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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理论逻辑、生成动因与价值意蕴

2023-03-03 10:35:14

赵路强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自信是个体对自身能力、禀赋、资质、长处等整体素质的正向评价和良性感知。历史自信则是历史主体对于自身历史来路、历史进程、历史绩效以及历史意义等问题的综合性评价。作为一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已经走过百年风雨征程、极为重视总结凝练历史经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提出历史自信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强烈的现实考量以及深刻的理论意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方位之下举旗定向、把舵领航,相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命题,不断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信念与信心,持续增进为民族复兴这一伟大梦想而团结奋斗的共识与意志。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对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辉煌成就、历史意义与宝贵经验作了系统概括与总结,形成了党的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体现了党“重视和善于运用历史规律的高度政治自觉”和“牢记初心使命、继往开来的自信担当”[1],更展现了党“高度的历史自信,向党内外、国内外展示了一个百年大党的清醒和成熟”[1]。目前,学界关于历史自信的研究存在高质量成果较少、缺乏系统而深入的学理阐释等不足。基于此,以理论界现有研究成果为前提,深入探究历史自信的理论逻辑、生成动因以及价值意蕴,有助于我们增进对党史学习教育的理性认识和对第三个“历史决议”的透彻把握。

历史自信是一个理论意涵颇为丰富的词汇,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来考察和审视。

(一)时间维度:历史自信的目标指向不只限于过去,而是在历史的连续性基础上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有机贯通

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历史自信”这一复合词汇的中心词是“自信”,“历史”则主要起到了修饰作用。所以,历史自信主要是指历史主体对过去的事件、人物活动抑或文化传统的认可或接纳的心理状态。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团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指向对党自身历史的自信。质言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是对党自身前进道路的选择、历史活动的意义、历史功绩的取得、历史经验的累积等方面的自信。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的组织性活动,并在与组织外部群体的交互作用和共同行动中,历经艰难坎坷,成功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现实特点的革命、建设与改革道路,不仅使自身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国家、文明的独立发展和现代性重塑,为人民的美好生活和民族的复兴梦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和曙光。

历史中蕴含着通向现实和未来的无限财富。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接续前进的过程,人们并不能凭空地、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必然要借助于前人所提供的既定条件。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和伟大奇迹,为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得经济社会发展跃上了新的台阶。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使今天的中国人以更加理性、自信、开放的眼光和心态来看待世界,更加坚定走中国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信念与追求。同时,党在百年奋斗中所孕育的宝贵历史经验也使得我们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前方未知的困难与挑战,迎接美好生活的到来。党对历史和过去功业的回顾和接纳,并不意味着会沉溺于此,居功自傲、自满自得、止步不前,而是以历史中蕴藏的规律与智慧、历史活动中所映照的党的初心、使命与宗旨,为人们提供历史征途中的坐标与方位,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激发奋力前行的信念与斗志。

(二)空间维度:历史自信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成就、意义及经验之自信的总体概括

对历史成就的自信。在理论方面,党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力求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概括和凝练实践,并以此更好地指导实践,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三次理论跃升。在实践方面,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与斗争,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国由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推动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人人平等、公正和谐的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落地生根;
实施改革开放,找到了一条使民族摆脱穷困和积弱的正确道路;
新时代全方位改革的成功推进,历史性地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带领中华民族从独立、富裕向着强盛阶段迈进。

对历史意义的自信。党的百年实践推动着中华民族从沉沦中奋起、在苦难中重生,激励着中国人民摆脱愚昧与保守,在斗争中赢得属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权利,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党的百年实践以铁的事实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社会主义中国的鲜活实践也在不断地为其增添时代元素和思想养料,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得以彰显。党的百年实践也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强有力地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激发起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强烈愿望;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所掌控的世界秩序和格局;
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进,特别是新时代中国自上而下的全方位改革,使得中国能以更加成熟的姿态赶上时代乃至引领时代。党的百年实践向世界宣告,人类历史并没有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仍然是人类面向未来的理想抉择。党的百年实践使党自身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幼稚走向成熟,这不仅是外形上的强大,更是精神上的强大,不仅是心理上的成熟,更是政治上、理论上、制度上、组织上以及战略策略上的成熟。

对历史经验的自信。第三个“历史决议”凝练出十条历史经验,囊括了领导力量、主体力量、指导思想、立身原则、道路选择、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奋斗姿态、战略策略以及自身建设。从文本中可以清晰地发现,在具体阐释每一条历史经验之时,“只要……就一定能够”这一表述方式被普遍采用,足以体现出党对这些历史经验的倚重和信赖。习近平指出,这十条历史经验“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揭示了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途径”[2],是我们必须珍惜、坚持和发展的精神财富。

(三)关系维度:历史自信在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互动作用中确立自身

中国道路是党带领人民在百年实践探索中确立的,它以谋求人民幸福和国家复兴为旨归,以和平发展、世界大同为价值取向,以人间正道的本真面貌出场,是人类正义与进步力量的象征,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是党历史自信的最大底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党带领人民在百年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植入中国大地,并以中华文明的精华为其思想根基,逐渐发展而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它为党的历史自信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带领人民在百年实践中经过不断选择、甄别、试错和调适所建立起的科学制度体系,它以制度化的形式将人们过去的实践成果、运作机制、社会关系、分配格局等固定化,为党的历史自信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百年实践中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结合党自身孕育的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以及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而形成的文化有机体,它为党和人民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经验提供了文化规定性,为历史自信提供了文化依据。反过来也可以讲,历史自信为“四个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根据和历史底蕴。

(四)主体维度:历史自信是主体自信与他者信服的辩证统一,是历史主体对历史自卑、历史虚无的超越

心理学研究表明,主体对自身的评价不仅与自身的能力与心理状态有关,而且来自于现实或想象中的他者对自身的看法和意见。这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人通常“以别人来反映自己”[3],查尔斯·霍顿·库利也曾以“反射自我或镜中自我”[4]理论来指称。党的历史自信是否牢靠,不仅涉及党内成员的情感认同和理性认知,也涉及党外群体或国际社会对党的历史成就、历史意义与历史经验的态度和评价。比利时历史学者亨德里克·维米尔施表示:“历史经验是宝贵的财富。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经验,不断走向成熟、走向成功。”[5]以维米尔施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历史贡献的积极评价,从侧面使党更加坚定对自身历史的信心。

历史自信是相对于历史自卑和历史虚无而言的。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并非一帆风顺、风平浪静,而是经历了许多挫折和坎坷,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成绩也有错误,有高潮也有低谷。面对征途上出现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党始终牢记自己的初心与使命,不断克服党内的悲观心理和自卑心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奋力夺取每一个阶段的胜利。同时,针对西方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之徒对党历史上的失误或错误进行的歪曲、放大、丑化,进而全盘否定党的历史成就、历史意义与执政合法性的行径,党予以坚决斗争和回击。此外,党还通过历史决议的形式,主动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进行客观、公正、科学、全面和权威的总结与评价,以铲除社会不良思潮滋生的土壤。

(五)精神维度:历史自信内蕴对党团结一致的奋斗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核心的精神谱系及历史主动精神的自识

人无精神则不立,党无精神则不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能够意识到并很好地设定和支配自己的行动,这就是精神意志之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意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凝聚各方有利力量和调动各类积极因素的政党。“一百年来,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6]团结是奋斗的基础和前提。共产主义事业并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一代代人接续发力;
也不是一人或一部分人的事业,而是需要亿万人民群众共同努力。唯有锚定既定奋斗目标,团结一致向前迈进,才能无限接近乃至实现这一目标。奋斗是团结的目的和归宿。美好生活并非从天而降的良好愿望,而是以辛勤汗水和集体智慧浇灌和催化的结果。唯有以强烈的创造精神和不屈的奋斗意志去披荆斩棘,为集体创造更大的福利,才能更加持久地维持团结一致的社会局面。

共产党人作为除旧布新的革命者,作为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先进群体,不能不具备顽强斗争、不畏艰险、奋不顾身的精神和意志。伟大的事业孕育出伟大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创造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内核的精神谱系,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劳模精神、脱贫攻坚精神、伟大抗役精神等,正是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党才能化风险为机遇、于变局中开新局,在千锤百炼中日益强大和成熟。同样,也正是有了这些精神,党才能在重要历史关头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自信。

历史自觉要求历史主体能从历史发展中洞察历史大势,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因势而谋、应势而动。中国共产党每一次重要历史抉择都是顺应历史潮流和大势而作出的。党的诞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势催化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感召之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将救国图强的愿望寄予无产阶级革命,将中国的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贯通起来,赋予其先进性和道义性。抗日战争时期,党在人民群众对于和平生活的迫切愿望和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将要形成的大势面前,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战胜利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新中国的成立和巩固也是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瓦解、社会主义力量和阵营兴起的大势之下实现的。同样,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也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社会开放化、科技迭代更替加快的历史大势之下作出的。新时代,党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稳步推进的大势之下,积极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开展和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变革,表现出强大的历史创造力。

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并非纯粹的臆想,它来自“对自身历史所彰显的精神价值和生命力的坚定信念”[7],“脱胎于深入把握发展规律的历史认知”[8],生成于人民的信任和拥戴以及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深厚滋养。

(一)历史自信生成于党对历史规律和历史真谛的科学把握

对于历史,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情感认同和理性识见。其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党,对历史知识的学习是党的学习教育机制中极为重要的部分。通过对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党史和国史以及世界历史等基本内容的学习,大大开阔了党员干部的胸襟和眼界,提升了其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进步的推动力量,以人民为主体和依托力量,正确对待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使人民在与党协力奋斗中获得幸福与安全。其二,中国共产党不仅有掌握历史知识的自觉,而且还能够以历史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待问题,对自身历史有“自知之明”,明晰其来历、形成过程、特色与发展趋向,从历史中把握现实、洞悉未来、反思自身。党注重“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9],坚持以联系、全面、发展、具体的历史辩证法分析和对待党的历史,注意区别历史的主流和支流、主线与辅线。其三,中国共产党善于从历史中寻求规律、经验、智慧和镜鉴,为现实生活服务。党以总结历史经验立身于世,注重从纷繁复杂的感性历史中去粗取精,提炼出作为一般性理论表达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在推进现代化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规律性认识,并以此作为思考问题和制定政策的依据,从而避免了党和国家事业走向误区和歧路。

正确的认识指引并推动着现实的行动。在百年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和宗旨、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执政地位和执政优势、执政基础和执政环境以及党自身建设等课题的认识,从而使党在如何执政、怎样保持长期执政、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等问题上更加成熟。在百年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特征,发展社会主义的战略步骤、战略布局、理念、格局、动力、方式、领导力量与依靠力量、外部环境等课题的认识,从而使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推进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问题上有更为清晰的思路。在百年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和大方向的判断,坚信共产主义事业的正义性和必然性,同时也认识到共产主义实现过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提出在两制共存情况下和平共处的解决方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和价值取向来重塑和矫正旧的国际秩序。同时,通过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更好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其吸引力。

(二)历史自信生成于党卓越的执政能力及深厚的群众基础

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执政能力与执政绩效都是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资源。党的执政能力是党在百年奋斗实践之中经过千锤百炼而生成强化的。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之时,党就开始注意在民主集中制的健全、干部队伍的培养、政策策略的制定、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的改进、反腐败斗争等领域的具体实践中提升自身的执政能力与水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望之际,党中央就开始考虑角色转换问题,提出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提升管理和建设城市、组织和管理全国政权的能力水平。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后,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将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推进“四化”建设等方面,党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明显增强。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党高度警惕“能力不足”的危险和“本领恐慌”的问题,着力提升以应急管理、维护社会稳定、防灾减灾、技术治网、防范重大风险等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治理能力,增强政治能力、拒腐防变能力、理论思维能力、自我净化和自我革新能力等在内的管党治党能力,提高学习本领、改革创新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等在内的执政本领,巩固和强化党在政治领导、思想引领、群众组织以及社会动员方面的优势地位。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就是力量”。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任何政党体系的稳定都要以政党的强大力量为支撑,而政党力量的强大与否又取决于群众支持的规模及其制度化水平[10]。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审慎郑重的态度来看待党群关系。毛泽东曾以“种子与土地”“鱼与水”“学生与先生”之喻来形容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则将党比作“儿子”,把人民比作“父母”。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党才能在实践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践行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保证人民权利,改善人民生活,不断满足人民对更好生活的期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旗帜,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使党和国家事业实现历史性变革和整体性重塑;
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治理,大力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更多世人所认同和接受。新时代,党心民心空前凝聚,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拥戴程度不断加深,党的历史自信也显著增强。

(三)历史自信生成于党非凡的政党性质和坚定的使命追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它以无产阶级的解放、实现全社会真正的民主与自由为终极目标,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各个阶段,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秉持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追求与伦理原则,呈现出高度的人民性、鲜明的先进性和坚强的斗争性等特质。其人民性在于,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原则,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与首创精神,坚信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以人民立场为根本立场,以人民幸福为奋斗目标,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依靠人民创造美好明天。其先进性在于,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具有更高的政治站位和更为敏锐的洞察力,也在于党的队伍是由社会主义事业各条战线上表现优异且具有较高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更在于其具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意识与能力。其斗争性在于,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不断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风险和挑战,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以敢于斗争的勇气和善于斗争的智慧冲锋在前。

作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组织,任何政党都是顺应时代呼唤、回答时代之问而出场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如此。从兴业路的石库门到复兴路的天安门,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一切努力、斗争和牺牲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习近平在2021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党带领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牺牲与创造,可以归结为一个主题,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1]。为了实现这一全民族的历史夙愿,中国共产党以其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凝聚起全社会磅礴伟力,经过与敌人和困难的较量和斗争,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民族复兴的事业立于全新的基点之上;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胜利推进,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形态的巨大跨越,为民族复兴伟业奠定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使中国探索到了调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正确规律和方法,使民族复兴有了更为灵活的体制机制和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时代,通过对党的全面领导的强化、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的推进、更加成熟与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治理系统的建立,以及依法依规治党的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迸发出勃勃生机,民族复兴的前景更加光明。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不断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也是取得一个个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的历史。回顾这段历史,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不自信的理由。

(四)历史自信生成于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积累与文明积淀

一方面,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其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步步催逼下,沦落到受人奴役和驱使的悲惨境地,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此情势之下,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发动了各式各样的改良和革命运动,却都未能有效挽救旧中国的国运颓势。在此危难之际,中国一批有识之士经过不懈探索和选择,终于找到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能够救民于水火,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强盛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其二,中国历史文化陶铸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基因。中华文化蕴含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顽强意志,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执着追求”[12]等思想资源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品格的塑造、精神境界的升华、意志品质的陶冶、价值观念的生成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造就了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其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自身的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无法选择既有的生活条件和生产力水平,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基础都是从前人那里继承过来的。过去的历史与文化是人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跳过和取消的。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主张不能割断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对于历史上的一切文化遗产都要加以保留,并予以批判性总结,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其二,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传统文化进行革新。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培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根基,发展具有中国特点、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结合时代要求,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其现代性重塑,激活其内在的生命力。其三,坚持文化自信,推动中国历史文化以开放的胸怀重新回归世界舞台。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乐观自信的心态看待中国文明的前途。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致力于把旧中国改造成为政治自由、经济繁荣、文明先进的崭新国家。如今,中国人历经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自省和自觉,更加自信理性地对待本民族历史文化,更加珍视其中蕴含的智慧和能量,积极开展不同文明的对话,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华历史文化再次以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

历史自信的提出是主体认知和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它强化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和信服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诠释了中华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确证了党在现代化进程中作出的伟大文明抉择。

(一)历史自信强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政合法性和信服力

从政治学原理的角度来说,执政合法性是任何执政党都难以回避的问题。资产阶级执政党将其为现实政治统治所辩护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机制视为人类理性和道德演进的结果,因而它是徒具其形、空无内容的抽象话语。与前者不同,马克思主义反对单纯将符合人类理想追求的价值体系作为合法性问题的基本评价标准,而是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结合,将合法性理解为“在经验上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支持”[13]。实事求是地讲,回顾党的历史,就是在为党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事实验证和话语支撑。从党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善于利用政党执政的历史资源和历史遗产来宣传教育群众,无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还是习近平,都对党史学习教育作出过重要论述,强调要利用党史学习的时机和育人的功效引导人们坚定理想信念、站稳政治立场,对党和国家怀有感恩之心,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和社会环境,增进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的历史节点,党以充分的自信和勇气,将自身所取得和累积的伟大历史成就、丰富历史经验、充足历史智慧向全社会公开,以此来唤起民众对党不懈奋斗、拼搏、奉献与不畏牺牲的历史记忆,彰显党不负人民厚望、不负历史所托的光辉形象,增强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和信服力。同时,党也深知,合法性资源并不能长期持久有效,而是有着时间、物质及社会化之客观性等限度。因而,党主张绝不能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吃老本”,警惕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反应迟钝,要始终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奋发有为、敢于斗争的革命气概,战胜风险挑战,创造新的成绩,不断满足群众的新期待,创造新的执政合法性资源。

(二)历史自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的今天,可谓是人间正道是沧桑。”[14]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在复杂现实的探索中、在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沿着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的方向,开辟出一条适合国情,助力国家走向经济发达、文明先进、生态美好、生活富裕的复兴之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说这条道路是人间正道,不仅仅在于其道义的崇高性和实践的可靠性,更在于其科学性和真理性。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遵循马克思所指明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曾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人类社会发展所要经历的三大社会阶段:首先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阶段,此时人的独立性隐而不彰;
其次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阶段,此时人的独立性开始突显;
最后是克服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成就自由个性的个人。现代社会大体处于马克思所说的第二阶段。随着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东方,马克思考察了东方国家突破第二阶段、迈进第三阶段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他看来,东方国家与西欧国家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发展阶段以及实际任务方面具有不同,因而不能走欧洲革命的老路,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沿着这一思路,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顺利夺取政权,使社会主义由设想变为现实。中国革命正是在俄国革命的激励和引领下开展的。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在于中国共产党全面、科学、灵活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指导现实。苏俄革命成功的现实使苏共逐渐丧失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们忽略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根本前提,即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来不断发展自身的生产力[15]。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汲取了苏共的经验教训,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与方法,主动将自身向世界敞开,在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发展自己,充分利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另一方面在敞开自身的同时,又坚持对作为领导核心的党的革新和锻造,提升党应对复杂局面、战胜风险挑战的本领与能力,使社会主义旗帜高高飘扬在世界的东方。

(三)历史自信诠释了中华民族伟大实践及文明成就的世界意义

千百年来,勤劳朴实的中国人民在华夏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耕耘、繁衍生息,孕育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规模、人口总量、天文历法、手工技艺、思想文化、综合国力等一直领先于世。从文明交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儒家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和主导了东亚的文化圈层,由中国传入西方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与指南针,极大地促进了欧洲思想文化的传播,并有效地推动了新航路的开辟,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与拓展。然而,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崛起,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敌不过西方的武力和资本力量,成为被后者操控、支配和评价的对象。在国家主权,国家的形象、尊严与品格逐步丧失之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开始备受打击,中华民族沦为受世人所耻笑的“东亚病夫”。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的精神不再萎靡不振。在它的感召之下,一批有思想觉悟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启迪民智,挺起中国精神的脊梁,激发起中国人的历史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华民族有了前进路上的主心骨和定盘星,在党的正确纲领、路线、方针、策略的指引下,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以不可阻挡之势战胜内外部的一切敌人,重新赢回了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找回了国格。经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发展,中国以世界第二的经济体量雄踞于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与经济快速发展两大奇迹,以互惠互利、平等合作的精神与各国开展合作,不断为世界人民谋得更多福祉,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中国始终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国际主义精神,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全世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与行动,不断努力“为世界制定规则,为全球安排秩序,为人类提供思想”[16],使“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的重要部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举愈发彰显出非凡的世界历史价值。

(四)历史自信确证了党在现代化进程中作出的伟大文明抉择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带领人民创造性地实现了举世罕见的“两大奇迹”,并且成功开辟出一条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区别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向世人展示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历史方向和社会形态。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资本至上现代化的摒弃。在“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文明中,资本逻辑在全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都被资本所牢牢把持着。在强势的资本面前,普罗大众的主体力量显得渺小且无力。与之相反,中国式现代化的终极目的是人的现代化,旨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理想境界的达成,不断满足人们对高水平生活的内在需求,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素养。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贫富分化现代化的摒弃。在西方社会,受资本逻辑的操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生产出被资本家所占有的巨大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却生产出仅靠出卖劳动力维生的赤贫者,并在竞争日趋激烈、资本集中日益强化的趋势之下,形成了寡头资本和规模庞大的贫民两极对立之势。中国式现代化在发挥资本对经济社会发展驱动作用的同时,对其加以节制,使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相得益彰、优势互补。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革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制度框架内,倡导共建共享的社会参与模式,不断朝着共同富裕这一远大目标努力。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物欲膨胀现代化的摒弃。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消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特征。为了追逐利润,资本不断推动着商品的更新换代,将有形的物质消费转变为无形的价值消费,并以无处不在的广告宣传撩拨着人们的神经,刺激着众多无效消费。与之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拒绝人的物质与精神消费,而是引导人们在满足生活需求的基础上理性消费,不坠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泥潭;
中国式现代化将自然生态视为人类文明持存的必要屏障,主张在发展中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实现绿色发展、永续发展。其四,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殖民掠夺现代化的摒弃。资本的扩张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时进行的,因而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是资本主义必然要选择的道路。申言之,西方现代化是建立在无数民族和国家被压榨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作为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和平、友善、包容、独立的理念深深熔铸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同时,作为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战略,持守公道、摒弃霸道,依靠全体劳动者的辛勤耕耘和付出,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在与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互利共赢中,共享时代发展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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