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章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叶舟，原名叶洲，1966 年生，当代著名作家。叶舟最初是以诗人的身份出现在文坛上的，著有《大敦煌》《引舟如叶》等多部诗集。叶舟曾获《十月》文学奖（2010 年和2017 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14 年）、第二届《钟山》文学奖（2017 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2019 年）和第四届施耐庵文学奖（2020 年）等奖项，可以说是当今甘肃文学乃至西部文学的代表作家。叶舟的作品影响面广，有着独特的西北风味。他关注沉重的乡土和乡土中的生命，在苍凉的叙事氛围中透露出悲壮的生命意识，使作品具有深沉的文学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丁帆在他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论及叶舟的小说时说，叶舟在小说叙事形式与内在精神特质两个方面都进行了相对于其他西部作家来说比较前卫的探求，表现出一种先锋性[1]370。李兴阳在《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1976—2005）》中对叶舟的小说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关注到他多种题材的小说创作，认为叶舟是20 世纪90 年代西部最具先锋精神的先锋作家之一[2]101。赵学勇和孟绍勇在《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中指出，在西部这块诞生了大量乡土小说家的土地上，叶舟是一个真正的“不同者”，他观照世界的眼光必然会使他有别于那些相对封闭的西部乡土小说家们[3]210；
赵学勇和王贵禄在《守望·追寻·创生：中国西部小说的历史形态与精神重构》中剖析了叶舟小说所面临的困境，指出这困境是由作家创作时哲学思考和追问的深度不够造成的，并点出了叶舟小说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应该着力探索的方向[4]371。

虽说叶舟的小说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但多数评论家所关注的都是其小说的风格和题材，以及就单篇小说文本进行分析，很少对其小说中的生命意识进行论析。实际上，叶舟小说隐含的生命意识随处可见，可以说已经渗透到了小说的各个角落。这种生命意识是叶舟小说的“魂”，支撑着叶舟小说的“风骨”，拓展了叶舟小说的深度和广度，提升了叶舟小说的高度和格局，并对当前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笔者拟对叶舟小说中的生命意识进行剖析，以期能够从新角度来更好地理解叶舟及其小说。

文学创作在骨子里应该是有“重量”的。隐藏在作品背后的思想越“重”，作品就越能打动读者，越能呈现生命的力量。文学作品理应蕴藏着一些与这个世界更广阔的“存在”相关联的精神内涵，让作家的思想融汇于生活、精神贯穿于文字，才能获得持续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叶舟的小说是有重量的。生命作为叶舟小说观照的对象，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掩身于隐喻和象征之下，是隐藏在叶舟小说中的“魂”。在叶舟的小说中，生命不再只是生命本身，而是一种可以破译“生命”的密码，读者可以从中读出一个世界，读出一种境界。

《我的帐篷里有平安》用一个久远的藏地故事，阐述了一个古老的话题：生命和信仰。仓央嘉措的诗和小侍从的唱，在小说结尾显示出一种深广的隐喻——宗教的温暖、众生的平等和信仰的尊贵。有人指出，面对叶舟的小说“要舍弃物象、具象的信仰和道，而要来寻找信仰和道的真谛——善知识和大智慧”[5]，“因为在这一刻，就会突然发现，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我们都是大地的赤子，我们都是宇宙的繁星”[5]。这篇作品中的“帐篷”指的不仅仅是帐篷，而是一种对话的方式，“是信众乃至更多人的精神实体。因此主人和随从的身份在帐篷内置换为一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层面的叠加”[6]。它关涉人类对精神家园的探寻和期盼，对信仰的真诚叩问，表现的是“灵魂的世界”，小说的意义因此得以扩大和延伸。这篇作品使读者看到，叶舟的生命世界里蕴含着意蕴深厚的哲理思索，充盈着生命的智慧，潜藏着关于生与死的沉思，暗示着生命的终极意义。没有哲学的文学是贫血的，没有思想的作品是浅薄的。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文学作品，往往出现在文学和哲学的交汇点上。叶舟总是在文字背后用睿智而独特的眼光来打量着天地间的一切生命，展现出一种充满哲理思索的眺望姿态。眺望，是一种眼光和姿态。这种眼光和姿态能洞察一切，能洞穿一切现实的迷雾，看见现实背后的东西。作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我的帐篷里有平安》蕴含着人类共有的生命体验，揭示了生命的本质和内涵，具有沟通天地万物、连接尘世与上苍的神秘魅力。

《羊群入城》是一曲关于生命突围与救赎的挽歌。其中，羊群是芸芸众生的化身或灵魂的象征，而平娃则是送灵人。作品以平娃的独白为他设置了这一角色：“仔细看，他们不是羊，是我领的一群亡灵人”[7]81；
“（我）是他们的魂灵子，是送灵的人”[7]82。平娃带领着羊群在城市的“黑暗”中冲锋陷阵，宛如芸芸众生在命运的牵引下于红尘俗世中艰难突围。最终，羊群在平娃的带领下一步步走向了宿命，隐喻着芸芸众生在困境中屡次突围的生命历程与宿命。叶舟以诗人的浪漫精神和哲人的思考意识，叩问困境中人的突围与救赎，“暗示着生命中存在的种种困境，众生屡次挣扎，意图突围”[8]。作品中的广场也充满了隐喻和象征意味，广场上存在两组冲突：一是以周大世为代表的“城”和以平娃为代表的“乡”之间的冲突；
二是以游牧为代表的“生”和以羊群为代表的“死”之间的冲突。广场在小说中具有双重空间维度的性质，容纳并承载着这两组冲突。“城—乡”与“生—死”在这一双重空间中分别隐喻着“净化”与“救赎”。而“这种净化与救赎就是一种生命的让渡”，“作家叶舟以教徒才有的神圣感和敬畏感书写出了这种生命让渡的庄重”[9]。小说的结尾是有深意的，暗示着死亡不是结束而是灵魂的又一次旅程，生命在此充满着希望。

《兄弟我》则赋予了普通的砖瓦以生命的重量。在老人们眼中，那矗立的大烟囱，“不光是个砖塔，还是咱们这些老家伙的一座坟，一块碑”[10]22，“是一个生死换命的兄弟”[10]19。当砖塔被拆除时，老人们居然都哭了，“垂下头去，在集体默哀”[10]29。砖塔上的一砖一瓦，仿佛是一个个逝去的生命。那一块块沉重的砖，面上露出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名字，给人带来的灵魂震颤足以让任何词语都变得黯然失色。《十月》文学奖颁奖词说：“一座即将拆除的烟囱，一群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老人，艰难地站立在历史边缘，顽固地捍卫着存在的尊严。他们是将被遗忘的无名英雄，是将被遗忘的众人。《兄弟我》书写了生命的坚韧和纯真，是一段无名者与遗忘的抗争史，悲壮，沧桑，平淡，辽阔。”[11]

叶舟的其他作品，也蕴含着对生命的深刻思考。《在热烈的掌声中》里的朵芸用自己的方式挽救了一个濒临死亡的生命，同时却结束了另一个尚未出生的无辜的生命，“热烈的掌声”因此从对生命的拯救蜕变成了对生命的残害。而在这种蜕变中，掌声也被赋予了生命。《大象的墓地》借大象寻找墓冢的行为暗示了人灵魂的归宿，“凡这个种群里所有的象，不管生前浪迹天涯海角漂泊到何方，最后的归宿必定在同一个象冢”[12]303-304。最终，初丽也在老神仙的帮助下找回了丢失的“魂”。《1919 年以来的沉默》借《晨报》上的一篇文章，以“故事新编”的方式使我的哑巴爷爷“痛哭流涕”，找回了“生命”和“魂”。

可以说，对生命的关注和探寻是叶舟小说的基本内核。他从庸常俗世出发直观人的生存状态、直抵人的灵魂深处，其作品在平静的表层下潜藏着生命的无奈和灵魂的救赎。叶舟以“温暖”和“叩问”关注着俗世中个体的生命和生存，表现了对生命的严肃态度和真挚诚意。他将目光探进民间底层的生存现场，以一种冷静的旁观者姿态将底层生活最真实的一面解剖在读者眼前，并在对现实社会的逼视中解构了生命存在的崇高意义[13]。在他的小说中，“救赎”成为探索生命更多可能性的关键，无论是灵魂的救赎抑或自救，都蕴含着宽容和理解。叶舟的小说不仅是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也是对生命形而上的思考。他描摹苦难和展现生存困境不是为了证明生命存在的荒谬，而是以人道主义的悲悯探寻让生命得到救赎的路径。

不同文学作品书写的内容是有差异的：有的是自我诉说；
有的是对众生的关注；
有的表达了对天地和生命的敬畏。一个优秀的作家一定不能局限于自我，而应关注天地万物和芸芸众生，进而对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生出一种悲悯和敬畏之心。一部优秀的作品能使读者剥离文字之后清楚地发现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可能是一种思想观念，也可能是一种生命启示。不管怎样，一部优秀的作品总会以其特有的方式传达出源于作品而又高于作品的意蕴。这种意蕴便是作品的“魂”、作品的“根”。读者阅读作品时往往不太会关注作家的个人诉求，更多的是希望从作品中找到共鸣，完成自身思想的升华和灵魂的净化。文学作品的叙述对象可以是“小”的，但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和内涵一定得“大”。即便作家采取了自我诉求的方式来创作，也能做到以“小”见“大”，书写出完全超越自我诉求的可以惠及众生的深刻内涵。这要求一个优秀的作家得有大格局，因为一个作家思想的高度往往决定了他作品的深度，而一个作家胸襟的广度，决定了他作品的厚度。在作家的思想格局中，不能缺少的是人类意识，即思考全人类的问题、关注人类生存境遇的自觉性和主体性。一个优秀的作家，绝对不能沉迷于为现实而现实、为批判而批判的误区，忽略了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实是全人类和全世界的共同精神遗产的事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姓黄的河流》值得特别关注。

《姓黄的河流》通过托马斯·曼之口给艾吹明讲述了一个关于爱和救赎的故事，这是一篇有着深广背景的小说，牵涉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主题——爱和救赎。叶舟的做法很有深意，他把故事的发生地设置为德国，具体地点是一个浓缩了时代灾难的纳粹集中营。同时，他不把黄河叫“黄河”，而是叫“姓黄的河流”。这一命名以别样的方式传递了西方世界对“黄河”的陌生感，暗示着故事反映的是不同民族不同世界的共同特征，从而拓展了小说的外延也深化了小说的内涵，使作品具备了一种大格局风范。

对于人类应该如何去救赎残暴的历史和失落的灵魂这一问题，叶舟在这部小说中给予了回答，那就是爱。克拉拉对沃森的保护的爱，沃森对克拉拉的执着的爱，克拉拉对小爵士的同情的爱，沃森对米兰达的宽广深沉的爱，这些都是推动人寻求救赎的力量。尤其是“灾难的一代”的克拉拉、沃森和小爵士，他们的美好情怀与无畏勇气能“让人明晰地感到哪里有苦难的洗劫，哪里便有仁爱的拯救”[14]。在爱的激流中，叶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救赎的故事：克拉拉为救沃森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并出于善良本性对仇敌的儿子不离不弃；
沃森通过寻找女儿完成了自救和对女儿的救赎；
克拉拉和沃森历经磨难依旧保持宽厚平静的生活态度，面对残酷的集中营的摧残，以诗和坚贞的爱完成了生命和灵魂的救赎；
托马斯·曼为拯救姐姐米兰达而去黄河漂流赎罪，米兰达的心灵也有所感应，“一定是曼，在东方姓黄的河流边，重新为我做了洗礼，才有今天。那条姓黄的河流，现在是我施洗的河”[15]138。叶舟用一个高贵而伟大的故事筑起了人类灵魂救赎之路：“拯救人类的只能是自己，凭借爱的方式，获得灵魂的净化与提升。”[16]254

叶舟是一个有信仰的作家，他对兰州、黄河怀有宗教般的虔诚。在叶舟的笔下，兰州“那些洁白如雪的清真寺，以及金瓦红墙的佛教寺院，印证着边地的气息与精神”[17]，“埋首向东”的黄河是永恒不朽的，“胜却了古今，胜却了一切帝王将相，胜却了层峦叠嶂的诗词歌赋，胜却了波澜如涌的赞辞与供养，也同样胜却了世上的浮华和喧嚣”[17]。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黄河的热爱之情，“我总爱在黄昏时分来到河边，那时，巨大的落日垂临水面，将闪烁的碎银洒满河道，山体通亮。河风吹拂，一日的功课行将结束，而对生活的感念才刚刚开始。黄昏时分，每个清真寺的叫拜楼上，总有一个慷慨如钟的嗓子在呼唤，在召集每个信徒来聚礼祷告，那种訇然如石的大音，仿佛天堂的独白”[17]。

正因如此，叶舟的小说中常常充满着精神皈依般的信仰。他将生命意识、人生智慧和哲理思索灌注进作品，使作品拥有了深沉而神秘的魅力。人在尘世中如何追溯生命的本源，如何对生命做出正确判断，如何在生存困境中突围，如何在物化的现实中完成精神的皈依和灵魂的救赎，这一系列问题都引发了叶舟的思考。他所做的是试图在与宗教的对话中完成对生命的诗性关怀，为在生存困境中挣扎的芸芸众生和“深陷泥沼的魂灵们寻求救赎的出路”[18]。他沉潜到“时间的内部，以此透视现实，试图在日常琐碎中呈现人的精神裂隙，窥察人性深处的隐秘，执拗的诘问生命的意义”[18]，最终在“本真和宗教伦理的救赎当中完成主体的复归，对生命进行洗礼，对灵魂进行形而上的探寻”[18]。在叶舟的作品里，生命可以摆脱肉体的束缚而到达“善”与“美”的世界[18]。那里没有尘世间的喧嚣，没有苦难和压迫，没有等级和残害，是众生平等的天堂，也是一切生命的来源和归宿。

有人指出，《我的帐篷里有平安》的深刻之处在于“在惊愕中写安详，在喧嚣中写静谧，在帐篷中写无边人间，在尘世中写令人肃然的恩典”[19]，这种说法准确地把握了叶舟作品的深刻性所在，即对生命唱出了充满诗意和救赎的赞歌。在这部小说中，寺僧和仓央嘉措一起共同建构起了另一种“生命意识”，“救赎向度下的生存景观为读者带去温暖与安慰，同时也具有了灵魂救赎的普世意味”[13]。在《敦煌本纪》中，叶舟以几大家族的故事为主干，“通过家族精神血脉的流向通向敦煌的来路与归途，蠡测敦煌的前世与今生”[20]，表现了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内涵。叶舟的目的在于“复活一座尘封了几百年的历史古城的生气”，“安放敦煌的天地人佛和万物苍生”，并试图超越题材和地域抵达文化的、精神的信仰[20]这一至高境界。《羊群入城》中，平娃和他的伙伴，“象征着彼岸世界的静谧神圣，‘羊群入城’是一次圣化的宗教洗礼仪式，是对生命形态的超脱，灵魂的救赎”[18]。《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中，苏东坡竟然种下诗稿，坚信“尘埃与悲苦总会消失的，泥沙也会，世间万物都会有澄净芳香的那一天”[21]126，他以为眼前的湖泊是上天的赏赐，也是上佛的爱所降示，于是就给它取名为遗爱湖。《星月夜》中，那像鸟巢的寺顶更是一种宗教的皈依和信仰的隐喻，究竟鸟巢是寺顶，还是寺顶是鸟巢，一时间使读者无可明辨。鉴于此，叶舟那些富有生命意识的作品，往往在平常的外表下蕴含着不平常的精神空间，一些看似平常的文字，其实蕴含着深邃的精神秘密，从而使读者发现了平常所不能发现的事实形态和意义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叶舟大多将目光和触角伸向社会的底层。他自始至终用悲悯的情怀来关注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向人们展现底层社会生活中的凡俗与辛酸，诉说着底层社会中人们在生存困境中的顽强自救与挣扎”[22]。叶舟善于在生活褶皱和家长里短中“掀开被生活遮蔽的虚伪面纱”，展现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凸显出底层民众崇高的生命意义，使读者透过作品得以窥见生活的本真面目[13]。底层，其实意味着大众，意味着芸芸众生，在某种程度上即是整个社会的代言人。而关注底层，正是“五四”新文学以降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从鲁迅关注农民和普通知识分子，到左翼作家对革命和阶级的底层书写，再到新时期的各种文学创作，都对底层有着执著的偏爱。当下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读者的关注，难以成为社会的热点，其重要的原因在于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往往都是少数人的生活而不是普遍的人生，所展现的不是现实而是玄想、不是真实而是装饰[23]。叶舟小说着重表现底层民众的生命意识，无疑可以给予当下文学创作以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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