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婷婷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4)

“第三世界”的概念起源于冷战时期，在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下，许多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自身处于殖民或新殖民的状态，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第三世界”的概念成为他们团结起来的有力工具，也成为他们对世界秩序和地缘政治的新设想。1955年亚非国家举办的万隆会议，从政治上定义了“第三世界”。相较亚非国家，拉丁美洲接受“第三世界”概念的时间更晚。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于19世纪初已取得了独立，没有参加1955年争取民族独立的万隆会议，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加入不结盟运动。(1)Jaime Estévez， Crisis del orden internacional y Tercer Mundo， México：
CEESSTEM， 1983， p.27.随着国际局势尤其是美拉关系的变化以及古巴的积极推动，拉美国家于70年代纷纷加入不结盟运动。(2)高志平、肖曼：《冷战时期拉丁美洲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的历程及影响》，《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6期。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出，拉丁美洲国家的地缘政治心态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考察拉美的国家和社会团体对“第三世界”概念的阐释与应用是理解这个过程的有效视角。

国内学界在研究拉美外交思想时，更多地关注外交家、著名思想家的对外战略思想，主要内容是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独立自主、拉美一体化思想或是反美主义，(3)洪育沂主编：《拉美国际关系史纲》，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孙若彦：《冷战后不结盟运动与第三世界问题研究述评》，《理论学刊》2005年第7期；
孙若彦：《独立以来拉美外交思想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但是从社会群体角度和从历史角度出发的研究较少。欧美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第三世界”概念起源和应用的考证，一般不涉及拉美。(4)对第三世界概念史的梳理，参见Erik Tängerstad， “Between Metaphor and Geopolitics：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the Third World，” in Helge Jordheim and Erling Sandmo， eds.， Conceptualizing the World：
An Exploration across Disciplines，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8， pp.79-93；
“第三世界”概念的起源，如Marcin Wojciech Solarz， “‘Third World’：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a Concept that Changed Histo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3， No.9， 2012， pp.1561-1573；

对概念的争论，参见S. D Muni， “The Third World：
Concept and Controvers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1， No.3， 1979， pp.119-128；
对概念的使用，参见Vicky Randall， “Using and Abusing the Concept of the Third World：
Geo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5， No.1， 2004， pp.41-53.拉美学界对“第三世界主义”(Tercermundismo)有零星的研究，更多的是针对以“第三世界主义”为名的运动或左翼组织的研究。(5)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第三世界研究所的研究，参见Julieta Chinchilla， “El Instituto del Tercer Mundo de la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1973—1974)，” Iconos. Revista de Ciencias Sociales， No.51， 2015， pp.47-63.具体到阿根廷，有关于文化界知识分子群体对“第三世界”概念的接受和传播的研究，(6)Germán Alburquerque， “El tercermundismo en el campo cultural argentino：
una sensibilidad hegemónica (1961—1987)，” Revista Tempo， Vol.19， No.35， 2013， pp.211-228.也有针对以第三世界为名的机构和运动的单个研究，(7)Germán Alburquerque， Tercermundismo y No Alineamiento en América latina durante la Guerra Fría， Santiago de Chile：
Ediciones Inubicalistas， 2020.还有学者从情感层面解析阿根廷新左派认同“第三世界”的共同路径。(8)Valeria Manzano， “Argentina Tercer Mundo：
Nueva izquierda， emociones y política revolucionaria en las décadas de 1960 y 1970，” 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54， No.212， 2014， pp.79-104.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微观层面考察阿根廷新左派中的不同群体基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阐释该概念的不同路径。具体而言，将通过对其出版的杂志，如《联结》(ElEnlace)、《基督徒与革命》(CristianismoyRevolución)、《第三世界人类学》(Antropología3erMundo)、《第三世界问题杂志》(Revistadeproblemasdeltercermundo)、《过去与现在》(Pasadoypresente)等进行文本分析来考察。本文借鉴了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思考和分析“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在阿根廷的流转，在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团体中获得的具体含义。

“第三世界”是冷战时期的产物。1952年，法国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第一次将冷战的美苏两极之间的欠发达的国家称为第三世界国家(Tiers Monde)，(9)这个说法模仿了法国历史上的“第三等级”(Tiers état)的说法，Tiers比序数词第三(Tróisieme)更加强调等级的高低，那相应，第三世界(Tiers Monde)是低于第一和第二世界的。本意是联合这些国家来对抗冷战，并没有质疑殖民制度。1955年举办的万隆会议尽管没有明确使用“第三世界”这个词，但被普遍认为是“第三世界”的诞生地。1956年，法国人类学家乔治·巴兰迪尔(George Balandier)把这个概念放到了社会科学中，强调反叛的地理、去殖民化的进程。随着法农的《世界上受奴役的人》和萨特的《辩证理性的批判》出版和传播， “第三世界”的概念在法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中广泛传播，左翼激进分子将亚非拉三大洲联系在一起，作为解放运动的堡垒。(10)参见Erik Tängerstad， “Between Metaphor and Geopolitics：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the Third World”， pp.85-88；

Cristopher Kalter， The Discovery of the Third World Decolon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Left in France， c. 1950—197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在中国，“第三世界”这一概念在学界被认为是由毛泽东提出的全球地缘政治概念。毛泽东是这样区分三个世界的：“我看美国和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国家。”“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拉美也是。”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是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对抗第一世界的霸权主义。(11)罗时平、朱维红：《关于第三世界概念和三个世界理论的考释》，《晋阳学刊》1991年第5期；
胡佳虹：《毛泽东“三个世界”思想综述——作为一种战略和一种理论》，《兰州学刊》2010年第1期。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三个世界的定义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即不按照国家制度来划分，而是基于反帝和民族解放的共性。

拉丁美洲国家相比亚非国家较早取得独立，但是殖民时期遗留下的思想，依然在各个层面阻碍着拉美国家实现真正的独立。20世纪中叶之前，拉美国际战略的参照系只局限于欧美，与亚非的联系较少。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国家尤其是阿根廷这样的地区大国比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更为富裕、城市化程度更高，再加上其主导文化又是西方文化的分支，因而更为抗拒“第三世界”的理念。它们靠近和最终加入第三世界阵营的需要一个心态的转变，也需要通过想象和创新来找到合适的路径。

拉美左派知识界找到了一个可行的理论路径。冷战时期，拉美经委会(CEPAL)、 拉美社会学系(FLACSO)、拉美社科委员会(CLACSO)等机构的成立带来了社科的繁荣，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发展，让拉美国家开始研究自身的发展状态，意识到发展的不足。这些机构中的知识分子也逐渐思考出“依附论”这样的解释框架，将拉美的不发达归结于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依附性的边缘地位，强调如果不去除这种依附，就很难得到真正的发展。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拉丁美洲国家处于一种“新殖民”的状态，与亚非殖民地国家之间有了共同的联系，需要通过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

另外，拉美国家中也出现了靠近“第三世界”的领袖国家——古巴。1959年爆发的古巴革命真正推翻了帝国主义的压迫，让拉美国家看到希望，革命可以在拉美以不同于苏联共产主义模式的面相出现。古巴的国际主义精神推动其制定向外输出革命的政策，协助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开展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援助。(12)Germán Alburquerque， “Cuba en el Movimiento de Países No Alineados：
el camino al liderazgo. Causas y motivaciones. 1961—1983，” Caravelle：
Cahiers du monde hispanique et luso-brésilien， No.109， 2017， pp.179-193.1966年，古巴主办了“三大洲会议”，随后成立了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他们定义的“三大洲”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范围非常类似。格瓦拉在会上发表著名的宣言，号召创建“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他撰写的文章中强调“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是一个整体，它们的经济力量被帝国主义行动扭曲了”。(13)Che Guevara， “Táctica Y estrategiade la revolución latinoanericana，”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No.11， Nov，1968， pp.19-25.古巴推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加速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英雄形象和理念在拉美地区的广泛传播。(14)Aldo Marchesi， Hacer la revolución. Guerrillas latinoamericanas de los 60 a la caída del Muro， Buenos Aires：
Siglo Veintiuno， 2019， pp.71-104.

除古巴外，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秘鲁等国也或多或少地践行第三世界主义的外交政策。墨西哥人阿尔瓦罗·法利亚斯(Alvaro de Farías)于20世纪50年代在拉美第一次使用“第三世界”这个词汇。(15)Ezequiel Martínez Estrada， Diferencias y semejanzas entre los países de la América Latina， Caracas：
Biblioteca Ayacucho， 1990 (1962)， p.16.1974年，墨西哥埃切维里亚总统起草《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Carta de Derechos y Deberes Económicos de los Estados)，尝试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975年，拉美25国通过《巴拿马协议》，正式成立“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智利的阿连德总统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建交。

具体到阿根廷，学者赫尔曼·阿尔布尔科科(Germán Alburquerque)将这一概念在知识分子阶层接受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1—1967年，塞尔吉欧·百谷(Sergio Baigu)是阿根廷第一个引入这个词汇的学者，他宣布阿根廷也位于这一阵营。(16)Sergio Bagú， Argentina en el mundo， Buenos Aires：
FCE， 1961， p.175.1964年开始，许多与“第三世界”相关的出版物出现；
(17)杂志《第三世界之声》(Voz del Tercer Mundo)、《第三世界之书》(Libros para el Tercer Mundo)、《拉美问题与第三世界》(Problemas Latinoamericanos y Tercer Mundo)、《第三世界的事实》(Hechos del Tercer Mundo)、《第三世界的人》(Hombres del Tercer Mundo)等等。第二阶段是1968—1974年，布大的第三世界研究所组织了第三世界电影委员会，阿根廷的《燃情时刻》(Lahoradehorno)电影宣告了“第三电影”(Tercer Cine)的诞生；
(18)具体内容可参见魏然：《第三的意味：拉丁美洲“第三电影”理论及其播散》，《当代电影》2020年第12期。第三阶段，1975—1987年，该概念遭到批判，逐渐没落，在民主转型时期，这个术语没有再兴起。(19)Germán Alburquerque， “El tercermundismo en el campo cultural argentino：
una sensibilidad hegemónica (1961—1987)，” Revista Tempo， No.19， 2013， pp.211-228.从这个传播过程的分期可以看出，阿根廷对这一概念的接受对象主要是社会团体，没有上升为国家政策。

实际上，早在40年代，民众主义领袖庇隆执政后就提出的“第三立场”(Tercera Posición)的国际战略，反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和教条国际马克思主义，意图在美苏争霸过程中保持中立，维护国家的利益。但是，庇隆的民众主义政策造成了政治的极端化，“第三立场”并没有得到左派知识分子的推崇和认可，反而淹没在了称庇隆政府为法西斯的反对声中。1955年，庇隆流亡之后，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将庇隆主义看作民族解放的力量，庇隆派中的左翼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两股力量通过第三世界的理念汇合。(20)Juan Perón， “La nueva generación debe continuar la lucha，” in Roberto Baschetti， ed.， Tercer Mundo y Tercera Posición， desde sus origenes hasta nuestros días， Buenos Aires：
Jironesdemivida ediotial， 2015， pp.258-259.庇隆本人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他认为许多争取民族解放的国家都是第三世界，而且民族解放的实现需要联合起来。“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实现解放，但如果我们不加入第三世界，这一解放便无法得到巩固。”(21)“La conferencia de presidentes de Punta del Este，” Fragmento de América Latina， ahora o nunca， Montevideo， 1967.

庇隆支持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没有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划归到苏联式教条主义的行列，认为中国提倡的“第三世界”是可以包容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毛泽东以国际社会主义为基础提出的反对剥夺和殖民的共同事业，可以与不同的社会民主制度共存。民族主义不一定必须是社会主义的，两者共同的目的都是民族和人的解放。”(22)Roberto Baschetti， Tercer Mundo y Tercera Posición， desde sus origenes hasta nuestros días， Buenos Aires：
Jironesdemivida ediotial， 2015， p.353.庇隆政府非常欣赏中国独立自主的国际政策，并在不结盟运动中，重申阿根廷的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政策，同时绝不允许外国势力对拉美经济和政治的干预。(23)“Carta de Peron a la Conferencia en Algería del Movimiento No Alieamiento， septiembre de 1973，” in Roberto Baschetti， ed.， Tercer Mundo y Tercera Posición， desde sus origenes hasta nuestros días， Buenos Aires：
Jironesdemivida ediotial， 2015， p.571.

但可惜的是，庇隆流亡期间提出的“第三世界”理念没有得到充分实施，仅在短暂的第三任期内(1973—1974年)得以部分推进，随后的军政府(1976—1982年)，也主动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交往，但主要是基于实际经济利益做出的实用主义决定，与意识形态无关。总体而言，20世纪大多数中右翼政府在外交上没有真正认同第三世界，还沉浸在自己是“第一世界”强国的美梦之中。(24)参见Mario Rapoport， Historia de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Argentina， Buenos Aires：
Editorial Octubre， 2015.左翼政党执政期间，外交政策靠近第三世界国家，而中右翼政党执政期间，会立刻调整这一政策。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世界”概念在阿根廷社会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应用，但是，“第三世界”理念在阿根廷甚至整个拉美是一种分散性的思想，不成系统，同时，这一概念也遭到了诸多的批判和抵制，难以长期实施，也无法形成长期战略。(25)反对第三世界立场的主要是自由派，如阿根廷社会学创始人基诺·赫尔曼尼(Gino Germani)在著作《现代化的社会学》(Sociología de la Modernización)中提醒，把阿根廷列为第三世界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是错误的，他认为阿根廷算是“中产阶级”国家。他批判这些大学生知识分子享受了现代化的红利，还依然将国家定位为第三世界国家，是不道德的。可参见Gino Germani， Sociología de la modernización：
estudios teóricos， metodológicos y aplicados a Amé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Paidós， 1971， pp.12-14.也有部分传统左派，胡安·何塞·塞布雷利(Juan José Sebrelli)，他给“第三世界”贴上了“资产阶级神话”(Mito Burgués)的标签，认为这个说法很容易被理解成为冷战两极中的一个中间立场，从而掩盖阿根廷的主要矛盾，即反帝国主义和反寡头，他相信解决办法在于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可参见Juan José Sebrelli， Tercer Mundo， Mito burgués， Buenos Aires：
Siglo Veinte， 1975， pp.32-34，转引自German Alburquerque， “El tercermundismo en el campo cultural argentino：
una sensibilidad hegemónica (1961—1987)，” Revista Tempo， Vol.19， No.35， 2013， pp.211-228.可见，对这一概念的接受与理解与个人和团体的政治立场和利益息息相关。在认同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新左派中，这一概念成为新左派各个团体尝试团结起来的工具之一，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即便如此，在新左派内部，不同的政治立场也影响了概念阐释的路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军政府与有限民主的政府交替统治下，阿根廷的政治左翼、社会科学、先锋艺术、文学批评等各个领域等都开始关注现代化的阴暗面，要求变革。(26)参见Leticia Viviana Albarracín， “Arte y Política：
El caso del ‘Tucumán Arde’ (1968—1969)，” Revista nuestr América， Vol.1， No.1， 2013， pp.102-117；

Javier Campo， “Filmando teorías políticas：
dependencia y liberación en La hora de los hornos，” Política y cultura， No. 41， 2014， pp.65-88.欧化的传统左派中有部分青年接受了新思潮，对庇隆主义、古巴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充满好感，逐渐从中分裂出来。同时，庇隆主义群体中的一部分青年，也开始认同古巴革命和世界其他的民族解放运动，学习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27)Silvia Sigal， Intelectuales y poder en la década del sesenta， Buenos Aires：
Puntosur， 1991， p.193.天主教中受到革新天主教影响的教士和平信徒的政治立场也开始向左转。马列主义左派、庇隆主义左派和神学左派汇合成“新左派”。阿根廷学界用“新左派”来指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传统左派中出现的不认同苏联道路的异见派，以及认同武装革命的民族民众主义派和宗教人士。(28)夏婷婷：《拉美新左派的特殊性——以“全球60年代”中的阿根廷为例》，《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3期。

阿根廷新左派有许多共同点，其中之一就是具有“第三世界”的共同情感，这些情感的产生有一个共同的路径，即义愤。新左派青年接触这些现象的路径是“新旅行”(Neo-turismo)，(29)这种新旅行有别于休闲度假式的常规旅游，是深入偏僻省份的农村观察工人，可参见Félix Luna， “El neoturismo，” Clarín， 9 de febrero de 1970.参观城市贫民窟或去东北部和西北部省份参观贫困的乡村，通过与大城市生活的强烈的对比，产生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内疚。这样的情感框架展现了一种不可估量的动员能力。阿根廷白人欧化的形象越是鲜明，民族自豪感越强，这些新左派青年在见到贫困时的冲击就越大。他们在世界性的革命与解放浪潮的影响下，号召立即解决这些贫困与不公的现象，而实现民族解放是唯一的途径，在这点上，阿根廷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站在同一条战线上。(30)Valeria Manzano， “Argentina Tercer Mundo：
Nueva Izquierda， Emociones y Política Revolucionaria de las décadas 1960 y 1970，” pp.79-104

尽管义愤带来了新左派对阿根廷“第三世界”的身份和民族解放需求的共识，但是新左派中不同的派别对“第三世界”的接受路径和侧重点也有细微的差别。在展开论述之前，需要说明三点：首先，这三个派别阐释 “第三世界”的路径多有重叠，并不能完全彻底地区分开来，这里仅强调其侧重不同；
其次，尽管神学左派中很多人最终转向庇隆主义左派，但两者在理论和思想背景以及社会动员范围上是可以区别开来的；
再次，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社会群体，大多没有参与执政，他们的第三世界国际战略基本没有在国际关系中得以实践，但其影响却延续到21世纪的左翼政府。

(一) 神学左派：贫困与革命路径

20世纪60年代，阿根廷部分青年教士受到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的革新思想的影响，签名支持《第三世界的十八位主教的信函》，赞同教皇保罗六世的通谕《为了人民的进步》，从“穷苦的人民”和“人民的穷苦”角度出发，重新审视教会的作用以及与人民的关系。“所有贫困的国家，都意识到自己是剥削的受害者，本信函给所有受苦的人、为正义而战的人以鼓励，这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31)“Mensaje de 18 Obispos del Tercer Mundo，” in Domingo Bresci， ed.， Movimiento de Sacerdotes para el Tercer Mundo， Buenos Aires：
GES/Comunicación， 2018， pp.221-230.从这点可看出，进步教士主要强调第三世界的贫困，强调救助因剥削和贫困而受苦的人。支持这封信函的阿根廷进步教士发起了“为了第三世界的教士运动”(Movimiento de Sacerdotes para el Tercer Mundo)，他们被称为“第三世界教士”。

虽然名为“第三世界教士”，他们主要关注的还是国内的贫困问题，因而对第三世界的定义非常笼统，没有做更为详细的区分。“第三世界国家面对的冲突不只是东西方的冲突，而且是三个主要的群体之间的冲突：西方富裕的强国，两个共产主义大国，最后是第三世界国家，寻找如何脱离大国的控制，自由地发展，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独立和自由。”(32)“Mensaje de 18 Obispos del Tercer Mundo，” in Domingo Bresci， ed.， Movimiento de Sacerdotes para el Tercer Mundo， Buenos Aires：
GES/Comunicación， 2018， p.221.随后，该运动在1969年发布的文件《我们的基础共识》(Nuestras coincidencias básicas)中阐明了他们对第三世界的看法：“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有一些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国家)和一些国家的某些部门，遭受了不公的境遇，遭受了饥饿、教育缺失、不安全、边缘化等。这一现状导致他们被称为第三世界……我们，基督徒和基督的使徒，我们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为其需求而服务。”(33)“Nuestras coincidencias básicas，” in Domingo Bresci， ed.， Movimiento de Sacerdotes para el Tercer Mundo， Buenos Aires：
GES/Comunicación， 2018， p.74.

随着部分神学左派成员思想的激进化，其出版的杂志《基督教与革命》从最初几期的神学理论开始转而论证第三世界革命的必要性。(34)《基督教与革命》由神学院学生胡安·加西亚·埃洛里奥(Juan García Elorrio)于1966年创办，最初是从神学角度论证革新和革命的必要性，后期成为联结各种意识形态的游击队的平台。对此杂志的研究，参见Esteban Campos，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El origen de Montoneros：
violencia， política y religión en los 60， Buenos Aies：
Edhasa， 2016.杂志第一期在总结第三世界的悲剧时，指出了拉美的定位与特点，“拉美与第三世界国家非常亲近，但拉美也有天主教基底”。(35)C.James Snoek， “Tercer Mundo：
Revolución y Cristianismo，”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No.1(septiembre 1966).第六—七期合集中的《第三世界主教的宣言》一文，强调第三世界的宽阔地域包括“拉美国家如哥伦比亚、巴西与大洋洲、中国、再到撒哈拉、南斯拉夫、中东”一样，“福音的光照揭示了这些地区同样的问题，穷人意识到被压迫，认识到自己是受害者。上帝不想看到这个世界上永远有穷人”。(36)“Manifiesto de Obispos del Tercer Mundo，”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No.2 (abril 1968)， pp.42-46.杂志从贫困和压迫的角度来定义阿根廷和第三世界，强调阿根廷的天主教底色，中国和中东这样的非天主教国家因其贫困和压迫也被列入第三世界。

该杂志对阿根廷贫困现状的揭示主要集中在北部图库曼、查科、萨尔塔等省份，将贫困归因于这些地区的制糖业、伐木公司对人民的残酷剥削，控诉外国资本对当地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破坏。(37)“Informe de la agrupación de estudios sociales de Córdoba，”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No.10 (oct. 1968)， pp.8-12；

“Los hecheros，”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No. 8 (jul. 1966)， pp.3-13.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外部强加的依附状况导致的。这些特点由两个层面的因素造成，一方面是外部因素，即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卫星国)，另一方面是内部因素，国家内部集团的关系(地区、阶级)”。(38)“Teología：
un análisis nacional interpretado por la visión de Medellín，”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No.14 (abr 1969)， pp.25-27.这个内部集团是与外部利益勾结的，即“阿根廷国内军政府独裁，代表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剥削人民，剥夺财富”。在此基础上，杂志将阿根廷看作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国家，认为阿根廷应该加入反帝反资的大陆革命进程。(39)“Estrategia política del peronismo revolucionario，”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No.23 (abril 1970)， pp16-18.

神学左派认可，针对体制性暴力可以还以暴力，从这点上与第三世界站在了一起。“阿根廷处在了战争的脚下，但这不是内战，而是民族解放战争，是人民发起的对制度性暴力和新殖民制度的抗争。那些用武力来压制混乱和暴力的人，应该明白，劳动人民最后会以全部和绝对的方式收回权力。”(40)“Quién impone la violencia?”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No.25(sep.1970)， p.2.这也就是神学左派遭到政府镇压的主要原因。此外，该杂志除了论证阿根廷与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具有革命的需求，还论证了共同革命的必要性，因为只有这样，革命才能有效。“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我们明天就可能与今日越南和其他解放革命中的国家拥有一样的需求。任何一种对帝国主义的打击都是有效的。”“只有与被压迫的民族共苦，最后才能同甘。”(41)“Escriben los guerrilleros de Salta， desde la cárcel，” Cristianismo y Revolución， No.18 (julio 1969)， p.34.

(二) 庇隆主义左派：文化殖民路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庇隆主义左派举起了庇隆早在40年代就提出的“第三立场”的大旗，将其改造为“第三世界”立场。庇隆在流亡期间和掌权期间对该立场的使用有一定的区别。流亡期间(1955—1973年)，他用此概念来团结各方力量，以期达到回国执政的目的。在回国后第三次执政期间(1973—1974年)，除了在外交政策实践上靠近了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内政策没有更多地实施反殖民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理念，而是采取调和阶级矛盾的保守做法。庇隆主义新左派中有激进群体想要开展阶级斗争，但终遭到庇隆本人和庇隆主义右派的排挤。因此，大量庇隆主义新左派加入第三世界的路径只限于在文化上开展去殖民化的斗争。

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第三世界研究所(Instituto del Tercer Mundo)尝试在教育体系中实现去殖民化，曾出版研究亚非国家的大量研究论著，推动了第三世界电影行动，如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电影方面的交流，举办各国电影界对谈，阿根廷曾邀请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其他拉美国家参加，讨论各国去殖民化的经验、分析各国现实、复兴民族文化遗产、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教学等。该群体一方面为人民摄制电影进行宣传动员，另一方面为阿根廷民众播放来自第三世界的电影。(42)Julieta Chinchilla， “El Instituto del Tercer Mundo de la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1973—1974)，” pp.47-63

阿根廷社科领域也兴起了“第三世界人类学运动”(Antropología del Tercer Mundo)，这里的“人类学”泛指所有的社会科学。该运动旨在去除知识界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现代化理论，推动课程的本地化和民族化，给学生教授阿根廷属于第三世界的理念。(43)Gonzalo Cárdenas， “El movimiento nacional y la Universidad，” Antropología 3er Mundo， No.3 (noviembre 1969)， pp.41-60.该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是庇隆主义左翼，因此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认为唯一可行的联合只有在为解放而斗争的依附性国家之间发生。(44)“La idea de la revista antropología 3er mundo，” Antropología 3er Mundo， No.2 (mayo 1969)， p.2.

他们出版的同名杂志第二期专门讨论“第三世界”的概念，强调“第三世界”指的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而不指这些国家的政府。“第三世界”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处于解放斗争的某一阶段(哪怕周围没有斗争的环境)，人民共同的敌人是殖民中介；
二、获得独立的但在政治经济上依然在争取独立的国家，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如阿尔及利亚；
三、形式上独立的但在政治经济上依然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如拉丁美洲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他们都是遭受“新殖民”的国家。(45)“La idea de la revista antropología 3er mundo，” pp.1-2.

值得注意的是，庇隆主义新左派的第三世界观与毛泽东的看法最为相近，但他们在理论上也没有完全处理好中国的位置。杂志中一篇文章认为，“在世界的两极中间，有两个群体，一个是殖民或新殖民的国家，一个是与两极经济紧密相连的发达国家，即西欧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除外)，他们也参与对前者剩余价值的压榨”。(46)“La idea de la revista antropología 3er mundo，” pp.2.作者特意强调中国除外，这充分证明了庇隆主义新左派不将中国归为毛泽东所说的“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是遭受完全剥削和处于依附状态的群体，即上述第一个群体。作者强调，第三世界不是第三立场，不是对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而是国际层面的被压迫者为了对抗压迫者形成的阵线，第三世界国家有团结起来实现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愿望，在这点上，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渴望是一样的，但它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它不属于第三世界国家。这里出现了一个论证上的空白，庇隆主义新左派既没有将中国看作第一、二世界国家，也没有将中国置于第三世界之内，出于对中国不了解或是理论上的格格不入，而将中国悬置了。

与下文要提到的马列左派含混不清的立场相比，庇隆主义左派更为明确地将苏联列为两个霸权之一。同时，他们赞赏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对中国是否归属第三世界的看法自相矛盾，认为这并不是阿根廷的道路，民族社会主义才是阿根廷可能的发展方向。需要注意的是，庇隆本人虽然提到过社会主义，但在他回国执政后实施的政策与社会主义路线关系不大，还是注重调和劳资矛盾，在这点上，庇隆主义新左派与庇隆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这也导致庇隆主义新左派的“第三世界”战略没能在庇隆回国短暂执政时期得以完全实践。

(三)马列主义新左派：依附理论路径

马列主义新左派是从传统左派中分裂出来的，支持中国、支持古巴革命、亲近庇隆主义的左派群体。马列主义新左派知识分子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了大量的文化杂志，占据了阿根廷文化界的重要地位。这些杂志主要刊登文学批评、介绍欧洲的新理论新思想、对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也有很多的介绍和分析，但这些杂志很少采用“第三世界”这一术语，究其原因，大概是三个世界的划分方法涉及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排斥。在马列主义新左派的杂志中，以第三世界为名的有《第三世界问题杂志》。杂志第一册的卷首就强调将阿根廷的定位列入第三世界阵营，第三世界是遭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国家，并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力量冲突在发生变化，但是对三个世界是如何划分的问题进行了模糊处理。

马列新左派知识分子因其丰富的理论知识背景，较为容易从理论角度与第三世界产生共鸣。他们向第三世界靠拢的第一条路径是反殖民的理论，马列新左派《书籍》(loslibros)杂志中有文章分析法农的理论，认为法农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历史决定论，反对线性的历史进展，强调第三世界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层的共同背景，强调革命实践，他认为“流氓无产阶级”这个说法是激起革命意识的一个有效理论，这一阶级的组织是能将理论落入实践的唯一中介，而革命只有在搞革命的过程中形成，甚至可以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作者认为在这点上与毛泽东和葛兰西相似。(47)“Franz Fanon：
Alienación y violencia， más allá del tercer mundo，” Los Libros， No.13 (noviembre 1970)， pp.24-25.关于这一点，作者没有考虑发达国家的流氓无产阶级与第三世界在理论上的矛盾。

著名的左派文化杂志《过去与现在》中《第三世界的问题》一文，对第三世界概念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文章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是一群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都遭受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之苦。这些问题阿根廷都有，阿根廷还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例如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共存。(48)Héctor N. Schumcler， “Problemas del Tercer Mundo，” Pasado y Presente， No，4 (enero-marzo 1964)， pp.284-290.这里第一次强调了国家制度问题。同时，该杂志曾多次赞颂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强调各国应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

马列新左派进入第三世界的第二条路径是依附论。《书籍》杂志曾介绍冈德·弗兰克(Gunder Frank)《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不发达》一书的理论，将拉丁美洲国家的不发达归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揭示了统治霸权即土地和自然资源的集中、对本地工业的禁止或摧毁等等，认为只有打破这些旧制度，才能构建新社会。作者在开篇就提到，自从发现了“第三世界”以来，发展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这一问题需要置于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讨论，而不能只讨论单个国家。从这点上说，拉丁美洲与第三世界国家遭遇类似的发展问题和依附问题，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49)Hobert A. Spelding， “Gunder Frank：
Capitalismo y Subdesarrollo de América Latina，” Los Libros， No. 17 (marzo 1971) p.18.

在当时盛行的两派依附理论中，马列主义新左派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50)拉美依附理论分为两个流派：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将外围国家的经济依附扩大到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因此反对改良，倡导激进的社会革命。参见孙若彦：《独立以来拉美外交思想史》，第119页。强调拉美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处于一种依附性的地位，打破依附的地位、通过革命实现解放是第三世界共同的目标。他们认为，只有“民族解放后才能按人民利益组织社会，所以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是一体的。我们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层一起。第三世界并不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未来还是要走向社会主义，第三世界人民在反帝斗争中最有效、最有活力，具有全球的影响力，我们要将阿根廷革命加入世界革命的浪潮，但我们也反对普世主义(Cosmopolita)的革命观”。(51)“Por qué tercer mundo?” Problemas del Tercer Mundo， No.2 (diciembre 1968)， pp.83-84.综上，马列主义新左派在三个世界的划分界限上比较模糊，究竟是否按照国家制度划分意见不一。他们的共识为，坚持认为阿根廷需要通过实现社会主义来摆脱殖民与依附，同时，这类革命还需要联合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这体现了他们思想中长期存在的国际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阿根廷新左派中三个群体对第三世界的论述，我们发现他们对“第三世界”的阐述路径存在共同之处，也能分辨出他们不同的侧重点：神学左派主要通过揭示贫困与体制性暴力，意欲帮助第三世界穷人来改变这些剥削和压迫；
庇隆主义左派主要通过揭示文化殖民、从民众的知识结构上的去殖民化；
马列新左派主要通过论述反殖民和依附论等理论，加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

三者侧重点的不同源于他们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政治立场：神学左派以革新派教士为主体，通过社会网络向平信徒青年传播新思想，这些新思想主要来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和解放神学理论，强调要和穷人站在一起，优先拣选穷人，除了穷人之外再无救赎，第三世界是穷人最多的地方，一直遭受体制性的暴力，需要实现解放。从这一点上讲，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阵营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国内的压迫性体制的问题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罪恶，没有涉及美苏对抗等国际战略问题；
庇隆主义新左派听从庇隆的教导，接受了庇隆和庇隆派知识分子将“第三立场”改造成“第三世界”的做法，但受限于庇隆第三次执政时的保守立场，无法实施彻底的反殖民革命，只能从文化领域开展去殖民的批判和实践；
马列主义新左派以知识分子居多，容易接受国际上的新思想、理论和分析方法，从反殖民思想和依附论等出发，强调人民遭到的压迫、国家经济上遭受的结构性的剥削等等，坚信阿根廷的出路是走向社会主义。他们的知识背景导致他们更为国际化和理论化，他们的“第三世界”立场更为强调国际战略的设计，较少涉及国内具体的斗争方案。

阿根廷的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新左派对“第三世界”的理解有一致性也有不同的侧重，三者中仅有庇隆主义新左派较为接近权力。庇隆短暂执政期间虽然采取了靠近第三世界国家的做法，但因国内的矛盾过于尖锐，“第三世界主义”的国际战略也无法得以较好实施。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除了古巴曾向外推广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及通过不结盟运动反抗美国的霸权，“第三世界”思想在其他拉美国家较少有机会作为政府的整体性国际战略得以实践。“第三世界”的思想更多地应用于政界和知识界，来解决本国和地区的问题，这与欧洲同时期的激进左派想要领导全球斗争的想法相异，与不结盟运动中的领袖国家的想法也不同。

苏联解体之后，“第三世界”这一概念也陷入了没落。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更为自由，殖民的面相也在跨国资本的掩盖下日益模糊。各国日益意识到，国家内部也存在贫富的差距，一个发达国家的落后地区不见得比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地区好，有些曾经的贫困国家也赶超了上来，成为富裕的国家，因此，难以用“第三世界”来囊括今日这个松散的多样的发展中国家联盟，在这个意义上，第三世界走向了消亡，甚至有被“南方国家”的说法取代的趋势。

但是，“第三世界”的概念和理念曾经在团结发展中国家对抗帝国主义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其中蕴含的思想在今日依然有效。只要殖民主义没有消失，只要有压迫和不公存在，就会有第三世界的话语市场，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就有团结起来的必要。今日，中国已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少拉丁美洲国家民众甚至左翼知识分子在心态上会将中国视为发达国家，听从美国的教唆，将中国的投资行为视为“新帝国主义”，因此，重审“第三世界”的概念，研究“第三世界”概念在拉美的流变，对今日中拉关系的提升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可以为应对美国的“新冷战”战略带来的新挑战提供更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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