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辉 付施蓓

(1.江西行政学院 党史党建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108；
2.中共东乡区委 史志研究室，江西 抚州 331899)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方志敏、邵式平等人创建的赣东北苏区曾是全国六大苏区之一。在这里，方志敏等人对根据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由赣东北苏区扩展而成的闽浙赣省曾获得“苏维埃模范省”的光荣称号。为了保卫苏区政权，方志敏等还创建了不少武装力量，赤色警卫师是其中之一。赤色警卫师是红十军之外赣东北苏区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也是新红十军的主体部队。不过，遗憾的是，赣东北赤色警卫师首任师长的基本信息却一直不甚清楚。位于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的烈士墓地，也只写有“祝应龙同志之墓”几个字，并无更多介绍；
在《赣东英烈》《中华英烈大词典》等书籍及网络资料也往往只有寥寥数语，其籍贯、生辰及其早年经历等信息均不甚清楚。那么，“祝应龙”是其原名吗？其籍贯在哪里？早年经历如何？祝荫隆为什么会牺牲在东乡？

在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珀玕乡烈士纪念亭矗立的烈士墓碑上，镌刻有“祝应龙同志之墓”七个字。据此，大多数人认为祝应龙就是烈士的真名。《中华现代英烈丰碑大典》《赣东英烈》《余江县志(1986—2005)》《东乡县志(1986—2005)》等出版物也往往以此名之，如《东乡县志(1986—2005)》记载“赤色警卫师师长祝应龙在下湖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牺牲”[1]54。报刊及网络文章也大都用“祝应龙”之名。一份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报纸文章则称：“祝应龙的出生日不详、籍贯不详，就连名字当中的‘应龙’二字也是根据东乡口音音译而来。”[2]那么，“祝应龙”是烈士原名吗？他还有其他名字吗？“应龙”二字是根据东乡口音音译而来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江西省省长的方志纯，曾与祝荫隆烈士并肩战斗过。方志纯后来有多篇文章提及祝荫隆，但有时回忆说是“祝应龙”，有时说是“祝荫龙”。如在《中共信南特委的建立与该区革命斗争略忆》一文中说：“我军失利，师长祝荫龙阵亡。”[3]121在另一篇回忆文章《忆在河南的革命活动》中却说：“赤警师先是吴先民的政委，师长是祝应龙。”①

那么，档案文献是如何称呼的？笔者仔细查阅《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等档案资料集中所录档案文献，其中多次提到赤色警卫师及下湖战斗，但是师长的名字写法也并不相同，有时写作“祝应龙”，有时写作“祝荫隆”。如1932年7月8日，赣东北给中央的报告提到赤色警卫师到信河南岸活动时，提到“牺牲了师长(即你处派来的祝应龙同志)一名，团长带花，现已安全回东北苏区”[4]71。1932年11月20日，涂振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及这次战斗时称：“在这一战争中，结果牺牲了我们一个最勇敢的赤师师长祝荫隆同志。”[4]197

综上可知，在当事人回忆及档案文献中赤色警卫师的首任师长姓名有“祝应龙”“祝荫龙”及“祝荫隆”三种写法。但是，究竟哪一个名字才是原名(真名)呢？笔者以为，“祝荫隆”才是原名(真名)。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祝荫隆牺牲后的第二年三月，也就是1933年3月，闽浙赣省召开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主席团提议“建立祝荫隆、龙志光及一年来死难烈士纪念碑，并改贵溪地区为志光区”[4]417。平时口头称呼或书面报告，名字有随意一些的理由，但是建立纪念碑并镌刻烈士姓名，是一件很严肃很庄严的工作，有时还要用烈士之名来命名地名，就如与祝荫隆一起提到的龙志光烈士，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贵溪县第七区。因此，这时的名字一般不容马虎。大会明确写明烈士的名字是“祝荫隆”，因此该名字大概率是其原名。

其二，笔者另外发现一份回忆资料提到“祝荫隆”。该资料系民革川康地区创始人李宗煌②之夫人赵玉君撰写。赵玉君回忆中明确提到李宗煌曾资助过其 “屏山同乡祝荫隆(建封)”。赵玉君还回忆她和李宗煌一起去看望过祝荫隆的妻子③。一般来讲，同乡好友最是知根知底，名字一般最不容易搞错，尤其赵玉君是亲身经历者，并非道听途说，因此祝荫隆是其真名就更可确定了。

其三，把名字写成更为简单易写的谐音字，这一做法在革命队伍里并不少见。如董必武原名董用威，号璧伍，为表明投身革命洪流的决心，以号的谐音改名为“必武”。徐向前原名徐象谦，大革命失败后，徐向前下定决心，立志要做一个继续前进的人，于是便将“象谦”改为“向前”。许世友原名许仕友，参加红军后，他发现仕字是当官的意思，于是把“仕”改为“士”，后来又在毛泽东建议下改名为许世友。王稼祥原名王嘉祥，又名王稼蔷。张太雷原名泰来，“太雷”也与“泰来”谐音。林彪原名“林育蓉”，改名为林彪前，“育蓉”有时也写作“毓蓉”“育容”。就是被派到赣东北的中央代表曾洪易，也经常写作“曾弘毅”或“曾宏毅”，如1933年1月6日周恩来、朱德给闽浙赣方面指示，抬头即称“宏毅并转省委军区”[5]。

因此，笔者分析，“应龙”“荫龙”皆系“荫隆”的谐音而来。这里可能存在三种情况：

一是“祝荫隆”改为“祝应龙”是祝自己主动改名的结果。“荫隆”这一名字顾名思义，有受祖宗隆恩荫护保佑之意，在当时革命青年看来，这样的名字带有封建色彩，加之“荫隆”两字笔画较多，书写交往均不便，因此改为“应龙”，也是顺理成章。化繁为简这样的做法在革命队伍中也不乏例子，比如李立三就因为原名“李隆郅”太过复杂，为更方便开展工人运动，遂改名为简单易写的“李立三”。

二是赣东北的指战员因谐音将“荫隆”听成和写成“应龙”或“荫龙”，所以误写误用。祝荫隆系中央外派而来，在赣东北苏区只生活了短短几个月就牺牲了，因此包括邵式平、方志纯这样的领导也不一定对其有深入了解，对其真实姓名也不见得完全清楚。这种误传误用名字的情况也不少，包括方志纯自己的名字，也曾被人误写误传为“方志诚”，以至于方志纯后来到陕北后，毛泽东还向方志纯打听赣东北的“方志诚”情况[3]308。

三是别人将“祝荫隆”误用为“祝应龙”或“祝荫龙”，事后祝自己也将错就错，没计较而默认。当时革命队伍中，识文断字者本就很少，名字也不像现在这么规范和严肃，所以出现几个名字并行情况。

以上三种情况究竟属于哪种情况，笔者尚无确凿证据可以判断。但无论是哪种情况，笔者以为，在网络及论著上广为流传的 “祝应龙”并非烈士原名或真名，其原名(真名)应为“祝荫隆”。其实，如果仔细查阅，一些著作也是用“祝荫隆”而非“祝应龙”，或者首先强调是祝荫隆。如著名苏区史研究专家余伯流在《中国苏区史》记载赤色警卫师在东乡、余家交界处与国民党军交战时，就提到“师长祝荫隆牺牲，团长负伤一人”[6]。《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中记录为“祝荫隆”，并指出“曾用名祝应龙”[7]。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所编《人民军队从这里走来(第3卷)》中多次提到赤色警卫师师长，均为“祝荫隆”而非“祝应龙”[8]。

目前，所有资料介绍祝荫隆时，籍贯、出生年份及早年经历均付之阙如④。但笔者偶然间发现的一份重要资料，佐之以家谱等资料，大致可以勾勒出祝荫隆早年经历。这份重要资料即上文所提及的赵玉君的回忆。

赵玉君在《李宗煌同志的一生》一文中有一段话很重要：“(李宗煌的)屏山同乡祝荫隆(建封)曾与刘伯承将军早年在川军中共事，任过团长，系中共地下党员，与宗煌极为友善。在三十年代初期，曾相约去苏联学习，后因军职在身，未果行。祝荫隆同志离川去苏时，寄妻托子。宗煌厚赠路资，壮其行色。在祝去后，每月资助其家属费用二十元(我同他曾去看望过)，直至祝妻离开成都(她亦系中共地下党员)失掉联系而止。”③

赵玉君系李宗煌的夫人，系亲身经历者，非道听途说，此说应该有较高可信度。而且，李宗煌资助祝荫隆之事，除了赵玉君有回忆，王大炜在《“民革川康五魂”之一的李宗煌》一文中也有差不多的回忆⑤。

从以上史料中，结合其他史料，可以大致勾勒出祝荫隆早年基本信息。

其一，祝荫隆为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人。再根据四川省屏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及史志部门提供的信息，可知屏山确有祝姓分布。再根据《祝氏家谱》等资料，大致可以初步判断为福延镇(今书楼镇)辣子村人⑥。

其二，祝荫隆的出生年龄，目前仍然不能完全确定，但是祝与其同乡好友李宗煌系同辈人，李宗煌1899年出生。又据邵式平的贴身警卫曹王英回忆，1932年祝荫隆牺牲时也就30出头⑦。因此，大致可以判断祝荫隆也在1900年前后出生。

其三，祝荫隆早年在屏山当地学习，后投身行伍，在川军工作，曾与刘伯承一起在川军中共事，因表现优秀，提拔为团长。由于当时川军各个派系互相争斗，百姓流离失所，而祝荫隆忧国忧民，不甘心沦为军阀争斗的棋子，向往光明，所以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毅然放弃团长的职位和优越的生活，脱离军阀部队，并将家人委托给朋友李宗煌代为照顾，自己则前往苏联学习。

其四，祝荫隆学成回国后是否到过其他地方工作，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根据前文提及1932年7月8日赣东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特别提到祝荫隆是 “你处派来”的可知，祝荫隆回国后被中央派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担任新成立的赤色警卫师的师长[4]71。而赤色警卫师是在1932年4月横峰杨家门大捷之后由赣东北赤色警卫团扩编而成，首任师长为祝荫隆，首任政委为吴先民[9]。因此，祝荫隆到赣东北苏区的时间，应该是在1932年4月。

赤色警卫师下辖两个团，最多时共有官兵1 000多人，有步枪604支，手提机枪与自动枪6支、机关枪6挺，迫击炮2门，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除红十军之外又一支主力部队[4]199。1933年1月红十军被抽调到中央苏区后改编为红十一军。在这种情况下，方志敏等人以赤色警卫师为基础组建了新红十军，以此作为赣东北红军的主力。中央派祝荫隆担任新成立的赤色警卫师师长，表明了对他的充分肯定。祝荫隆也不负众望，上任后加强对赤色警卫师的训练，并指挥赤色警卫师参与了攻打贵溪等地的战斗⑧。

1928年1月方志敏等人领导弋横暴动后，筚路蓝缕，根据地由小变大，从弋阳、横峰两县逐步扩展到信江流域，又从信江流域扩展到赣东北。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继续扩大苏区，创建信河南岸根据地，并打通与中央苏区的通道，1931年9月，赣东北省委专门成立以方志纯为书记的信河南岸分区委员会(简称“河南分区委”或“信南特委”)，以推动信河南岸的革命斗争。

河南分区委成立后，方志纯等人深入到信江南岸的东乡、余江等地活动，发展党团组织，组织工农运动。东乡在大革命失败后，掀起了革命运动的新高潮。赣东北省委在1932年6月5日给河南分区委的信中明确指出：“现在你处群众斗争最高涨，最有暴动条件的，要算东乡区、金东区，四、五区，因此，你们目前应以布置这些地方的地方暴动为中心的工作。”为加紧对暴动工作的领导，赣东北省委指示河南分区委机关迁至东乡，计划“以东乡区为中心创造成金东和四、五区的一大片新的苏维埃根据地”[4]1-2。

为了推动创造新的信南根据地目的，另外也为了牵制国民党军队对赣东北苏区的“围剿”，赣东北省委还决定调赤色警卫师到信河南岸一带，找到东乡县城及金溪浒湾的国民党军，做一次大的行动。为加强这一工作，赣东北省委并派省委巡视员邵式平等人随赤色警卫师到东乡巡视工作[4]2-4。随后，方志纯遵照赣东北省委指示，率河南分区委机关从资溪嵩市迁至东乡珀玕乡弄里艾家，作迎接赤色警卫师进军东乡的准备⑨。

1932年6月22日，赤色警卫师800余人，在赣东北省委巡视员邵式平、师长祝荫隆、政委吴先民的率领下，从贵溪周坊出发，在贵溪与余江交界的界牌滩至石港间渡过信江时，拦截俘获了国民党派往贵溪新任县长及随行人员30余名。部队渡江后，即与前来迎接的方志纯及信南游击队汇合，迅速向余江邓埠镇和东乡县城进发，在“三周”(余江黄泥嘴、老屋底、店上三个周姓村)与前来“围剿”的余江县警察大队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击毙中队以上官佐4名，活捉数10人，缴获步枪38条和少数弹药，余江警察大队长倪亚彬侥幸逃脱⑩。赤色警卫师首战告捷。其后稍作休整后，又星夜奔袭余江邓埠，翌日晨占领该镇，缴获战马4匹及布匹和粮食等物资。

按原计划，6月24日，赤色警卫师连夜奔袭东乡县城，但是因为天降大雨，洪水猛涨，挡住去路。另外，接到群众报告，说下午国民党已经向东乡县城增兵，兵力从原来的一个连增加至两个正规团。赤色警卫师兵力有限，要吃掉两个团的正规兵力很困难，方志纯、邵式平等遂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改变了作战计划，放弃了攻打东乡县城的计划，退回到东乡珀玕，在珀玕等地开展游击活动⑨。其间，曾一度计划乘大土豪戴森荣在东乡瑶圩乡河渡村为其父亲做寿的时机，攻打河渡，生擒戴森荣。但是仍然因为洪水猛涨，过不了河，只好折回小璜下湖村驻扎。

赤色警卫师在余江、东乡的行动，吸引了国民党部队。1932年6月27日，国民党军随即调集准备进攻赣东北苏区的第53师及第5师两三个团的兵力，由贵溪、余江方面出击，采取分进合击的办法，包围东乡小璜地区，企图在东乡小璜的下湖村消灭赤色警卫师[4]80。

由于赤色警卫师未能注意外围警戒，在下湖连续多日驻扎，遂被敌人锁住目标，得以靠近。国民党53师3 000多人占领了下湖村制高点湖州岭在内的东面山岭，摆开一字长蛇阵，向下湖村大举进攻。直到国民党扑到与下湖一河之隔的桥边村时，眺高群众才发现敌人。

师长祝荫隆等立即集合队伍，冲出下湖村，试图从连接两个村子的石拱桥冲向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则猛烈射击。邵式平迅速占领下湖村侧面高地还击，掩护部队过桥。过桥后，分成左右两路，消灭了阻止过河的敌军一部。但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大、小湖州岭，居高临下，形势十分不利，要击溃敌人，打下湖州岭势在必行。

祝荫隆作为一个留苏回国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在战斗中能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体现了其敢于牺牲的无畏精神。赣东北领导人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饱含惋惜和赞赏之情，称“牺牲了我们一个最勇敢的赤师师长祝荫隆同志”[4]197。祝荫隆在生死关头，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把死的可能留给了自己，最后英勇牺牲，充分地体现了他顾全大局、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这些精神感动了包括东乡人民在内的赣东北苏区广大军民。祝荫隆牺牲后，国民党军搜得其遗体，如获至宝，抬着祝荫隆遗体准备到余江邓埠去邀功请赏。东乡当地游击队得知后，冒着生命危险，立即组织武装人员埋伏在路上，阻击国民党部队，打死排长一名，活捉士兵两名，夺回了遗体，并将祝荫隆安葬在附近汉堂岭的一个山坳中[10]571。

为了缅怀和纪念祝荫隆，1933年3月，在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主席团还特别提议要建立祝荫隆、龙志光等死难同志纪念碑[4]417。1956年，中共东乡县委、东乡县政府将祝荫隆遗骨迁葬到东乡珀玕弄里艾家革命烈士纪念塔前，1962年又迁葬到珀玕烈士纪念园[10]57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江西首任省长邵式平亲自为包括祝荫隆在内的烈士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以为纪念。

注 释

① 参见方志纯：《忆在河南的革命活动》，刊载于《余江春秋》，内部印行，1990年，第170页。

② 李宗煌(1899—1949年)，四川省屏山县人。早年在川军任职，担任过团长等职。抗战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及抗日活动。1948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系川康地区民革创始人之一，担任过民革川康分会执委兼组织处处长、民主联军川康军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49年5月，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参加国民党军队策反等工作，后被国民党逮捕，11月于重庆狱中被害。

③ 参见赵玉君：《李宗煌同志的一生》，刊载于政协四川省屏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屏山文史资料》第2辑，未刊内部印行，1984年，第6、7页。

④ 作者之一付施蓓在接受访谈时曾首次提及祝荫隆籍贯为四川省屏山县。详见2021年12月16日大江网报道文章《抚州市：祝荫隆烈士真实身份基本确认》，网址https:∥tt.m.jxnews.com.cn/news/1454941?app=jxttn&uid=402522.

⑤ 参见王大炜：《“民革川康五魂”之一的李宗煌》，刊载于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少城文史资料》第10辑，未刊内部印行，1997年，第45页。

⑥ 参见祝天煦等：《祝氏家谱》(四川省屏山县书楼镇辣子窝)，未刊资料，2018年。

⑦ 笔者询问曹王英外孙杨金高得知，曹王英老人曾口述祝荫隆牺牲时年龄为30出头。

⑧ 参见中共上饶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上饶地区党史大事记(1917—1998)》，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出版，1999年，第29页。

⑨ 参见方志纯：《河南游击区历史琐忆》，刊载于中共余江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余江春秋》，内部印行，1990年，第169页。

⑩ 参见宁海生、吴浩鹏：《信河南岸游击根据地斗争概述》，刊载于中共余江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余江春秋》，内部印行，1990年，第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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