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能兴，何清新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广西 桂林 54100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迥异，走的是一条以人为本、不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之路。文化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先导力量。面向未来，中国必须坚持将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贯穿文化现代化的全过程、全领域、全时段。为此，有必要厘清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人学理论内涵与实践经验，从而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人学自觉。

文化现代化不存在一般的、普遍化的模式，其多元性正是源于价值取向的不同。中国文化现代化坚持人学价值取向，旨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区别于其他文化现代化模式的本质特征。为此，理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一方面需要厘清文化现代化的一般过程与规律，另一方面需要明确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人学价值取向，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一)文化现代化的理论发展

文化现代化指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现代化理论基于现代化理论发展而来，可以视为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分支理论。文化现代化理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化理论中关于文化的论述；
二是对文化现代化的专题研究。

其一，现代化理论中存在大量关于文化变迁的阐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先后掀起过三次大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浪潮。一是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结果。在经典现代化理论视域之下，文化现代化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文化现代性是区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依据。二是后现代化理论，该理论是在反对现代化的运动中发展起来的，认为现代化过程导致社会出现理性专制、机器统治、人性淡化、精神空虚与生态灾难等“现代病”[2]109，由此提出了文化后现代化与文化后现代性的概念，倡导对文化现代性的反思与解构，并指出当代文化是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过渡。三是新现代化理论，主要包括生态现代化、反身性现代化、多元现代性、第二次现代化等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强调现代化过程中人与自然的互利共生，提出了文化现代化的生态文化取向；
反身性现代化理论将现代化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普通现代化过程以及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的反身性现代化过程，在该理论视野中，文化现代化可以划分为普通文化现代化与反身性文化现代化两个阶段；
多元现代性理论则认为现代性并非只有单一固定的西方模式，而应具有多种模式，是对文化多元与文化发展多样性的一种理论阐释；
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由我国学者何传启所提出，他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称作第一次现代化、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变迁称为第二次现代化[2]112-114，由此文化现代化过程也可相应地划分为第一次文化现代化与第二次文化现代化两个阶段。以上现代化理论有关文化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文化现代化的过程规律，也为后面的文化现代化专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二，关于文化现代化的专题研究。一是文化现代化的概念阐释，众多学者将文化现代化视为一个文化变迁过程，如个性化过程[3]、多层次过程[4]、文化创新过程[5]。二是文化现代化的结果特征，亦即文化现代性的研究。三是文化现代化的现象研究，探究文化现代化的过程规律，譬如：1980年开启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项目，目的是通过价值观情况反映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现代化状态与趋势；
学者叶南客以中国文化现代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分析其递进轨迹与转型机理[6]。四是文化现代化理论的应用，即以既有的文化现代化理论探究或指导文化实践，包括文化现代化指标、水平评价、政策措施等研究，如陈依元(2001)、叶南客(2004)、吕永红(2019)等学者对浙江、江苏、新疆等地方的文化现代化实践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关于文化现代化的论述或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文化现代化的概念阐释、过程规律、阶段划分、文化现代性特征、理论应用等方面，偏向于将文化现代化视为一个客观过程，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属于事实层面的研究。这些理论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规律提供了借鉴。但是，从人类主体或国家的视角来看，文化现代化是一项正在进行、尚未完成的规划，面临“应该是什么与怎么办”的问题。文化现代化理论的拓展需要事实与价值相结合的研究，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人学实践对于文化现代化理论创新具有重大意义。

(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人学本质

中国文化现代化肇始于鸦片战争，是由“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过程[7]。19世纪40年代，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促使中国文化开始转型。洋务派率先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变革理念，兴办军事和技术学堂，并派遣学生赴国外学习先进技术。19世纪末，维新派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与封建制度中影响人发展的消极因素，从而反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人伦体系，要求废八股、改科举，提倡实行君主立宪制。梁启超认为，“一国之有公教育也，所以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结为团体，以自力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也”[8]，即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学做“现代人”，成为有独立的精神和能力的人。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诸如“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新式学校的建设、留学生的出现、西方文化的译介以及八股文与科举制度的废除等一系列文化变革措施，将中国文化现代化从物质、技术的层面逐步深入到了制度、精神层面，对封建制度解体起到促进作用，将压迫禁锢中国人的封建思想体系撕开了一条裂缝，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的解放。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倡导“三民主义”，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现代教育制度，主张批判性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与学习外来文化，追求平等和尊重人权。他们认为封建专制主义教育是剥夺人权的奴隶教育，那些学堂是奴隶的学堂，教科书是奴隶教科书，培养出来的人“五官不俱，四肢不全，人格不完”[9]，由此注重人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对旧的封建文化发起正面挑战和批判，提倡新道德与新文学，推崇理性、张扬个性，强调人的权利与价值，触发了国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其深邃的人学思想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带来启示。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依靠人民的力量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标志着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城乡文化融合，在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丰富了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共同富裕等国家政策极大促进了文化现代化发展，大众文化、教育文化、网络文化、数字文化、生态文化、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文化产业化以及全球文化交流等文化保护与建设工作有序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全面开展，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性愈加凸显、共同体意识更加强烈，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人民主体力量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纵观百年党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文化现代化由被动变迁转向主动作为、由局部发展转向全面推进，不断推动一个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文明时代的前进，指向人民的幸福和民族的复兴，在马克思描绘的轨道上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与践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

回顾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国文化现代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遭遇西方现代文化冲击而触发中国文化内部超越并显现出现代性的过程，也是传统中国人向现代中国人转变的过程，依靠人的力量、寻求人的解放、保障人的平等、实现人的价值构成了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其实质是一个不断促进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学实践过程。

(三)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人学分析框架

美国社会学家阿利克斯·英克尔斯第一次明确提出“人的现代化”概念，他认为：“发展中最根本的要素是个人，除非国民是现代的，否则一个国家就不是现代的。”[10]可见，个人现代化是文化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人是文化现代化的参与者，也是最终获益者。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对人的现代化理论的扬弃，他承继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将“人”作为价值归宿，强调人是人的目的。马克思口中的“人”是现实的、具体的个人，而非英格尔斯口中抽象的个人。他将“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和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将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在新中国语境下，人民是文化的根源，文化由人民共享，文化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在于“化人”和“发展人”，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为此，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中国文化现代化，一是文化现代化的一般过程，二是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取向，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目的。

“文化现代化是现代文化的产生、发展、转型和国际交往的复合过程。”[11]首先，文化现代化是指18世纪以来的一种文化发展，包括文化内容、结构、制度、观念、产业等方方面面的变化，而且是一个持续推进的系统过程，仍不断显现出新的变化；
其次，文化现代化是一种文化转型，包括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向后现代文化的转型；
最后，文化现代化是一种国际互动，包括国际的文化交流、合作与竞争。据此，可将文化现代化过程划分为文化发展、文化转型与国际互动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多重内涵。首先，人的全面发展是指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包含每个人的平等发展、自由发展和充分发展，个体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的全面发展互为前提、相互促进；
其次，人的全面发展指个体的德、智、体、美、劳等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发展；
再次，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的个性化与社会化的充分发展；
最后，人的全面发展还意味着人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可以将人的全面发展划分为全体人的全面发展、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发展、个性化与社会化的充分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四个层面进行考察。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应从文化发展、国际互动与文化转型三个维度共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根据文化现代化化过程维度与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内涵可以构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提升，人的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些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障碍尚未完全清除。当前，中国文化现代化在文化发展、国际互动和文化转型三方面还面临一些问题，一定程度影响到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一)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一是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当下，国内绝对贫困现象已经消除，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反观精神文化领域，贫困现象依然存在。第七次全国八口普查显示，我国仍有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3775万人，文盲率为2.67%[12]。基础教育质量、高等教育水平、文化产业竞争力、文化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比较仍有较大差距。总体来看，价值观、道德领域的问题日益凸显，人口素质水平亟须进一步提升。二是文化产品供给与文化需求的不平衡不充分。一方面是量的不平衡，202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在GDP 中的占比为 4.43%[13]，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占比达到20%以上，相比而言我国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很难满足我国14亿人口的文化需求；
另一方面是质的不充分，人民追求更高水平和质量的文化产品，但文化供给层面的结构性症结明显，存在文化产品精品不多、层次不高等问题。三是文化空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种情况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之间的文化发展差距。譬如，2021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规模以上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分别为90429亿元、17036亿元、10557亿元、1042亿元[14]，东部地区收入比中部、西部和东北三个地区之和还多。城市文化由于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得到发扬，民族、边疆、农村地区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由于文化产业落后而得不到充分发展。

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利于全体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和充分发展。一方面，精神文化的落后容易使人迷失于“物的依赖”中，加重社会的浮躁风气；
文化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使个体的精神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从而影响人的精神成长；
文化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利于人的平等发展和共同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大量人口从传统社会的血缘、地缘社会关系中“脱域”流动，成为离群索居的人。当下，我国有流动人口37582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15]。离群索居的生活，加上现代化“流水线”和强调分工的生产方式，以及智能时代注重个性的发展，促使人们越来越强调自我，注重自我创造和自我诠释，找寻内心的价值图景和价值秩序。然而，“在追求解放的社会和个体性的张扬中，人们放弃了共同价值的承担和对生活的价值审视和追问”[16]，个体发展的诉求将人一步步引向私人空间，容易造成公共精神的式微。

(二)国际互动面临严峻挑战

一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渗透的挑战。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遏制战略日趋强化，其中文化的渗透形势尤为严峻复杂。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其资本和技术优势，通过网络、影视等载体向中国散播资产阶级文化，企图消解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二是逆全球化思潮的挑战。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单边主义等思潮的泛起，构成了逆全球化思潮的主要力量来源。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国家之间的交往、交流受到限制，成为逆全球化思潮的助推工具。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逆全球化思潮的传播。近年来，部分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阻碍科技交流、部分经济体提出所谓的供应链“去中国化”及“一带一路”建设受阻、孔子学院办学受限等逆全球化行为给中国文化传播带来极大挑战。

全球化、科学技术早已将全人类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我们要跨越民族限制和地域鸿沟，摆脱旧制度的束缚，建立所有人能够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就现阶段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迈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第一步[17]。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渗透与逆全球化思潮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一种单一价值观，表现为排斥他国文化、拒绝文化多元，以高傲的姿态、限制的手段将国与国隔断、民族与民族分离，制造价值观冲突，破坏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这一系列行为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破坏了人自在自为的存在情境，不利于人的自由自觉劳动，从而影响人自由个性的发展。

(三)文化转型带来负面效应

中国经历了从传统农业文化转向工业文化的过程，并正在经历由工业文化向知识文化、科技文化、生态文化的变迁，文化转型为中国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动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快速的文化转型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一是人与自然的割裂。工业文化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从而对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破坏，影响到当代人的生存。二是文化的抽象化。现代化机器的出现使人脱离劳动生产一线，越来越多的人坐在办公室和书斋里生产文化，阅读网络文本、观看视频获取碎片化的信息成为很多现代人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主要渠道，文化生产脱离自然、脱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问题现实存在。三是文化的商品化。文化常被文化商品所替代，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被简单理解为消遣与消费的关系，文化的物化现象普遍。个体通过物化的商品理解文化，而忽略了文化世界中自我体验、自我创造的精神升华的过程。四是文化的科学化。“科学无法实现意义的建构，反而会导致意义的消解。科学不能看到快乐、道德和礼节，只看到了多巴胺和隐忍的手段，科学甚至看不到民族和国家。”[18]换言之，科学无法回答什么是“幸福”和“意义”。唯科学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事物的意义，从而动摇了人们价值世界的秩序。五是文化的技术化。现代文化将自然视作“自然资源”，甚至将人看作“人力资源”，将一切视为可以利用的工具。当前，数字化在一定程度上将精神曲解为智能，曲解为计算能力，精细化的评价指标将人困在系统里；
现代技术生产的短视频、娱乐八卦等各种内容占据了人的大部分时间，人的完整生活被大数据精准推送的各种信息所分割，面临“娱乐至死”的威胁。

文化转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人的全面发展：一是破坏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影响人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出现了将人工具化、商品化、数字化等现象，物与物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消解了人的价值，造成人对物的崇拜和物对人的支配；
三是将个体引至价值相对主义，从而消解人的信仰，加重人生的虚无感，缺失文化精神的个体无法把握事物本真性的价值或生命超越性的价值而更容易被物所裹挟和支配，从而将道德行动交由感性抉择，将人生的价值置于现实利益之上，呈现出功利、现实、自私等价值观特点。

中国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1]，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导向，持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不断保障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充分、平等、和谐及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为此，必须坚持文化自觉，理性面对时代问题，在人学向度上持续推进文化现代化建设。

(一)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引导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延续传统、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价值观，充分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它在个体层面倡导的价值观有助于个体提高道德修养，为个体过向上、向善的生活，实现全面发展奠定道德基础；
在社会层面提倡的价值观有利于调节人与人的关系，有助于人的个性化与社会化的充分发展；
在国家层面强调的价值追求，有助于以国家力量协调个体、社会与物质的关系，保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阶段社会价值的批判继承，既强调人的发展的物质基础以及追求物质财富的价值框架，又阐明人与人关系的相处之道，对于纠正和调整人的过度物质追求和社会价值分裂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已开展了近十年时间，取得了良好效果，继续深化培育仍然是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不过培育方式和培育重点应有所转变。其一，随着网络发展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化传播主体变得多元，文化对话由权威走向平等，传统的以政府由上向下传播灌输的价值观教育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必须实现由注重宣传灌输向强调引导认同的转变。接下来，应将培育工作的重点转为认同与践行层面，注重引导和培养个体的价值理性，使个体真正理解、自我生成和自觉践行核心价值观。其二，学校依然是培育的主要场域，但要同时强化社会、家庭和网络空间的重要场域作用，加快核心价值观融入个体生活的各个领域，注重构建“以文化人”的系统环境。其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一个永远在进行、永远未完成的过程，应以核心价值观培育为逻辑主线，贯穿现代化建设的全方面、全过程、全时期，针对不同人群运用不同的方式，一步步推进培育目的的实现。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文化现代化不脱离人的全面发展价值目标。

(二)强化文化发展的治理能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治理是从文化认同意义上表达社会运行模式和行动逻辑的新型管理模式，也就是通过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文化建设手段促使个体与文化互认，从而提升治理效能，推动全体人的全面发展。

其一，完善文化运行机制。一方面，政府要紧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注重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宏观引导，抓准文化发展的主要矛盾；
另一方面，要激发多元文化主体的参与，鼓励个体积极参与文化生产、建设、传播和创新，营造“百花齐放”的文化生态，创建“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同时，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推进文化法治建设，使政府放权与多元主体参与在法治框架内有机衔接，确保文化发展方向顺应人的全面发展追求。

其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科学合理完善建设博物馆、图书馆、文化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注重质量的提升，满足不同个体的文化需求；
重点加大经济落后地区资金和人才投入，加快乡村地区、民族地区、西部地区、边疆地区等的公共文化建设；
用好公共文化设施，引导个体利用公共文化场所开展学习生活，提高公共文化设施使用率；
注重公共文化服务的监测与动态调整，需及时作出文化供给的调整以实现供需平衡。除此之外，社会理应关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如农民工、流动青年、留守儿童和老人等特殊群体的精神需求，这是未来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

其三，促进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由于智能机器时代的到来，来自落后地区的中低端劳动力受到严重冲击，从而可能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在这种市场竞争逻辑下，乡村、少数民族等落后地区的文化产业将进一步衰落。为此，在追求产业效率的同时，必须更加注重公平发展，加大乡村文化、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注重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部分文化由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传播而面临消逝的风险，应注重此类文化的挖掘和评判，凡是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应加以保护，并赋予其新的文化生命。乡村、民族地区要因地制宜，注重文化抒写与特色文化创建，发展文化服务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通过旅游经济带动文化产业发展，让现代人从“乡愁”与“民族文化记忆”中汲取成长力量。此外，要推进数字文化建设，依靠现代技术将先进文化传播至落后地区，将乡土文化、民族文化带入主流文化的视野，促进文化资源和成果的交流与共享。

(三)提升国际互动的文化引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19]当下，应当继承和发扬这种“招徕”的文化态度，提升中国文化引力。文化引力指一个文化系统对个体、社会乃至另一文化系统的吸引和召唤能力，包含内部的文化自信和对外的文化感召力。为此，必须同时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内部坚持修文德，二是对外强化传播。中国文化引力的提升有利于抵御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渗透和逆全球化思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体人的全面发展。

其一，内部坚持修文德，增强文化自信。首先，培育中国历史精神。没有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无从谈起。中国文化具有5000年历史且是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的文化体系。要加强中华历史文化的研究，挖掘其中的精髓和智慧，发扬历史精神，从中国历史中找寻治疗时代病痛的解药。其次，梳理中国文化发展逻辑。中国文化历经5000年的洗礼所形成的价值体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基础。科学认识和厘清中国文化发展之机理，实现中国文化逻辑的自洽，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再次，加快文化发展。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多元繁荣、人民幸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最后，增强文化情感。文化的生产应契合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契合现实生活；
文化创作要扎根生活的沃土，回到人民大众中去，为人民抒怀；
应通过教育、仪式、节日等形式唤醒个体对中国文化的集体记忆，增进个体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之情。

其二，对外加强文化传播，塑造可信、可爱、可敬、可为的中国文化形象。对外文化传播的目的是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尊重、理解甚至爱上中国文化。首先，应基于中国现实，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塑造可信的中国文化。为此，要强化文化抒写和传播能力，构建中国文化传播话语体系，注意抵御国外媒体的虚假或扭曲传播，健全完善文化传播的法律体系。其次，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传播理念，彰显可爱的中国文化。注重展现中国文化对人类命运的贡献和担当，讲好中国人民幸福奋斗的故事。再次，要尊重和包容其他国家文化，树立可敬的中国文化。文化传播不是搞文化霸权，要坚持文化共生理念，大力宣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最后，要创新传播方式方法，构建可为的中国文化。促进文化创新，创作优秀文化作品，是提升中国文化对外影响力的基础；
要加快对外媒体的建设，完善和提升网络传播路径；
要善于利用“一带一路”等平台推进中国文化传播，加强文化产业国际合作，以经济力量促进文化传播；
要注重发挥中华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的魅力。

(四)坚持文化转型的共生取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共生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事物互利促进自我实现的关系。文化共生是纾解文化转型张力与困境的应然选择，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取向。

其一，坚持人与自然的共生，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有体现。所谓“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20]，就是指世界万物与人一样具有生命和灵性。董仲舒曾言：“天人之际，合而为一。”[21]意思就是人与自然同为一体，要和谐相处。坚持人与自然的共生必须落实到人的实践中去，要引导个体回归自然生活、保护自然生态，文化的生产从书斋走向田野，经济的发展从效率化走向生态化。只有共生理念指导下的文化实践方能实现精神与物质的和谐统一，使文化植根于自然而富有生机和活力，使文化意义由泛化走向深刻，使个体获取更为深刻的生命意义诠释。

其二，坚持文化与文化的共生，实现个性化与社会化的充分发展。多元文化是客观现实，唯有践行共生的理念，加强普遍交往，才能重拾人的公共精神。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共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1]为此，应将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发展，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寻疏解“现代病”的良方，并利用网络、新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焕发传统文化的魅力。二是网络文化与现实文化的共生。通过完善网络立法、加强网络监管和网络舆论引导等措施构筑网络文化的现实性、回归网络技术的工具性。网络文化的规范生长，可以进一步促进现实文化的创新发展。三是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共生。在乡村振兴中，要防止城市文化吞噬乡土文化，在发展乡村经济的同时充分保留乡土文化特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对乡土文化进行选择性发展；
城市文化中要存有包容乡土文化的心态，留有乡土文化的空间，譬如建设乡土文化博物馆、在学校中引入乡土课程、乡土游戏。四是民族文化的共生。民族文化的共生不仅指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共生，也指中华民族与外族文化的共生发展。“美人之美”是手段，“美美与共”才是目的，两者相互统一。因此，应加强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促成文化共识与文化创新。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核心价值观，着力构建完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
另一方面，尊重和保护民族文化特色，充分挖掘民族文化的时代价值和育人价值，促进民族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同时，继续扩大文化对外开放，在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注重借鉴学习国外优秀文化。

其三，坚持人与文化的共生，实现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和谐发展。人与文化的共生是一种文化自觉的状态，是个体与文化互相诠释、互相认同、互相促进的关系。陆九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语录精辟地诠释了个体与文化的共生关系：内隐着时代特征的“我”为儒家经典作注释，必将注入蕴含时代特征和个体经验的文化基因，与此同时“六经”的文化思想改造丰富了“我”，被改造的“我”又将进一步诠释丰富“六经”，“我”与“六经”构成了交互注释、融通和谐的共生关系。在实践中，首先，要使个体对文化有“自知之明”，即通过教育引发个体对于文化的探索兴趣，理解文化的历史、逻辑及价值取向；
其次，促进个体对文化的“内化于心”，用“以文化人”的方式引导和规范个体的行为，使个体形成稳定的、系统的追求全面发展的思维观念和价值取向；
最后，将自身的意识观念和精神诉求“外化成文”，亦即通过劳动实践，激发个体充分审视文化和反求诸己，在外求与内求之间找到文化发展的诉求，促使个体自觉的传承和创新文化以实现自身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只有在个体与文化不断的互相诠释与促进中，人才能不断实践反思、超越现实，才有可能找到本真理想和共同价值，继而实现和谐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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