译，与“外来词”“外来概念词”同义，而又简明达意。

“借词”通过翻译得以实现，而翻译是以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同一思想，立基于概念的普适性、通约性，故否定概念的普适性、通约性，便阻绝了异文化沟通的可能。翻译的任务主要是再现原文思想，因而“借词”除音译（如苏维埃、沙发等）外，更多采用意译。德国汉学家李博（Wolfgang Lippert）归纳汉语借用外来概念的四种方法：（1）音位借用；
（2）借助汉语语素表述外来词；
（3）前二法混用；
（4）字形借用。而常用法是（2） （4）两种。c见李博著，赵倩、王草、葛平竹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4 — 5 页。本文所议借词，多出此二法。

（二）“借词”的历史

汉语系统借词外域，与中外文化交通史同步，可分三期。

1. “凿空”西域的汉唐，从中亚、西亚借词，皆“形而下”的器物名称，如“葡萄”“石榴”“琵琶”“唢呐”“胡瓜”“胡琴”之类。

2. 两汉以降，南亚佛学入华，两晋唐宋汉字佛词大量涌现。佛学家丁福保（1874 — 1952）1921年编《佛学大辞典》收佛学词语30 000 条，日本人望月信亨（1869 — 1948）编《佛教大辞典》录佛教名相“三万五千余语”，其中多有“形而上”名目，诸如“法”“空”“业”“禅”“劫”“世界”“现在”“觉悟”“真谛”“因果”等，仅表述“短时间”的梵语汉字译名，便有“须臾”“弹指”“瞬间”“刹那”，还有“当头棒喝”“天女散花”“瞎子摸象”“借花献佛”等成语，已为大众常用。

3. 时至近代，中西人士借助汉字将西学概念“词化”，生成大批新名（特别是学科术语）。语言学家王力（1900 — 1986）说：“佛教词汇输入中国，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d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525 页。

西学东渐以来的借词规模渐增，来路复杂，从明清之际到清民之际的四阶段各有情状。

1）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用“西述中译”方式合制新名，突出例子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 — 1610）口述、徐光启笔译的《几何原本》创制了体、面、线、点、直角、钝角等大批几何学汉字术语，在整个汉字文化圈沿用至今。

2）清中叶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等）译制、中国经世派官员学者（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等）纂集新名。

3）清朝晚期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中外机构译制新名，西洋传教士如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 — 1907）、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 — 1919）、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 — 1887）等与中国士子李善兰、徐寿等合作其事。

4）清末民初日本汉字新名输入，由日本学者和中国留日学生、政治流亡者翻译介绍。

民国初年以后进入主要由兼通中西语言及文化的国人（严复等）为主体的译创新名阶段，日制汉字新名较少入华，但继续发挥作用。

借词是一种跨文化现象，既有借方与借入方的彼此涵化，也会遭遇“跨文化曲解” “跨文化错觉”e参见陈国明、安然编著：《跨文化传播学关键术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2、168、226 页。，这也是历史文化语义学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对“封建”“经济”“形而上学”等新术语的错位问题作过专门辨析，此不赘述。

近代以降，汉语系统的借词现象日渐普遍，包括若干学科领域的核心概念，往往借自西洋或东洋。对于这一轮规模空前的外来语的涌入，国人有两种反应：一是认为合理、必要，因西方学术先进，当大量采纳，方有望进步。而欲采纳西学，必吸收其术语，仿效其语文表述。这便是语文的“西化合理”论。二是认为语文西化是背弃祖宗，必须予以反拨。有学者主张以中国固有范畴系统（道器、体用、阴阳、形神之类）取代沿用百年的亚里士多德、康德范畴系统（本质、量、质、关系、位置、时间等）。这便是语文表达的“回归国故”论。

上述两论各有道理，然若坚执一端，又失之偏颇。可行路径是中外交融，以外来语文“格义”本土语文，又以本土语文“格义”外来语文，达成内外语文的涵化，建设“守先待后”“融会中外”的词群，以表述日益丰富的新文化内容。

这里引入一个佛学词语“格义”（初见南朝梁代僧人慧皎《高僧传》：“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格”谓比较、度量，“义”谓名称、概念。格义者，用比较、类比的方法解释和理解跨文化概念也。当然，格义双方不可能总是均衡对等的。佛学初入华，国人以儒、道之学解释佛学及其各种专名，如以老庄之“无”比配佛学之“空”，此为“以中格外”；
后又有反向格义，以外来概念诠释本土概念，“以外格中”。近百年来，以西学新解中国固有词语之例甚多（如科学、自由、共和、社会等）。而格义的较佳结局是：异文化各要素相互作用，达成综合二者成就的新语文。千余年来佛学与儒道之间多获此种成果，要者一是华化佛学，二是吸收佛学精义的新儒学——宋明理学。而华化佛教与宋明理学在中印概念相互格义间，创制了大量新语，丰富了汉字文化的词语宝库。自明清之际近四百年来中西文化在交融过程中，词汇经过格义，创制了更为繁富的新语成果，当然其间存在矛盾扞格。本文之微意，在考究今日通用的若干关键词古今转换、中外对接历程，识其经验教训，以期实现涵化——异文化接触、反抗，逐渐受纳、适应，达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与同化。

中外格义的一个前提是自方文化要有底蕴。有些外人对此有所体悟，如19 世纪入华新教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 — 1916）是以中文译介西学（尤其在法学领域）最有成绩者，他在总结其何以能以中文翻译《星轺指掌》《万国公法》时指出，中国文化的渊博是翻译成功的重要原因。他说：“除了希伯来人之外，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曾经从古人那儿继承过这么珍贵的遗产”。a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记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32 页。从1850 年到1855 年，丁韪良学习《尚书》《易经》《诗经》《春秋》《周礼》《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经典，大大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这是他能够得心应手地实现中西语汇相互格义的基础，其中译的《万国公法》较准确地以汉字文化译介西洋法学，至今仍有颇高参考价值。

言及“借词”及中外语文涵化，必须讨论此间的一项大宗——中日语文互动。

中日同属汉字文化圈。古代的汉语词汇流向是中国传入日本，近代前期仍为中国传入日本，近代后期转为日本传入中国。日词入华主要发生在清末民初（1896 — 1919），这批打上日本印记的汉字新名的产生及向中国传播，呈现复杂状态，须作细致辨析，切忌大而化之，作极端评判。

（一）“日本新词”归类

清朝自1896 年开始派遣“游学生”赴日，研习日本人消化过的西学，此后十余年渐成留学东洋高潮。经中日两国人士的努力，各种类型的汉字新名从日本涌入中国。

康有为1897 年撰成的《日本书目志》，收录日制学名（经济学、伦理学、人类学、哲学、美学、国学等）和绷带、方针、手续等新词，一时朝野注目。据顾燮光《译书经眼录》统计，1901 — 1904 年中国翻译出版外籍533 种，其中英籍55 种、美籍55 种、法籍15 种、德籍25 种、俄籍4 种、日籍（包括教科书和工具书）高达321 种，另有其他语种外籍58 种。日籍在入华外籍中占比过半，是“日本新词”入华的重要载体。

（二）日源词在汉语新名中占比辨析

时下流行一种说法：近代中国所用新名词“七成”来自日本（还有著名讲手称，二字新名“全都”来自日本），舍去“日源词”，中国人便难以说话作文。此议颇耸动视听，故需考析，以明底里。

讨论此题，先须明确两个前提。

第一，日本人自称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内藤湖南等学者有精辟论述），两千年来从中国进口包括汉字词在内的汉字文化（日语实词多为来自中国的汉字词），此无须赘述。但这一历史背景是讨论中日语文互动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不可弃而不顾。明治维新以降涌现的大量日制“新汉语”，并没有脱离汉字文化轨道，而是在对译西语时的汉语衍生物，它们或者直接借用汉字词，或者利用古典汉字作语素，按汉语构词法组建新的汉字词。这些新名不宜统称“日源”，它们多为有所改造的古典汉字词回归故里。

第二，笼统讲，近代a本书使用“近代”一词，采用世界史通义：15 世纪、16 世纪之交大航海为开端，17 世纪欧洲科学革命、18 世纪工业革命以降，世界逐渐由分散走向整体，从中古进入近代。是日本向中国输出汉字新名，也失之粗疏，须加辨正。若将近代作早期与晚期区分，便会发现：近代早期（中国明清之际至清中叶，日本江户幕府中后期至明治初期），西学及其汉译新名传播方向的主流是“中国→日本”；
至近代晚期，日本因明治维新成功，研习西学的水平超越中国，西学（包括汉译新名）传播方向的主流方转为“日本→中国”，但此际“中国→日本”的流向亦未终止，黄遵宪、吴汝纶等中国士人于19 世纪末叶访日，仍被日本人尊为学习汉字文化的师长，崇敬如仪。日本人在19 — 20 世纪之交译制汉字新名还不断取法于中国。

日制汉字新名在清末民初二十余年间涌入中国，张之洞称“日本名词”，林琴南称“东人之新名词”，刘半农称“东洋派之新名词”，20 世纪50年代语言学者称其为“日语借词”。b董炳月：《“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北京：昆仑出版社，2012 年，第3 — 6 页。这些借词在近代中国影响甚大，但在新名中所占比例，不能信口言说（“七成”，甚至“全部”），而须诉诸具体统计。

1.刘正埮、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年版）收录古今汉语外来词万余条，内有800 多个日本汉字借词（日本汉学家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统计数为844 个），这仅占汉语外来词一成左右，在近代新名中占比二成；
岑麒祥编《汉语外来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收录汉语外来词4370 条，日本汉字借词占比略同前书。日本成城大学教授陈力卫对日源词在近代新名中所占比例作统计，大约在二成左右，占比最高的政治、法律、经济类的日语借词达三成多。c陈力卫：《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475、477 页。另有中国学者及日本、欧洲汉学家作过类似统计，其结果都证明“七成”说、“多半”说是夸大其词。

2.对《汉语外来词词典》《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所列800 多个“日本借词”略加辨析，便会发现，有将近200 个“日本借词”是中国文献固有的，约500 个是赋予中国古典词新义或借用明清中国翻译西洋概念创制的汉字词，真正的日制汉字新词仅100 个左右。有学人从《新青年》（1915 — 1926）抽取中日同形二字词2912 个，发现2165 个有古汉语出典，皆为近代以前日本从中国引进；
179 个有古汉语出典而产生新义（如中学、指数、主席、主义等）；
420 个无典（没有汉语出典，如闭幕、本能、党员等）。d见张莉：《〈新青年〉（1915 — 1926）中日语借词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7 年。这一典型案例分析证明，近代新名“多半”来自日本的说法不实。三字词（如生产力、共产党）、四字词（如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中，日语借词比例较大，也不足三成，且其语素多取自中华古典，如四字词“主要人物”“现实主义”“经验主义”虽为日制词，但其词素“主要”“人物”“现实”“经验”“主义”仍取自中华古典。

指出“七成”说的夸张性，并非要给“词汇民族主义”张目，不是为了证明“老子先前比你阔”，而是要排除“数典忘祖”的另一极端，复归汉字文化史的实态。只有在历史实态的基础上，讨论才有真切的意义。

（三）“七成”说何以流行

夸张的“七成”说、“近代新名多半来自日本”说流行一时，原因有二：（1）数典忘祖；
（2）轻忽自身的语文新创。原因（1）前已述；
现对原因（2）稍作介绍。钱学森曾指出，现代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往往是在外国得到肯定之后，吾国才予以承认。此说值得我们反思——对自己的文化实绩不加珍惜、利用，这一由来已久的毛病必须疗治。明末清初及清中叶由中外人士合作著译的汉文西书，曾受到非欧洲国家的追捧，而明清以至近代国人于此木然，往往忘却，倒是西方汉学家指出：

第一部西方几何学教科书于1607 年、第一部天文学论著于1614 年在中国印行。从1584 年起，无疑是受奥尔特利尤斯地图（1570）启发的一幅世界地图在中国石印。……

中国在近代曾是欧洲之外第一个接受西方科学成果的伟大文明古国。无论印度还是日本的第一批起源于西方的著作，均自中国传去并很快遭废禁。a安田朴（Rene Etiemble）、谢和耐（Jacques Gernet）著，耿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 年，第67、68 页。

同此，19 世纪中叶“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人及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李善兰、徐寿等对西学的编纂评介，在当时的东亚也堪称先进，幕末明初日本曾大量采借。笔者所著《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 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详述高杉晋作等幕末藩士在上海遍寻汉文西书的情形，表明近代早期日本从清国采借新语、学习新学问的努力。

然而，由于制度性缺陷，明清朝野皆轻视本国人新进的文化成果，或将其束之高阁，甚或加以排斥压抑（典型事例如魏源19 世纪中叶所撰《海国图志》在自国受冷落，又如黄遵宪19 世纪80 年代成书的介绍明治维新的《日本国志》，被总理衙门搁置十年，致使甲午战争时中方因不了解强敌日本而惨败），中国自创的汉字新语也就未能得到广泛传播。

就明末清初和清代中叶在中国涌现的大批学术新名而言，在自国遭到轻忽，极少流传，大多湮没，百年之间朝野对其基本失忆。如明末既已入华的“地球”说，至清中叶被视为奇谈妄论，社会上流行的仍为“天圆地方”说、“华夏中心”说；
明末编纂出版的由耶稣会士与中国文士合作编译的《万国舆图》《职方外纪》早已介绍五大洲、四大洋等世界地理知识，200 余年后清廷竟全然忘却，以至1839 — 1940 年英国军舰打上门来，道光皇帝竟不知英吉利地处何方，慌忙打听英俄是否接壤，并对英国有女王惊讶万分。恰成比照，从清国传入的西学在幕末—明治日本广受重视，明清中国未获流布的反映西学的新名，在近世（江户时期）和近代（明治时期）日本普遍使用，又经其消化、改造，以之对译西语，形成由新名表述的学科系统，并于清末民初伴随日本教科书、工具书、日译西书、新闻媒体输入中土，未究底里的中国人将其一概当作日制汉字词。仅从近代新名的创制与传播这一侧面而言，轻忽国人自创的教训沉重，吾辈应当记取！

前述日本“新汉语”，少数为日本新创（语素仍来自汉字文化系统，构词法亦袭自中华），成词量占日本“新汉语”主体的则直接利用汉语古典词。因为这些古典词在近代中国罕用，往往被误作“日源”，笔者也作过误判。如拙著《新语探源》（中华书局2004 年版）沿用余又荪1935 年《日译学术名词沿革》的判断，把“真理”列为“日源词”，钟少华特加纠正，指出早在1819 年马礼逊便在澳门出版的《五车韵府》中将“真理”对译truth，幕末日本借用，清民之际逆输入中国。b钟少华：《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年，第47 — 48 页。笔者据此更正原议，并进而追究，发现“真理”乃晋唐间形成的汉译佛词a如惠能《六祖坛经·决疑·第一节》：“武帝不识真理，非我祖师有过。”，早已传至日本，日本人是借此词对译truth。总之，“真理”乃中国自创词，后传至日本，近代又从日本逆输入中国，无疑是回归侨词，而非日源词。与此同例者甚多，这在提醒我们：不少被认作“日源”的汉字新名，其实另有来历，大约有如下几类。

（一）源出中华古典

清民之际被认作是从日本入华的大批汉字新名，如史学、历史等，究其原本，皆来自中国古典词库，是晋唐宋明以降从中国传至日本，近代经日本改造后，作为西学译名“逆输入”中国的。此类词语不当以“日源词”视之。

近代日本利用中国古典词汇译介西学术语，著名者还有多例：出自《庄子·齐物论》的“宇宙”、出自《后汉书·党锢传序》的“理性”、出自《楚辞·远游》的“想象”、出自《孟子·公孙丑》的“具体”、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年》的“分配”、出自《史记·周本纪》的“行政”、出自《颜氏家训·勉学》的“农民”、出自《史记·李牧传》的“间谍”、出自《宣和画谱》的“布景”，等等。

上述列举之词语源于中国古典，近代日本人借以翻译西方术语时，与来自西学的概念彼此格义。由于汉字具有较大活性，可作范围宽广的诠释和引申，从而为古意向新意转化提供可能性。

近代日本人在译介西学概念，特别是宗教、哲学、伦理类概念时，还曾大量借用汉译佛词，如“世界”“唯心”“相对”“绝对”“真理”“实体”等。再如“律师”一词借自《涅槃经·金刚身品》，佛典称善解戒律的僧人为“律师”，指善于解说法律条文者，颇为传神。其他如以“自觉”译apperception，以“化身”译avatar，以“功德”译beneficence，以“世界”译cosmos，以“魔鬼”译demon，以“妄念”译delusion，以“果报”译effect，以“地狱”译hell，以“外道”译heresy，以“慈悲”译grace，以“摩诃衍”音译mahayana（大乘），以“轮回”译metempsychosis或transmigration，以“涅槃”译nirvana，以“真如”译reality，以“三昧”译samadhi。以汉译佛词翻译西洋术语，可以说是“多重翻译”，词语在“印—中—日—西”四方传递、转换，最后定格新义，在汉字文化圈的日中两国的语文系统中流行，渐被大众所熟用。

上述现代使用的关键词，都经历了“中—西—日”或“印—中—日—西”之间的流转与变迁，古汉语义、梵语义、西语义及日语义相综汇，称之“日源词”是很不妥当的，称其为“古典翻新”或“侨词来归”，较近实态。

（二）来自在华编译、出版的汉文西书

今日通用的一批反映近代学科概念的汉字新名，如植物学、物理学、铁路、钢笔，曾被误以为是“日源词”，实则非然也。它们是在明清之际和清中后叶这两个时段，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以“西译中述”（西方人口译，中国人笔述）方式在中国创制的，先后于江户中后期和明治前中期传至日本，其载籍均在中国刊印，笔者将其命名“早期汉文西书”（明清之际成书）与“晚期汉文西书”（清中末叶成书）。b冯天瑜：《近代汉字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之上编《载体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7 — 168 页。将这批汉字新名称“日源词”很不恰当。这里有必要回顾历史实际。

16 世纪、17 世纪之交，欧洲传教士携西洋早期近代文化东来，对于中国与日本这两个西学东渐目的地，西方人更重视作为东亚文明大国的中国，明末有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 — 1629）“远来修贡，除方物外，装演图书七千余部”c方豪：《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文史杂志》第3 卷第1、2 期合刊，重庆：中华书局，1944 年，第47 页。入华之说。来华传教士从数量到品级，赴中者明显高于赴日者，明清之际入华的西洋传教士如利玛窦、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 — 1649）、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 —1688）、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1575— 1620）、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 — 1666）等学术水平是赴日传教士所不可比拟的，他们又得中国优秀士人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方以智等合作，在相当高的层次上译介西学，编纂、出版330 种汉译西书a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著译提要》，上海：中华书局，1949 年。，著名者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职方外纪》《坤舆图说》《名理探》《西学凡》等，创译大批包含新概念的汉字新名。值得一提的还有金尼阁于明天启五年（1625）翻译《伊索寓言》的选本《况义》，此为汉字文化圈较早译介西方文学名著。

上述“早期汉文西书”是日本江户幕府时期研习西学、采用译介西学的汉字新名的一大来源。当然，日本还通过兰学直接获取西洋学术文化。

经雍正、乾隆、嘉庆中断百年后，道光、咸丰年间中国进入西学东渐新阶段，译介西方概念的汉字新名大量涌现。英国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编著世界第一部英汉—汉英对照辞书——《华英字典》（1815 — 1823），德国入华传教士郭实猎（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 — 1851）在广州（后迁新加坡）编纂的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 — 1837），伦敦传道会传教士伟烈亚力主笔、上海墨海书馆刊行的月刊《六合丛谈》（1857 年1 月—1858 年6 月），先后由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 — 1890）、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 — 1900）、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1887 — 1956）等，除译介神学外，还大量译介西史、西政、西技，并于此间创制大量汉字新名。b详见冯天瑜著：《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三章第二节《新教传教士译介西学》。中国士人李善兰、徐寿等在译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上述“晚期汉文西书”皆被幕末明初日本人广为采借，并成为其翻译西学的参考。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译制的汉字新语“公会”、“国政公会”（简称“国会”）、“魁首领”（总统）、“拿破戾翁”（拿破仑）、“华盛顿”、“经纬度”、“新闻”、“新闻纸”（报纸）、“炊气船”（蒸汽机推动的轮船）、“驾火蒸车”（火车）、“气舟”（热气球）等，c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皆在日译词之先，并为日本借取，有的沿用至今。参与《六合丛谈》著译的中外人士有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 — 1905）、王韬、蒋敦复、王利宾等，其翻译方式仍是西译中述，如《西学辑存六种》署名“西士伟烈亚力口译，长洲王韬笔录”。中西人士译创了许多科技类、法政类汉字新名（包括四字成语）。据日本语言学家佐藤亨考析，《六合丛谈》内的汉字新名，中日有共同出处如“医学”“意见”等600 余条；
中国典籍原有、幕末明初传入日本的如“医院”“一定”“试验”等200 余条；
来自中国的早期汉文西书的如“纬度”“海峡”等60 条。d佐藤亨：《幕末明治初期语汇的研究》，东京：樱枫社，1986 年，第130 — 160 页。这一不完整的统计，足证19 世纪中叶来自中国的晚期汉译西书对日本语汇的影响，所谓“日源词”不少出自此。

入华欧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翻译西书的高潮在1860 — 1895 年，正值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来自中国的汉译西书是日本研习西学的重要来源，日本学者对此有详论。e沼田次郎：《西学：现代日本早期的西方科学研究简史》，东京：日本—荷兰学会，1992 年，第3 — 7、147 — 169 页。我们不可忘却这一历史事实，需要说明者有二。

第一，曾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顾问的法兰西院士谢和耐与笔者在中国和法国两次晤谈，获悉他所称之“近代”，指近代早期（明末清初乃至清中叶），当时中国是欧洲以外研习西学水平最高的国家。故笼统说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文明借自日本，不甚确切。大略统计可知：17 世纪译介西学，中国从数量到质量高于日本，汉译西书及其汉字新名大量由中传日。由于罗马教廷和清代朝廷双方的原因，18 世纪西学东渐在中国戛然而止，而日本仍努力奋进，19 世纪初中叶中日译介西学的水平相当，各有短长，但汉译西书及其汉字新名的传播方向，仍是“中国→日本”。直至明治维新以降（19 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日本接受西方文明，从数量到质量乃至系统性，超越中国，汉译西学及新名的流播，发生从“中国→日本”到“日本→中国”的大转向。

第二，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严谨的日本学者否认16 世纪末以来若干汉字西学术语的“日源”性，指出它们来自明末和清朝同光年间的汉文西书。略举一例：笔者在日本爱知大学任教时的同事荒川清秀长期从事日中语汇互动研究，他著文驳正中国出版的颇有权威性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年版）的一些误判，如该词典称“热带”是日源词，而荒川广泛查阅资料，发现明末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与中国士人李之藻合作的世界地图上已有“热带”一词，荒川特撰250 页稿纸的文章论此，证明包括“热带”在内的一系列地理类汉字术语（如热带、寒带、赤道、回归线等）来自中国。荒川教授进而撰著《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以地理用语为中心》（白帝社1997 年出版），考订百余个地理、气象类汉字新名，皆系明末中国印行的汉译西书拟定的新名，幕末传入日本。日本人自己从来没有把这些词语视为“日源”。

一些中国学者和欧美汉学家如意大利的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等做过考订，证明大批汉字科技类、法政类新语本为“中源”，幕末明治间传入日本，又于19 世纪、20 世纪之交“逆输入”中国。a据马西尼考证，“公司、新闻、磅、绷带、贸易、火轮船、火轮车、光学、声学、法律、国会、议院、医院、主权、国债、统计”等汉字新名皆先期产生于中国，后流传日本。见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7 年，第18 — 113 页。

1864 年在北京出版的《万国公法》很快在日本重印，将对译英语概念的汉字新名“民主”“权” “权利” “主权” “特权”传入日本；
1851 年合信在广州出版的《全体新论》、1858 年李善兰与韦廉臣合译的《植物学》等书流播幕末日本，将“植物学” “细胞”等一批术语传入日本。b同上，第102 页。此外，“电信” “电报” “政治” “议院”等新名皆中国创制在先，日本吸纳过去，后又返传中国，并非日本创词。

拙著《“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 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论及日本幕末藩士高杉晋作（1839 — 1867）、中牟田仓之助（1837 — 1916）等在上海搜求“《上海新报》《数学启蒙》《代数学》等之书归”，高杉晋作还在上海购得美国人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 — 1861）与中国人管嗣复合译的《联邦志略》（原名《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其中大量政法类、史地类汉字新名传入日本。值得注意的还有，参译西书的中国士人徐寿（1818 — 1884）的传记载，“在局（指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汽机化学等书，成数百卷。日本闻之，派柳原前光等赴局考访，购载寿译本以归。今日本所译化学名词大率乃袭寿本者为多，人以此服其精审。”这里讲到的柳原前光，是明治初年的外交官，1870 年来上海除贸易事宜外，还广搜中国出版的汉译西书，促成中制新名传入日本。

综上可见，直至19 世纪60 年代至70 年代（日本的幕末明初），中国还是日本学习西学、接纳西洋新概念的供应源地之一。如果我们将在中国创制的表述西学的汉字术语认作“日语借词”，日本学者和西方汉学家会哑然失笑，中国人更情何以堪。

创译汉字新名的中国士人与来华西洋人的劳绩历历在目，不容抹杀。参与翻译汉字新词者甚众，著名人物有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艾儒略、金尼阁、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 — 1630）、熊三拔、傅汎际（Francis Furtado，1587 — 1653）、汤若望等，清末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慕维廉、傅兰雅（John Fryer，1839 — 1928）、麦都思、伟烈亚力、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与西洋人合作汉译的中国士人有明末清初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方以智及其子方中通等，清末汪凤藻、李善兰、徐寿、徐建寅、华蘅芳、王韬、李凤苞、管嗣复、张福僖等。这些中西人士若地下有灵，必为首创权被剥夺并拱手让与日本人而郁愤不已。

（三）晚清“开眼看世界”中国人的译制

清道咸年间国门初开，一些先进的士人渴求新知，借助汉译西书、西报，撰写一批介绍西事、西学的书籍，著名者有林则徐（1785 — 1850）主持编译的《四洲志》、魏源（1794— 1857）编纂的《海国图志》、徐继畬（1795 — 1874）编纂的《瀛环志略》、姚莹（1785 — 1853）编纂的《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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