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传豹

(浙江树人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5)

实现经济收入从低到高的快速跃迁，同时能拥有高效自律的公共部门且竞争有序的社会，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放眼世界各经济体，能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持续有效地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的为数寥寥，依照通行的国际标准(透明国际全球清廉指数)，现今世界约有10%的经济体腐败水平较低，从近十年廉政排名来看，排除资源依赖型经济体，靠前的均为经历过现代化或在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而廉政排名靠后的均为处于现代化进程或在中低收入水平的经济体(1)Monte A D，Papagni E，The Determinants of Corruption in Italy：Regional Panel Data Analysis，General Information，2007，No.23，pp.379-396.。

已有关于腐败影响因素的研究都暗含着制度和政府规模是外生的假设，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有所不同，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阶段决定着腐败的规模，在发展初期，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腐败规模快速上升，在居民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之后有所减缓，此后趋于下降并到达一个稳定的水平。本文将从经济学角度对经济发展与腐败规模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并给出经验检验。更重要的是，腐败可能性的演变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带来的政府干预和权力规模变化内生相关，还与合适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制度安排密切关联。正确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目标能使政府规模控制在合意的水平，并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因此，本研究将为政府基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产业结构的实际情况，对反腐的财政和政策资源加以合理利用，并为制定最优的反腐败策略提供更好的建议。

关于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Huntington(1997)提出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腐败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2)Huntington S P，After Twenty Years：The Future of the Third Wave，Journal of Democracy，1997，No.4，pp.3-12.，这与很多经济学

研究(3)孙刚、陆铭、张吉鹏：《反腐败、市场建设与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S1期，第1-22页。(4)聂辉华、张彧、江艇：《中国地区腐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国软科学》2014年第5期，第37-48页。(5)王贤彬、黄亮雄、董一军：《反腐败的投资效应——基于地区与企业双重维度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2017年第9期，第67-82页。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市场化程度低的时期，腐败取代了市场交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
当市场交易占据主导地位时，腐败对经济增长呈负面影响。但这种效应仅适用于少部分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体(6)Mauro P，Corruption and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No.3，pp.681-712.，腐败恶化了人类发展指数(7)Campos N F， Dimova R D， Saleh A， Whither Corruption？ A Quantitative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on Corruption and Growth， IZA Discussion Paper， 2010， pp.1-35.。从其他角度来看，李殷等(2021)考察了企业微腐败行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8)李殷、刘忠：《微腐败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对143个国家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南方经济》2021年第5期，第127-142页。；
牛朝辉等(2022)认为，腐败多发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官员的政治晋升和政治周期对腐败和反腐败产生影响，社会文化影响腐败认知和腐败行为(9)牛朝辉、黄慧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与反腐败定量研究综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91-99页。；
徐法寅(2022)发现，民众腐败感知与实际腐败状况存在差异(10)徐法寅：《民众“心中”和“眼中”的腐败——框架阐释理论视角下民众腐败感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3期，第49-60页。。

而关于腐败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Tullock(2003)从理论上对垄断性权力与腐败行为作了开创性研究(11)Tullock G，The Origin Rent-seeking Concep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s，2003，No.1，pp.1-8.，现实中对市场活动的行政管制普遍存在(12)Krueger A O，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4，No.3， pp.291-303.，学者们从政府干预规模、制度建设、民众道德水平以及监管反腐力度四个方面对腐败现象作了大量研究，核心结论可以总结为：将腐败纳入制度治理的轨道，在法律的框架下严格控制政府及其干预规模，让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13)周黎安、陶婧：《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第57-69页。。此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在职业升迁激励目标下，地方政府会压低生产要素(土地、劳工)价格，从而不利于控制腐败的规模(14)陶然、陆曦、苏福兵：《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第21-33页。。而增加高薪激励、媒体监督和提升人力资本等举措，有利于控制腐败的发生(15)黄亮雄、孙湘湘、王贤彬：《反腐败与地区创业：效应与影响机制》，《经济管理》2019年第9期，第5-19页。(16)党力、杨瑞龙、杨继东：《反腐败与企业创新：基于政治关联的解释》，《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7期，第146-160页。(17)张璇、杨灿明：《行政腐败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自中国120个地级市的证据》，《财贸经济》2015年第1期，第77-89页。。王传利(2021)认为，应采用不同于“市场自发治腐论”要求的执政党动员型反腐模式(18)王传利：《市场、权力与腐败——兼评长期流行的“市场自发治腐论”》，《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140-150页。。王立峰等(2022)认为，权力集中程度和法纪意识是影响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关键因子(19)王立峰、孙文飞：《农村“微腐败”发生的诱因及治理对策——基于全国38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4期，第217-226页。。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光谱(20)张一林、林毅夫、朱永华：《金融体系扭曲、经济转型与渐进式金融改革》，《经济研究》2021年第11期，第14-29页。。为方便分析，本文将经济发展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个阶段。Ju等(2009)采用人均资本拥有量来表征经济发展阶段，由于社会资本总量数据不易获得，可以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代理变量，排除少部分能源型经济，人均收入越高则产业结构的资本密集度和技术水平越高，并且与前沿经济体的技术差距越小(21)Ju J D， Lin Y F， Wang Y， 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9， No.17， pp.1-46.。对于劳动密集型经济，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资本密集型经济已经成熟的技术，并且企业所投资的产业具有技术和产品市场成熟、处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等特征，全社会容易对有前景的产业产生正确共识(22)Lin Y 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 No.2， pp.193-221.。

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意味着不同的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以及风险种类，要求配备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置，以降低经济运行和交易费用，并且每个阶段存在不同程度的公共知识的非排他性、基础设置的外部性以及协调的信息成本，需要政府判断经济形势、搜集发布信息并对企业、项目加强管理和服务。在经济发展各个阶段，政府的功能、作用方式和规模也会发生变化。在劳动密集型经济阶段，整个经济和财富的规模较小，一方面对大规模公共服务和公共干预的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公职人员权力寻租的收益较小，因此总体的腐败规模处于较低的水平。随着资本的积累和产业的升级，尤其是在利用与资本密集型经济之间存在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下，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需要政府的干预以弥补市场的失败，包括外部性、产业的协调和总量信息供给等，政府规模上升，腐败的可能性快速增加。随着经济向资本密集型转变，与前沿技术和产业的距离不断缩小，企业创新的不确定性增加，政府在产业指导和挑选胜利者方面的能力和优势日益减弱，从而更加侧重于宏观监管，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法律、金融市场等软性制度建设方面，政府的规模和权力趋于精简，腐败的规模得以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此外，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本密集程度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和分布，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环节，劳动密集型经济具有比较优势，政府向地区内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征税以及提供投资、经营活动审批等服务的交易成本相对较高，而大企业的交易成本较低，政府公共管理难度和机构规模也会变化(23)张光：《财政规模、编制改革和公务员规模的变动：基于对1978—2006年的实证分析》，《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97-107页。，呈现政府机构先膨胀后精简的规律。

此外，一个经济体的政府为实现某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会对全产业推行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和产业内的配置，并使资源配置的方向不同于市场机制引导下的配置方向(24)Aghion P， Algan Y， Cahuc P， et al.， Regulation and Distrust， NBER Working Papers， 2009， No.3， pp.1015-1049.。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包括以下两类目标：第一，扶持过于先进而偏离经济体潜在的比较优势或保护过于陈旧而失去了比较优势的产业；
第二，扶持与经济体的潜在比较优势相符的产业(25)林毅夫：《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思考与建议》，《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12期，第24-26页。。腐败规模取决于政府对产业的补贴规模以及产业政策目标与比较优势的匹配程度。即使符合比较优势，腐败产生的风险也会加大：企业为了成为优先发展的部门会用大量的资源游说，以争取补贴和扶持；
优先发展部门的各种优惠条件，为腐败活动提供了先天的土壤。经验证据表明，对先行企业提供激励的规模应该小且是暂时性的，可以通过公开、透明的渠道和责任机制使腐败规模得到缓解，并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对于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为了达到其原先的发展战略目标，将从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方式和微观企业管理等方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26)Lin Y F， Tan G F，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No.2， pp.426-431.，人为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向目标企业提供政策性补贴、优惠，使得预算软约束现象普遍存在。一方面，利率上限管制以及较低的资源税费等措施使得扭曲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较大的利差，为腐败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获取事后免责，其实际得到的补贴将会大大高于政策性负担所增加的成本，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会充满非生产性的利润寻求活动，也会加大对产权制度的干预程度。

根据对文献的梳理与分析，进行研究设计：介绍数据来源情况及相关特征事实，根据理论推导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计量模型。

(一)数据来源及相关变量

腐败指数以检察机关立案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腐败案件数和涉案人数为表征，腐败程度数据来自1988—2020年《中国检察年鉴》中各省(区、市)检察机关立案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腐败案件数和涉案人数的省级面板数据。经济发展战略达标程度指标基于发展标杆指数(DBI)，以13个经济增长典范经济体的发展战略轨迹为标杆，并以其为标准测评各个对象的达标程度，从而测度产业结构和资本密集程度变迁的动态轨迹，相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和笔者自行测算得到。前沿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差距、人均收入、人均政府财政收入和人均政府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占比、国有单位职工占就业人数的比重、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外商直接投资占当地 GDP 的比例和进出口贸易额占当地 GDP 的比例等相关社会经济指标数据来自1988—2020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通过观察观测数、均值、最大值、最小值以及标准差等指标，可以分析各个变量数据结构的合理性，排除极端情况的噪音干扰，以提高实证分析的可靠性和准确度。总体来看，核心指标数据质量较高，符合正态分布，立案腐败数单位为人/件，观测数一共有797个，均值为44，最大值311，最小值2，标准差为30；
技术距离观测数一共有1 116个，均值为0.3，最大值1.3，最小值0.06，标准差为0.2；
发展战略达标程度观测数一共有1 116个，均值为89，最大值99，最小值29，标准差为10。其他控制变量指标也基本符合要求。

(二)相关特征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从155.2美元增至1.2万美元，是全球为数不多的经济增长较快的经济体。与此同时，腐败一直位居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前列。本文以每百万人口中的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度量中国不同省份的腐败程度。《中国检察年鉴》发布的“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量”是指整个社会所查处的腐败案件，人均腐败案件数量越多，表明所在省份的腐败程度越高。从我国各地区的统计数据来看，1988—2020年，尤其是1998年以后，我国的腐败程度从高位下降，虽然总立案人数和各省平均立案人数分别从2001年的47 661人和1 537.5人升至2020年的63 365人和1 804人，但总立案件数和平均立案件数分别从80 345件、2 678.2件降至3 032件、1 028件。全国每百万人口立案件数从1988年的71.29件降至1998年的27.96件，2020年降至24件，每百万人口立案人数则从37.34人降至30.3人。

(1)

发展战略达标程度：

(2)

如果一个经济体推行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则Uptst=100%，如果扶持发展超越或落后于当前阶段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最优的产业和技术，则Uptst<100%，实际值越小则表明扭曲的力度越大而达标程度越低。为估算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发展战略达标程度，以上海市为其他省份的技术前沿(这主要是考虑上海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均收入和产业发展的水平一直居于国内前列，并且其他省份一直以来以上海为追赶学习的标杆，而在挑选前沿经济体时要考虑经济总量、人口规模等可比性)，得到各省相对上海市的资本相对密集程度和产业相对水平，并通过最优发展战略路径公式，从而算出31个省份的发展战略达标程度。

(三)研究假设

在经济发展各个阶段，政府的功能、作用方式和规模会发生变化。在劳动密集型经济中，总体的腐败规模处于较低的水平。随着资本的积累和产业的升级，政府规模上升，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快速增加；
随着经济向资本密集型演变，政府的规模和权力趋于精简，腐败的规模得以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据此，可推导出如下两个假设：

H1：一个经济体腐败的蔓延程度和规模与要素禀赋结构呈倒U形关系。

H2：一个经济体腐败的蔓延程度和规模与该地区和前沿经济体之间由资本密集程度差异所产生的技术差距成正比，随着差距的缩小趋于下降。

此外，腐败规模取决于政府对产业的补贴规模以及产业政策目标与比较优势的匹配程度。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为了达到其原先的发展战略目标，将从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方式和微观企业管理等方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据此，推导出如下假设：

H3：一个经济体腐败的蔓延程度和规模与该地区的产业政策目标合意与否即经济发展战略达标程度成反比，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扶持发展超越或落后于当前阶段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最优的产业和技术，会使腐败状况趋于恶化，反之亦然。

(四)模型构建

为检验上述假说，本文构造如下计量检验方程式：

(3)

X代表其他的解释变量：代表政府规模的指标为人均政府财政收入和人均政府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占比，数值越大则表示腐败的空间越大，系数符号均应为负；
国有单位职工占就业人数的比重、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代表当地的民营化程度，数值越大表示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和干预更强，系数应显著为正；
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代表当地的教育水平，数值越大则表明民众对腐败行为的容忍程度下降，从而有利于对腐败的公共治理，系数符号应为负；
外商直接投资占当地 GDP 的比例和进出口贸易额占当地 GDP 的比例分别代表地区开放度和市场竞争程度，系数符号应为负。ηi、λt和μit分别表示省际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和随机干扰项。

基于上述研究设计，本研究通过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检验以及内生性检验等计量分析得到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本文对式(3)进行回归拟合，关于经济发展战略达标程度及其平方项与腐败的数量关系，从不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系数符号均与预期一致，并通过了相应的显著性检验。随着发展战略达标程度的提升，腐败的空间和规模也随之下降，与假设相容。这表明政府在通过产业政策干预经济活动时，应该制定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目标，从而消除腐败产生的制度性基础。在不加入控制变量下估计了人均收入对数及其平方项与腐败程度的关系，系数符号均与预期一致，并通过了相应的显著性检验，该结果与瓦格纳定律的结论一致，在经验上证明了上文所给出的腐败程度动态演变的逻辑是成立的。这表明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经济发展过程中腐败现象的扩张难以避免，治理大规模腐败的根本之策在于迅速将所在国升级成为中高收入国家。在不加入控制变量下估计了与前沿经济体的技术差距和腐败程度的关系，系数符号均与预期一致，在固定效应模型中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随着本地人均收入的上升，腐败的空间和规模也随之上升，此后随着技术差距的逐步缩小则趋于下降。由于技术差距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但这不利于腐败的治理，政府在这个阶段应更注意两者的平衡，并适当以包容性的政策补偿社会对腐败所产生的不满。综合考察以上三类解释变量的影响效应，与前三个估计结果一样，系数符号稳定并与预期一致，尤其是人均收入与腐败程度之间的倒U形关系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假设相容。

在以上核心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在控制住其他影响腐败程度的经济条件下，假设中提出的核心变量仍然保持稳健；
表征政府规模变量的结果与周黎安等(2009)(29)周黎安、陶婧：《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第57-69页。的研究一致，随着行政管理经费占比的上升，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供养的工作人员和办公支出增加，从而不利于腐败规模的下降；
表征市场化程度的指标显示了预期的方向，随着国有职工人数占比和国有投资比例的上升，腐败有恶化的趋势，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以进出口贸易占比和外商直接投资占比为表征的经济外向程度对遏制腐败的发生有正向的作用；
关于受教育程度的指标，本文以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的占比来表征，系数符号为正，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这与通常的推断相反，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21世纪初大学扩招政策显著提高了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并且中国历来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注重高等教育资源在区域间的均衡，从而出现了人力资本水平与腐败程度正相关的现象。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经济发展战略达标程度，被解释变量为腐败规模，前者为后者的前定变量，腐败对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目标的选择影响较小，联立性偏误的可能性也较小。由于存在某些同时影响产业发展达标程度和腐败规模且不可观察的遗漏变量，需要引入两阶段回归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并检验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从稳健性的角度来看，通过计算上文介绍的技术选择指数来代替产业发展达标程度，以实现稳健检验。从基准的估计结果来看，TCI的系数符号为负，平方项为正，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作用方向与预期一致，表明产业与比较优势的一致性越高，则腐败发生的可能越小。随着更多控制变量的加入，TCI的系数符号为负，平方项为正，虽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作用方向与预期一致；
人均收入与腐败之间的倒U形规律保持稳定，同时技术差距的系数均通过检验并与假设一致，而其他控制变量(除进出口变量外)的作用方向也保持不变。人均收入对数及其平方项与腐败程度的关系：系数符号也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并通过了相应的显著性检验；
与前沿经济体的技术差距和腐败程度的关系：系数符号也保持一致，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征政府规模变量的结果保持不变并显著；
表征市场化程度的指标显示了预期的方向，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以进出口贸易占比和外商直接投资占比为表征的经济外向程度显示了预期的方向，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关于受教育程度的指标，保持不变并显著。

(三)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本文所关注的发展战略对于不同地区腐败程度的影响可能存在参数上的差异，从而产生异质性会影响到估计的准确度，因此在上述稳健性检验的基础上，增加了异质性分析部分。解决上述参数异质性问题的最简单办法是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把样本分成各个区域子样本，然后分别使用OLS方法估计参数。当然，也可以不进行分组，而是在基于总样本的回归中加入经济发展指数与省份变量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分析不同区域腐败程度的影响差异。根据区域子样本的划分，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等11个省份；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等10个省份；
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等10个省份。随后，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并将四个板块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东部沿海(上海、江苏、浙江)，南部沿海(福建、广东、海南)，黄河中游(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长江中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基于上述划分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来看，各样本经济发展战略达标程度系数符号仍显著为负，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作用方向与预期一致。从参数大小来看，虽然差异不大，但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战略的扭曲对腐败程度的影响更小，越是经济落后地区，发展战略的扭曲对腐败程度的影响更大。合理的解释是：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相对来说要素禀赋更为丰裕，在发展战略偏离比较优势的情况下，经济的扭曲程度以及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相对较小，从而避免更多腐败的发生。

(四)内生性检验

从内生性的角度，借鉴陈斌开等(2013)的实证检验方法(30)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第81-102页。，采用与技术选择指数高度相关的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中“离受威胁边境最短距离”(31)各地区省会城市离北部边界线、东部海岸线或南部海岸线的最短距离。相关数据基于中国地图和百度地图测算得到，边界线以中国地图中的边界线为准。我国各地区的发展战略达标程度和技术选择指数与该地区历史上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有关。历史上的重工业布局是当期技术选择指数的一个潜在工具变量，从 1964 年开始的 “三线建设”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线建设” 的目的在于防御外敌入侵，而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苏联、美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因此，重工业部门一般选址在离三者都比较远的地方；
“1963年人口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生存条件恶劣的地方有利于抵御外敌入侵，“1963 年人口死亡率”将影响到 “三线建设” 选址。和“1963年人口死亡率”为工具变量。从数据上看，技术选择指数与离受威胁地距离正相关，与经济发展战略达标程度则呈反向关系。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内生性显著存在，因此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更加准确。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考虑经济发展战略达标程度的内生性并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
为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利用Sargan统计值检验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和有效性，Sargan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即两个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比较不同工具变量的模型可以发现，发展战略系数估计值非常接近，进一步说明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内生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本文的三个关键变量均与假设的预期作用方向和演变规律一致。发展战略及其平方项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发展阶段指标与腐败保持倒U形规律，表征技术差距的指标与腐败之间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规律，这表明随着发展阶段的升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从而扩大或缩小寻租空间。在缓解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的主要理论假设检验仍然稳健。表征政府规模的指标系数符号变成负号，这表明在研究腐败规模时，该指标并不能很好地代理政府规模，而对政府规模本身合意与否的判断应基于相应的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
其他控制变量的作用方向保持不变。

本文在梳理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探讨经济发展与腐败的内在逻辑以及政府规模边界的演变，提出了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理论框架，并以中国1988—2020年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了以下四个结论：第一，腐败并非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腐败与经济增长动态同步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达标程度的结果；
第二，从动态的角度讲，腐败规模与要素禀赋结构(经济发展阶段)高度相关，两者呈倒U形曲线的规律；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干预的空间与其相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大小正相关，后发优势越大则政府干预和由此产生的腐败可能性越大；
第四，任何国家和地区，只有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目标发展经济，才能更好地做到政府挑选胜利者与高效廉洁的平衡。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可以为政府合理利用反腐的财政和政策资源并制定最优的反腐败策略提供以下建议。

(一)廓清对腐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

腐败与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和发展战略达标程度的结果。本文并不支持在短期内腐败是经济增长润滑剂的观点，已有文献在计量模型中遗漏了产业政策目标以及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两个关键的解释变量，而腐败与经济增长所表现出的高度相关性是由前述两个变量内生决定的。如果政府的产业政策违背比较优势，将导致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水平，同时还会恶化寻租腐败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政府调整经济发展目标使之与经济规律适应，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达标程度仍然与合意的水平较远，使腐败程度有所扩大，因此，腐败和动态增长同时产生。

(二)促进市场化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应进一步提升市场化水平，积极推进法制建设，健全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现代市场化体系，加快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的转换，建立权力负面清单。推动劳动力、资本、 技术及土地等要素市场发展，破除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要素自由流动及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提升要素市场服务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水平。完善要素定价机制，减少要素价格扭曲。此外，减少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构建公平、竞争和有序的市场环境。

(三)凝聚广泛代表性的相关利益群体，共同参与产业政策的制定

在经济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腐败的恶化可能难以避免。不过，这并不是说可以对腐败现象放任不管。中国的经验证据也表明，合理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目标对减少腐败的发生有重要影响。达标程度高的产业政策使得政府对先行企业提供的激励规模小且是暂时性的，腐败的制度基础在比较优势战略之下将不复存在。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过程中应广泛采纳民智、尊重民意，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相关利益群体共同参与产业政策的决定，从而确保产业政策处于较高达标程度，消除腐败的制度基础。

(四)加强对重点支持行业的针对性反腐

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应加强对重点支持产业领域的针对性反腐，对上述领域的企业设置和项目审批要更加严格，可以通过公开招标、分开拍卖等手段下放部分审批权；
对其他领域的企业采用登记制、注册制和备案制等方式进行监管。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退出具体性的产业政策制定，反腐的重点应更注重法律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检察纪检系统，在制度层面将腐败限制在较低的水平上。

猜你喜欢 腐败程度规模 科学创新人才的适度规模培养科学与社会(2022年1期)2022-04-1950亿元！目前规模最大的乡村振兴债券发行今日农业(2021年8期)2021-11-282020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达1000亿元智能制造(2021年4期)2021-11-04精致和严谨程度让人惊叹 Sonus Faber(意大利势霸)PALLADIO(帕拉迪奥)PW-562/PC-562家庭影院技术(2021年5期)2021-07-21男女身高受欢迎程度表意林(2021年2期)2021-02-08“群体失语”需要警惕——“为官不言”也是腐败当代陕西(2019年6期)2019-04-17Mentor Grpahics宣布推出规模可达15BG的Veloce Strato平台汽车零部件(2017年2期)2017-04-07腐败，往往由细微处开始……支部建设(2016年15期)2016-04-12第一章 在腐败火上烤的三大运营商IT时代周刊(2015年9期)2015-11-11将内燃机摩擦减小到最低程度汽车与新动力(2014年5期)2014-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