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继颖

内容提要 考察“国民性”话语从鲁迅笔下旅行到英培安文本后的不同内涵与特质，可以召唤“国民性”在不同场域内部的文本活力与繁复意义。从世界文学视野出发，以英培安对鲁迅“国民性”话语的延续与变形为范例，考察二者以“国民性”为方法时的不同立场与姿态，梳理并论证一条有迹可循的“国民性”流变路线，彰显“国民性”在全球视域下的流动与开放。

随着“国民性”思想在鲁迅精神谱系中权威性的建立，“国民性”批判与“国民性”再造作为某种“精神传统”成为后来者不断学习、借鉴、模仿、重写的文化精神资源。不可否认，“现代汉语规范‘记忆’中的‘国民性’一词的内涵，实际是靠鲁迅来支撑的”①。作为鲁迅在狮城的赓续②，英培安对新加坡华族群体身上的劣根性往往投注了一种“有情的批判”与“无声的理解”，向前追溯，他关于华族/华校生话语的文化资源最早正是来自鲁迅的“国民性”精神传统，而英氏的“国民性”操作无疑是鲁迅精神遗产在南洋场域的另类重现与建构。

通过爬梳鲁迅到英培安这条线索，我们得以将“国民性”问题放至于整个华语文学中进行考量，沿着“文学地理学”③的进路，考察鲁迅与英培安这一对兼具典型性与独特性又暗合内在关联的个案，探讨在世界文学视域下“国民性”话语的跨域流变。以鲁迅作为考察“国民性”在“华语语系文学”中流变的视点/起点，不仅将鲁迅的影响从一种静态的文化背景/资源中解放出来，更复活了“国民性”概念内部鲁、英二人的思想对话与勾连，从而厘清“国民性”如何从封建落后的旧中国旅行到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中的新加坡并实现时空转换后的本土变形。

首先，必须对“国民性”内涵的流动性进行说明，才能使其从鲁迅到英培安笔下的跨域旅行具有合法性；
由于“国民性”概念的复杂与丰富，在考察“国民性”如何流动之前，要对这一词源本身的生产机制与建构过程做相对清晰的梳理，方便我们客观地考察其流变背后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创新。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透过鲁迅与英培安这一支脉窥探“国民性”话语在不同时空场域下的流动与变形。

从词源方面看，“国民性”一词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为了翻译英语词语“national character/ national characteristic”而发明的一个和制汉语④，如果考察“国民性”的词根，会发现它实际上源自英语单词nation(民族、国家)。据雷蒙·威廉斯考证，指涉单一民族共同体的nation其政治用法在16、17世纪才开始逐渐普遍起来，National(国民)“作为一个衍生的名词，很明显具有政治意涵”⑤。可见，由此演化而来的“国民性”(nationality⑥/national character)更强调其中的政治共同体意味。一个普遍的观点是，梁启超是中国最先使用“国民性”的人，他在1896年8月29日《时务报》上发表的《学校总论》中使用了“国民”这个词，并于1911年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中开始独立使用“国民性”。但这并不是定论，例如李冬木就认为梁启超并不是在汉语中使用“国民性”的第一人，作为替代“国民性”语义的词语，梁启超使用得最多的词其实是“民气”。而梁启勋的《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以及中国留日学生所办的《新尔雅》才是“国民性”一词使用最早的例证。⑦杨联芬也指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为“国民”作界定的是梁启超，“最早使用‘国民’这一概念的，是康有为，但最先表达国民意识的，是严复”⑧。这意味着现代的国族观念开始被晚清知识分子接受并使用。经李冬木考证，到了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中华书局发行的《辞海戊种(全二冊)》中已经存在对“国民性”一词相对独立且规范的定义：“[国民性](Nationality)谓一国国民共有之性质，在国人为共相，对外人为特质。”⑨可见，“国民性”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实际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从内涵方面来看，“国民性”一词还未进入中国之前，国内已存在具有相近内涵的现代汉语词语。除了上文提到的“民气”，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从小民族到大民族，从满汉割裂到五族大同，“中华民族”一词在经历自身的演变后已具有现代国族的政治意义内涵。⑩当具有政治共同体寓意的新词“国民”进入中国后与“中华民族”一词正面相遇，二者互相吸纳与融合，共同生成中国语境下的“国民性”内涵，并不断被丰富，沿用至今。周宁指出，西方对中国“国民性”的讨论与认识最早于18世纪末已形成，从孟德斯鸠到休谟再到赫尔德，西方学者对中国民族性的“东方主义”偏见愈加明显，到了19世纪黑格尔历史哲学时期，西方学界关于中国的国民性更有意地指向了中国民众的奴性。但吊诡的是，这不仅成为西方社会对中国东方想象的有力建构，也在打击中国维新知识分子自尊心时又有效地启蒙了他们：“梁启超、陈独秀、鲁迅那一代人发起的中国国民性批判……都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甚至孟德斯鸠。”这一系列“国民性”的话语谱系可以说直接决定了五四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对“国民性”的内化、理解与主动传播。从早期主张“三民”的严复到开启新民学的梁启超，标举新文化运动的李大钊、陈独秀，以及现代文学的奠基者胡适、鲁迅等，都成为“国民性”改革思潮中的有力旗手。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国民性”概念的界定趋于稳定，如袁洪亮将“国民性”归纳为四种类型，分别是民族普遍具有的稳固社会心态、国民的普遍人格类型、文化心理结构、国民积习。在他看来，“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其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普遍具有并重复出现的道德价值观念、社会心理以及相应的行为方式的特征的总和”。谷志杰在2012年提出：“国民性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主流文化特征、性格特征、道德特征、思想观念特征及形成这些特征的规定性。”综上，发现“国民性”是一个可以内部流动与灵活调用的复杂系统，而非那种“使知识失去自己的临时性和目的性，变成某种具有稳固性、超然性或是真理性”的本质主义话语/概念。对“国民性”的讨论应回到相应的历史语境与话语场域，如此才能充分把握其背后可能被遮蔽的话语权力机制。

在20世纪初积贫积弱、内外交困的中国社会，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相继提出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呼唤民族的觉醒，不可否认，鲁迅是这场“国民性”运动中非常重要又独树一帜的坐标，他在前人基础上将这一母题完全落实到小说之中，在鲁迅笔下，“国民性”话语得到了更为经典与繁复的彰显，不同的角色展示着国民劣根性的不同维度与面向。伴随五四文学的海外传播以及鲁迅影响力在新马文学场域的扩大，对鲁迅“国民性”话语的继承与延续成为新马文学中经常出现的母题/中心，关于“国民性”再造的书写也成为新华作家以文学介入社会现实的重要途径。英培安中学时就开始有意识地模仿鲁迅的现实主义风格：“学鲁迅、很写实，比如《一个工人》。后来在《星洲日报》以英培安发表的《父亲的忏悔》，更有明显模仿鲁迅《风筝》的痕迹。”在英氏的杂文中鲁迅屡屡被招魂“现身言说”，成为他讽刺新加坡社会荒诞现象的强有力支撑。而在写于2020年的散文《瞧这个人》中，英培安说道，“八十年代我靠写作生活，人们说我的杂文很受鲁迅影响，其实鲁迅最先影响我的是他的小说”。无论思想启蒙还是文学生产，鲁迅对英氏的影响之深厚可见一斑。

(一)鲁迅：以阿Q为代表的“国民性”话语

“鲁迅自思考改造国民性问题之日起,就已紧紧抓住了奴性这个中国国民性最大最深的病根,显现出他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核心是反奴性。”鲁迅关于“国民性”改造的观点随着自身的经历与中国革命的境况而不断变化，无论是侧重张扬个性还是发展群意识再到针对具体各个阶层的不同策略，待改造的国民主体群像仍可浓缩为一个“主奴模式”下的阿Q，在主奴辩证法中阿Q可以任意改变身份穿梭于中国的大街小巷，鲁迅也不得不哀国民之不幸：“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得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在鲁迅看来国民劣根性中最顽固的莫过于国人身上的奴性，这种奴性持续存在的深层心理是自我欺骗的惯性，以及害怕面对痛苦的精神软弱。对奴性的批判贯穿鲁迅国民性再造思想的始末，他写道：“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鲁迅举出将浮肿自欺为肥胖的例子，不愿面对患疾的事实，更不允许他人指出实情，而自己最终内心却是真正地相信了只是肥胖的谎言，“放心的浮肿着了”。“已经奴性化了的国民则是他们进一步奴性化和使后人也奴性化的内在根源，当奴隶性已成为人们普遍的习俗、信条、处世哲学后，它又会潜移默化地产生广泛巨大的影响，‘如疫病之播染’，使人们奴隶性日深一日。”因此，鲁迅的“国民性再造”追求的是个体化的现代性变革，使国民摆脱奴性意识与奴隶状态；
鲁迅以价值理性为目标主张国民应将自身改造为公正、民主、独立的生命个体。

从阿Q到孔乙己、祥林嫂，再到七斤、阿金……这些“国民性”展演下的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点：自我主体性的残缺。在鲁迅笔下，看客之所以为看客在于他意识不到自身也会成为被看的对象，成为没有主体的傀儡。“精神胜利法”之于国民的意义是非常重要且复杂的，如杨联芬指出：“它实是人在生存和尊严的空间被挤压到接近零的时候，本能地掘开的一丝活命的缝隙。”看客只能以这样的麻木与冷漠去对待惨状的同胞，才可以在旧制度中找到苟活下去的空间；
面对压迫与残害，他们不得不练就出极强的心理调试能力，乃至在自我麻痹中一步步走向更加卑劣的贱民。

早期的鲁迅主张尊个性、张精神，受尼采“超人”思想的影响，追求个体精神，主张社会应该培养精神界的战士并提出以“立人”改造“国民性”：“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然而随着鲁迅启蒙思想的不断升级，“立人”的维度也在发生着变化，知识分子不再站在庸众的对立面，真正的猛士，是能够和群众站在一起，识破无物之阵的阴谋并勇于与之斗争，唤醒还在沉睡的国民。可以说，立人既是再造“国民性”的目标，也是实现“国民性”再造的必要条件，在鲁迅这里，“国民性”是一套“有破有立”完整的话语体系，批判“国民性”的目的是为了建构新的“国民性”。

(二)英培安：以华校生为焦点的“华人性”书写

新加坡学者南治国归纳了新马华文文学中阿Q众相的7种形态，追踪阿Q如何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未庄旅行到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南洋场域。张松建在此基础上对南洋阿Q的流变进行了分门别类：“流氓恶棍”型与“知识分子”型。他认为，“‘国民性’的定义经历了一个从‘国族’(nation)到‘族裔’(ethnicity)的延伸、转换和跨国流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鲁迅的“国民性”传统流变到南洋场域英培安的作品中显现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华人性”(Chineseness)，“国民性”从国族认同的范畴转向了一种血缘与族裔指涉下的“华人性”，文化性要素的位置越来越明显，而政治性要素则被逐渐削弱与边缘化。在这里，“国民性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和种族基因的投影，一个无法摆脱的身份政治，一种生物遗传学意义上的宿命”。英培安对鲁迅“国民性”的继承也体现为一种充分的“华人性”(Chineseness)书写，在继承“国民性批判”的基础上对这一超越地缘政治、以族裔为依托的“华人性”展开反思与质疑。

英培安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毕业于华校的新加坡经典华族男性形象，他们与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启蒙者有几分相似，却在后殖民的现代社会中更加生不逢时，难以明志，因华裔与华校教育的双重标签而深陷在日常生活的漩涡中。早期作品《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孤寂的脸》和《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华校生在新加坡的生存艰辛与精神困境，华族大多继承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华校生身份使他们在感情上失意、生意上溃败、生活中落魄不堪；
另一方面，当他们其中一些人为了名利抛弃母语与传统文化，又会遭到华族内部的非议与不齿；
而一旦其中有人获得成功与财富，也会显现出如英校生一般居高临下的“香蕉人”姿态。吊诡的是，无论社会身份如何“变形”，都无法改变他们作为华族“与生俱来”的劣根性。

小说《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中英培安屡屡向鲁迅的《伤逝》致敬，以涓生与子君命名男女主角，安排他们因鲁迅的《伤逝》而相识相爱又因不敌现实残酷而分开。文中常常出现对前文本的呼应与对照，例如涓生开的华文书店——中流书店——源于鲁迅“漏船载酒泛中流”的自嘲诗。而子君在争吵时对周涓生说道：“我看，《伤逝》里的涓生，恐怕比你还开明。”通过现代化的新加坡社会与落后保守父权思想的鲜明对比，突出华校生所面临的文化社会冲突。周涓生的形象塑造实则是阿Q精神的现代招魂，他试图以自己对文学的热爱遮掩华校生在消费社会生存窘迫的事实。

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黄昏的颜色》中，英培安对华校生的书写与批判已不复当初的激烈直白，更多流露出温和与从容的一面，他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下亲情的建构，这当然与英氏晚年的心境有关，小说主人公明威在面对早年抛弃自己的情人鸣凤、未竟的写作事业时似乎已经释然，疾病缠身的他倍加思念亡妻，也愈发感到步履艰难。但在日常生活的荒诞中英氏的写作依然反映出华校生群体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实用社会所处的边缘位置与苍凉处境：因售卖华文书籍的开卷书局倒闭而失业的员工老冯，腰间挂着手术后留下的造口袋，为了生存，年过70的他不得不在熟食中心收拾碗碟。在新加坡，从事这一类“卑微”无保障的体力工作，“大多是没有把英文学好也不会用电脑的老华校生”。苦心经营华文写作的主人公明威也处于相似的尴尬境地，随着年纪的衰老，曾经靠写书与获奖所得的收入所剩无几，“现在即使能活下来，也不过勉强填饱肚子罢了”。而曾经风光无几的世雄年老后落魄收场，也表明了华族在新加坡社会中本就是难以切割的身份共同体，无论中途是否飞黄腾达，最终都殊途同归。

在继承鲁迅对国民劣根性批判的同时，英培安也张扬了鲁迅内敛气质背后对人类的悲悯。他的“华人性”书写无疑是鲁迅笔下的奴性在后殖民语境下的另类呈现，这里的奴性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因自我主体性的缺乏而被西方意识形态驯化的奴性,另一种则是在威逼利诱之下不得不进行的主动奴化。许多华校生一辈子都默默承受着“二等公民”带来的伤害，他们难以融入被规训好的主流社会，是后殖民社会环境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受害者，要么一直被边缘化，要么自我驯化、主动奴化，成为懦弱自私的顺民。在英培安的作品中，华校生身上随处可见的是“国民性”话语下奴性的多重面孔：脆弱、懒惰、投机……随着一个个“南洋阿Q”粉墨登场，“国民劣根性”在跨越时空后改头换面，开启了一场绵延不绝的“华人性”展演。

“国民性”作为一种话语，在从鲁迅到英培安笔下的流变中体现为从“国民”到“华族”的身份指认转向，展现了从“国民性”到“华人性”的转变。另一方面，“国民性”并不止是话语层面上的表达，更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方法与策略，作为方法的“国民性”在从鲁迅到英培安的流动中也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对鲁迅来说，“国民性”的操演是一种面向现代性追求的启蒙手段，是连通“感时忧国”精神系统的有效路径。而在英培安这里，“国民性”是他审视新加坡精神文化独立与否的关键坐标，更是他探寻国族认同的重要方法，他也以此反思华族群体在国民身份中所处的位置与扮演的角色。

(一)鲁迅：“感时忧国”下的“国民性”建构

“国民性”一词首次在鲁迅作品中出现是1908年写于日本留学期间的《摩罗诗力说》：“裴伦大愤,极诋彼国民性之陋劣。”也正是在这段日本求学时期，鲁迅对友人许寿裳抛出三个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显示出他对“国民性”问题的初步关注。随着民族危机的迫近，建构新的“国民性”成为提上日程的重要救国任务之一，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对“国民性”的思考逐渐成为鲁迅思想的重心。回国之后，《狂人日记》横空出世，揭露封建社会与“吃人”礼教，接着《阿Q正传》紧随其后，成为再现国民坏根底性的经典代表，奠定了鲁迅在“国民性”话语谱系中的重要地位。1925年前后鲁迅对“国民性”思考的热情达到高潮，写了诸多文章探讨改革国民性。在与许广平的书信中他说道：“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不难发现，鲁迅始终是带着“救国救民”的思想前提与实用目的开启“国民性”的相关话语。

夏志清曾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身上普遍具有一种“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的精神传统：“表面看来，他们同样注视人的精神病貌。但美、英、法、德和部分苏联作家，把国家的病态，拟为现代世界的病态；
而中国的作家，则视中国的困境，为独特的现象，不能和他国相提并论。”对于鲁迅来说，所面临的情况是国人普遍意识不到自身的问题，而将其视为一种普遍的常态。因此，鲁迅要做的不是“将国家的病态拟为世界的病态”，与此相反，他恰恰是要指出中国此种境况的独异性，才有唤醒国民的可能，“国民性”批判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与精神结构下形成。在这里，“国民性”成为鲁迅强调中国独异境况最有效的“武器”；
也即，鲁迅的“国民性”操作有力彰显了一代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情感结构。鲁迅在去世前不久仍然抱着重塑“国民性”的希望：“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在这里，“感时忧国”并不意味鲁迅缺乏世界视野与人类文明关怀，而恰恰因为鲁迅先看到了世界，之后才看到文学，他从外部观照中国，早期留日的经历使他更清晰地在世界范围内确认了记忆中旧中国的保守与落后，于是，他带着以文救国的决心介入文学，期望能以此唤醒国人的麻木与沉默，启迪国民的思想。可以说，鲁迅一开始就是带着“感时忧国”的自觉靠近文学、开始文学生产的。这与其说是夏志清所理解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如说鲁迅身上始终保持着某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家国责任的自觉意识与情怀担当。

随着鲁迅研究的深入，不乏有学者对鲁迅激进的“国民性”批判发出不一样的声音，如刘禾提出“翻译国民性”的概念，质疑在中国场域下被本质主义化的“国民性”神话：近代知识分子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霸权话语，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建构下，使得批判国民性这一行为“上升为批判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刘禾将鲁迅的“国民性”操作视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下对西方话语的全盘接受。冯骥才也指出，“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实际上，鲁迅对“国民性”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虽然他以此为方法体系展开国民批判与启蒙路径，但面对现代化进程下的种种言论，鲁迅依然保留着对“国民性”话语中意识形态倾向的警惕，在1933年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安冈秀夫的《支那民族性》时说：“其中虽然有几点还中肯，然而穿凿附会者多，阅之令人失笑。”如董炳月所说，“鲁迅否定的不是安冈的‘支那民族性’论述，而是其‘攻击’的态度与‘穿凿附会’的论证方法”。可见鲁迅并不是一味地全盘接受“国民性”话语背后的西方霸权，而是有意识地主动建构自己的“国民性”话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对“幻灯片事件”前后书写的不一致，在1926年的《藤野先生》中，鲁迅将四年前《呐喊》序言中描写的幻灯片里中国人被“砍头”改为被“枪毙”，“试图在‘文明’的日本人与‘麻木’的中国人之间进行一番国民性建构”。显而易见，鲁迅的“国民性”建构是为了弥补落后中国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巨大缝隙、推动国民个体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实现启蒙目标的重要策略与主张。在对现代性的追逐中，鲁迅将“国民性”改造视为一种对抗旧文化、旧传统的有效方法和武器，并使之成为普遍性的概念散播开来，他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最终指向的是再造新的“国民性”。

(二)英培安：“感时忧华”下的“国民性”复归

如果说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是其实现“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这一精神原点的路径和方法，那么英培安对“华人性”书写的情有独钟以及对华族困境的上下求索则沿袭了这一传统并走向一种“感时忧华”(obsession with Chineseness)的精神结构。这里的“Chineseness”意指海外华人身上特有的中华性、华人性。一方面，英氏沿袭鲁迅“国民性”话语中对国民的自觉关怀与责任意识；
另一方面，英氏所抨击的国家机器与文化殖民，背后的掌权者与操控者都纷纷指向华人身份，高级华人更是成为华族劣根性的祸端与包庇场所。若“感时忧国”指向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问题的紧张与独有关注，“感时忧华”则更明显地反映了英培安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社会中对华族困境的重视与强调。以此观照英培安的“华校生”书写，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新加坡内部了解华人群体而避免一定程度上的大中国中心主义，更超越了“感时忧国”对于国别政治的执着和对意识形态的确认。

英培安作品中的“感时忧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继承鲁迅的“国民性”话语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族裔指向的“华人性”。二是通过“华人性”展演开启对新加坡政府“国民性建构”的反思与批判。因此，英培安眼中新加坡政府的种种“国民性”建设往往显得本末倒置，很难真正保留其作为移民社会与城市国家的多元气质。在他的“华人性”的书写中，暗合着对新加坡政府一系列自上而下“国民性”建设活动的批判。“有些华人对‘族群文化’的承诺、确认和认同，正是经由他对‘国族文化’的质疑、反思和批判而得以形成的，这成为一代人的情感结构。”英培安笔下的“华人性”其背后的生产机制与鲁迅批判的“国民性”可以说是同一套逻辑下的产物，他们都指向了文化与政治上的专制强权及其对国民的规训。杂文《纪念鲁迅》讽刺虚伪丑恶的新加坡精英在追名逐利中不忘搬出鲁迅来为自己愚钝的头脑装点门面；
《头发问题》以阿Q的辫子冷嘲新加坡当权者对民众的管控严密到连头发都不放过；
《救救孩子》借鲁迅式的发问批判父母对下一代的控制与冷漠；
《受训惊魂》描写新加坡青年被送到日本受训实则沦为廉价劳动力的荒诞事迹，以“大日本帝国”的条野先生答非所问再现鲁迅《藤野先生》中的国民劣根性：“现在你们中华民族的青年变得太虚荣了……唉，中华民族！唉，中华民族！”英氏以十分暧昧的姿态展演了沉重规训下被奴化的华族形象。结尾部分“我代表新加坡人向条野先生致谢，也感激日本政府对我国经济繁荣的协助，及良好国民性的训练”，更是以反讽的笔力一语道破新加坡政府规训“国民性”背后的荒诞。“独立的偶然性给国家认同带来巨大困难。新加坡缺乏‘想象共同体’的基本素材。”因此，自1965年独立建国之后，新加坡政府组织了一系列增强“国民性”的建设活动，目的是为了强化各地移民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最典型的莫过于新加坡人从小就要学会背诵《公民信约》(National Pledge)，在集会时，他们要把右拳放在左胸口宣誓：“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此后，无论是高额的罚款设置、促进种族融合的组屋建设，还是对文化出版业的严格管控、对语种的官方钦定，都成为新加坡政府促进公民生成“国家意识”的重要手段。在这一系列的“国民性”建构过程中，华族群体的权益常常成为被牺牲的对象，华校生的地位也在对国民—公民身份的强调中逐渐边缘化，由此引发了英培安的持续关注与批判。

而鲁迅的那种“国民性”焦虑，到了英培安笔下更转化为一种对华语文化的焦虑。华文教育的边缘化与华语的衰落在新加坡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一个深受西方文化殖民影响的现代化国家来说，崇洋媚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心态与趋势。争议不断的“林语堂事件”早已充分展现部分华人对全盘西化的趋之若鹜，南洋大学的关闭更使华文处境雪上加霜，英语成为了至高无上的高级话语与上层社会的通行证。正如英氏在杂文中所写：“新加坡是个英文至上的社会，许多华校生因为在语文上吃了亏，被无情地打入了中下层，因此民生的问题也可能是不少华校生的问题。”在这个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以及欧洲人等组成的多种族社会，英培安的“华人性”书写，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思想的基础上，也呈现出符合新加坡社会现代性的部分。而他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西方思想侵袭下的“文化殖民”，还有本国政府密不透风的意识形态控制。随着社会发展，新加坡开始通过操作媒体、教育、学校、国家暴力机构等控制国民的意识形态认同，小说《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中英培安控诉道：“这小国里现在只有一家报馆，一家电台，只要你懂得和它们的关键人物搞好关系，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拥有第一流人物的知名度与姿态。你有办法利用媒体，就有办法影响社会舆论，政要权贵；
你能够影响舆论与政要权贵，你就更能够影响媒体。”现实中，英培安在报刊连载的“人在江湖”专栏被某部门一个电话撤档，他又因“言论不当”的罪名而被送入牢狱。正如有论者指出：“要正视新加坡作为全球城市之文化混杂的现实，要承认所有文化的不纯粹性以及所有文化边界的可渗透性。”英培安深知，新加坡政府的国民性建设，只是政治规训的手段与策略，以便于最大力度发展经济。借着重塑国民性的名义，政府粗暴地扼杀一切质疑与反对的声音，忽略不同种族的多元诉求而盲目追求最大公约数，牺牲华族群体的利益而打造表面和谐的国民认同。英培安的“华人性”书写，指向了对新加坡政府“国民性”建构荒诞空洞的揭露与控诉。朱崇科曾指出：“英培安对本土的关注还上升为第二个层次，透过本土事件或旁敲侧击，或迂回进入来批判其本质。”正是在这一本土观照的思维下英培安以华人性书写揭露并批判了新加坡一系列国民性建设运动背后的荒诞与专制，通过刻画华校生群体在本土事件中所处的边缘位置与他者身份，反映新加坡“国民性”中的实用、利己、拜金、崇洋等劣端。

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英培安笔下的“华人性”书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的写作跨越了较长的历史时间段，在此期间，他实现了从关注华族个体的生存困境到宏大历史叙事的转变，从2004年的小说《骚动》开始，英氏有意将目光投向了华族群体如何从外来华侨转向当地公民的这一身份历史主体性的建构。此后，2011年的《画室》、2015年的《戏服》更是以不同世代的华族身份变迁讲述“华人性”的构成要素如何从“移民性”一步步向“本土性”倾斜。在这一过程中，英培安着力强调的是华族/华校生群体作为新加坡公民的这一身份特质，以及他们本应享有的作为新加坡公民的权利。由此，英氏的“华人性”书写越来越转向一种“国民性”的特征。实际上，英培安自身的身份与文化认同也随世代变迁而经历着改变，从对文化中国的想象位移到本土文学的重视。他早期的诗作如1974年的《无根的弦》“明显表现了中国想象和文化乡愁”，彼时英培安对中国原乡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姿态，保留并延续了海外离散华人对文化中国的原乡想象与怀旧情结。而后期的写作中，英培安对新加坡华族的身份认同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与定位，2007年的香港书展作家讲座上他谈到与香港人的区别：“……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比香港人明确得多，新加坡人不可能把新加坡华文文学当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在英培安看来，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出现即表征着一种国族认同的特征，此时的他对新加坡有着十分清晰的国族认同。这意味着，英培安的“华人性”书写经历了从民族主义到公民意识的转变，从对鲁迅“国民性”的继承中提炼并塑造新加坡独具特色的“华人性”，再到对“华人性”中的国民身份的重视，呈现出英培安对“国民性”的复归。

每年11月后，嘉兴地区进入晚稻收割期，如太浦闸大流量供水，将在一定程度上抬高嘉北地区河网水位，虽然对嘉北地区水位抬高的影响比汛期小，但仍将影响部分圩区运行。

“国民性”作为鲁迅精神传统中非常重要的话语资源，对后来的文人学者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新加坡作家英培安则是其中最典型又独具特色的代表，生在南洋的他以鲁迅为标杆肩负起知识分子的责任，积极投身到重塑国民性的历史使命中。本文从全球视野出发勾连起二者的“国民性”思想，分析“国民性”在鲁迅—英培安这一分支下的跨域旅行与流变，从而观照“国民性”话语的流动特质与繁复意义。

①⑨李冬木：《“国民性”一词在中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版)2013年第4期。

②朱崇科：《论鲁迅在狮城的赓续——以英培安为中心》，《香港文学》2018年6月号。

③王德威指出文学地理学的两层意义，一是要超越政治/历史的地理学层面，二是以虚构的文学空间介入实际历史场景形成虚实对话的关系。参见王德威《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2015年版。

④该观点最早由刘禾提出，后成为学界共识并被多次引用，直至李冬木在2013年的文章《“国民性”一词在日本》中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国民性”作为一种问题意识和作为一个词语的使用并不同步，体现为一种从音译到意译的过程：英语[Nationality]→日语外来语[ナショナリティー]→日语汉语词语[“国民性”]。

⑤⑥[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62—363页。Nationality“从17世纪末起开始被使用，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具有现代意涵”。

⑦相关考证参见李冬木《“国民性”一词在日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⑧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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