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启 超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杭州 310018)

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在19世纪后半期以令世界文坛对“俄罗斯小说”刮目相看，尤里·洛特曼((Юрий Лотман), 1922—1993)与米哈伊尔·巴赫金一样，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一直处于国际人文学界的焦点，其理论学说为现代斯拉夫文论赢得了世界声誉。

洛特曼与巴赫金一起推动了斯拉夫文论“走向世界”的进程，而成为斯拉夫文论跨文学旅行的标志性人物。一直被瞩目的洛特曼与多次“被发现”的巴赫金堪称斯拉夫文论当代阶段的双子星座。

洛特曼与巴赫金的理论思想几乎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以降的当代文论星空中发出耀眼的光芒。1963年以来，当代国际学界进入对巴赫金的一次又一次发现；
1983年以来，国际巴赫金学术年会定期举行，促成了“巴赫金学”的形成并不断推动其发展；
也是在1963年，洛特曼开始其长达三十年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之旅，(1)1963年，苏联《语言学问题》第3期刊发洛特曼的论文《论语言学与文学学中结构概念的区别》(《О разграничени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ческого понятия структуры》)，该文被学界公认为是洛特曼结构主义理论建构的起点。投入“塔尔图—莫斯科结构—符号学派”的创建与培育，考察文学文本—艺术文本—文化文本的结构关系，探讨文本意义—符号意义—文化意义的生成机制，在结构主义时代超越结构主义而独树一帜，在当代世界文论乃至整个人文科学进程中书写了精彩的一页。

两个星座思想能量辐射的方式可谓各具风采。有别于巴赫金之不断地被发现，洛特曼的理论探索，自其起步时就被国际学界所瞩目。国际学界对洛特曼理论的接受与传播实则与洛特曼的学说发育及理论生产几乎同步。洛特曼的理论学说自1967年起就开始跨文化旅行，(2)1967年，意大利杂志Strumenticritici刊发了洛特曼的文章《论俄罗斯文学学中的精确方法》。参见埃科1990年为洛特曼英文著作Universe of the Mind: A Theory of Culture所写的序。进入意大利、德国、荷兰、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中国、拉美诸国学者的视野，受到埃科、佛克玛、伊格尔顿等名家推崇。1989年德国鲁尔大学成立以尤里·洛特曼冠名的俄罗斯与苏联文化研究所。在苏联时代多年“不得出国”直至1986年才被获准出境的洛特曼教授，生前被推选为挪威科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爱沙尼亚科学院的院士，以及大不列颠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1964年，洛特曼的《结构诗学讲义》[1]在塔尔图大学以《符号系统论丛》[2]第一辑问世。1968年，美国布朗大学重印了这部书[3]。1970年，洛特曼的《艺术文本的结构》在莫斯科出版[4]，1972年，在慕尼黑就有了德译本，1973年，在巴黎也有了法译本[5]。1971年，第一部收入洛特曼文章的“塔尔图—莫斯科结构—符号学派文选”——《苏联结构主义文学学文选》[6]在慕尼黑问世。1972年，洛特曼《文化类型学问题》西班牙语译文在古巴出版；
1986年，收入洛特曼文章的两卷本《苏联符号学文选(1962—1973)》在亚堔出版。洛特曼代表作《艺术文本的结构》《诗文本分析》[7]先后被译成德、法、英、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波兰、捷克、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日本、韩国等多国文字。洛特曼的文本理论、文学符号学、艺术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理论早已进入多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艺术理论、符号学、文化学教科书。当代中国学界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开始引介洛特曼。在新时期中国第一次符号学研讨会“京津地区符号学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1988年1月21日)上，笔者介绍了以洛特曼为首领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符号学研究成果[8]。1988年，中国学界推出一个引介洛特曼文论的专辑，(3)参见《外国文学报道》1988年第1期。从德文版文选中选译了洛特曼的3篇论文。1989年，笔者将洛特曼的“结构诗学”与巴赫金的“话语诗学”并列而论，认为洛特曼是当代苏联文论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位大家[9]。洛特曼文论也进入当代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科书。(4)例如佛克玛、易布思：《20世纪文学理论》(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8)、罗里·赖安：《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拉曼·塞尔登：《当代文学理论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003)、胡经之等：《西方20世纪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彭克巽：《苏联文艺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以洛特曼文论为主题的学位论文陆续出炉，专著不断面世。几十年来，不同国度的学者在文学教学与研究实践中借鉴洛特曼文本理论，将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广泛应用于电影艺术、音乐艺术、民俗文化等多种现象的文本符号结构分析，洛特曼研究已成为近三十年来国际学界持续进行的前沿项目。德国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就编出两部“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符号学著述书目”(1974，1977)，2022年面世的《洛特曼指南》收录的洛特曼著作英译与研究洛特曼的文献条目，已达405条之多。

其实，洛特曼文论在其发育进程中就已经受到国际学界的及时评述。例如《苏联文学学中结构主义的发展、特点和问题》(1969)[10]、《尤里·洛特曼学术活动的方法论层面(五十—六十年代)》(1972)[11]、《尤里·洛特曼：整合性文化学的符号学变体》(1974)[12]。洛特曼的理论建树在其探索进程中就已进入当代文论大家的视野。

1976年，荷兰比较文学家杜威·佛克玛就已经关注到，洛特曼为文学文本的内部结构分析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外部关系分析，引进了符号学方法。佛克马对洛特曼符号学文本理论的基本特点与重要价值进行了梳理阐析，予以高度评价：“如果这一方法能够跨越鸿沟——将文学的接受研究以及文学社会学研究同自主阐释(新批评以及内在阐释学派所践行的理论)分离开来的那条鸿沟，并且将这些高度歧义的方法的成果联系在一起，那么洛特曼的著作将会引起文学研究领域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13]

1983年，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直接以“塔尔图学派的主要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的研究工作”为例证，来阐述“符号学分析在实际使用中的情况”：洛特曼把诗文本视为一个分层的系统，意义在这个系统中仅语境性地存在着，为一组组的相似和对立所支配。因而对洛特曼来说，诗的文本是“诸系统的系统”、诸关系的关系。它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最复杂的话语形式。它把一系列系统压缩到一起，其中每一个都包含它自己的种种张力、种种对称、种种重复和种种对立，每一个都不断地修订着所有其他的系统。因而一首诗不能只读一次，而必须一读再读，因为其某些结构只有在回顾中才能被察觉。诗激活了能指的全部躯体，强迫词语在周围词语的强烈压力下拼命工作，并从而释放出最丰富的潜能。文本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内在的：它也存在于文本与种种更广泛的意义系统——与文学和整个社会中的种种其他文本、代码和标准的关系之中。伊格尔顿看出，符号学所代表的正是被结构语言学改变了形式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由此而变成了一种更严格的和更少依赖印象的事业，而正如洛特曼的著作所见证的，这一事业对于形式和语言的丰富性比大部分传统批评更为敏感[14]。

1990年，意大利符号学家翁伯特·埃科为洛特曼著作英译本作序[15]。埃科指出，早在20世纪60年代，洛特曼就谈及结构主义方法的益处，探讨在文学学中如何运用精确方法。意大利与法国学者在60年代上半期就开始关注莫斯科与塔尔图的符号学论著，这一新的学术领域的奠基性作用属于尤里·米哈依洛维奇·洛特曼。埃科基于对洛特曼1967年在意大利刊物上发表的《论俄罗斯文学学中的精确方法》一文，对洛特曼早先表述的理论原理与研究方法的基础进行归纳：符号系统——这是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进行阐释的模型(清楚的是，在阐释世界之际，这些符号系统同时也对世界进行构建；
洛特曼自一开始就把符号学设想为认知科学)。在这样的一些系统中，语言作为原初性模拟系统而被分离出来：我们是运用语言本身所提供的模型来接受世界。神话、文化规范、宗教、艺术语言与科学语言——这些则是派生性模拟系统。这样一来，我们也应当考察这些符号系统——须知它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我们引向对世界的理解，使得我们能谈论这个世界。如果文本乃世界的模型，那么，构成一定时期的文化的那些文本的集合就是派生性模拟系统。洛特曼明白，将文本作为讯息——在语言代码的基础上被构建的讯息——来考察，同将文本本身(或者，作为一套文本的文化)作为代码来考察，这完全不是一码事。洛特曼走出了结构主义那些教条的框框，而采用了更为复杂、更为清晰的视角。洛特曼得以成功地兼容结构主义的方法(它要求采用共时性视界，即在给定的时间关口对文化系统进行描述)与职业上的历史主义。埃科强调，三十年前，洛特曼就已经将文本看作为整一。结构的整一这一概念已成为其1964年《结构诗学讲义》——1970年，该书以《艺术文本的结构》为书名而再版——的基石。在最近的论著中，整一这一概念已被扩展到整个符号域。在其《论符号域》[16]里，洛特曼断言：整个符号域(文化被看作符号域)需要作为整一的机制来考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其全部的丰富多样之中来理解文化[17]。

1993年10月28日洛特曼逝世，此后这30年来，国际学界对洛特曼理论遗产的开发在不断深化。《洛特曼研究文集》在莫斯科陆续问世[18]；
洛特曼的挚友鲍里斯·叶戈罗夫撰写的《洛特曼评传》也已经出版[19]。2010年，塔林大学建立的“爱沙尼亚符号学遗产基金会”收藏了洛特曼文档，其学术著作总数达900种之多。《洛特曼在西方》[20]等文章，以及《重新审视洛特曼：拉丁美洲的视角》等著作已经出现。洛特曼与语言、文本、文化、交际、叙事、空间、记忆、想象、象征、模拟、辩证法[21]、符号域、洛特曼与文学研究[22]、媒介研究、文化研究，甚至洛特曼与生命科学、与认知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这样的跨学科论题，都已进入洛特曼研究者的视域。现代斯拉夫文论中的“洛特曼学”已然呈现在我们面前。“洛特曼学”最新的标志性事件至少有三。其一，2021年11月，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尤里·洛特曼著作集汉译与研究”获批立项。这个项目，可以说是对2005年5月我国首次洛特曼学术研讨会上确定的尤里·洛特曼著作汉译工程的恢复与延续；
其二，2022年2月25—28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37个国家的340位学者出席“尤里·洛特曼的符号域”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纪念尤里·洛特曼诞辰一百周年。这个大会，是2002年纪念尤里·洛特曼诞辰80周年之后又一次规模空前的国际学术界盛会。其三，2022年，由13个国家43位学者组成的创作集体，采用跨学科方法对洛特曼学术遗产展开系统性梳理的重大成果——《尤里·洛特曼研究指南》面世[23]。《指南》由“语境中的洛特曼”“概念中的洛特曼”“对话中的洛特曼”三编35章构成，堪称“洛特曼学”的一个基础性文献。

洛特曼何以成为现代斯拉夫文论星空中其能量其亮度堪与巴赫金媲美的一个星座呢？

可以梳理洛特曼思想的影响路径：从其理论学说的跨学科辐射力来看，洛特曼穿越文学学、符号学、文化学且在这三个学科均有卓越建树[24]；
也可以追溯洛特曼学说的发育谱系：从洛特曼理论学说在其中孕生发育的现代斯拉夫文论思想谱系来清理，看看洛特曼是如何传承其前辈的理念，深耕其师长的遗产。在这个维度上，就有必要来看看洛特曼这位20世纪60年代启航的塔尔图—莫斯科结构—符号学派的首领，是如何与四十年之前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与三十年之前的布拉格结构论学派的学术理念进行对接而对其加以发展。或者，由面及点，具体地聚焦洛特曼在三十年间是如何在对雅各布森、穆卡若夫斯基、蒂尼亚诺夫的学术路径的深耕之中来展开其理论创新的。

1965年8月，文学理论研究者洛特曼完成论文《论文学学中的结构主义原理》。1967年3月，苏联权威刊物《文学问题》刊发了该文的压缩版，易名为《文学学应成为一门科学》[25]。该文被视为结构主义者洛特曼的宣言。洛特曼在这里将严格的科学性与官方教条主义和伪科学印象主义相对立，明确提出“新型文学学家”是“必须同时具备独立获得广泛经验材料和精确科学训练出的演绎思维能力的研究者”；
在“理想情况下”，他应该“集文学学家、语言学家和数学家于一身”[25]。20世纪90年代，文化符号学家洛特曼在《思维世界内部》一书中坚称，符号学是一门“科学”[26]。洛特曼终其一生都在为人文科学的“科学性”而奋斗。

洛特曼力主“文学学应成为一门科学”，这是对四十年前雅各布森的理论主张的一种呼应。这是塔尔图—莫斯科结构—符号学派同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一种对接。它不仅是理论旨趣上的应和，更是话语实践上的直接契合。须知文学研究“学科化”与“科学化”的追求，发轫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始于其首领之一雅各布森。苏联时代的洛特曼倡导并践行以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视界进入文学文本，呼呼将文学研究建设成为一门科学，同“文学革命”时代的雅各布森号召文学研究者聚焦语言的诗功能，探寻“一个作品何以成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建立聚焦艺术手法的“科学的诗学”，具有一样的志向、一样的激情。他们同样旗帜鲜明地反印象主义，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
同样不满于“文学研究成果沦为其他学科的二流文献”，“文学研究者实际上成为社会思想史家”，同样“坚决反对简单地将文学消解于社会学说史”，文学研究从而沦为奴仆；
同样主张要建立独立自主的文学研究这门学问，建立科学的文学研究这门学科。可见洛特曼与其崇敬的楷模雅各布森在学术理念上可谓一脉相承。

正是基于文学研究“科学化”这一追求，洛特曼聚焦文学文本。洛特曼这一学术旨趣，今天我们或许可以看成是他对巴赫金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文本是人文思维的直接现实”(文本是人文科学第一性实体)”(5)巴赫金对“文本问题”最为集中的思考，见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一份笔记，这份笔记手稿首次刊发于《文学问题》1976年第10期。有关洛特曼与巴赫金的学术互动，参见本专栏译文《巴赫金与洛特曼》。这一理论的呼应或契合。但洛特曼之聚焦文本更是对雅各布森在1919年完成1921年面世的专论《俄罗斯新诗》[27]里提出的“文学性”命题的对接。在雅各布森用“文学性”替换“文学”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这一命题中，实则蕴涵着另一个重要理念：对文学文本的研究应被确立为科学的“文学学”的根本任务。洛特曼在其文学学、符号学与文化学建构中都始终一贯而十分执着地践行这一理念。

自《结构诗学讲义》(1964)起，经《艺术文本的结构》《文化类型学文集》(1970)《诗文本分析》(1972)，到《电影符号与电影美学问题》(1973)，直至《思维世界内部：人·文本·符号域·历史》(1991)《文化与爆发》(1993)，“文本”乃洛特曼几十年如一日沉潜于其中的研究对象。洛特曼的文学文本理论，是其符号学文论的一个基点。洛特曼的文本概念，内涵丰富，外延甚广。它包括语言文本、文学文本、电影文本、绘画文本、音乐文本，甚至仪式文本、行为文本等等。洛特曼的文本理论，经历了诗文本——文学文本——艺术文本——文化文本之不断拓展。与之相对应，洛特曼的符号学也经历了文学符号学——艺术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之不断拓展。

诚然，基于洛特曼的文本研究在对象与领域上不断拓展与纵深，洛特曼的文本观也经历了演变与发展。洛特曼早期的文本研究侧重于艺术文本意义的生成机制。诗文本、电影文本这些艺术文本被视为意义的生成器。(6)参见周启超：《跨文化视界中的文学文本/文学作品理论》第五章“作为意义生成器的艺术文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在《艺术文本的结构》结语中，洛特曼这样写道：

艺术文本，可以被视为以特别方式而被构造的机制。这种机制具有涵纳绝对高度浓缩的信息的能力。如果我们将日常会话中的一个句子与一首诗进行比较，将一套色彩与一幅画进行比较，将音阶与赋格曲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确信，第二类与第一类的基本差别就在于第二类能够涵纳、保存和传递对于第一类而言仍处于可能性之外的内容[28]。

契诃夫或鲁迅的短篇小说杰作，其篇幅也就一两千字左右，它可以向读者提供的信息却是十分丰富的。据此，洛特曼强调文学文本完整的符号性。

洛特曼后期的文本研究则侧重于这种意义生成机制的多语言多层面多向度的文化功能。“文本不再被理解为有着稳定特征的某种静止的客体，而是作为一种功能。”[29]洛特曼看出，由于作者的编码语言与读者的解码语言之不同，同一艺术文本的功能在作者与读者那里会发生错位。围绕着艺术文本的讯息这个中心，读者与作者会形成四种关系：其一，作者审美地对待艺术文本信息，读者功利性地对待艺术文本信息；
其二，作者和读者都审美地对待艺术文本信息；
其三，作者和读者都实用性地对待艺术文本信息；
其四，读者审美地对待艺术文本信息，作者功利性地对待艺术文本信息。在这四种情形中，第一与第四都在表明同一艺术文本讯息在作者与读者那里引起了立场上的不同，或者说，由于作者的编码语言与读者的解码语言之不同，同一艺术文本的功能在作者与读者那里发生了错位。

然而，文本是一个结构此乃洛特曼始终不渝地加以恪守的一个理念。

在洛特曼的理论体系中，“文本”指的是“获得语言表达的结构关系的总和”[30]。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是表达性，即文本表现出来的现实方面，文本是由一定的符号铭录刻写下来的，而与非文本结构相对立。其二是界限性，即文本的相对完整性：文本具有区别于非文本的特征。其三是结构性，即文本各要素的相关性：文本是处于不同层次的符号子系统组合而成的结构整体[28]。文本理论堪称洛特曼对作为一门科学的“文学学”的核心贡献。

洛特曼钟情于文本这一探索取向上的定位确乎是与师长雅各布森的对接。苏联结构主义者洛特曼的文本分析实则以结构主义一代宗师雅各布森为楷模。与雅各布森一样，洛特曼首先选择的研究对象也是诗文本，其代表作之一《诗文本分析：诗的结构》(1972)的第一部分是理论探讨，第二部分则是对康·巴丘什科夫至尼·扎波洛茨基12首诗的文本的具体分析。

由追求“科学化”这一理念而孕生的对文本的推重，自然也推动了洛特曼继其对诗与小说这些文学文本的研究之后将电影艺术视为文本，将不同类型的文化习俗、不同时代的历史事件，甚至不同民族的革命事变均看成文本来加以分析，分析其结构，考察其功能。诚如洛特曼之子米哈伊尔所梳理的，洛特曼的理论学说发展链环是“语言—文本—文化—符号域”。这一链环的主要特点就是“文本中心性”(textocentricity)[31]；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主要原则同样是“文化的文本化”(textuality of culture)[32]，文化被视为多语性文本的集成。

洛特曼正是以其持续聚焦文本分析的实践来贯彻他在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研究“科学化”学术理念上与雅各布森的对接，实现了他身为塔尔图—莫斯科结构—符号学派首领对在苏联被中断四十年之久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推崇“科学性”这一治学旨趣这一学术精神的传承。

立志高远的学者不会止步于对接与传承，而是要继往开来，有所创新。善于选择有效路径而在其中持续深耕，则有可能进入创新之境。洛特曼正是以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视界聚焦作为符号的文本的结构，选取“结构—功能”这一路径踔厉深耕，取得了操作性强辐射力广而颇具能产性的理论创新。

如果说，聚焦文本，恪守“文本中心”，推行“文本化”，此乃结构主义者洛特曼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推崇“科学性”与“科学化”理念的对接，那么，对文本结构的倾心，对文本外结构的探析，对于“文学作品乃文本结构与文本外结构之共生”这一作品观的建构，对结构之功能的考量，对结构系统中的主导因素之功能的探讨，实则是洛特曼在布拉格结构论学派所开辟的“结构—功能”路径上的深耕。具体说，这是穆卡若夫斯所开拓其源头来自蒂尼亚诺夫的结构—功能路径上的深耕。

文本是一个结构的概念是洛特曼始终不渝地恪守的一个理念。文本指的是“获得语言表达的结构关系的总和”[33]。正是从作为结构的文本这一基点出发，洛特曼通过考察文本内结构与文本外结构，来分析艺术文本内各层级结构的意义生成机制，来阐释艺术文本外各序列结构的意义建构功能。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洛特曼就将文本结构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文本结构是文本所有元素与文本整体之间关系的被复杂地组织起来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在创造文本的意义。这一视界后来得到不断拓宽、发展和完善，但其方法论基础没有改变。

洛特曼认为，一部作品无法分成内容和形式两个部分。艺术作品的思想不可能存在于具体结构之外，形式与内容这一对概念应当由“思想”和“结构”的概念来代替。思想蕴含于相应的结构。洛特曼把思想内容与作品结构的关系比作生命与活组织复杂的生物机制之间的关系。生命是活生物体的主要特征，不可想象生命会存在于其物质结构之外。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的这首《天净沙·秋思》，以其对苍凉的秋日黄昏意境之简约而绝妙的营造，抒发了浪迹天涯身在羁旅的游子沉郁隽永的悲秋之思，成为令人称道不绝的“秋思”经典。这一妙境的生成，自然是得益于这首词中语词的“音象”与“意象”的结构。这12个意象的排列本身，一如12个特写镜头的剪接本身，作为结构，在生成一层又一层意蕴。

洛特曼提出与文本结构对应的“文本外结构说”。早在1964年的《结构诗学讲义》中，洛特曼就指出，“文本外结构作为一定层次的结构要素构成艺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文本结构像有机体的结构。文本是有生命的，生命在自己的环境中是存在的，文本也生活在自己的环境中。文本离开了文化，就停止了生命，它还可以存在但要停止发展。文本是同文化一起发展的。例如，现代欧洲的汉姆雷特就不是莎士比亚时代的那个哈姆雷特。”[34]

洛特曼以文学文本的结构研究为轴心，来悉心考察文学文本的结构与这一文本在其中生成又在其中发挥功能的文本外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致力于将作为一门话语艺术的文学之“文本内机制”的勘探，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生产的“文本外机制”的考量这两者有效地关联起来，在当代文学文本理论的探索进程之中，在当代文学研究话语实践之中，具有革故鼎新的开拓性价值。

洛特曼的“结构”究竟何谓呢？这结构乃关系，这结构乃关联。文本的结构就是文本中诸因素的关系系统。

这“结构”有“能量”，有“功能”。其能量在系统中释放，其功能在系统中实现。结构诸要素在功能上得以区别开来。不论是语言的结构还是文学的结构，其任何因素都具有区分语义的功能。同一个因素“依据我们将其纳入其中的对立系统的不同而会获得不同的含义”[25]。由此，洛特曼指出：

文学作品不是特征的总和，而是一个行使功能的系统，是结构。研究者不是在罗列“特征”，而是在建构相互联系的模式。每个结构都是按照该系统的类型将诸多要素组织起来的有机统一体，每个结构自身也只是更复杂的结构统一体的要素，而结构自身的要素——每一个要素都是单独存在的——都可以被视为独立的结构。就这一意义而言，现代科学普遍特有的按照层级分析的思想是结构主义所深刻固有的特征[35]。

结构主义的研究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作品的思想作为意义要素统一体揭示出来。针对文学结构的每一个要素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其意义是什么，它承载了什么样的语义负荷？文学思想与作品构建之间的关系，仿佛生命与生物细胞结构之间的关系。

洛特曼推重“结构关系”，推重“结构系统”，推重“结构功能”。这一路径源自何处？

洛特曼当年是在“解冻”之后苏联人文科学迎来开放的春天而开始其文学研究方法论探索的。洛特曼是新方法论浪潮中的“弄潮儿”。洛特曼在塔尔图大学的同事，他一生的挚友鲍里斯·叶戈罗夫这样记述道：在20世纪60年代初，控制论、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迅猛发展，洛特曼开始能量满满地研究新方法。他从控制论与索绪尔的学说中撷取结构与系统这两个最为重要的概念，由此直至终生沉潜于结构主义，其后则是符号学。进入结构主义探索之中的洛特曼第一篇鲜为人知的文章(准确些说是提纲)——《结构主义视域中的艺术与生活的相似问题》(1962)与其说探讨相似，不如说探讨差异：差异在于对比，在于关系。第二篇重要文章是《论语言学与文学学中结构概念的区别》(1963)。以列·叶尔姆斯列夫为首的结构主义丹麦学派清晰地区分出自己的客体——表达层面(纯语法的层面：句法、词法、语音)与内涵层面。洛特曼第一次在这里果断地声称：结构主义文学学家感兴趣的是艺术文本中的两个层面，尤其是它们的相互关系[36]。其实，日内瓦的结构主义与哥本哈根的结构主义这些理论资源还只是激活洛特曼对结构主义的兴趣的引子，真正的动力来源自现代斯拉夫文论本有的传统，来自布拉格的结构主义。

在洛特曼眼中，结构是有语义的。结构是有功能的。“结构的语义化”与“结构—功能”这一路径直接来自现代斯拉夫文论结构主义的第一驿站——布拉格学派，来自穆卡若夫斯基。

在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探索中，这位塔尔图大学教授目光锁定了《作为符号学事实的艺术作品》的作者穆卡若夫斯基的理论遗产。洛特曼在60年代末已直接了解到穆卡若夫斯基的著作。正是洛特曼发起组织两卷本穆卡若夫斯基文论著作——《穆卡若夫斯基论美学与艺术理论》与《穆卡若夫斯基论结构诗学》的俄译。洛特曼为这个两卷本写了长篇序言《扬·穆卡若夫斯基——艺术理论家》。(7)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意识形态的风云骤变，捷克结构主义著作的俄译遭到莫斯科艺术出版社的拒绝。洛特曼当年发起组织的穆卡若夫斯基著作俄译2卷本直到1994和1996年才得以出版。

洛特曼当年在这篇序文里指出：穆卡若夫斯基的理论建构对于当下，鉴于不久前围绕结构主义的争鸣尤其具有现实的迫切性，对于一些学者认定研究结构就意味着扼杀艺术的灵魂这一论点具有针对性。“如今重读他的著作，它们对今天的艺术学和美学所具有的学术迫切性和现实性仍令我们惊叹不已。”[37]穆卡若夫斯基形成了结构的主导概念。他越来越秉持作为辩证统一体的结构概念，替代了将艺术作为手法机械总和的概念(《标准语与诗语》《作为价值综合体的诗歌作品》《作为符号学事实的艺术》；
他用符号的概念补充了结构的概念。将结构主义的方法和符号学的方法相结合是穆卡若夫斯基及其学派的基本特点。穆卡若夫斯基及其学派所形成的艺术学方法论至今仍保存着学术的现实性。”[37]

洛特曼看出，构成布拉格学派科学方法基础的是结构和功能概念。“结构概念本身在穆卡若夫斯基那里具有动态性并且成为灵活模拟的手段，这种模拟是唯一的、且能相应地反映非常复杂的对象，比如艺术。”[37]穆卡若夫斯基把结构的方法拓展至艺术研究，而且动态地与辩证地重新思考系统与结构的概念。他强调内部的联系可以具有动态的张力；
捷克结构主义的原则——强调文本结构系列间复杂而辩证的关系、强调作为结构存在规律的内部张力、对语义联系和艺术文本的社会功能的兴趣。结构这一范畴被穆卡若夫斯基辩证地诠释为处于经常不断的斗争之中的关系的等级，在斗争进程中对立面互相转换，不同极向互易其位[37]。

以洛特曼之见，对结构张力这一概念的建构是捷克结构主义最大的成就之一，它为理解结构增添了动力的要素。“在其语义场中运动的文本间的结构张力赋予了艺术作品动态的、鲜活的特征。”

洛特曼更看到:布拉格学派一个主要特征是重视功能的概念。

在构建了作为布拉格学派语言理论基础之一的语言功能学说后，穆卡若夫斯基形成了审美功能的概念。“只要在某一文本中把审美功能理解为主导功能，那么这种文本便成了艺术。”[37]

洛特曼还看到：穆卡若夫斯基将艺术作品视为社会事实，圆满完成了对价值问题的分析。他发展的这个学说具有高度的原创性，旨在将艺术作品内部的自主结构纳入社会现实的总体结构。审美价值“是一个过程，一方面，它由艺术结构自身内在的发展所规定；
另一方面则由社会存在结构中的运动和变化所规定”[38]95。

穆卡若夫斯基的结构主义理论建构中得到凸显的结构的动态性：张力、结构的主导、结构的能量、结构的功能——这些思想的源头在哪里？洛特曼对现代斯拉夫文论中这一重要思想的谱系继续深耕：“值得一提的是，在苏联文学学中，蒂尼亚诺夫的思想与此相类似，在他看来，结构系列之间相互关系的动力以及主导的概念都同样确定了对文本能量指标的兴趣。”[37]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与布拉格结构论学派连接起来的是蒂尼亚诺夫，是蒂尼诺夫的功能主义。

洛特曼正是在雅各布森的挚友与合作者蒂尼亚诺夫身上看到现代斯拉夫文论中结构—功能视界的开拓者。

洛特曼何以如此推崇蒂尼亚诺夫？这是由于在他心目中，在对文本的内在研究上最为成功的便是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尤其是其中的蒂尼亚诺夫。蒂尼亚诺夫对艺术形式的语义最有兴趣，对于艺术手法的功能研究最有成绩。

由此看来，洛特曼的结构—功能理论建构是基于其对布拉格学派的穆卡若夫思想的直接汲取，更是基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蒂尼亚诺夫思想的深耕。不妨以“负手法”为例。

洛特曼的“负手法”概念，典型地体现了“艺术形式具有语义功能”。在《结构诗学讲义》中，洛特曼首次将“负手法”(минус приём)这一术语引入诗学：其基本含义是指所期待的客体在文本中被与之相反的东西取而代之。某一读者预期的成分在文本中没有了，例如在传统上有韵的地方却没有韵，这就可能使读者感到这是有意义的手法。也就是说，手法的阙如也可以产生意义：如果作品已经产生的种种代码引导我们去期待一个韵或者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而它们却没有出现，那么，“负手法”也可能会像任何其他意义单位一样地有效。结构分析的出发点是，艺术手法是一种关系。在洛特曼看来，艺术作品“由文本(文本内关系构成的系统)和文本外关系”组成[1]165，即文本与文本外现实的关系，与其他文本的关系，还有与文学规范和传统的关系，那些规范与传统在培育读者期待。因此，对于文本的结构具有意义的，不仅是文本中实有的，还有文本中没有的。手法并不是事实，而是事实对其所折射出的背景的关系，手法的缺席可能比手法的在场更有效”[39]。不知道一个文本中有意味地缺失什么，便无法理解该文本。“负手法”的前提不是“缺席”，而是“负存在”[1]133；
它不是被动的“零”，而是主动的“负”[40]。洛特曼将这种现象命名为“负手法”，认为“负手法”这一概念，显然源生于对“结构的语义功能”的推重，源生于对“手法的语义生成能量”的推重。洛特曼这一概念其实是对蒂尼亚诺夫关于“被销蚀的手法”“消极特征”之有效性的命题的一种深耕。在《文学事实》中，蒂尼亚诺夫指出：

被裸露的手法自然会引发被销蚀的手法与之辩证对立的需求。这一被销蚀的手法在这种情境下会比被裸露的手法更具活力，因为它会取代已成寻常而平凡的构造原则同材料之间的对应对比，进而使它得到强调。一旦被裸露的形式之“积极的特征”被自动化，被销蚀的形式之“消极的特征”就可能被赋予强大能量[41]。

对能量的直觉乃是俄罗斯形式论的“科学性”思想的一个重要表征。能量思想在逻辑上源于形式论学派的核心概念——主导(存在力量和优势的地方也应有某种能量潜力[42]。

在《诗歌语言问题》中，蒂尼亚诺夫明确提出，作品的统一并不是封闭的对称的整体，而是在展开的动态的整体。在作品的诸成分之间没有静态的等号与加号，而总是有动态的相互关联与整合的符号[43]。

洛特曼对蒂尼亚诺夫的“能量”思想也进行了深耕。他在解读穆卡若夫斯基的《审美规范》时提出：“对普遍遵守的语言规范的破坏会把语言学文本变得无意义，并因此造成对它的破坏；
在艺术文本中，对规范的破坏则是形成新意义和增强文本意义饱和度的非常普遍的情形之一。”洛特曼赞赏穆卡若夫斯基将规范视为一种“动力调节机制”，他用动态的模式来反对调节艺术文本规律的静态理解：“规范与其说是规则，不如说是能量。”[38]163

洛特曼认为，艺术文本同时活在对一些规范的投射中，因此对其中一些规范的遵守就是对其他规范的背离。在艺术创作中，规范总会遭到破坏，艺术则滋养动态的审美。这一观察入木三分，它揭示出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审美功能的交流并非是自动和无冲突的进程，而是一种复杂的戏剧化斗争，艺术革命的作用和沉淀于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形式的庸俗化都因此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对穆卡若夫斯基理论核心话语的解读，分明折射出洛特曼自己对结构主义的理解。

倾心于结构的语义功能——文本结构的张力所实现的语义功能，这是穆卡若夫斯基的旨趣；
倾心于手法的能量——作品动态的形式所蕴藏的手法的能量，此乃蒂尼亚诺夫的旨趣。洛特曼的探索，正是经由与穆卡若夫斯基理论的对接而实现对蒂尼亚诺夫思想的深耕。洛特曼曾梳理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其一，对文本的内在研究；
其二，对文本的结构组织与其意义关联的考量；
其三，对艺术文本在总的文化系统中的位置——对文学与不同水平与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模型之相关相应的考察[44]。塔尔图—莫斯科结构学派尤其是洛特曼本人的探索历程又何尝不是这样？聚焦文本——考察文本的结构与功能——探讨文学文本(诗文本)——艺术文本(电影文本)在其中发育生成的整个文化文本之“符号域”——洛特曼正是行进在这一路径上的。在将文本既看成是符号学事实也看成是社会事实而以结构主义视界来探讨意义之生成机制与创新机理这样“科学的”学术追求上，洛特曼与穆卡若夫斯基与蒂尼亚诺夫可谓一脉相承。然而，洛特曼经由这一路径上的持续深耕，获得了一系列可以穿越文学研究、艺术研究、文化研究不同学科而具有广泛辐射力的创新：诸如“文本结构与文本外结构互动而生成作品”，“艺术语言是对自然语言的派生模拟”，“文化间互动即互译”等等。至少，洛特曼之“作为意义生成器的艺术文本”的学说，与巴赫金、埃科、伊瑟尔、巴尔特、克里斯特瓦的学说一起，共同参与了当代文学文本/文学作品理论革新，参与了当代文学观念与文学研究视界的更新。洛特曼提出的“文化间互动即互译”这一命题，对于认识跨文化交流中“话语互译”之意义生成与意义创新机制，探索经济全球化语境中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互识与文明互鉴中的“话语构建”与沟通路径，推动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的维护与建设，实则颇有借鉴价值。从现代斯拉夫文论的思想谱系来梳理，洛特曼不再沿袭形式与内容二分法，这是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布拉格结构论学派根本理念的对接与传承。洛特曼潜心于文本结构的语义生成功能，潜心于艺术手法的意义建构能量，这是对布拉格结构论学派、形式论学派理论遗产的深耕。正是这种在对接中传承，这种在深耕中创新，才成就了洛特曼这个在当代斯拉夫文论星空中堪与巴赫金相辉映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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