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怡芳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编辑部，北京 100012)

政策的优劣需要评估和检验，仅从抽象数据上无法证实其有效性。笔者曾在《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发展与政策研究》一书中提出过“定性评估参数”的设想，它是围绕文化、自然、社会三个可持续发展的软参数。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参数，是因为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特殊性。从产业和事业的角度看，这个行业兼具工业产业、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事业的属性，不能也不可能只强调其一，否则就会顾此失彼。从产业角度，政府通常根据不同时期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制定产业政策、经济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税收政策等，如文化创意产业、小微企业的兴起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机遇中通过政策助推形成和转型的。从事业角度，政府会根据文化保护和发展的需要制定关于手工技艺、传承人(群体、组织)、工艺品等具体的认定、保护制度。

如何评估有关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影响作用？一般来说，对已有的相关政策可以进行事后评估，对近年现行的政策进行执行评估，对预实施的政策进行事前评估(其中不排除团体和个人等参与分析评价的非正式评估)。比如有关产业的政策，应依据地方发展的需要，通过产业间资源、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确立结构政策的目标和主导产业的选择，对特定产业的保护、支持和扶持，支柱产业的振兴等，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化。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政策制定时，从产业层面应至少考虑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进行区域的、生态的布局。而在提供可参考的政策、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除了可量化的经济指标外，必须紧密围绕文化、自然、社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引入环境生态参数(ecological，用E表示)、文化生态参数(cultural，用C表示)、制度参数(system，用S表示)来评价政策预期、权衡政策制定、评估政策效果和反馈调整。

定性评估的参数模型如图1所示，其中，E、C、S轴方向，分布表示环境生态(水平轴)、文化生态(深度轴)、制度(高度轴)的强度关系；
EC面、CS面、SE面以及ECS构成的空间立体中，任意一点表示三种参数不同程度结合的指标，例如EC面上的点的制度性参数指标就很弱。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抽象模型，旨在显示三种参数在评价政策时的强弱关系和不平衡问题，通过信息反馈或预估，警示政策可能形成的影响和效果，从而进行调整完善。

图1 定性评估的ECS参数模型

虽然，定性研究不具备定量研究的结构性、标准性，定性参数具有不确定性，但定性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和解析都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探索性，相比定量研究中较多显示事物的表面联系，更能解剖出深层的人文诱因。

完善的产业与生物群落相似，传统工艺美术形成的产业集群也有生成、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大部分传统工艺美术生发于自然禀赋型产业，因为各个地方有着各自独特的自然资源，如地理优势、水土、气候、自然物产、自然景观等。一直以来，一些有先赋性自然资源的地区，要么只以工艺美术产业链低端的原料输出为主，走资源依赖型的粗放采发路线，要么盲目地将工艺美术作为地方文化产业来开发，破坏了不可再生的有限资源，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自然生态、物质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则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不同地方制定政策措施，无论是事前、执行还是事后评估，都应引入包括自然生态、物质资源的环境生态参数，即对当地物质资源存储量、再生、可开采和寻找替代资源等方面做出评价，对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多样性，以及对生态平衡的破坏程度及其影响进行衡量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并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持续践行的基本国策。就工艺美术而言，早在《周礼·冬官·考工记》中就有关于自然生态和天、地、材因素重要性的探讨：“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1](P4)这是传统工艺美术从取材到设计生产和体现功能价值必须遵循的总原则。它言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物—人”关系达到“天地人和”的标准。在某种意义上讲，生态主义、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观、命运共同体，都是中国传统“天地人和”思想在现当代语境中的再度阐释。

自然资源的差异是传统工艺美术材料来源和本土地方性的客观标识，更是特色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些矿产资源、林业资源及其他自然资源本身就存在地理分布、产量、物性特点等多方面的差异。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所以要合理地规划，特别是当代人类生活的地球环境面临全球气候变暖、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现实情况下，更要从传统智慧中吸取经验，使有限的资源最大化利用，且因地制宜地改善自然环境。例如柳编，虽然在河南、湖北、安徽、福建等省均有这一品类，但各地发展的状况却不相同。有“中国柳编之乡”称谓的河南固始县，位于三条河水的汇合点，地势低洼，容易积水，一有雨水就容易形成涝灾，地理环境不适宜耕种庄稼，但较为适合柳条的种植与生产。因此，当地政府把发展柳条种植和柳条编织作为一项农民致富的产业，而且以柳编为主的产业还带动了草编、竹编、藤编手工品类的发展，一些编织工艺品还成为外销出口产品。

传统工艺美术的本土地方性、原真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自然禀赋属性，就像一些先赋性自然资源，往往是判断“地理标志产品”的前提条件。与资源自然禀赋直接相关的工艺美术类地理标志产品，比如：辽宁的岫岩玉雕、内蒙古的巴林石雕、江苏的东海水晶雕刻、浙江的龙泉青瓷、福建的德化白瓷、景德镇瓷器、安徽宣纸、河南的钧瓷和汝瓷、广东的端砚、广西的钦州坭兴陶、青海的昆仑玉雕和藏毯等。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工艺美术产业不完全是低耗能的产业，还有相当一部分也面临环境污染、限制产业发展的瓶颈，有些传统工艺牵涉的设备、工艺流程、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存在环境污染和能耗问题，如陶瓷、某些金属工艺和传统造纸行业。

将环境生态作为有关政策评估的一个参数，还要从“人造与自然”大生态的观点来看。将传统工艺美术各行各业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子系统，通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流动方式也可以提供重构产业活动合理化的参考方案。

文化生态参数包括对地方性本土知识的保护以及再生能力环境的培养，还有地方传统技艺的文化体系构建，其中极为重要的就是文化体系内持有技艺特长、科研特长、管理特长的人才比例。

传统工艺美术产业能够发挥中性“调和”作用，如现代与古代的调和、匠心与技术的调和、文明与文化的调和、作者与消费者的调和、人与自然的调和。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相似，但依托于自然生态系统，存在于文化体系内，而传统手工艺活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形式、生活方式、性格的塑造、评价事物的标准等带来影响，这也是构建和谐文化生态的必需。

传统工艺美术的生产区域分布很广但不平衡，因历史人文因素，有些工艺美术的地方性、民众基础较强，尤其是很多品类至今都还保留着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传统。在地理空间上，生产波及城乡地区，在一些传统的产区，则有或曾有家家户户生产、村村落落生产的传统。可以说，传统工艺美术行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很多工艺只能通过手工来完成，即使现在引借一些机械辅助生产，采用了先进的加工技术，但其核心价值仍然定位在手工艺，而且通过手工技艺实现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提升。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以工艺美术零售业为主的城市，例如上海市中心城区的珠宝首饰零售业、工艺品零售业、首饰工艺品批发业就远高于非中心城区，而且属于制造业的工艺美术生产逐渐退出城市中心。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也曾出现，如今倒是向我们暗示了一种趋势：手工艺的生产、生活根基将向城乡郊县回归。也可以这样认为，一些从乡村手工业经济发展而来的手工艺行业，经历了在城市的生存和茂盛生长阶段之后，再次回归乡村。作为新的始发点，在乡村埋下种子再次生根发芽，未尝不是促进新乡村建设的一种途径。传统工艺产业集聚，不像高新技术产业，它很难脱离传统地方文化生态的原生联系。因而，要挖掘地方民俗文化、传统手工技艺，形成“(村、镇)基地+农户+经纪人”的产销模式，借助4G、5G的信息技术手段(比如直播销售)，引导传统手工艺回归乡村，入户、入村、入本土，以工艺美术专业村为基础单位，进行硬件设施建设和软件资源的投入，特别是对就业者从业观念的引导和文化生态的教育。

劳动、土地和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不同区域工艺美术产业资源、发展、受重视程度并不均衡。与欧美一些国家相比，中国手工艺人的劳动力价值在历史上并不是一直得到充分肯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待遇普遍较低，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庞大的从业者队伍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从业资历程度不均。由于文化素质、经济水平的差异，还有对传统手工艺的认识不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手工劳动者的从业信心和产业本身的发展方向。不过我们也看到，艺术家、设计师式手艺人的身份地位比工匠式手艺人高，这是因为除了对历史传承的手工文化有新的认识、自主创新的能力、良好的市场环境之外，他们能够与时俱进地设计思考、进行技术融合、采用更有利的传播手段。

一些国家的文化产业政策关注的焦点是保护地区传统文化资产，从而能够延续地方文化发展、传统空间再生与地区经济振兴，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压力下，文化差异性便是突显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2](P10)。确定合适的参数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相关政策的可持续性。卡内基梅隆大学区域经济发展系的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教授在其著作《创意阶层的崛起》(TheRiseofCreativeClass)中提出了创意指标的概念和以创意资本替代人力资本的观点。他认为评判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的创意指标，其要素应包括：高科技指标(高科技产出在经济中的比重)、创新指标(人均专利数)、波西米亚指标(在一个城市里作家、设计师、雕刻家等艺术家所占的人口比例)、人才指标(大学学历以上的人口比例)、融炉指标(外国人口的比例)等。无独有偶，瑞士联邦统计处采取经济和社会研究的方法从生产、分配及消费三方面针对自身发展的需要定制了一套文化产业环境指标。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学者早已在研究中认识到文化艺术产业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有所夸大，并指出艺术的公共政策、艺术的专业化教育、培训和就业以及艺术在当地经济中都能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3]。然而，透过这些研究不难发现，艺术对经济、文化、社会所起的作用是非显性的，但又是潜藏力量中最重要的，导向正确、利用合理则有利于文化生态体系的构建。

政府该不该介入文化艺术？应不应该推行相关的文化产业政策？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学界、民间文化工作者、传播界争辩和关心的议题。从肯定政府在文化产业政策中作用的立场来看，政府之所以介入文化，部分原因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性、社会记忆的延续性，因为包含物质、精神、制度在内的文化，是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政府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作为，无论是文化产业的推动、文化艺术人才的培育、传统文化的保存、艺术场馆设施的兴建，还是对艺术文化在经费预算上的支持和补助，都依靠相应的体制依法行政，也就是文化行政的运作。不过，要特别注意纠正“范式错配”①，进行制度设计时尽可能地弥补一些功能的缺陷。定性评估中的制度参数需要考量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建构，比如资源管理、交易秩序的维护、产品质量的监管、市场运营的服务性保障以及市场导向的预测分析等方面。通过考量机制，以有力的制度体系保障传统工艺美术的良性发展。

(一)从物勒工名的三级监造到健全问责制度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集权制度曾对生产技术、自然资源及劳动力资源形成相当意义上的保护：对特殊的自然资源，通过宗教、政治统治施以教化和保护，例如玉石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之物，这种稀有资源只有权贵阶层才能享有。对劳动力资源的保护，如宫廷造办处解决工匠的衣食生存问题，不惜金钱和时间成本，为制作传世精品提供制度保障。此外，手工艺行会的行规也对传统技艺与知识起到一定的保护传承作用。虽然，这些做法在当今的社会经济制度下已无法复制实现，但在质量监管方面，可以以史为鉴。例如，可进一步研究借鉴古代的“三级监造”制度，当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采矿、冶炼、青铜与铁器制造、纺织、漆木器等涉及工艺的部类都有造者、主造者和监造者责任制的严格监造制度。从原料到成品，每一道工序除了受工师的监视和管制外，还有监工的考核与检查。为防止偷工减料或掺假等行为，每件物品生产完后，都要在其上刻工匠的姓名，也是物勒工名用以证明工匠的诚信和责任心的做法[4]，这与当代关于品牌、名牌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但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当今的传统工艺美术艺术品、工艺品、时尚消费品中都应当将产品质量、艺术性、知识产权与创作集体组织或个人挂钩，可追踪物料管理、生产管理、运输管理、销售管理等各环节的信息。由此形成的不仅是一种品牌文化，更是有效的信任机制。

其实古代物勒工名监造制度的主要作用就是可逆向追踪信息，一旦产品质量有问题则便于实施连带问责和处罚。当前无论作为产业还是作为事业的传统工艺美术，应纳入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划和各级领导责任制中，并建立保护和发展的工作责任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同时还要健全传统工艺美术相关工作定期通报制度、专家咨询制度、保护资金的使用制度以及公众和舆论监督机制等，确保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与文化保护工作规范、有序、合理、健康。

经历数次的机构改革，对于工艺美术行业归属、行业管理、有关政策的出台及其实施效果来说影响较大。由于牵涉到权责问题，历史上也一度出现过缺位和越位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工艺美术行业已有的相关规范与措施不尽有效。总体来说，我国的工艺美术行业和具体门类的专业协会在结构上的“机体”建架相对完整，即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各行的协会甚至学会，有的依托政府机构、有的为纯粹的民间组织。然而这种看似合理的架构下，行业机构组织的作用并未真正充分地发挥出来，当然其因素比较复杂，主因还是内在的“机制”不够完善，有些权责不清、权能受限；
有些甚至名不副实，企业或个人借名分、权力各谋其利的现象较多，行业自律有所欠缺，因此一些政策的执行最终形成偏差。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文化改革、机构改革等多层面的具体改革实践继续深化，有些工艺美术社会组织机构已逐渐形成良性的自调节机制。

从宏观到微循环系统，从国家到地方的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管理机构，包括产业和事业组织在内，履行的职责应包括：传统工艺美术保护的立法执法、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
传统工艺美术的调研、普查、记录、宣传等，制定可操作的、科学规范的保护规划及工作细则；
统筹行业管理、人才培养、特需珍稀资源保护，避免对公共资源的肆意掠夺；
监督传统工艺美术专项资金的使用等。可以吸纳熟悉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热爱传统工艺美术事业，懂管理、善思考、能够解决现实问题、有行业管理经验的人到行业组织中，同时，加强政府管理机构与行业组织工作的衔接与配合。

此外，还应面向近年来政策制定者、政策实施者、行业管理者、从业者、企业与组织单位甚至更广泛的学者和消费者群体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传统工艺美术保护与发展的政策与工作绩效的评估，从信息反馈中发现问题，有助于政策制定、执行、反馈评价以及制度和政策的完善化设计与实施。

(二)非正式经济作为“缓冲垫”

当代工艺美术存在于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环境中，作为交叉重叠、灰色地带的大部分非正式经济缺乏记录和报告。源于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经济研究的“非正式”(informal)概念，最终在发达国家也得到新的阐释，例如在英国，有的社会学家指出发达经济中家庭也需要自给自足的非正式经济成分，比如自己进行修缮、种植、手工制作等活动[5]。

非正式与正式的根本区别在于：非正式生产和交换过程存有不合法性，而正式的则具有合法性；
二者的最终产品都是合法的。传统工艺美术行业内某些中小企业、家庭作坊、个人工作室的非正式生产、物物交换、换工，或是类似赌石的特殊交易方式与某些艺术品投资，都属于非正式性的经济活动，从传统行话、隐语、惯习里可一窥其貌。例如，腾越边境翡翠原石交易中常见的“捏指带成”的交易方式，就是一种传统的非正式交易行为。通常，翡翠交易涉及的金额不是几元、几十元，而是成百上千万。为了避免第三者信口褒贬，干扰生意的成交，故采取捏手指的方式表达。交易双方以长袖、长衫或布巾将右手罩住，互捏手指，从拇指起，一个手指表示“1”，捏两个手指表示“2”，三个为“3”，四个为“4”，五个为“5”，大拇指与小指呈羊角形为“6”，小指弯曲为“7”，大拇指与食指伸出成牛角形为“8”，食指弯曲为“9”，将五个手指捏两次为“10”，大单位百、千、万则以口头表示。成交与否则以点头或摇头表示。“带成”是行业中的惯例。买卖双方在成交前协商，这个玉石卖给你，但卖方要带三成，即占3/10，今后玉石解涨解亏，都负3/10的权责；
另一种带成的情况是买一件玉石，价值较大，三万、五万，买方则邀约同行好友拼成，这种成，一是互相关照，二是凡带有成股者，均对玉石的质地要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和见解，拼股双方对进购的这件玉石都要负相应的权责。当玉石商品进入规范化的商场进行交易时，这种“捏指带成”的方式有了微妙的形式上的变化，即通过使用手持的电子计算器，输入价格数字展示给对方且不出声地进行商讨，以防止交易空间的其他卖家和买家干扰。在资源禀赋性地区，尤其是一些农村，就地取材，制作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有些还会与外部环境发生交易行为，将自己制作的多余的工艺制品简单交易出去，这种交易是非正式交易，有原初的市场属性，农村居民可以通过这种副业增加生活收入、改善生活状况。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非正式经济弊大于利。1981年塞图拉曼(Sethuraman)指出非正式经济的特点包括参与所需技术、资金和组织的门槛较低，企业为家庭所有，运作模式小，技术落后和劳动力密集，并且市场竞争无序。1990年费热(Feige)在新制度经济的研究中提及“地下经济”的延伸形式时指出，非正式经济行为虽然节省了法律和管理条例所覆盖的财产关系、金融注册、劳动力合同、侵权、商业信誉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费用，但同时也失去了相应的保护。乔治·阿克洛夫在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中还引入了柠檬市场(the lemons market)[5]的概念。由于“柠檬”在美国俚语中有“次品”“不中用的东西”之意，所以用此描述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要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时，低质量产品将会驱逐高质量商品而导致市场上的产品质量持续下降。这种产品档次低、低价竞争的“柠檬市场”现象在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中也存在着，特别是工业技术发展下的一些陶瓷、织绣产品，在模仿和低成本的恶性竞争中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差异性。不论是传统工艺美术大类还是各个细项产业中，大多数企业都缺少统一的行业标准对自身生产的产品加以规限，由此造成的影响是外来买方无法有效区分同时涌入市场的产品的差异性，买方也因此更倾向于购买那些产品质量表面相似但价格更加低廉的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中小企业或非正式的个体作坊过度竞争，难免出现产品质量不断退化、同质化的情况。但不能将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笼统地归结为产品同构、技术档次低以及个体私营业主只“赚一票”的短期利益行为，主要原因还在于买卖双方之间的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

进入现代社会，传统工艺美术一直以来就存在着传统手工技艺与生产效率、非正式经济与现代市场规则、资源制约与品种依赖、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等多重矛盾。与传统工艺美术不同的是，现代工艺美术产品在工业经济发展中，是可以通过市场对其生产要素进行配置的，而且能够促进其发展，比如装饰人造花、装饰画、毛绒玩具、外销礼品瓷。然而要通过市场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生产要素进行配置就存在相当的难度，因为对于手工艺为核心的传统工艺美术来说，有相当一部分生产与品类无法建立统一标准，质量监管也无法有效实施。

虽然非正式带来行业管理和经济数据统计的不便，但存在于这些手工艺传统产区的非正式经济具有当代社会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此也称作“缓冲垫”。传统手工艺产区的特点是小企业(家庭作坊)的集聚。地方产业系统与地方社会具有不可分割性，地方社会产生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对创新和经济协调十分重要。嵌入社会体系的非正式经济行为，不仅折射出相互之间的文化认同和信任，以及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就社会关系网络而言，快速、实效、亲近、面对面接触能够降低小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从交通到信息费用)。

非正式经济作为“缓冲垫”，其积极作用主要在于对地方性的商业系统、文化价值观、社会结构、地方机构形成有机的促进和联系。例如在意大利、法国、瑞典、丹麦、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一些乡村小镇就重现了类似非正式经济性质的手工业地区。这种有机的互补形式其实还有助于调节现阶段形成的城乡发展矛盾。可以说，中国的乡镇企业或乡村手工业与农业、农村和农民有着深厚的血脉关系。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在自我发展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强不息、自我约束和调节，显示出灵活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而且乡镇手工艺机构还具有很强的社区性，所以，一定程度上保护和发展乡镇手工艺非正式经济模式也是使乡村居民就业、致富以及社会稳定的途径之一。

在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中，手工艺既是技术核心，也是价值核心，更是产业和事业平衡发展的关键支点。作为制造业的工艺美术和第三产业的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文化事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族文化艺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都有属性和目的的差异，所以要甄别对待。我们必须看到工艺价值的人文关怀和道德传统，亦不能忽视它作为经济部类和文化部类长久以来对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传统工艺本身是有生命的，它像生物一样具有多样性，它的存在与发展有些并非人力可为，而人力又确实可以对其产生影响。我们应当视其为生态系统中的生物，正视这个小系统与社会文化乃至人类发展的大系统中各种不平衡的现状，以及消亡、发展、新生的必然，认识其生存的百态。传统工艺的保护与发展，需要的是对症下药而不是跟风般的无的放矢，否则将严重破坏它的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制度联系的有机系统。

注 释：

①王列生等学者认为：所谓中国文化产业的“范式错配”就是指经济学家的缺席，以及关于文化产业的产业经济学的短缺，而与此相比，哲学家、人文社会科学家过分的终极关怀、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喧宾夺主，直接导致文化产业主流话语方式脱离了经济学的方法、原则和语用范式，而成为一种文化学的语言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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