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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下外卖骑手职业可持续发展现实之困与,对策研究

2023-02-27 11:00:13

陈 昊 甘满堂

(福州大学,福建福州,350001)

使用外卖平台叫餐已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艾媒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在线外卖市场规模已超6500亿元。这种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经济模式在改变餐饮行业格局的同时,也让一份新的职业走进了大家的视线——外卖骑手。据美团发布的财报显示,2020年在美团平台上获得收入的骑手超过470万人;
据《2020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末饿了么平台骑手总数已超300万人。随着外卖骑手群体数量的壮大,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外卖骑手作为餐饮外卖O2O(网上订餐线下配送)行业衍生出来的职业,具有职业入行门槛低、工作灵活性高、工资收入较高等特点,吸引了大量青年群体涌入。然而近几年伴随行业的急速发展及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外卖行业的食品安全监控、骑手职业门槛、骑手职业保障及职业发展等问题也备受关注。外卖骑手用辛勤和汗水给城市居民带来便利的同时,自身却面临较长的工作时间、较高的工作强度、较大的工作压力,以及薪酬待遇下降、劳动安全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职业发展前景预期不明朗等问题。

针对外卖骑手人员增长的研究显示,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多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据调查显示31.18%的骑手上一份工作是制造业的普通工人,18.75%的骑手上一份工作是零时工。[1]针对外卖骑手就业状况的调查显示,该职业人群在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劳动安全等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赵永强等发现外卖骑手的工作年限越长,其在工作中有交通违法行为的频率越高。[2]魏永奇认为平台经济去劳动关系化的弊端之一是通过牺牲劳动者的利益来换取平台的短期利益。[3]不少外卖平台将责任和用工成本降到最低,骑手的权益却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一)劳动关系:外包模式与众包模式下的灵活用工困扰

外卖平台为大量青年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同时,也降低了平台公司的用工成本。目前外卖平台的灵活用工模式主要可以分为外包模式与众包模式。在外包模式下,平台企业将市场划分为多个区域,第三方公司通过投标、合作等方式承包平台在某一区域的网约配送业务,负责招聘、签约外卖骑手,并与其签订劳务合同,骑手则通过劳务派遣等形式为外卖平台提供劳动。[4]骑手和外卖平台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只有用工关系,平台可以有效规避法律规定的雇主责任,众包模式下,骑手可以直接通过平台App注册成为外卖配送员。外卖骑手有很大的自由度,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工作、何时工作,在完成每一单配送任务之后即会获得相应的报酬。平台企业通过众包模式的轻资产运营,使得平台与从业者均具有双重身份,平台兼具企业与市场角色,外卖骑手兼具劳动者与创业者角色,多重法律关系交融增加了劳动关系的认定难度。[5]

外卖骑手是依附于互联网外卖平台的职业,平台出于减少运营成本、规避风险、提高收益等目的,选择采用劳务派遣的外包模式或者App众包模式,与外卖骑手签订劳务合同或服务协议,而非签订劳动合同,从法律制度等多个层面淡化了自己与外卖骑手之间的劳动关系,使得平台与外卖骑手的关系呈现出模糊化、非正式化及不确定性。

(二)安全保障:“抢时间”的压力使外卖骑手不堪重负

外卖平台在接收订单后,会综合考虑骑手位置、天气、地理路况、未来单量等多重因素,根据大数据计算外卖骑手的送达时间,不断优化、减少每单派送时间。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国内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间相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外卖平台通过算法系统不断压缩派单时间以提高送餐速度。对于外卖骑手而言,超时是不被允许的。一旦订单配送出现超时,往往就意味着客户的差评、投诉等,系统对此会进行罚款。骑手们无法依靠个人力量去对抗系统分配的时间,为了按时完成订单配送或者为了多赚一点辛苦钱,不得不选择铤而走险,通过闯红灯、超速、逆行等违反交通规则的方式以达到平台的时间要求。不合理的任务分配导致消费者催促外卖骑手、平台时间限制惩罚外卖骑手,“抢时间”的压力让众多外卖骑手不堪重负。[6]

由于骑手为了达到平台要求、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而不断地“赶时间”,造成了安全事故多发。2017年上半年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卖骑手伤亡;
2018年成都交警7个月内查处骑手违法近万次,事故196件,伤亡155人次。众包模式下骑手往往只能自己承担风险。工伤保险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参保前提,没有劳动关系的新业态从业者,用人单位不会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这也是骑手职业伤害面临保护的主要难题。[7]如果没有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伤、伤残乃至死亡,对外卖骑手的生命和生计都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平台和骑手之间的法律关系复杂,发生纠纷时不明确的法律关系会使责任承担主体模糊 不清。[8]

(三)地位失衡:平台利用大数据和算法固化自身的支配地位

双方关系不对等,在平台接单匹配系统、工时统计系统、骑手信用评价系统等规则下,外卖骑手往往只能选择顺从平台的指示、接受平台的管理,被动接受平台设定的各种工作考核。外卖平台提供算法控制、游戏化激励机制和消费者评价机制来对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进行控制。[9]系统会规划好送单时间和路线,消费者能实时查看接单骑手的位置。平台对于骑手的控制走向隐形化。平台从商户和消费者手中收取服务费,再根据一定比例分配给完成该订单的骑手,类似于工厂的计件工资形式。但是想要收入超过平均工资水平就需要不停接单、配送,达成平台的最低单数要求和好评率。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压低单价就成为平台之间竞争的手段之一,外卖骑手虽然在表面上有着较高的自由度,但是平台在背后的管理始终存在。[10]外卖骑手表面的自由掩盖了平台层层盘剥、克扣、获取利润的事实。[11]

与此同时,大量的劳动力涌入使得平台能够使用价格更低的劳动力,加上外卖行业已经过了迅速扩张的时期,现在各大平台都在稳步发展,骑手们很难再享受到平台经济诞生之初的报酬和福利。平台为了占据市场及获取自己利益,往往选择将消费者的利益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一些消费者为了逃避支付订单,甚至对外卖骑手进行恶意差评,在消费者至上的导向下,外卖骑手对此则毫无话语权。此外,外卖平台众包模式下外卖骑手来源闲散,集体化行动程度较低,集体话语权缺失,难以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技能欠缺:开展职业教育与专业技能培训不足

网约配送服务相比于传统制造业来说虽然工作灵活,但是也存在工作强度高、内容简单重复的特点。外卖骑手普遍缺乏专业劳动技能,大部分劳动者在从事外卖骑手职业之前,所从事的是低端制造业或低端服务业,就业选择范围十分受限。外卖骑手也往往缺乏对自身职业生涯发展的有效规划,职业的转换往往局限于以简单体力劳动为主的高脆弱性职业之间,高附加值职业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

外卖骑手作为网络送餐平台的配送员,虽然职业门槛不高,但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颁布的《网约配送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1年版)》,也需要具备包括订单接收与验视、订单配送、安全与质量管理、异常管理、客户服务与开发、管理培训在内的六大专业技能培训。但现实中外卖骑手的职业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仍较为缺失。以职业安全培训为例,外卖平台目前普遍采用的“职业安全培训”的内容,包括App提供的“安全培训”课程、请交警去站点讲课、组织骑手参与交通考试等,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注意安全的简单告知,而非系统的正规职业安全培训,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五)晋升受阻:职业发展与转型路径尚待优化

外卖配送行业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为许多缺乏职业技能的人群提供了就业途径,低门槛也伴随着职业发展前景堪忧。外卖骑手属于缺乏职业技能和自我保障意识的群体,脱离这个行业之后极容易出现困惑和不适。根据高文珺的数据分析发现,30%的骑手计划在一年之内更换职业。[12]外卖骑手只是他们职业发展中的一个缓冲平台,大部分骑手把送外卖当作是通往更高级职业的跳板,但未来可以选择的职业空间较小。由于缺乏专业技能只能继续寻找低门槛的工作,例如流水线工人、餐厅服务员、网约车司机等,这些工作在本质上和骑手并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是换了形式的简单重复劳动。有部分骑手希望通过当前工作积累资金以支持未来创业发展。从目前来看,骑手上升的唯一渠道就是成为外卖站点的负责人,再往上就十分困难了。

(一)完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完善外卖骑手职业保障首先需要明确界定劳动关系。鉴于平台算法对于外卖骑手无形中已经构成了强管理甚至于强控制的现实,有必要将其中的隐蔽的、模糊的雇佣甄别出来。针对外卖平台与外卖骑手之间的关系,应当按照劳动关系三要素的认定标准进行认定。一是外卖平台对骑手的管理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场地、时间和业务,平台“算法系统管控”也可视为劳动法意义上的管理。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自雇型劳动者理念,外卖骑手不因自身提供部分生产资料而被排除在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之外。三是承认多重劳动关系,改变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一一“捆绑”的制度现状,允许外卖骑手根据自愿或便利选择社会保险依托单位。

(二)提高劳动安全保障

一是对外卖平台的算法系统提出配送时间合理性要求,对配送时间的计算应当充分考虑到配送路程、天气状况、路况等因素,尽可能确保骑手不用违反交通规则就能及时完成订单。二是明确外卖平台应当为所有骑手统一配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电动车及头盔,并对骑手进行交通安全教育,促进骑手的安全意识养成。三是统筹协调社会力量共同支撑外卖骑手权益保障,优先解决外卖骑手的工伤和医疗两类保险需求。在外卖骑手需求最为迫切的工伤保险上,可以适当放宽劳动关系这一约束条件,适当降低外卖骑手缴费标准,以鼓励其积极参保。在骑手医疗保险上应尽早设立方便异地买药就医和报销结算的医疗保险方案,并根据灵活用工的群体特征为其提供补充医疗保险。

(三)平衡劳资之间的关系

一是由行业协会等组织牵头,最大程度凝聚外卖平台经营者共识,为各个代理商、人资商的运营制定最低统一标准,为骑手的职业标准和保障方案建立统一职业标准。二是明确要求平台企业合理化设置工作绩效考核与奖惩制度,缓解外卖骑手的工作压力。三是推动平台企业依法组建工会,完善工会组织运行体制规定,赋予不同类型外卖骑手组建、参加不同类型工会的权利,通过积极发挥工会组织的力量,为外卖骑手群体合法权益发声,从而推动平台与外卖骑手之间平等协商机制的构建。四是针对灵活用工群体劳动争议、工资争议多发情形,搭建专门的第三方纠纷解决平台,为其提供快速的纠纷咨询、投诉、申诉、处理、仲裁的一站式解决通道。

(四)完善职业教育与专业技能培训

一是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加强对骑手的安全培训教育,在外卖骑手申请加盟平台至上岗前,开展系统性的职业安全培训,并设置合理的上岗条件和考核要求。二是鼓励外卖平台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劳动技能培养与职业发展上为从业者赋能,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力度。三是鼓励平台企业推动开展文化、素质等多方位培训,如着装礼仪、送餐服务礼貌用语、突发事件应对情况等,使外卖骑手能够有机会学习到未来就业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四是鼓励平台积极与高校开展合作,为党员先锋骑手、交通安全模范骑手、见义勇为骑手、助人为乐骑手等优秀外卖骑手提供奖学金助学金,支持他们到高校相关专业进行学习深造。五是鼓励外卖骑手尽早做好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加强自身主动择业能力建设,努力拓展职业发展空间。

(五)打通职业晋升通道

一是鼓励平台企业积极探索完善外卖骑手晋升机制,按照人社部发布的《网约配送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进一步明确职业发展各等级所需掌握的工作内容、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使外卖骑手群体有更加清晰的职业成长与发展通道。二是鼓励平台企业建立健全内部劳动力市场,积极探索转岗机制,如实施“站长培养计划”“骑手转岗计划”等,面向骑手进一步开放站长、合作商管理岗、客服、培训师、人事经理、运营主管等岗位,助力骑手发展,为其提供全周期、多层次的职业发展机会与职业发展渠道,以更好地发挥“就业加油站”“职业稳定器”作用,实现良性互动,推动外卖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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