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顾工

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苏州美术馆研究馆员、艺术学博士

内容提要：杨维桢《壶月轩记》是其晚年为上海儒生李恒作，在书法方面有三点重要意义：一是格式完整，有乌丝栏，钤印六方，是杨维桢交付文稿墨迹的标准件；
二是书于杨维桢去世前一年，是其存世墨迹中最晚者，以章草与行、草杂糅运用，代表了杨维桢晚期的书风；
三是杨维桢经常使用特制的毛笔—铁心颖、画沙锥，表现出劲健的线条效果。《壶月轩记》是他存世墨迹中唯一写明“试老陆画沙锥书也”的。

杨维桢是元末具有特殊风格、重大影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他的传世墨迹不多，大部分已经进入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近二三十年来公开拍卖的杨氏真迹唯《橘洲燕集诗轴》《元夕与妇饮》《赠装潢萧生显序》3件而已。2021年由日本回流的杨维桢《壶月轩记》，对元明书法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壶月轩记》册页共10开，黄笺本。其中杨维桢墨迹5开，元人题咏5开，每开纵33厘米，横25.5厘米。册页封面有清人盛昱题签：“杨廉夫壶月轩记。元贤题咏附，郁华阁藏。”①郁华阁为清宗室文人、晚清著名藏书家盛昱(1850—1899)的斋号。锦套上钤盖日本著名收藏家、澄怀堂主人山本悌二郎（1870—1937）印章5方：“二峰宝此过于明珠骏马”“二峰宝笈”“香雪书屋书画印”“二峰平生心赏”“二峰鉴藏法书名画之印”。外配有木盒，盒盖上是日本近代著名汉学家长尾甲（1864—1942）的题签“元杨廉夫壶月轩记”。以上题字和钤印揭示了这件作品在近代的流传过程。

杨维桢（1296—1370）是元末绍兴诸暨人，字廉夫，号铁崖道人、铁笛道人、东维子、抱遗叟等。泰定四年（1327）二甲进士。杨维桢仕途三起三落，多年漂泊于杭州、湖州、苏州地区。至正十八年（1358）授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不赴。于至正十九年（1359）移居松江（今上海市），直至明洪武三年（1370）去世。杨维桢是元末铁雅诗派的领袖、竹枝词唱和的发起人、玉山雅集的灵魂人物、东南文坛的盟主，也是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的书法家。他晚年寓居松江的11年，是他书法艺术的成熟期和高峰期。他传世的40多件书迹，其中八成是书于松江的。

《壶月轩记》（图1）是杨维桢晚年为青年儒生李恒作，著录于《杨铁崖文集全录》、《（弘治）上海志》、山本悌二郎《澄怀堂书画目录》、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等。清抄本《杨铁崖文集全录》卷一有载，然字句与墨迹本差异较多。一般来说，当作者墨迹本与传抄本发生龃龉时，应以墨迹本为准。兹将《壶月轩记》墨迹本释读如下：

图1 杨维桢 壶月轩记33cm×25.5cm×5十面灵璧居藏

江阴李生恒，字守道。先庐毁于兵，辟地上海之渔庄，以耕钓为业。业暇辄读书，考典故，习法书名画。家虽窭，不肯苟仕进为干没计。新筑草堂数楹，堂之偏别构一轩，颜曰“壶月”。余放舟黄龙浦，达□海，必道过其门。过必觞余于轩，翻校典籍，（鉴）辨书画，已则乞题其颜，而并以记请。

昔延平先生以经术德行师表百代，退而屏居闽山，箪瓢屡空，晏如也。时称其人品为冰壶秋月，以其所学与所履，莹彻而无瑕也。吾闻生之先裔由闽而台、由台而淞也，不敢多上以祖延平，独取其“冰壶秋月”以对越于轩。壶清而以冰，益莹；
月朗而以秋，益皦。生景行先哲，清于中，无愧于壶；
明于外，无愧于月。侗祖何人，希之则是。

生既青年而好学，尊师取友，不远千里。异日见生，学日进，德日明，行日粹以清。其有以仰承源关洛而委新安之派，则吾又当与生修世谱，题曰《李氏冰壶谱》也。四方士为生赋《壶月诗》系于谱。生之轩，其不朽矣！

龙集己酉春二月花朝庚辰，会乩抱遗叟杨祯廉夫甫在云间之拄颊楼，试老陆画沙锥书也。

就此致意孟京，近日妙书过文东远甚，可副墨一本张其轩。

壶月轩主人李恒，字守道，江阴人②。文中“先庐毁于兵”指的是至正十一年（1351）爆发了由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朱元璋等人领导的元末农民起义，至正十六年（1356）江阴遭劫乱，部分难民向东迁居吴门和松江。松江人董纪有诗《壶月轩为李守道》，描写李恒家中“素壁穹窿类雪窝，窗虚帘薄受明多”（董纪《西郊笑端集》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不过，李恒“家虽窭”，但能够“新筑草堂数楹，堂之偏别构一轩”；
而且，杨维桢每次路过他家，“过必觞余于轩，翻校典籍，（鉴）辨书画”，这些都说明李恒还是有一定家底的。

壶月轩在什么地方呢？《壶月轩记》说：“余放舟黄龙浦，达□海，必道过其门。”黄龙浦古称春申江，据说是战国时期春申君黄歇主持疏浚的人工河道。宋元时期的黄龙浦，沟通了青浦、昆山交界处的淀山湖向东的各分支水系，由南向北注入吴淞江，至吴淞口入海（明代因吴淞江淤塞，遂改道拓宽黄龙浦，吴淞江等水系汇入黄龙浦入海，称黄浦江，上海的地理格局由此大变）。元代松江已经以黄龙浦为界，分为浦西、浦东两部分。元代画家倪瓒有一幅《壶月轩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卷后钱凝题诗云“渔庄人住浦西村，知是延平老裔孙”，确指壶月轩所在的渔庄在“浦西”。元代松江府下辖华亭、上海二县，华亭在南，上海在北。据杨维桢、钱凝的描述，可知此“渔庄”地属上海县，且在浦西，大致在今上海市区的黄浦江西岸。

杨维桢《壶月轩记》的重要意义，体现为三个方面。

在杨维桢存世墨迹中，《壶月轩记》堪称是其最正式的文稿作品。表现有三：

首先是纸上有乌丝栏，表明这是正式誊录本。乌丝栏是用墨笔画出的界格，因为制作费事，一般只用于誊抄正式文本。《壶月轩记》共5页，每页8行，前4页有乌丝栏，末页无乌丝栏。经查看原件，每页乌丝栏的左右边缘均未留白，前后页可以无缝衔接，说明前4页原为一纸，第5页为另一纸。乌丝栏32行已经把正文誊录完毕，杨维桢落款写在了未画格的另一纸上。

杨维桢存世诗文墨迹共20多件，其中有乌丝栏的作品只有《周上卿墓志铭》《张氏通波阡表》等极少几件。在杨维桢（款）《致松月轩主札》中有这么一段话：“《松月记》久已脱稿，必欲老夫亲笔登誊。……先府君墓文，则付之小儿副墨录去。中秋前后，想松月清凉界中，不妨补亲笔也。”[1]这说明杨维桢的部分文章是由儿子或学生誊录的，“老夫亲笔登誊”既是定稿的过程，也代表着对对方的一种尊重。

其次是文本完整，标题、正文、落款一应俱全。杨维桢的落款有自己特殊习惯，文字很长，信息也多，不但有时间、地点、姓名、字号、官职，还经常写明用什么笔、什么墨。《壶月轩记》落款为：“龙集己酉春二月花朝庚辰，会乩抱遗叟杨祯廉夫甫在云间之拄颊楼，试老陆画沙锥书也。”其中，“龙集己酉春二月花朝庚辰”指明洪武二年（1369）二月十五日；
“会乩”即会稽，杨维桢是绍兴诸暨人，以此言其籍贯；
“抱遗叟”是其晚年别号，是“抱朴遗叟”的缩略写法，抱朴典故出自《老子》；
“杨祯”为杨维桢的缩略写法之一，“廉夫”为其字；
“云间”为松江别称；
“拄颊楼”是其斋号，“拄颊”指以手支颊，与其晚年“风月福人”“嬉春道人”等别号相表里；
“画沙锥”是杨维桢特制的毛笔。

《壶月轩记》末尾还有一段附言：“（孟京）近日妙书过文东远甚，可副墨一本张其轩。”这是杨维桢不多见的对他人书法的评价，提到的孟京、文东都是其松江弟子中擅书者。文东即陈璧，字文东，号谷阳生，明初出仕山西、湖广等地，以草书闻名。孟京即俞镐，号朴斋，明初赴陕西武功任职。[2]

最后是钤盖印章最多。《壶月轩记》首行钤有压脚章“铁史藏室”（图2）、起首章“东维叟”（图3），末尾钤“李黼榜第二甲进士”“廉夫”“铁笛道人”“九山白云”，多达6方。后4印都是杨维桢晚年常用印章，前面两方印较为少见，解释一下：

图2 《壶月轩记》压脚章“铁史藏室”

图3 《壶月轩记》起首章“东维叟”

1.“铁史藏室”朱文长方印。杨维桢因撰《三史正统辨》讨论修宋、辽、金史的正统问题，得“铁史”之号。在杨维桢《东维子文集》中，有多篇文章皆自称“铁史”。“铁史藏室”为其斋名。至正二十五年（1365）杨氏撰《雪庐集序》文末云：“至正丙午夏五月朔日，抱遗道人书于云铁史藏室。”（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③这个“藏”字，取行藏之意，也暗含了许多无奈。尽管杨维桢精通史学，其《三史正统辨》在学界得到推重，但他这篇史著并没有得到朝廷认可（元代修史没有单尊宋为正统，而是以宋、辽、金各为正统）。铁崖晚年书迹《题杨竹西小像卷》《张氏通波阡表》《如心堂记》《壶月轩记》《芝庭处士墓碣铭》皆用这方“铁史藏室”作为首行压脚章。

2.“东维叟”朱文长方印。此别号从“东维子”演变而来。杨维桢文集为《东维子文集》，他自称“东维子”最早见于至正十八年（1358）向太尉张士诚呈送的“五论”，书信末尾说：“幸采而行之……否则麋鹿复上姑苏台，始忆东维子之言，於乎，晚矣！”[3]杨维桢去世前撰《铁笛道人传》，文中云：“有以所为文白于上，用玄物色道人五湖间，道人终不起。因诡名东维子，又号抱遗老人。”[4]3090其文意指有人推荐杨维桢做大官，而杨维桢没有去，这与他遭遇建德之难、逃至杭州、未赴任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之事相吻合。故“东维子”是他决定归隐时所取的别号。

“东维”与星宿方位有关。《庄子·大宗师》云：“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成玄英疏：“傅说一星在箕尾上，然箕、尾则是二十八宿之数，维持东方，故言乘东维、骑箕尾。”傅说是商王武丁时期的相，相传死后变成天策星，该星位于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箕、尾之间，故称“乘东维、骑箕尾”。“东维”从此成为东方的代称。唐人方干《送人游日本国》诗句“波涛含左界，星斗定东维”，因日本在中国的东方，故云。

杨维桢以“东维子”为别号，更与其生辰有关，其《箕斗歌》云“我生之宿直箕斗……骑箕尾，诉阊阖”[4]152。与此类似，唐代文学家韩愈《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箕、尾、斗、牛都是二十八星宿之一，而且位置相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苏轼解释说：“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得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南斗即斗宿，与北斗相对。古人缺少精确的计时器，故十分重视对日月星辰位置的观测。从地球看星空，二十八宿围绕北极星成一大圈，逐日缓慢移动，星宿与月亮的相对位置具有一定的规律。东坡根据“月宿南斗”判断他和韩愈出生时的星象同属磨蝎宫，并认为这是导致他们命运多舛的原因。韩愈具体生日不详，而东坡生于宋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接近阴历年底。杨维桢的生日，孙小力教授考证为元成宗元贞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297年1月19日）[5]，同样是快到阴历年底的时候。这就证明了杨维桢别号“东维子”“箕尾叟”确与其生辰有关。

在至正十八年（1358）以后的铁崖文章中，署“东维子”“东维叟”的甚多。他的常用印中，有“东维子”朱文、白文长方印各一方，经常用于晚年墨迹起首处。此“东维叟”无边栏朱文长方印少见，在杨维桢传世墨迹中仅见二例：《壶月轩记》和《梦游海棠城记》（天津博物馆藏），都是书于明洪武二年（1369），为杨氏最晚用印。

笔者曾撰文《再论方寸铁》（《第五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7年版）指出，杨维桢是元代拥有印章最多的书画家，常用印近40方。在杨维桢40多件传世书迹中，钤盖4方及以上印章的作品有19件，占比约四成：其中钤盖5印的有9件，钤盖6印的有4件。《壶月轩记》钤盖6方印章，这是杨维桢单件书法钤印数量的极限，也可见他对这件作品的重视。

观察杨维桢各种传世墨迹，可以知道他钤印位置有3处：一在右上角，为起首章；
一在右下角，为压脚章；
一在文字末尾（左侧），可以钤盖姓名、字号、斋室印多方。他经常在作品末尾连续钤盖三四方印章，如《晚节堂诗帖》等11件书迹末尾连钤3印，《跋商山四皓图卷》等8件书迹末尾连钤4印。这种做法有可能受到宋代米芾的影响（米芾曾在《褚摹兰亭序》题诗后面连续钤盖7印），但米芾偶一为之，而杨维桢却是经常连钤数印。这种用印方式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综上，从乌丝栏、文本格式、钤印几个方面来看，《壶月轩记》都是最正式、最完整的，是杨维桢交付文稿的标准件。

《壶月轩记》书于明洪武二年（1369）二月十五日，杨维桢时年七十四岁，距其去世仅有一年。该年正月十五日，他还写过《梦游海棠城记卷》（天津博物馆藏）。《壶月轩记》是目前所知杨维桢最晚的存世墨迹。

虽然是杨维桢去世前一年之作品，但《壶月轩记》的线条弹性十足，神采焕发，毫无衰颓之象。这是因为古稀之年的杨维桢身体一直很好。宋濂说他：“晚年益旷达，筑玄圃蓬台于松江之上，无日无宾，亦无日不沈醉。当酒酣耳热，呼侍儿出，歌《白雪》之辞，君自倚凤琶和之。”（宋濂《宋学士文集》卷十六，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本）这种生活状态说明杨维桢绝非一位身体羸弱的老人。查洪武二年（1369）杨维桢的行踪：正月十二日，率弟子访张麒三味轩；
春，赴常熟访虞伯源，撰文数篇；
八月，书《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
十二月，应召赴金陵修礼乐书。频繁外出活动也能证明他的健康状况。至于次年（1370）杨维桢因肺疾去世，与他修书积劳成疾、没有得到及时医治有关。

在书体形式上，杨维桢将章草笔法融入行草书，形成了诸体杂糅、奇姿异态的崭新风貌，开创了“破体”章草的先例。若论元代复兴章草，赵孟是第一代人物，他把《急就章》章草刻帖转换为墨迹，丰富其笔法内涵。他的章草和汉代章草笔法不同，但这种精巧工整的文人化章草，在那个时代是具有新意的。到了杨维桢，他要在赵孟、邓文原等人章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就要思考新的路径。

杨维桢的存世作品中没有一件是纯粹的章草，大多是章草与行、草字形混用，章草在全篇中所占比例不等，有时占五成以上，有时仅占一二成。章草字字独立，笔短意长，具有隶书的波磔笔法。如果上下字牵连，就是行书和今草的写法了。杨维桢章草作品大多字字独立，不过也时常出现上下二字的牵连，偶有三个字的牵连。这一现象在《梦游海棠城记》《如心堂记》《壶月轩记》等杨维桢晚年作品中经常可见，长线条的运用和较大的提按变化令他的章草书呈现出奇特的面貌。

以章草与行、草杂糅运用，杨维桢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其历史根据。这个根据来自王羲之书法和唐人的“破体”理论。我们知道，王羲之尺牍墨迹大多是楷、行、草三体杂糅，他提升了这些书体的技术水准，创建了新的风格典范。而当时的书体界限并不严格，这种“越界”到唐代便被认为是“破体”。元人陆友说：“赵子昂学士尝以皇象章草与王右军参考，十得八九。盖右军草书，本出于此。”（陆友《研北杂志》卷上，民国影印明宝颜堂秘笈本）赵孟发现王羲之草书来源于章草，章草与今草本就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二者之融合不存在明显的障碍。杨维桢中年以前的书法以行书为主，晚年涉足今草和章草，那么他取法章草以后，很自然地就把章草与行、草融合起来。徐利明教授指出，元代章草书复兴取得了三大创造性成果：一是章草写出了新风貌，以赵孟为代表；
二是章草、今草的合成，以康里巎巎为代表；
三是章草、行书的合成，以杨维桢为代表[6]。

很多人说杨维桢书法是粗头乱服，其实这是对其小笔写大字的印象。而铁崖的小字书法，笔头功夫极为到位，无一字不精妙，无一字不生动。作为杨维桢最晚时期的小字典型，《壶月轩记》展现了他对书法的理解，不仅仅是点画笔墨的了得、诸体融汇的巧妙，更重要的是见其才、见其学，静穆古雅，矫健如龙，动静之间令观者目眩神驰—这也正是杨维桢诗心文胆之所在。

至正初年，杨维桢曾在湖州长兴东湖书院执教两年。不但解决了一家人的温饱问题，还有一些意外收获：在音乐方面，他得到一支太湖古剑铸成的大铁笛，遂自号“铁笛道人”；
而在书法方面，他对湖州制笔业有了更多的了解，也结识了一些笔工。元代的湖州已经取代宣城，成为新的制笔业中心，从业人数和技术水平都是全国之冠。杨维桢与湖州一些笔工交往之后，通过试用不同品种的毛笔，逐渐形成了对毛笔的特殊偏好。其书法线条的力量感特别突出，无论线条粗细或者润燥，笔尖压纸的力度都极强，这与他采用的特殊毛笔有关。

杨维桢经常在书法落款中写出毛笔名称和笔工姓氏，如《壶月轩记》落款：“在云间之拄颊楼，试老陆画沙锥书也。”其他例子还有“在沧州轩试老温旧颖”（《题倪瓒〈溪山春霭图〉》）、“在竹洲馆试老温笔”（《小游仙辞序残卷》）、“在云间草玄阁试铁心颖书”（《赠装潢萧生显序》）、“在云间之拄颊楼试画沙锥”（《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在小蓬台试陆颖贵枣心笔书”（《友闻录序》）、“试老陆乐墨书”（《干山志》）、“在卷素斋试沈先生乐墨”（《跋赵孟与王觉轩诸札》等。

由以上举例可知，杨维桢常用之笔有铁心颖、画沙锥、枣心笔、乐墨等，其中使用频繁的是铁心颖、画沙锥。这些是什么样的毛笔呢？

明洪武二年（1369）八月初一杨维桢撰《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

吴兴陆生某有才学而隐于笔工。其仲氏颖贵……而制之精者，标其号曰画沙锥。尖圆遒劲健，可与古韦昶争绝。余用笔喜劲，故多用之，称吾心手，吾书亦因之而进。颖贵亦自贵，虽势要求之而不可得。别襆之以锦，署曰：非会稽铁史先生弗能。知宣州诸葛氏云：柳学士能书，当留吾笔，否即退还。未几，果退还。叹曰：代无右军，何以用吾笔？而颖贵欲以吾当右军，曷当？惜予老矣，所书今不过山经野史，汝锥之功，无以用之以利天下，徒为祝锥辞。（朱存理《珊瑚木难》卷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从以上描述来看，画沙锥是一种古法制作的短锋硬毫笔，以“尖圆遒劲健”为特征。而在五年之前的至正二十四年（1364），杨维桢为笔师陆颖贵写过另一篇文章，谈到陆颖贵“常以丰狐之毫或麝毛须制以遗我，且曰，此铁史铁心颖也。予用之，劲而有力，圆而善任，使舍其制而用它工，则不可书矣。故铁心之颖，人罕得之，而人亦不能用也”（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九《赠笔师陆颖贵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

杨维桢所用的毛笔，基本上都出自湖州著名的制笔世家陆氏、温氏和沈氏。这些技艺精湛的笔工时常周游东南各地，推销他们的毛笔，并请名家为他们题咏鼓吹。陆颖贵与杨维桢交往较多，且铁心颖、画沙锥都是陆颖贵的招牌产品，《壶月轩记》“试老陆画沙锥书也”中“老陆”应该就是陆颖贵了。杨维桢特别重视他所用的毛笔，经常在作品后面写出毛笔名称，并自言“用笔喜劲，故多用之，称吾心手，吾书亦因之而进”，那么，他用画沙锥书写的作品定不在少数。

如果以杨维桢早期、晚期的墨迹比较，线条的质感和硬度是不同的。早期的《题马琬〈春水楼船图〉》《鬻字窝铭》，线条以平铺为主，较为肥厚。晚期书迹则线条劲挺，立体感很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除了用笔技巧，当与毛笔性状的改变有关。元代毛笔制作工艺、材料已经与唐宋不同，这一变化从赵孟书法线条上也有体现。杨维桢与湖州笔工的交往加深以后，他尝试使用了古法制作、他人不能用的有心笔，带来特别劲爽的书写体验。当时赵孟主张书法复古，但他的毛笔并没有恢复古制，而杨维桢不仅上追晋唐之书，还要用古法制笔，可算是更加彻底的复古。

以杨维桢大字、小字相比较，线条的视觉形态也是不同的。其小字行草书，如《张氏通波阡表》《壶月轩记》，线条锐利，提按对比大，忽肥忽瘦，变化多端，正如清人翁方纲所说：“古今来，尖笔而肥者，杨廉夫也。”（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尖圆肥瘦说》，清李彦章校刻本）而其大字作品，如《草书溪头流水诗轴》《跋邹复雷春消息图卷》《真镜庵募缘疏卷》等，都是起笔蘸浓墨，一字未完即转为渴笔；
蘸墨后线条特粗，正常书写时线条较细。这些都是小笔写大字的特征。笔者推测，杨维桢写小字多用以狐毛、麝毛等硬毫为笔心的铁心颖、画沙锥，写大字则使用有羊毫成分的枣心、乐墨等兼毫笔。[7]

杨维桢坦言其独特书风的形成，离不开铁心颖、画沙锥等特殊毛笔之助。《壶月轩记》作为其存世墨迹中写明用“画沙锥”书写之作，有着重要的样本意义。

在《壶月轩记》册尾，有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1866—1940）两段长跋。罗振玉收藏过数件杨维桢墨迹，对其书风甚为熟悉。他在《壶月轩记》跋文中的评论“铁史书如出海珊瑚，悬崖霜柏，光莹四照，柯干峭拔”也甚为到位。罗振玉题跋之时，《壶月轩记》已在日本收藏家山本悌二郎手中，后来辗转为书法名家青山杉雨（1912—1993）所得。2021年保利春拍中，《壶月轩记》以9000余万元为十面灵璧居主人竞得。

作为元末文章巨公、书法大家，杨维桢的诗文墨迹从当时就备受珍视。然经历六百多年沧桑，尤其是元末战火，他书写的大量诗文墨稿付之一炬，至今存世铁崖真迹（包含题画在内）仅40多件，可谓少之又少。《壶月轩记》是杨维桢去世前一年的精心之作，无论书法还是纸张、文本、钤印，都具有典型意义。数百年来，《壶月轩记》著录累累，递藏有绪，中日两国顶尖的收藏家、书法家都对它推崇备至，其艺术价值、文化价值都是非凡的。

注释

①日本山本悌二郎《澄怀堂书画目录》记载：“此册为清代宗室盛伯羲（即盛昱）的旧藏，题签为伯羲的亲笔手写。众所周知伯羲所藏的金石书画皆为精品，此册亦是其一。”

②李恒的籍贯，在《壶月轩记》墨迹中作“江阴李生”，文集中作“云间李生”。墨迹说“生之先裔由闽而台、由台而淞也”，未言迁至江阴。

③孙小力《杨维祯全集校笺》第2110页认为“云铁史藏室”疑有脱误，当作“云间铁史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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